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什麼一定要打倒劉少奇

送交者: 挑挑揀揀 2015年03月07日07:58:28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在毛澤東眼裡，真正打倒劉少奇，而且在十足的理由上打倒劉少奇，其最重要的意義，是為文化大革命立論、正名。只有把劉少奇在思想上、政治上完全打倒，才可能為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合理性提供最重要的論據。 【極端十年】毛澤東為什麼一定要打倒劉少奇？ 柯雲路歷史研究專著 《極端十年》 精華選載 對劉少奇極端批鬥的動力分析   文化大革命進入到1967年時，劉少奇在黨內已經沒有任何實權了。劉少奇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這在黨的上層似乎已成定論。無論在整個社會上，還是在黨的領導上層，並沒有哪個人敢為劉少奇喊冤叫屈。即使在“二月逆流”中曾對文化大革命打擊一大片的極“左”路線表示強烈不滿的譚震林、陳毅等黨政軍高級幹部，也沒有一個人敢於在劉少奇問題上與毛澤東分庭抗禮。1967年大奪權引起的全國內戰中，也沒有哪一派群眾以“為劉少奇翻案”作為自己的政治口號。 這似乎是一個已在政治上解決了的問題。新的“革”與“保”的矛盾完全不涉及劉少奇的問題。但是，我們看到的是，1967年開始了對劉少奇更大規模的批判與鬥爭。 1966年12月成立的“王光美專案組”，矛頭無疑是指向劉少奇的。 1967年2月1日，毛澤東審定後發表的《紅旗》雜誌第三期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也把矛頭不點名地指向了劉少奇：“誰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頭面人物，革命群眾已經看清楚了。”這已經露出了對劉少奇展開大規模批判的信號。 3月下旬，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和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召開了。這個會議一方面是對反擊“二月逆流”的一次總結，另一方面則是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新一輪批判。會議期間，毛澤東明確指出，劉少奇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還特別針對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做出了重要指示：“劉少奇這本書是欺人之談，這本書是唯心論，是反馬列主義的。不講現實的階級鬥爭，不講奪取政權的鬥爭，只講個人修養，蔣介石也可以接受，什麼個人修養，每個人都是階級的人，沒有孤立的人，他講的是孔孟之道，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都可以接受。” 毛澤東完全明白這樣講話的意義。正像他通過評《海瑞罷官》、通過支持聶元梓的大字報發動文化大革命一樣，他要使對《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的批判，形成對劉少奇大規模批判的新的突破口。 很快，在報刊和社會上，以“《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為題的大批判開始了。 緊接着，3月3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了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刊登這篇文章的《紅旗》雜誌第二天就覆蓋全國。《人民日報》及全國各大報刊都原文做了轉載。在這篇文章中，借着毛澤東對電影《清宮秘史》的談話，把矛頭直接指向了劉少奇。毛澤東講：“《清宮秘史》，有人說是愛國主義的，我看是賣國主義的，徹底的賣國主義。”“被人稱為愛國主義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整個文章將劉少奇說成是《清宮秘史》的保護傘，並以“八個為什麼”指向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 對所謂“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的革命大批判，以前所未有的強度和密度展開了。 1967年4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高舉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批判旗幟》。同一天，《光明日報》發表社論：《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1967年4月11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為徹底批判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戰鬥》。 1967年5月8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三天以後，5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指出：“1967年5月8日，《紅旗》雜誌編輯部和《人民日報》編輯部發表的《〈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是經過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通過的。