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周恩來和林彪都從符號中解脫出來 |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12月12日15:35:18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
在歷史研究中，特別要避免“符號現象”：周恩來，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忠臣良相”符號，林彪，是“當面喊萬歲，背後下毒手”的“陰謀家、野心家”符號。二人做了同樣一件事，在周，人們就說成是“忍辱負重”“違心”之言；在林，人們就說是“心懷鬼胎”——雙重標準，莫此為甚！
用嚴謹邏輯和實證精神還原周恩來（上） 高伐林，《新史記》第9期 “半路出家”這句話，用在從山東農村一個農民家庭走出，年紀輕輕就成為美國有機化學博士，並在美國從事科技工作的司馬清揚身上，十分貼切。十年前，他絕對想不到自己會成為中共黨史專家，竟在短短兩年多內一口氣出版了三本關於林彪和周恩來的研究專著： 《新發現的周恩來》（與歐陽龍門合著，明鏡出版社） 《找尋真實的林彪》（與丁凱文合作，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 近50萬字的上下冊《穿越歷史的迷霧——周恩來與林彪》（明鏡出版社） 司馬清揚坦承，最開始，是在網上看見有些人寫的黨史人物和事件的文章，覺得論點和論據大有可議，於是跟帖質疑、討論。慢慢地，在辯論中激起了興趣，一發而不可收了——那時，他用的一個網名，叫“蓑笠翁”。 司馬清揚現居加州。2012年6月30日，《新史記》記者撥通了電話，對司馬清揚進行專訪。  《新發現的周恩來》（司馬清揚、歐陽龍門著，明鏡出版社） 我的書被當局列為要嚴加管理 高伐林：您是從什麼時候、由於什麼契機，對林彪和周恩來問題發生興趣的？ 司馬清揚：我來自農村，爸爸媽媽都在農村。在國內讀了中科院的研究生，到美國來讀有機化學的博士。在美國的工作都是科技方面的，基本上與文科不搭界——在國內時，考歷史、政治，我都是不及格的（笑）。 2003年、2004年左右，在海外中文網站上，我讀到署名為“溫相”的談中共黨史的文章，覺得他講的有些內容不合乎邏輯，就去反駁他。反駁過程中，我查資料，對黨史尤其是林彪問題也就慢慢發生興趣、積攢了一些資料。後來我回中國或者旅行時，每次都採訪一些人、結識一些人，又認識了丁凱文、汝信、何蜀這些研究黨史的學者，也認識了專門研究林彪問題的舒雲。其中，尤其是澳大利亞來自台灣的學者孫萬國（莫納什大學中國研究系主任、教授——老高注）對我幫助很大。 我覺得，應把過去歷史寫錯了的，正過來；把人們認為是正的歷史，翻過去——這兩者其實是一回事，就是尋求歷史的真相。我先與歐陽龍門寫了關於周恩來的書，又跟丁凱文合作寫了林彪的書，最後獨自寫了周恩來與林彪對比的書。有了前兩本書，寫這第三本就比較容易了。 高伐林：我們看到您的書中按照學術規範，列出了大量的註解，一一標明資料來源。您是怎麼弄到這些資料的呢？除了標出的這些，您是否還有不便列出的獨家第一手資料來源？ 司馬清揚：對，我儘可能註明了資料來源。這些資料，多是我去哈佛大學、去柏克萊大學等查到的——我住的地方離柏克萊不太遠，柏克萊關於“文革”的資料是相當豐富的。 有一些是獨家通過某些比較特殊的渠道獲得的資料。比如我引用過部隊的一種內部文件叫《工作通訊》，寫林彪時用得很多，寫周恩來時也用上了。這是軍隊發到師或團以上單位的，他們內部出了一套書，我搞到了這套書。 2012年5月29日，中央有關單位又發了一個通知，列出了要求各地嚴加管理、加強注意的書目，上面又有我和我的書---值得指出來的是，我寫的有關林彪的書籍並不包括在此通知內。