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去世。张闾实说：“当时，我们后代都聚集到了夏威夷。按照他老人家的遗愿，告别仪式采用基督教的方式进行，葬礼庄严而简单，只邀请家人参加，谢绝一切外宾。

在天津市和平区赤峰道78号，有一座红顶白墙的三层洋楼，人称“少帅府”。1925年至1931年，张学良曾在这里居住，并与赵四小姐(赵一荻)结下了一世恋情。在经过多次转卖后，“少帅府”被划归国有，现在经营湘菜。

2010年，这里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张作霖之孙、张学良六弟张学浚之子张闾实。张闾实在台湾与张学良相处了25年，此次来天津，就任历史文化顾问，将张氏的生活情况带回到“少帅府”。他显得很自豪：“我们张家六房，没有用过张学良的名字谋利，全都靠自己努力。”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张闾实面对记者，追溯了爷爷张作霖和大伯张学良尘封多年的往事。

从“土匪”到“东北王”

“念书的时候，人家就说我是大土匪、大军阀的孙子。上历史课讲到祖父时，老师就叫我到外面去不要听，怕太刺激了……”张闾实说，小时候父亲张学浚从没告诉过他，爷爷就是张作霖。“上小学懂事后，从学校的课外读物中，我才知道，原来客厅挂的老相片中的爷爷就是张作霖，每年过年时见的大伯便是张学良。”

张作霖作为北洋军阀奉系首领，“北洋政府”最后一个掌权者，是中国近代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他1875年出生于辽宁海城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聪明好学。但迫于家境，他卖过包子，做过货郎，还曾跟着养父学习兽医，医术远近闻名。谈起他的出身，方家野史却几乎众口一词——“土匪”。对此，张作霖自己当然不承认：“都说我张作霖当过‘胡子’，我要是拿过谁一个扫帚疙瘩，死后也要入十八层地狱，变驴变马去还人家。”可以想见，他是非常委屈和气愤的。然而他没有想到，自己此后的人生，跌宕起伏、扑朔迷离，留给后人无数的谜，也让后代“长期生活在历史的阴影下”。

1895年，20岁的张作霖有了第一次婚姻，妻子赵氏比较端庄，但眼睛斜视，性格刚烈。1901年，她生下一个男婴，就是张学良。张闾实告诉记者：“《马关条约》签订后，东北社会秩序混乱，爷爷成立了保险队，自己当头，负责周围七八个村子的治安，深受百姓称赞。后来，他的队伍发展到三四百人，成了辽西一代最强悍的武装之一，这就是日后奉系军阀的最初班底，也是爷爷后来发迹的资本。”

1917年，张作霖扳倒政敌冯德麟，完全控制了奉天省的军事大权。之后，“机警过人”、“长于权谋数术”的他，在角逐东北的过程中，用一系列政治手腕，完成了统一东三省的霸业，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人们曾形容他当年的状态是“稳坐奉天，抽着烟，喝着茶，手里操控着几根线，上连段祺瑞，下连许兰洲、孟恩远。他说‘动’，就有人动；说‘停’，就有人停。”

突如其来的变故

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30分，张作霖乘专车通过京奉与南满铁路交叉处时被炸，后被证实是日本关东军所为，这就是著名的“皇姑屯事件”。张闾实说：“日本多年前就想在东北实现侵占计划，但始终没能得逞，爷爷是主要障碍。在对待日本人的问题上，爷爷曾说，‘我不能出卖东北，不能让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

当日，张作霖遇险后立即被送回小青楼一层的西屋内，当时在车上已因被弹片割断喉咙气绝身亡。张闾实说：“爷爷被炸后，送回帅府时已死亡，寿夫人下令不得对外公布并立即私拟了遗嘱，其中几句话是‘此系日本人阴谋无疑，我的生命已难救。唯宜严守秘密，不使外人得知，一面力持镇静，维持秩序。召小六子(张学良)回奉主持政事，希望诸人辅助。’”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寿夫人强忍悲痛，沉着应对。“当时我奶奶主持家政，每天照样浓妆艳抹，有说有笑地接待各方来客。”张闾实说。一天，日本总领事太太以访问寿夫人为名，来探听张作霖的死活。当时，张学良尚未赶回沈阳。事态紧急，寿夫人急中生智，忙到里屋梳洗打扮，身着艳丽的服装，从容不迫地走进客厅，招待日本总领事太太。言谈之中，寿夫人一面让副官开启香槟，与日本总领事太太庆祝张作霖逃此大难；一面连连致歉，称“大帅遇险受伤并受惊吓，刚刚安置睡下”，搪塞过去。寿夫人毫无悲戚之相，最终骗得日本总领事太太深信，张作霖还活着。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活捉，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即著名的“八大纲领”，最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张学良由于精神过度紧张，已近崩溃。12月25日下午，他找到杨虎城，说打算送蒋介石回南京。“大伯的命运由此发生了剧变——送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他被军事法庭判了10年徒刑，从此失去了自由。”

