| 把周恩来和林彪都从符号中解脱出来 |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12月12日15:35:18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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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研究中，特别要避免“符号现象”：周恩来，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良相”符号，林彪，是“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的“阴谋家、野心家”符号。二人做了同样一件事，在周，人们就说成是“忍辱负重”“违心”之言；在林，人们就说是“心怀鬼胎”——双重标准，莫此为甚！
用严谨逻辑和实证精神还原周恩来（上） 高伐林，《新史記》第9期 “半路出家”这句话，用在从山东农村一个农民家庭走出，年纪轻轻就成为美国有机化学博士，并在美国从事科技工作的司马清扬身上，十分贴切。十年前，他绝对想不到自己会成为中共党史专家，竟在短短两年多内一口气出版了三本关于林彪和周恩来的研究专著： 《新发现的周恩来》（与欧阳龙门合著，明镜出版社） 《找寻真实的林彪》（与丁凯文合作，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 近50万字的上下册《穿越历史的迷雾——周恩来与林彪》（明镜出版社） 司马清扬坦承，最开始，是在网上看见有些人写的党史人物和事件的文章，觉得论点和论据大有可议，于是跟帖质疑、讨论。慢慢地，在辩论中激起了兴趣，一发而不可收了——那时，他用的一个网名，叫“蓑笠翁”。 司马清扬现居加州。2012年6月30日，《新史记》记者拨通了电话，对司马清扬进行专访。  《新发现的周恩来》（司马清扬、欧阳龙门著，明镜出版社） 我的书被当局列为要严加管理 高伐林：您是从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契机，对林彪和周恩来问题发生兴趣的？ 司马清扬：我来自农村，爸爸妈妈都在农村。在国内读了中科院的研究生，到美国来读有机化学的博士。在美国的工作都是科技方面的，基本上与文科不搭界——在国内时，考历史、政治，我都是不及格的（笑）。 2003年、2004年左右，在海外中文网站上，我读到署名为“温相”的谈中共党史的文章，觉得他讲的有些内容不合乎逻辑，就去反驳他。反驳过程中，我查资料，对党史尤其是林彪问题也就慢慢发生兴趣、积攒了一些资料。后来我回中国或者旅行时，每次都采访一些人、结识一些人，又认识了丁凯文、汝信、何蜀这些研究党史的学者，也认识了专门研究林彪问题的舒云。其中，尤其是澳大利亚来自台湾的学者孙万国（莫纳什大学中国研究系主任、教授——老高注）对我帮助很大。 我觉得，应把过去历史写错了的，正过来；把人们认为是正的历史，翻过去——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就是寻求历史的真相。我先与欧阳龙门写了关于周恩来的书，又跟丁凯文合作写了林彪的书，最后独自写了周恩来与林彪对比的书。有了前两本书，写这第三本就比较容易了。 高伐林：我们看到您的书中按照学术规范，列出了大量的注解，一一标明资料来源。您是怎么弄到这些资料的呢？除了标出的这些，您是否还有不便列出的独家第一手资料来源？ 司马清扬：对，我尽可能注明了资料来源。这些资料，多是我去哈佛大学、去柏克莱大学等查到的——我住的地方离柏克莱不太远，柏克莱关于“文革”的资料是相当丰富的。 有一些是独家通过某些比较特殊的渠道获得的资料。比如我引用过部队的一种内部文件叫《工作通讯》，写林彪时用得很多，写周恩来时也用上了。这是军队发到师或团以上单位的，他们内部出了一套书，我搞到了这套书。 2012年5月29日，中央有关单位又发了一个通知，列出了要求各地严加管理、加强注意的书目，上面又有我和我的书---值得指出来的是，我写的有关林彪的书籍并不包括在此通知内。显然国内对于林彪的讨论已经相对宽松；但是周恩来的研究，尚属外人不能涉入的“禁区”。 搞党史的人，最好是理科背景 高伐林：您作为研究者，采访过党史知情人吗？例如，“913”当晚在场的林彪女儿林豆豆和她的丈夫张清林？ 司马清扬：没有见到。说实话，我也不觉得见他们有多大的意义。 高伐林：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呢？ 司马清扬：因为……林豆豆从个人身份、精神状态、情感倾向上来看，使她透露出来的信息，有一种强烈的个人因素在内。所以照我个人看法，可信度不是特别高。所以我一直没有去找他们，觉得没有多大用处。 高伐林：哦！这就牵涉到一个大问题了：您是根据什么，判断资料的真伪来决定取舍？ 司马清扬：拿到一份资料，怎么判断它可信不可信？有些东西很好判断，根据史实、考证，以及根据逻辑，就足以推断。例如，林豆豆说，贺龙死了之后，林彪大哭了一场。以贺龙和林彪的关系，林彪是不会为贺龙的死而大哭的。