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讲“八年抗战”，其实自“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人已经在英勇抗击日本的侵略了。可是在西安事变之前，作为当时中国的执政党——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于日军的态度极为暧昧。

当时作为反对党的共产党面对日军的得寸进尺，在全国积极组织抗日，获得了许多社会贤达的支持。抗不抗日，成为国共党争的主要争锋点，因此引发了一系列政治斗争，有不少人成为斗争的牺牲品。

抗日名将吉鸿昌遇害即为一例。谈到吉鸿昌，最有名的便是他死前的就义诗：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这位“恨不抗日死”的抗日名将，最后死于自己人手里，令人唏嘘。

起兵反蒋被“炒鱿鱼”

吉鸿昌于1895年10月18日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受父亲影响，吉鸿昌幼年就具有强烈的爱国  思想。

1913年秋天，不满18岁的吉鸿昌弃学从戎，投入冯玉祥部当兵。他因吃苦耐劳、智勇正直的精神品质被冯赏识，提升为手枪连连长，不久升职为营长。

十几年里，吉鸿昌虽不断升官，但却丝毫没有改变“当兵救国，为民造福”的初衷，时刻铭记着父亲“作官即不许发财”的教诲，平时省吃俭用，兴办公益事业。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所部改为国民军，吉鸿昌任营长。1925年10月，吉鸿昌升任绥远省督统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警务处处长。不久又被任命为第36旅旅长。

在西北军的日子里，他严于律己，也约束部队不许扰民，后来结识了共产党员宣侠父等人，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

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响应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吉鸿昌身先士卒，率领部队解了西安之围。因为功勋卓著，吉鸿昌的部队在1927年4月扩编为第19师，吉鸿昌升任师长，归属冯玉祥部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所辖。国民革命军沿陇海路东征，吉鸿昌率部攻克洛阳、巩县，又强渡黄河，占领豫北重镇新乡，奉系军阀的部队被打得抱头鼠窜。吉鸿昌所部被誉为“铁军”。

1928年任第30师师长，调防甘肃天水。1929年7月，吉鸿昌进兵宁夏，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兼第10军军长。他整饬了军队和吏治，致力于汉回团结，提出了“开发大西北”的口号，决心为民兴利除弊。

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吉鸿昌奉命率部从宁夏出潼关，参加讨蒋大战。9月，冯玉祥的西北军战败。吉鸿昌为了保存实力，接受蒋介石改编，就任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不久被蒋介石派往光山、商城一带进攻鄂豫皖苏区。

由于对共产党颇有好感，吉鸿昌不愿意与苏区刀兵相向。因此在部队里向部下和士兵们宣传“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思想，同时按兵不动，对蒋介石的命令阳奉阴违。

1931年5月，蒋介石极为不满吉鸿昌避战的态度，再次电令吉鸿昌向安徽金家寨进剿红军，并派冷欣为特派员驻吉鸿昌总部监视。结果吉鸿昌依然如故，与国民党内反蒋势力和共产党的联系日益紧密，曾经派代表赴广东、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被蒋介石的人查获。[1]

不仅如此，甚至在潢川直接率部发动反蒋的“起义”，只是由于蒋介石事先得到消息而没有成功。蒋介石对于吉鸿昌非常恼怒，将吉鸿昌“炒了鱿鱼”，逼迫他出国“考察”。[2]

我是中国人我自豪！

吉鸿昌的女儿吉瑞芝一直以自己的父亲为荣，对于吉鸿昌在国外“考察”的经历，她用一个故事来说明吉鸿昌一颗拳拳报国之心。

有 一次，吉鸿昌去邮局寄包裹时，当邮局工作人员问他是哪个国家的人时，他高声而自豪地回答：“我是中国人！”随行的工作人员在旁边埋怨吉鸿昌并告诉他应该说 自己是日本人，这样可以得到礼遇。吉鸿昌愤怒地说：“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觉得当中国人很光荣！”为了让别人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吉鸿昌将刻着“我是中国 人”的一块牌子挂在胸前。

吉鸿昌在国外到处宣传抗日，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日本有飞机大炮，中国凭什么抗日？”他拍着胸脯愤然回答道：“我们有热血，有四万万人的热血。中国人的愤激已经达到了极点，莫不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誓愿牺牲一切，为生存而战！为真理而战！”

到了古巴首都哈瓦那，正值那里的华侨集会，纪念孙中山诞辰65周 年，他应邀在会上做了慷慨激昂的抗日讲演，听罢许多人热泪盈眶，一位华侨高声说：“吉将军，你快回国，把军队整顿起来吧，我们一定作你的后盾！”吉鸿昌听 罢激动地说：“我一定不辜负同胞们的热望，誓死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说罢泪如雨下，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这时，到场的侨胞也 放声痛哭，高喊：“牺牲一切，奋斗到底！”

再次起义未果后积极抗日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吉鸿昌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回国，在天津定居并秘密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联系。不久，他整理出版了《环球视察记》，主要写了他在国外的一些经历和看法，借以抒发他忧国报国的热情。

同年4月，吉鸿昌在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的政治生命翻开了新的一页。1932年8月中旬，吉鸿昌执行共产党的反蒋计划，在湖北黄陂、宋埠一带召集旧部发动了反蒋暴动。[3]

