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是非曲直——長征中的政治鬥爭》，作者：文顯堂，出版：中共黨史出版社

經過幾個月瘧疾折磨的毛澤東，已不是原來那副模樣了，深陷的雙頰，高聳的顴骨，披肩的長髮，令人不堪目睹。

其實，毛澤東不僅被瘧疾折磨着，更折磨他的是革命根據地日益惡化的軍事形勢和紅軍的命運。原來有70個縣的中央蘇區，現在只剩下6個縣。現在，中央紅軍只有“轉移”這一條路了。然而，紅軍究竟向何處去才是生路一條?毛澤東為此憂心如焚，徹夜難眠。

有一天，毛澤東迎來了他病後第一輪也是唯一的一輪來探望的兩個人——林彪和聶榮臻。他們是回總部接受任務後，順道來到毛澤東住處，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看望老領導。

老部下的到來，使毛澤東臉上綻開了病後的第一次笑容，這是發自內心的笑。

“你們為什麼到這裡來呀!這一段時間我這裡是門可羅雀喲。”毛澤東開玩笑似地說道。

“我們今天才從福建前線回來，到總部接受了新的任務。”林彪聽出了毛澤東的話中話，忙解釋道。

“什麼新任務?”毛澤東問。

“你應該知道，要作戰略轉移。”林彪似乎有點不理解。

“主席，我們要到啥子地方去?”聶榮臻操着濃濃的四川話，焦急的問。

毛澤東憂鬱地說：“到命令你們去的地方去。”

連軍團一級的首長都不知道紅軍要去向何處，看來這是一次極秘密的行動。這麼大的行動，竟然連軍團級首長都不知道，這咋行呢?毛澤東心裡這樣想着，不免有些擔憂。

不行也就這樣了，當時紅軍行動的決定權掌握在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手中。這種格局形成於1934年夏天，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最高三人團”，博古負責政治，李德負責軍事，周恩來負責監督軍事計劃的執行。一個白種人成為黃種人一支軍隊的最高統帥，這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先例。

當然，真正決定中共和紅軍命運的不是這次行動本身過於秘密，而是有的人將藉此機會排除異己。這是毛澤東最為擔心的事情。

歷史總是出現這樣的怪事：越擔心的事情往往就越要發生。

這時，中共中央已決定在江西另設中共中央分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中央辦事處和中央革命根據地軍區，以便紅軍主力轉移後，繼續開展工作。由此引出了一個人員去留的問題，尤其是中高級幹部的去留。當時誰都明白，跟隨紅軍主力轉移，雖然困難重重，而留下來則處境更為險惡。瑞金周圍的幾十萬國民黨大軍不是揀紅軍破爛來的，它是一隻張着血口的狼。

博古知道這一點。因此他規定，凡高級幹部，誰去誰留由“三人團”決定，中級幹部則由各部門提出名單，交由“三人團”批准。政府中留守的中級幹部，便是由張聞天提出名單，呈報“三人團”批准。

其實，誰去誰留，在中共內部應該不成為一個問題，作為決策者，按工作需要安排，作為一個共產黨人，愉快地服從組織安排就是了。但是，博古要藉此機會把那些與他不是一條心的人甩出去，這就成為一個複雜的政治問題了。

留誰不留誰，正在極端秘密中進行選擇。

首先要選的是留守的黨政軍領導人。留誰?博古翻開了高級幹部名單。

第一個被留下的是項英，擔任中央分局書記、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他被留下，其背景頗為複雜。項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副主席、中革軍委副主席，具有黨政軍全面工作的經驗，委任他為留守首腦，是恰當的人選之一。但從博古的需要來看，他不應當留下，他儘管因為是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派往中央蘇區的代表而曾受到王明路線的排斥，不過當他在贛西見到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的“十月來信”後，很快就表示服從王明路線的領導，並受到賞識，最後在博古的提攜下，成為中共的核心人物。在今後的日子裡博古更需要他。

最後，博古忍痛留下項英，也是有他的考慮，因為紅軍主力轉移後，瑞金更需要項英，博古也需要項英忠心耿耿地來守住這個赤都。

項英對自己被留下來，沒有更多的想法，表示堅決服從，願意在危難之際當此重任，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高度的組織紀律性。

還有一個重要的人物，博古是必須把他留下來的，這個人就是瞿秋白。儘管當時他被列入名單時，周恩來希望博古再鄭重考慮一下，但博古堅持留下瞿秋白，理由是他正患肺病，不宜長途行軍。周恩來心裡明白，博古要藉此機會，甩掉他不喜歡的瞿秋白。

那是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在被毛澤東正式任命為教育人民委員後的第二天，拖着倦怠的身軀，經過漫長而艱辛的跋涉，來到了他日夜嚮往的瑞金。

這位紅色領袖，自三年前離開中共中央領導崗位之後，他的安全失去了保障，曾四次避難於魯迅家中。儘管如此，他並沒有放棄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使命，繼續用手中鋒利的筆，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堅決的鬥爭。魯迅被他的這種精神所感動，寫下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的聯句，表達他對瞿秋白的深情。雖然他得到了魯迅的尊重，但王明、博古仍然沒有停止對他的打擊。1933年9月22日，中共臨時中央作出了《關於狄康同志的錯誤的決定》(狄康，亦即瞿秋白)，《決定》內稱：“根據狄康同志最近在《鬥爭》上所發表的幾篇文章，中央認為狄康同志犯了非常嚴重的有系統的機會主義的錯誤。……在客觀上，他是成了階級敵人在黨內的應聲蟲。……中央認為各級黨部對於狄康同志的機會主義錯誤，應在組織中開展無情的鬥爭……”