最开始代表毛泽东出来整贺龙的，就是林彪出面；林彪在1966年9月8日军委常委会议上宣布贺龙罪行，传达毛主席说的贺龙这个人“靠不住”，“他会造反”等等——他怎么会为贺龙大哭呢？ 在贺龙平反的过程中，周恩来去找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廖汉生，要他写一个关于贺龙没有犯过原来被指责的错误的证明。其实，从法律等各个角度来看，以廖汉生与贺龙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应该要他来写这种证明，他当这种证人，没有公信力。同样的道理，从历史研究的意义上看，像林豆豆作为当事人的亲属，对她讲述的情况要更加审慎地核查。 国内出的《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尽管动用了好多人力、好长时间去编写，但是中间还是有好多错误。例如，《周恩来传》中说，周恩来和邓小平对毛泽东发动“文革”不满，在杭州会议上，当毛泽东向周恩来和邓小平试探问起彭真的事，周、邓都做了否定的回答。在高文谦的书里也这么讲。其实这根本是没有的事：邓小平没有参加杭州会议，他那段时间到西北去了。 将许多人讲的时间、地点一联系、一对照，就能判断很多事情的真假。  《找寻真实的林彪》（丁凯文、司马清扬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 我一直认为，党史是很有逻辑性的学科，搞党史的人，最好是理科生——需要逻辑严密么。写史要注意两点，第一是转述别人的话，千万不能跟自己的分析、推测混为一谈；第二，一定要注明资料来源：任何一个说法、一个逻辑判断，都不是凭空而来的，不能闭门造车。 写党史，我从来不认为要“十年磨一剑”，十年写一本书——根本不需要那么多时间！我这几本书，都是八九个月就写成了。现在有人写历史，就像写小说，把密室里两人私下对话都听见、都写出来了，不仅写出对话，甚至写出人的神情、姿势、动作……好多人都犯这种错误，包括辛子陵。 历史，绝对不能这么去想象。我不认为赵无眠那本《真假周恩来》是本史书；甚至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也不能算一本史书——里面心理的描写、推测太多。同样，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也脱不了这个窠臼。大致是我国的史学写法之传统，《史记》就是一个典型。 高伐林：中国和西方史学界从源头开始，包括被视作“泰山北斗”的中国的太史公司马迁、古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著作中都有极多的文学描写甚至虚构，在对史实的描写中，夹杂著神话、传说、或是那种在现今历史学家看来根本不能算是历史的寓言故事，甚至有时还添了些由作者创作的虚构故事。古人之所以把这么多非史实放进历史著作中去，是因为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和看法与我们大为不同，不光是记叙某个历史事件本身，而要透视涵盖产生那种事件的文化。 现代西方史学界也有不少著名学者十分重视叙述，例如柏克莱大学魏斐德教授、耶鲁大学史景迁教授，但是一旦“讲故事”，就难免受到“虚构”之讥。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司马清扬：胡适说过：“历史家需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像力。”但是如何运用想象，是很大的一门学问、技巧。我并不是说想象力在历史研究中不重要，考古中更要运用想象力。但这种想象力，一定不能是具体的史料，比如说，林彪出走，到底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从林彪自己上车、上飞机……等史实，我可以推断他是主动的；但是不能用想象力去嫁接、去虚构，这二者有明显的区别。很多人就犯了这个错误，居然有林立果在苏州的密室对话！又不注明资料来源，就这么写出林立果怎么讲怎么讲。 我不认为司马迁的古老做法是正确的，不认为历史是个任人解说的小女孩。我想用一个最简单的划分方式：你不是当事人，你怎么知道他的心理活动？我想还是要用“实证”的方法。一个人吃了苹果，写下他吃了苹果就是符合历史的，要说他吃了苹果很高兴，或者其实他并不乐意吃苹果而更想吃橘子……他心里如何如何想，这些若没有充分依据就不能写到书里去。如果周恩来没有讲出来自己的内心感受、思想斗争，你就不能写——你不是周恩来嘛。各人有各人的观点，这是正常的，但是不能违反这个规则。 从“符号”中解脱周恩来林彪 高伐林：您能否用比较简明的语言，对我们的读者，概括您对周恩来的看法，对林彪（及林彪事件）的看法？ 司马清扬：我因为比较喜欢林彪，就去看关于他的许多史料；他与毛关系密切，于是我又看了关于毛的许多史料。林彪对个人崇拜，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我发现好多事情后来发生了扭曲：好事情明明是林彪做的，放到周恩来头上；坏事明明是周恩来做的，放在了林彪的头上。 记得有一次我与一位朋友争论，我问他，你说林彪搞个人崇拜，他讲了哪些话？