起义失败后，他赴泰山动员冯玉祥出山组织武装抗日。在他的努力之下，成功说服了冯玉祥与晋南的张振武，依靠苏联的武器支援重新整合败退的热河军，蒙古族武装，察哈尔当地民团和一些当地的土匪武装，于1933年5月26日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兼第2军军长。同盟军在吉鸿昌的指挥下，连续克复康保、宝昌、沽源等城市，7月22日乘胜追击收复察省重镇多伦，把日伪军全部驱逐出察哈尔省。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逐步壮大，引起了蒋介石的警惕。因为吉鸿昌是共产党员，冯玉祥也是蒋介石的“老冤家”，可以说这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是部分反蒋势力的集合体，如何瓦解这股新兴崛起的势力成为蒋介石的当务之急。

于是蒋介石命令何应钦率领所部十六个师的兵力，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与日军战事正酣之时背后捅了一刀。同时，7月28日，蒋介石、汪精卫电告冯玉祥，说冯破坏“整个国策”，冯玉祥被迫宣布下野。8月5日冯玉祥将察军政大权交给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

此时吉鸿昌、方振武等部则公开共产党身份，率领余下的部队在察哈尔南部地区寻机建立新苏区。9月部队转展到赤城县以北的独石口后，在进军商都准备与抗日将领高树勋会师时遭到国军多番阻击，便决定“抗日讨贼”，南下攻打由何应钦所率中央军重兵把守的北平。国民革命军驻北平城防部队在受到偷袭之后反攻。

在 国军的多方围剿之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被逼到山谷里，弹尽粮绝，突围无望。吉鸿昌和方振武无奈之下决定与国民党三十二军军长商震谈判，同意接受改编。 随着谈判的结束，他们被扣押缴械。何应钦接到商震的电报后，命令商震立即把他们押往北平审问。其中详细的历史过程，中央电视台10套“探索·发现”栏目历史纪录片《抗日同盟军》有详细的叙述。

屡次反蒋引起蒋介石杀心

1933年10月，吉鸿昌被押往北平，在路上逃脱了国民党的关押，跑到了天津。到了天津后，吉鸿昌继续从事抗日活动，1934年 吉鸿昌同宣侠父、南汉宸及任应歧将军，联络各派抗日人士在天津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任党组领导成员。为宣传抗日爱国，大同盟编辑出版了机关刊物 《民族战旗》，吉鸿昌用自己的钱购置印刷工具，并在自家设立了秘密印刷厂，他的家成了党在天津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联络站，被大家称为“红 楼”。

吉 鸿昌还广泛联络各界爱国人士，继续准备武装抗日活动，他的夫人胡洪霞变卖财产衣物，为抗日前线筹集军火。除了积极组织抗日之外，不断发展共产党在华北地区 的力量，召集原西北军中具有反蒋思想的苏雨生、刑肇棠、雷中田等人来天津，由天津地下党组织集中进行开展秘密武装斗争的训练，然后派往西北、豫南、豫西、 安徽等地，组织人民抗日武装自卫军，作为红色火种，[4]积极准备第四次武装起义。

吉 鸿昌一而再再而三地用武装起义的形式进行反蒋斗争，激起了蒋介石的杀心。他密令军统局暗杀吉鸿昌，并交军统北平站负责。当时，军统局为加强在华北的特务活 动，在北平和天津成立行动组。北平站行动组，由白世维任组长；天津站行动组，由王子襄任组长。北平站站长陈恭澍接到命令后，专程赶到天津，与王子襄商量。

经协商，具体行动计划是：由军统天津站进行侦察，主要搜集三个方面的情况：一、收集吉鸿昌在天津活动的一切情报，所得消息，即将原件交给陈恭澍。二、全力侦察吉鸿昌的个人行为。三、特别注意吉鸿昌接触的一切人，及这些人的资料。部署完毕后，特务们分头出动。[5]

执 行刺杀的杀手有吕一民、杨玉珊等人，出发前吕一民把吉鸿昌的长相及特征描述给杨玉珊听，计划在国民饭店刺杀吉鸿昌。可是刺杀的时候却摆了个大乌龙，杀死的 不是吉鸿昌，而是去参加“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代表刘绍勷，吉鸿昌只是受到枪伤。

事发后国民饭店立刻向法租界捕房报案，十多分钟后法籍警官率领武装巡捕及便衣侦探分批抵达现场，随即将一四五号房间里的一干人等带回捕房问话。并召来救护车将死者刘绍勷的尸体运走，受伤的吉鸿昌也被带走。[6]

军法判决死刑

1934年11月14日， 也就是国民饭店枪击吉鸿昌未果的第五天，法租界当局将在押的吉鸿昌、任应岐二人，“引渡”于国民政府。此事一经传出，大大出乎意料。这件事究竟是怎样交涉 成功的，以及由哪个单位主办，由何人负责主其事等，军统局属下的“北平站”和“天津站”均一无所知。数十年后查考档案，亦无点滴记载。据猜测，很可能是由 北平军分会秘密进行的。

11月23日， 北平军分会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军法会审”。法庭的控诉理由有三点：第一，他加入了中国公产党；第二，公开反蒋；第三，在蒋介石还没有主张抗日时就开始擅自 “抗日”。吉鸿昌在法庭上对法官的控诉供认不讳，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以及自己反蒋的意图。次日，“军事法院”以“叛国罪”（多次煽动兵变）和“叛党罪”（脱 离国民党加入共产党）判处吉鸿昌枪决。

就这样，一代抗日名将死于党派之争，在日寇压境的时代背景下，实在令人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