顯然國內對於林彪的討論已經相對寬鬆；但是周恩來的研究，尚屬外人不能涉入的“禁區”。 搞黨史的人，最好是理科背景 高伐林：您作為研究者，採訪過黨史知情人嗎？例如，“913”當晚在場的林彪女兒林豆豆和她的丈夫張清林？ 司馬清揚：沒有見到。說實話，我也不覺得見他們有多大的意義。 高伐林：為什麼會這麼覺得呢？ 司馬清揚：因為……林豆豆從個人身份、精神狀態、情感傾向上來看，使她透露出來的信息，有一種強烈的個人因素在內。所以照我個人看法，可信度不是特別高。所以我一直沒有去找他們，覺得沒有多大用處。 高伐林：哦！這就牽涉到一個大問題了：您是根據什麼，判斷資料的真偽來決定取捨？ 司馬清揚：拿到一份資料，怎麼判斷它可信不可信？有些東西很好判斷，根據史實、考證，以及根據邏輯，就足以推斷。例如，林豆豆說，賀龍死了之後，林彪大哭了一場。以賀龍和林彪的關係，林彪是不會為賀龍的死而大哭的。最開始代表毛澤東出來整賀龍的，就是林彪出面；林彪在1966年9月8日軍委常委會議上宣布賀龍罪行，傳達毛主席說的賀龍這個人“靠不住”，“他會造反”等等——他怎麼會為賀龍大哭呢？ 在賀龍平反的過程中，周恩來去找北京軍區政治委員廖漢生，要他寫一個關於賀龍沒有犯過原來被指責的錯誤的證明。其實，從法律等各個角度來看，以廖漢生與賀龍的千絲萬縷的聯繫，不應該要他來寫這種證明，他當這種證人，沒有公信力。同樣的道理，從歷史研究的意義上看，像林豆豆作為當事人的親屬，對她講述的情況要更加審慎地核查。 國內出的《毛澤東傳》《周恩來傳》，儘管動用了好多人力、好長時間去編寫，但是中間還是有好多錯誤。例如，《周恩來傳》中說，周恩來和鄧小平對毛澤東發動“文革”不滿，在杭州會議上，當毛澤東向周恩來和鄧小平試探問起彭真的事，周、鄧都做了否定的回答。在高文謙的書裡也這麼講。其實這根本是沒有的事：鄧小平沒有參加杭州會議，他那段時間到西北去了。 將許多人講的時間、地點一聯繫、一對照，就能判斷很多事情的真假。  《找尋真實的林彪》（丁凱文、司馬清揚著，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 我一直認為，黨史是很有邏輯性的學科，搞黨史的人，最好是理科生——需要邏輯嚴密麼。寫史要注意兩點，第一是轉述別人的話，千萬不能跟自己的分析、推測混為一談；第二，一定要註明資料來源：任何一個說法、一個邏輯判斷，都不是憑空而來的，不能閉門造車。 寫黨史，我從來不認為要“十年磨一劍”，十年寫一本書——根本不需要那麼多時間！我這幾本書，都是八九個月就寫成了。現在有人寫歷史，就像寫小說，把密室里兩人私下對話都聽見、都寫出來了，不僅寫出對話，甚至寫出人的神情、姿勢、動作……好多人都犯這種錯誤，包括辛子陵。 歷史，絕對不能這麼去想象。我不認為趙無眠那本《真假周恩來》是本史書；甚至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也不能算一本史書——裡面心理的描寫、推測太多。同樣，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也脫不了這個窠臼。大致是我國的史學寫法之傳統，《史記》就是一個典型。 高伐林：中國和西方史學界從源頭開始，包括被視作“泰山北斗”的中國的太史公司馬遷、古希臘“歷史之父”希羅多德，著作中都有極多的文學描寫甚至虛構，在對史實的描寫中，夾雜著神話、傳說、或是那種在現今歷史學家看來根本不能算是歷史的寓言故事，甚至有時還添了些由作者創作的虛構故事。古人之所以把這麼多非史實放進歷史著作中去，是因為他們對“歷史”的理解和看法與我們大為不同，不光是記敘某個歷史事件本身，而要透視涵蓋產生那種事件的文化。 現代西方史學界也有不少著名學者十分重視敘述，例如柏克萊大學魏斐德教授、耶魯大學史景遷教授，但是一旦“講故事”，就難免受到“虛構”之譏。