並經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批準的重要文章。這篇文章擊中了《修養》一書的要害，也擊中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要害。”“希望各單位的革命同志，認真地組織學習和討論，進一步深入地開展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 1967年7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從政治上思想上徹底打倒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1967年8月5日，為紀念毛澤東《炮打司令部》大字報一周年，《人民日報》全文登載了這篇大字報，同時發表了《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社論。同一天，為紀念毛澤東大字報一周年，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召開了“聲討劉鄧陶”的百萬人誓師大會。在中南海內，中南海的造反派則對劉少奇等人進行了殘酷的批鬥。 1967年8月15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社論：《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紅旗》雜誌1967年第十三期發表文章：《從彭德懷的失敗到中國赫魯曉夫的破產》。1967年9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把對劉少奇的批判推向更高的高度。 在此期間，造反派對劉少奇批判的大字報、大標語遍布京城的街道和學校。中南海的造反派更是接二連三地殘酷批鬥劉少奇和王光美，甚至讓他們站在缺腿的桌子上、頂着烈日接受批判。這種批判一直持續到1968年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全會最後將劉少奇定為“叛徒”、“內奸”、“工賊”、“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並通過決議，把他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 1969年10月，劉少奇被趕出北京，於11月12日凌晨慘死於開封。當他與世長辭時，身邊無一個親人，頭上的白髮有一尺多長，鼻子、嘴及整個面孔都嚴重變形，下頜一片淤血。 當我們回顧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發生的這場殘酷無情的政治鬥爭時，除了通常的感性意義的義憤，更要分析一下，是哪些原因造成對劉少奇這樣一個政治人物的極端鬥爭？這是我們剖析文化大革命中各種極端行為的一個重要事例。 一，之所以在劉少奇已經完全失去實權的情況下，還要對他進行深入持久的大批判，是因為要打倒更多的人。 《人民日報》1967年4月8日的社論《高舉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批判旗幟》中寫到：“十七年來，正是這個中國的赫魯曉夫，在文學、史學、哲學、政治經濟學、教育學、新聞學等各個領域，在黨、政、軍、工、農、商、學各界，扶植和保護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一小撮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散布了大量的修正主義毒素。在關鍵時刻，這些牛鬼蛇神總要在他們的後台老板鼓動下，紛紛出籠，跳出來向黨發動猖狂進攻。而黨內一小撮大大小小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一小撮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正是這個中國的赫魯曉夫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基幹力量。” 因此，必須把劉少奇徹底批倒、打倒，並由此打倒他扶植的一批人，解決他的全部基幹力量，這才能給毛澤東及文革派勢力以更大的安全感。否則，天長日久，形勢發生變化，難免存在着劉少奇一呼、群起而百應的政治危機。半年多來文化大革命在幹部體系中遇到的阻力，已經使毛澤東及文革派勢力產生了深刻印象。 二，在毛澤東眼裡，真正打倒劉少奇，而且在十足的理由上打倒劉少奇，其最重要的意義，是為文化大革命立論、正名。只有把劉少奇在思想上、政治上完全打倒，才可能為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合理性提供最重要的論據。 從暫時的政治力量對比來講，劉少奇對毛澤東似乎不構成太大的威脅。對於沒有威脅的敵人，毛澤東倒是可以寬容的。然而，真正的威脅在於，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是否經得住時間的檢驗。在這一方面，毛澤東面對着現實與歷史的巨大潛在壓力。 因此，當知名民主人士章士釗致信毛澤東，“望毛、劉兩位領導赤誠相待，好好談談，劉可做檢討，但切不可打倒劉少奇”時，毛於1967年3月10日特回信：“行嚴先生：惠書敬悉。為大局計，彼此心同。個別人情況複雜，一時尚難肯定，尊計似宜緩行。敬問安吉！毛澤東    3月10日”。隨後，毛澤東便派人把當時中央文革整理的有關劉少奇的材料送給章士釗閱讀，使得章士釗嘆惋而難以再言。 這件事情說明，毛澤東多麼需要徹底打倒劉少奇的理由，從而使文化大革命獲得充分的理由。 三，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這批文革中的左派人物，無疑更需要上述兩個“意義”。只有打倒劉少奇及其“資產階級司令部”中更多的人，他們才能在政治上擴大自己的勢力，才能建立“防止修正主義復辟”的安全感。