瞿秋白的到來，博古是不歡迎的，每天只給他一錢鹽，這使他感到憂鬱、苦悶，肺病加重，三天兩頭髮高燒——他承受着政治和病魔的雙重折磨。

現在，博古把他留下來，意圖很明確。

瞿秋白那病弱的身體根本不適應游擊戰爭環境，結果不幸落入蔣介石之手，但他沒有向蔣介石屈服，更沒有成為階級敵人的應聲蟲，而是壯烈犧牲在蔣介石的屠刀之下。

博古繼續翻閱着他那神秘的名單，透過鏡片的目光落在了劉伯堅這個名字上面。

劉伯堅是誰?就是那個給張聞天打電話，報告毛澤東病危的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如果不是他及時報告，那次毛澤東就去見馬克思了。看來，他的這一人道主義行為，竟也引起了博古的不快。

博古拍了一下桌子，堅定地自言自語：“劉伯堅留下!”

劉伯堅曾在法國勤工儉學和到蘇聯學習過，中共曾派他任馮玉祥領導的西北軍總政治部部長，為北伐的勝利作出了貢獻。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曾任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執行委員，在策劃寧都起義後，任中國工農紅軍五軍團政治部主任。時下任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

葉劍英長征路過於都時，劉伯堅迎接他，並為他餞行。兩位戰友對酒暢敘，訴說衷腸，心情非常沉痛。

“我留在贛南沒有什麼作用，還是跟着走吧!”劉伯堅淚流滿面，哽咽着央求道，但葉劍英說了不算，不過他立即向博古反映了劉伯堅的這一要求，並正式把劉伯堅的要求向軍委作了匯報，提議讓他隨隊長征。但沒有被批准，劉伯堅只得留在中央根據地，後來在於都突圍時被俘。在獄中，劉伯堅不屈不撓，義正辭嚴地拒絕了敵人的勸降。在移囚時，他拖着沉重的腳鐐，鎮靜自若，氣宇軒昂地走過大街，寫下了壯烈詩篇《帶鐐行》：

帶鐐長街行，

蹣跚復蹣跚。

市人爭矚目，

我心無愧怍。

帶鐐長街行，

鐐聲何鏗鏘。

市人皆驚訝，

我心自安詳。

帶鐐長街行，

志氣愈軒昂。

拼作階下囚，

工農齊解放。

就在《中央日報》登出這首詩的當天，他倒在了刑場的血泊之中。葉劍英曾賦詩一首，懷念這位戰友：

紅軍抗日事長征，

夜渡於都濺濺鳴。

梁上伯堅來擊築，

荊卿豪氣漸離情。

博古繼續翻着名單，不時地用手推一推那細細的圓圓的黑框眼鏡。終於，他又看到了一個熟悉的名字——賀昌。

賀昌曾參加南昌起義，並擔任過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黨的五屆和六屆中央委員會委員，曾任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也是不小的官。

博古腦子一轉，順手拿起一支筆，在“賀昌”這個名字上畫了一個圈。博古為什麼在這個名字上作如此明顯的標記?其實很簡單，意思是他必須留下，別人可以變動，他不可以變動。這是博古對他的信任嗎?不是。

博古不會忘記，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賀昌因支持李立三犯了錯誤而被取消中央委員資格。現在博古要“重用”賀昌，並任命他為留守的中央軍區政治部主任，但這卻成了他一生中最後一個官銜。

留下的賀昌在突圍時，身負重傷，敵人逐漸逼近，叫嚷着要捉活的。這時，他用槍膛里剩下的最後一顆子彈，舉槍射向自己。

那麼，當初挨整的“毛派”——鄧、毛、謝、古這四個人，博古將作何種安排?按照他的想法，這四個人都得留下，但周恩來不同意這樣做。博古考慮再三，覺得周恩來講得有道理，如果他們四個人都留下，人們豈不要說我博某不能容人嗎?

在究竟留誰的問題上，令博古用盡了心思。他想，如果留鄧小平，這等於把四個人都留下是一樣的效果，更何況周恩來不一定能同意。突然間，他感到毛澤覃必須留下，因為毛澤覃是毛澤東的胞弟，把他留下，毛澤東肯定會有所反映。如果真是那樣，便可以再給毛澤東一點顏色看看，讓他再老實一些。

妙極了，博古一陣興奮，接着把古柏也留下了。

1935年4月25日，毛澤覃帶領游擊隊在翻越瑞金黃膳口的一座名叫紅林的大山時，被敵人包圍。在突圍時，毛澤覃中彈犧牲。後來敵人從他的遺體衣袋裡找出一張染着鮮血的毛澤東照片，照片背面有毛澤東題贈他的字，才知死者是毛澤東的胞弟。

古柏留下來擔任閩粵贛紅軍游擊縱隊司令。1935年3月5日，由於叛徒的出賣，他和兩個戰友在廣東龍川鴛鴦坑被一百多名敵軍包圍，從清晨堅持到中午，最終因彈盡，三人全部飲彈犧牲。

1937年秋，毛澤東接到古柏二兄古梅的信，為古柏揮毫題詞：

吾友古柏，英俊奮發，為國捐軀，殊堪悲悼。願古氏同胞，繼其遺志，共達自由解放之目的。

博古把他認為該留下的都留下了，能留下的也都留下了，這樣他就可以暢通無阻地貫徹他的意志了。

但歷史卻戲弄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