他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林说了：“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我说：“一句顶一万句”确实是林彪讲的；但是“句句是真理”，是周恩来最先讲的——《解放军报》一个编辑专门讲了这件事，他说“有人打电话来发指示”讲了这句话，这位编辑没有提名字，但我经过采访，确认他说的“有人”就是周恩来。再如，称颂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这句话，周恩来也比林彪先讲。 至于迫害刘少奇、迫害贺龙，都张冠李戴栽到林彪头上。而像“解放”老干部这些好事，都安在周恩来头上。 我在历史研究中，特别注意到“符号现象”的问题。 何谓“符号现象”呢？“文革”初期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该校红卫兵打死，人们都相信后来被毛泽东接见的宋彬彬涉案，这就是将宋彬彬当成了“文革”红卫兵暴行的符号了，而并不去真正了解她在打死卞仲耘上是否有具体罪行。周恩来和林彪，事实上也成为了这样的符号：周恩来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良相”符号，林彪是“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的“阴谋家、野心家”符号。从符号出发，遮蔽了对其复杂言行的真实了解。如果二人做了同样一件事，在周，人们就说成是“忍辱负重”“违心”之言；在林，人们就说是“心怀鬼胎”“别有用心”。人们认定的这种“符号”是否真实？就得要史料证明，不能大帽子一扣就了事。对任何一个党史人物，我们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标准，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我不认为党史“说不清”，党史很多事件是可以说清的。 关于资料的运用有两点，有一次我去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做报告，在聊天时就问陈永发所长：你写《中国共产党七十年》那本书的时候，怎么区分浩如烟海的史料的真伪？举一个例子，邓小平出访苏联，遇到了匈牙利事件，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建议“出兵镇压”。我问：你怎么知道这条史料是正确的？他回答：凭直觉。写一本书，有上千个资料，不可能一一查证。我写这三本书，每一本都超过两千个资料来源，我不可能都查。多是凭直觉。像邓小平建议出兵，我觉得是可信的，可以联系到“六四”，他有这个思想基础；后来他说的“不争论”，也是一脉相承——不跟你辩论，就是对不同意见就压下去。他骨子里就是这么一种人。 所谓“直觉”，虽然当时只是瞬间选择，但却是建立在读了很多资料、懂得很多历史资料的辨认方式这个基础之上的，并不是凭空判断。 关于资料，还有一个例子。《毛泽东传》中说：毛泽东1976年6月15日讲：“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但实际上， 这句话是1976年元月15日讲的，到了6月15日，毛泽东已经无法说出连贯的整句了。为何将之推后整整五个月？这里面是有玄机的。玄机就在华国锋地位的变化： 元月15日，中央副主席还是王洪文排名在华国锋的前面，而到了6月15日，就是华国锋排名第一了。毛泽东这句话是告诉身边的人，我死了之后，国内要发生动荡。传阅件有个传阅名单，第一给谁，第二给谁……在元月份，王洪文排在传阅件的第一位，说明毛泽东对他还是推心置腹的。国内中共写党史的人说，毛泽东从1974年就不相信王洪文、对他失望了云云，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如果照实说是元月15日讲的这番话，人家就会发现，王洪文直到这时还是受到毛泽东信任的，就透露出国内党史界的说法并不真实。所以，要改成6月份，来突出华国锋才是毛泽东最信任的，这就圆了过去的谎。 国内党史资料很多都有这类问题，包括“毛传”这样应该最权威的书，为了政治原因，改动一下时间、地点，很常见。就需要有洞察力，需要有一定天赋。做任何事情，需要有兴趣，也需要有天赋，这两者缺一不可。 高伐林：作为数本关于周、林著作的作者，您认为，哪些问题上发前人所未发，最具独到创见？ 司马清扬：我觉得恐怕要算对周恩来的揭露。对周恩来，有些人有一种一厢情愿的看法，说他布了一个局，埋下了后来逮捕“四人帮”的伏笔，还有人说毛周之间怎么怎么斗。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所谓“布局”、“毛周有斗争”的说法没有史料依据，是将周作为一个“圣人”来神化。 实际上，周对毛非常恐惧，唯唯诺诺，一切都遵照毛的意旨、经过毛首肯才去做，周对毛是彻底的奴化。这里我举两例吧。（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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