只有把劉少奇結結實實地打翻在地，他們在今後的政治舞台上才能真正站住腳。 如果劉少奇只是犯了一般的方向性、路線性錯誤，繼續留在黨內，即使在相當一個時期內不再掌握實權，也會從根本上破壞林彪、江青等人的政治資本與立足之地。僅僅是“方向性、路線性錯誤”的結論，是無法為文革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極端行為提供合理性的。因此，劉少奇、王光美的專案工作由江青親自來抓。當查出劉少奇是所謂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罪魁禍首時，江青之欣喜若狂到了極點。 劉少奇的徹底沉沒，才可能成為江青的真正崛起。劉少奇被定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永遠開除出黨，江青才能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光榮旗手。根本的利益決定了根本的動力。極端的利益決定了極端的行為。 四，在1967年展開對劉少奇的大規模批判，還特別有助于震懾全黨、全軍、全民。 在全面內戰的大動亂中，已經有數不清的群眾、幹部和軍人產生這樣或那樣的疑惑。特別是那些在運動中受到衝擊的群眾及解放軍指戰員，會對整個文化大革命產生疑問。像武漢“七·二0”事件中被鎮壓的“百萬雄師”以及支持過他們的武漢軍區指戰員，他們直接的利益和情緒非常容易導致對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懷疑。倘若劉少奇只有一般化的問題，他們的思想就很可能產生否定整個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結論。 因此，大規模地批判劉少奇，將其結結實實地徹底打倒，理由充分地打倒，對全黨、全軍、全民都是有力的震懾。這種震懾有助於保證1967年中國全面階級鬥爭中的全面奪權行動。這也是毛澤東所講的“用大批判促大聯合，促‘三結合’”的真正含義。 五，“二月逆流”剛剛被鎮壓下去，黨、政、軍內像譚震林、陳毅這樣一批高級幹部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傾向，還有着巨大的潛能。對劉少奇的任何從輕發落，都可能導致反文化大革命潛能的鬆動，給這種力量可乘之機。只有對劉少奇大規模地批判，徹底地打倒，才能對已經被粉碎的“二月逆流”和將來可能出現的“二月逆流”實行強有力的震懾。 鐵案如山地打倒劉少奇，是彈壓任何“逆流”出現的有力法寶。 六，在這裡，我們還看到了造反派的極端表演。正是他們極端的表演，成為推動批鬥劉少奇的一股巨大力量。 1967年7月13日，北京建工學院“八一戰鬥團”在中南海西門安營紮寨，成立了“揪劉前線指揮部”，將“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的大標語、大字報貼滿了京城街道，並先後兩次向劉少奇發出了勒令信。他們的行動立刻形成了揪斗劉少奇的中心點，於是乎，北京各高等院校、機關、廠礦的造反派潮水般湧向中南海，聲援“八一戰鬥團”。1967年7月17日，“八一戰鬥團”又發出《最緊急最嚴正聲明》，第三次勒令劉少奇於7月22日零點以前和王光美一起滾出中南海，否則，“八一戰鬥團”將採取“最緊急、最堅決、最強硬的革命行動”。 到中南海西門建立“揪劉基地”的造反派隊伍越來越多。1967年7月18日零點，建工學院“八一戰鬥團”的造反派在“中南海揪劉指揮部”宣布進行揪劉絕食鬥爭，他們的誓詞是：“劉賊是我們不共戴天的仇敵”，“為了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無產階級專政，我們飯可以不吃，覺可以不睡，頭可斷血可流，絕食到底，不把劉賊揪出中南海，讓全世界人民鬥倒斗臭，我們誓不罷休。” 當天晚上，一百多個造反派戰鬥隊的數十萬人，在中南海西門召開了聲勢浩大的“揪斗劉少奇誓師大會”。這一行動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幾天之內演變成一個全市、全國加入揪劉戰鬥的運動。中南海西門外人山人海，席棚帳篷連成一片。揪劉造反派日日夜夜駐守在這裡，救護絕食學生的解放軍醫療隊則在造反派人群中往返巡迴。少則幾十個、多則上百個高音喇叭此起彼伏地高呼着“誓死揪出劉少奇”的口號，對中南海幾個大門發起了輪番衝擊。 表面看來，這種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顯示了人民群眾對劉少奇的深仇大恨，顯示了人民群眾保衛毛主席的堅定決心，為黨的上層進一步解決劉少奇的問題提供了輿論支持，也為中央文革打擊“二月逆流”這樣的黨內右傾機會主義提供了足夠的群眾運動壓力。 而實際上，造反派的這些極端行動並不包含對劉少奇的真正仇恨。如果說運動初期受到工作組壓迫時，造反派的抗爭還帶有很大的真實情緒的衝動，那麼，現在的這一切表演則是出於政治的需要：既是出於造反派隊伍自身的政治利益需要，更是出於造反派隊伍中那些領袖人物的政治利益需要。 極端性的瘋狂行為，除了極端的利益之外，還有種種極端的心理原因。無論是所謂對劉少奇的極端仇恨，還是對毛澤東的極端崇拜，都把某些心理上的“迫害狂”傾向、“施虐狂”傾向發揮到極致。其中帶有“青春狂熱”性質的惡作劇心理，也得到了極端的表現。 毛澤東的利益與毛澤東的心理，林彪、江青等人的政治利益與他們的心理，造反派學生的政治利益與他們的心理，都造成了他們各自的帶有極端性質的行為。這三方面的極端性又相互推動：造反派的極端性會給中央文革以鼓勵；而中央文革的極端性又會給造反派學生以推動；兩者的極端性又給了毛澤東以推動；毛澤東的行動反過來又使造反派學生和中央文革勢力更加無所顧忌地走向極端。 當沒有別的力量平衡這個極端行為時，這個極端的行為便勢如破竹，造成了極端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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