这一软禁，就是近30年。1949年，国民政府撤往台湾，蒋介石将张学良转至台北居所，继续软禁。直到1961年9月，张学良的生活才有了变化，“当局”准他自己出钱在台北附近的北投建一栋房子。那是一栋两层楼，位于北投路70号。新居落成时，蒋经国送了一套客房用家具，张学良自己买了一辆二手的福特汽车。他也终于可以和张家人见面了。

“我第一次见到大伯是在1967年。”张闾实回忆，“当时，我们从天津搬到香港又搬到了台湾。刚到没几天，就有两辆漂亮的外国大车停在家门口，说接我们去看大伯。大伯的房子好大，进门后有个大花园，有树林、假山、水池……屋里摆设也很豪华。突然，我听到爸爸喊了一声‘大哥！’一转头，看见一个胖胖的老人，戴个眼镜，旁边站着一位像校长的女性，就是大伯和赵一荻。”张学良原配夫人于凤至，1931年因病去美国就医，张学良在长期的幽禁生涯中得到“赵四小姐”赵一荻的陪伴。1964年应台湾政府要求，张学良主动提出与于凤至离婚，后来便与赵四小姐结婚，从此相伴。“那一天，张家只有张学森参加了婚礼，其余亲属都仍在澳门。”

后来，张闾实每年都能至少见到大伯三四次。“开始每次见面，都是赵一荻下厨，她会做好多西式菜点，像英国烤肉、蔬菜沙拉、奶油蘑菇汤，饭后还会拿水果蛋糕和冰激凌给我们吃。后来她身体不好了，便请五星级饭店的厨师来做饭。小孩子们根本不知道大伯被‘软禁’的事。但我能明显感觉到，他已经不了解社会的变化了——他对钱的贬值升值一点概念也没有，过年的红包20年都没变，一直都是200元。”

后代谋生很不易

张闾实说，自从爷爷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张家的后代就不再受到庇护。张学良那一辈，8个兄弟都独立地走自己的路。

对于外界猜测甚多的张家财富，记者在《走近张作霖》一书中，看到一组数据：“据1926年10月10日成都《民视日报》所列财产表显示，北洋时期，71个官僚军阀要人私产总额高达6.3亿元，而张作霖个人独占5000万元，高居榜首。他有20万垧土地(1垧为1公顷)、遍布东三省的商号、上百家厂矿，还有奉军的飞机大炮坦克……此后26年，财富更是快速增加。”

此外民间还有种说法，称日本侵占沈阳之后，曾公开说希望张家的人能够回到东北接收张家产业。最终是胆大心细的寿夫人，从日军手中拿回了财产。但张闾实说，这完全是杜撰。“‘九一八’事变当晚，奶奶在天津度假，根据大伯张学良晚年口述，与他私交甚好的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自掏腰包，将帅府里的珍宝财物装满3列火车开到了北京。但是大伯拒收，还告诉本庄繁，‘要还的话，你应该把东北还给中国。’本庄繁只好命令火车返回沈阳。”据说，火车一出山海关，就被日本兵洗劫一空。所以，当时在天津的寿夫人，手上只有所带的极少盘缠，甚至一度要靠天津的亲戚接济度日。

张闾实还提到了“张三义堂”，那是掌管张家在东北的财富与产业账目的机构。离开沈阳前，寿夫人曾委托张学良的大姐张首芳代为掌管张三义堂。“九一八”事变后，张首芳和张家人一起逃到了天津。直到抗战胜利后，张家人才返回沈阳查找张三义堂与张家产业的去向，才知基本已被日本人搜刮殆尽。

张闾实生在澳门，长在台北，后到沈阳。特殊的家庭背景，让他们的生活十分曲折。回忆起早年服兵役的经历，张闾实苦不堪言。“进空军服役第一天，就被辅导长叫进办公室，告诫我言行要小心。每周我都要做思想报告，经常半夜被叫起来出操，有时还会无缘无故招来一顿打……”他感叹，那段时间连谈恋爱也受到了影响，“我本来认识一个航空公司的女孩，结果她母亲听说我是张家的小孩，坚决不准了。”

张闾实的父亲最初找工作时也受到白眼，常有人说：“你不是张学良的六弟吗，还用工作？”张闾实回忆说：“我们家过得一直比较辛苦，父亲来台湾后拒绝替台湾当局做事，就到台北‘大陆工程公司’工作了七八年，后来自己开了贸易公司，做建材买卖，也开过餐馆。我念书的时候也是半工半读过来的，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过得舒服。后来在外面我们从不说自己是谁，因为一旦让人家知道，对方就会很反感。”

张闾实是张氏家族的后人中，第一个返乡定居的。他说：“张家人其实一直都想回大陆。我是张家最小的男孩子，我把路探好了，再把堂哥堂姐带回来，这里才是他们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