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呢？ 司馬清揚：胡適說過：“歷史家需要有兩種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遠的想像力。”但是如何運用想象，是很大的一門學問、技巧。我並不是說想象力在歷史研究中不重要，考古中更要運用想象力。但這種想象力，一定不能是具體的史料，比如說，林彪出走，到底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從林彪自己上車、上飛機……等史實，我可以推斷他是主動的；但是不能用想象力去嫁接、去虛構，這二者有明顯的區別。很多人就犯了這個錯誤，居然有林立果在蘇州的密室對話！又不註明資料來源，就這麼寫出林立果怎麼講怎麼講。 我不認為司馬遷的古老做法是正確的，不認為歷史是個任人解說的小女孩。我想用一個最簡單的劃分方式：你不是當事人，你怎麼知道他的心理活動？我想還是要用“實證”的方法。一個人吃了蘋果，寫下他吃了蘋果就是符合歷史的，要說他吃了蘋果很高興，或者其實他並不樂意吃蘋果而更想吃橘子……他心裡如何如何想，這些若沒有充分依據就不能寫到書裡去。如果周恩來沒有講出來自己的內心感受、思想鬥爭，你就不能寫——你不是周恩來嘛。各人有各人的觀點，這是正常的，但是不能違反這個規則。 從“符號”中解脫周恩來林彪 高伐林：您能否用比較簡明的語言，對我們的讀者，概括您對周恩來的看法，對林彪（及林彪事件）的看法？ 司馬清揚：我因為比較喜歡林彪，就去看關於他的許多史料；他與毛關係密切，於是我又看了關於毛的許多史料。林彪對個人崇拜，確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是我發現好多事情後來發生了扭曲：好事情明明是林彪做的，放到周恩來頭上；壞事明明是周恩來做的，放在了林彪的頭上。 記得有一次我與一位朋友爭論，我問他，你說林彪搞個人崇拜，他講了哪些話？他舉了一個典型的例子，說林說了：“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我說：“一句頂一萬句”確實是林彪講的；但是“句句是真理”，是周恩來最先講的——《解放軍報》一個編輯專門講了這件事，他說“有人打電話來發指示”講了這句話，這位編輯沒有提名字，但我經過採訪，確認他說的“有人”就是周恩來。再如，稱頌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的“頂峰”這句話，周恩來也比林彪先講。 至於迫害劉少奇、迫害賀龍，都張冠李戴栽到林彪頭上。而像“解放”老幹部這些好事，都安在周恩來頭上。 我在歷史研究中，特別注意到“符號現象”的問題。 何謂“符號現象”呢？“文革”初期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被該校紅衛兵打死，人們都相信後來被毛澤東接見的宋彬彬涉案，這就是將宋彬彬當成了“文革”紅衛兵暴行的符號了，而並不去真正了解她在打死卞仲耘上是否有具體罪行。周恩來和林彪，事實上也成為了這樣的符號：周恩來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忠臣良相”符號，林彪是“當面喊萬歲，背後下毒手”的“陰謀家、野心家”符號。從符號出發，遮蔽了對其複雜言行的真實了解。如果二人做了同樣一件事，在周，人們就說成是“忍辱負重”“違心”之言；在林，人們就說是“心懷鬼胎”“別有用心”。人們認定的這種“符號”是否真實？就得要史料證明，不能大帽子一扣就了事。對任何一個黨史人物，我們都應該採取同樣的標準，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 我不認為黨史“說不清”，黨史很多事件是可以說清的。 關於資料的運用有兩點，有一次我去台灣中研院近代史所做報告，在聊天時就問陳永發所長：你寫《中國共產黨七十年》那本書的時候，怎麼區分浩如煙海的史料的真偽？舉一個例子，鄧小平出訪蘇聯，遇到了匈牙利事件，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建議“出兵鎮壓”。我問：你怎麼知道這條史料是正確的？他回答：憑直覺。寫一本書，有上千個資料，不可能一一查證。我寫這三本書，每一本都超過兩千個資料來源，我不可能都查。多是憑直覺。像鄧小平建議出兵，我覺得是可信的，可以聯繫到“六四”，他有這個思想基礎；後來他說的“不爭論”，也是一脈相承——不跟你辯論，就是對不同意見就壓下去。他骨子裡就是這麼一種人。 所謂“直覺”，雖然當時只是瞬間選擇，但卻是建立在讀了很多資料、懂得很多歷史資料的辨認方式這個基礎之上的，並不是憑空判斷。 關於資料，還有一個例子。《毛澤東傳》中說：毛澤東1976年6月15日講：“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但實際上， 這句話是1976年元月15日講的，到了6月15日，毛澤東已經無法說出連貫的整句了。為何將之推後整整五個月？這裡面是有玄機的。玄機就在華國鋒地位的變化： 元月15日，中央副主席還是王洪文排名在華國鋒的前面，而到了6月15日，就是華國鋒排名第一了。毛澤東這句話是告訴身邊的人，我死了之後，國內要發生動盪。傳閱件有個傳閱名單，第一給誰，第二給誰……在元月份，王洪文排在傳閱件的第一位，說明毛澤東對他還是推心置腹的。國內中共寫黨史的人說，毛澤東從1974年就不相信王洪文、對他失望了云云，事實上，不是這麼回事。如果照實說是元月15日講的這番話，人家就會發現，王洪文直到這時還是受到毛澤東信任的，就透露出國內黨史界的說法並不真實。所以，要改成6月份，來突出華國鋒才是毛澤東最信任的，這就圓了過去的謊。 國內黨史資料很多都有這類問題，包括“毛傳”這樣應該最權威的書，為了政治原因，改動一下時間、地點，很常見。就需要有洞察力，需要有一定天賦。做任何事情，需要有興趣，也需要有天賦，這兩者缺一不可。 高伐林：作為數本關於周、林著作的作者，您認為，哪些問題上發前人所未發，最具獨到創見？ 司馬清揚：我覺得恐怕要算對周恩來的揭露。對周恩來，有些人有一種一廂情願的看法，說他布了一個局，埋下了後來逮捕“四人幫”的伏筆，還有人說毛周之間怎麼怎麼斗。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所謂“布局”、“毛周有鬥爭”的說法沒有史料依據，是將周作為一個“聖人”來神化。 實際上，周對毛非常恐懼，唯唯諾諾，一切都遵照毛的意旨、經過毛首肯才去做，周對毛是徹底的奴化。這裡我舉兩例吧。（未完待續） |
|
|
|
|
 | ||||
|
 |
| 實用資訊 | |
|
|
|
|
| 一周點擊熱帖 | 更多>> |
|
|
|
| 一周回復熱帖 |
|
|
|
|
| 歷史上的今天：回復熱帖 |
| 2011: | 毛澤東為外蒙脫離中國叫好的發言, | |
| 2011: | 蔣中正：外蒙獨立乃實踐三民主義的楷模 | |
| 2010: | 斯大林是中國共產黨最偉大的慈父與導師 | |
| 2010: | 《剖析馬克思魔性人生及共產邪教》二十 | |
| 2009: | 齊婕: 毛如果在國民黨那干，照樣是紅太 | |
| 2009: | 毛澤東熱為何經久不衰、歷久彌新？ | |
| 2008: | 陽光在多城: 評一評張戎的“毛澤東傳” | |
| 2008: | 中南海昔日護士專訪：江青被抓時表現鎮 | |
| 2007: | 大流士遠征西徐亞 | |
| 2007: | (ZT) 南京大屠殺再添鐵證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