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yings

前苏联作家格罗斯曼的小说《生活与命运》的文学价值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这部被前苏联政府封杀并声言三百年内不可能出版的禁书，如今被西方评论家誉为“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就像托尔斯泰为拿破仑入侵俄罗斯的战争写出一部巨著一样，更加惨烈悲壮的苏联“卫国战争”当然也要有一部同样伟大的作品，而唯有格罗斯曼的这部《生活与命运》才配得上。《生活与命运》也写了一场抵抗入侵的战争，也是一部人物众多支线庞杂的大书。不同的是，在战争与和平的双重境况中，这部巨著让读者看到了苏联社会的全部细节，从斯大林、赫鲁晓夫等大人物到大草原上的无名牧民与农夫；从前线红军在漫天炮火中的日夜生活到后方官僚体系里的具体运作；苏联这个国家的每一条神经以及最细微的血管，全部都被作者一根根挑选出来耐心地检视。一个人为什么会出卖自己出卖朋友？又为什么会毫无来由地做些细微的好事？格罗斯曼在读者眼前展开了各种复杂的道德处境，让我们发现在人性面前是非抉择是如此的艰难，连人那么一点点小小的没有来由的善良都有可能被邪恶磨灭掉。这部巨著的中文译本共有一千多页，是名副其实的大部头，好在职业读书人梁文道先生在他的文集中为我们做了清晰的梳理，同时也启发我们在身边的日常生活中去甄别那些没有来由的不起眼的“人性的种子”。

《梁文道文集》摘录

对温情友善的需要

以“氢弹之父”萨哈罗夫为原型的小说中人物维克托，当时研究的是至关重大的核分裂问题。他的论文一开始倍受赞赏，同事们对他既热情又友好。可是自从上头派来一个新领导，情况马上就不一样了。新领导批评他这个犹太人过渡夸大同裔爱因斯坦的成就，批评唯物主义的他怎能支持唯心主义的爱因斯坦。于是共事多年的朋友立刻翻脸，在路上碰见他会假装不认识，在他缺席的会议上批判他鸡毛蒜皮般的过错，就算那曾被大家赞誉的研究成果也忽然显得漏洞百出。维克托自此被孤立，变得更加激愤，勇气也跟着大了不少，随时准备慷慨就义，为他相信的真理献身。

然而，某天傍晚，正当他准备被逮捕的时候，电话响了：“您好！维克托同志”。那个声音太熟悉了，是大家天天都能在电台广播里听见的声音。莫非是有人恶作剧？不会吧？谁敢开这样的玩笑？于是维克托严肃地回答：“您好！斯大林同志”，他一边说一边惊讶。几分钟过后，斯大林在电话另一端留下了一句神谕：“再见，维克托同志，祝您研究顺利”。

于是世界因此变得美丽。维克托原以为那些拼命整他的人见到他会不好意思的，但是在他来研究所的那一天，他们却高高兴兴地和他打招呼，对视地看着他的眼睛，那目光充满了诚意和友情。特别使人惊异的是，这些人的确很真诚，他们现在的确对维克托一片好意。他又变回了那个天才物理学家，一切以往很复杂很麻烦的事情现在办起来都很容易了，他有了专用汽车，他的每一句冷笑话都变得那么好笑。就连他太太上街买东西，前几个星期装作不认识她的妇女也都变得热情温暖。

更甚的是，他还发现大家有“人情味”的一面，党委书记原来喜欢在黎明钓鱼，有个同事收养了一个有病的西班牙孩子，有个则以种植仙人掌为乐。他心想：“啊，这些人实在不是多么坏，每个人都有人情味”。是斯大林的一通电话，使他突然看见每个人最可爱最私密的那一面。他现在是所有人的好朋友了。

又过了一阵子，苏联科学界要反击英国某媒体的“抹黑”，各个单位自发联署抗议，维克托所在的研究所也不例外，他的领导极力邀请他带头签名。可是那份声明分明是错的呀，它诽谤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对自己家庭有恩的好人。英国人批评的没错，苏联确实陷害了一个声誉卓著的医学教授。违心害人，这是维克托做不到的事。可别忘了，才几个星期之前，他连以死明志的心都有。可一碰到领导和同事们的殷切目光，“他就感触到伟大国家的亲切气息，他没有力量投身黑暗的深渊……。使他就范的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消磨力量的温顺感情”。出于人性对温情的需要，而不是从天而降的特权与待遇，也不是因为害怕自己会受到惩罚。维克托其实不过只有个简单的人性需要，那就是他人的温暖认同，一种被友善围绕的感觉。于是他说服了自己，掏出了自来水笔，在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对温暖体温的需要

同样的需要，到了战场上，却能变化出荒谬可笑但又分外残酷的戏剧。例如一个苏联士兵被炸弹的威力埋进战壕，侥幸不死，并于黑暗中触及另一具温暖的身体，于是本能地紧紧握住对方的手。两个陌生人便借此慰藉那不可言喻的惊恐，都直觉对方一定是生死与共的同胞。过了一会儿，地面上稍稍平静，他们奋力拨开顶上瓦砾，让光线照进坑洞，这个红军战士才发现刚刚和自己那么亲密的伙伴竟然是个死敌德军。怎么办？立刻翻脸动手？不，他俩尴尬无言，很默契很安静地各自爬出洞口，一边四处张望，一边提心吊胆地朝着己方阵营逃遁。作为第一个报道德国纳粹灭绝营的战地记者，格罗斯曼曾亲身经历过战场诸种奇诡，他这样解释：他们不怕对方在背后开枪，只怕自己的战友看见之前的情景。一旦之前的情景被发现，可能他们各自就被判定通敌叛国的死罪。

这部小说里最令多数读者感动的一幕，当是犹太女子索维亚在集中营报告职业时隐瞒自己医生的身份，主动放弃了唯一的求生机会（医生作为有用的职业，在集中营通常可以活到最后），陪着萍水相逢的小男孩达维德走进毒气室。为什么索维亚为素昧平生的小男孩牺牲自己的性命？除了无法忍受这么可爱天真的小孩孤零零独自走向死亡之外，她还有一个人性的需要，那就是她一辈子还没有过男人，她一直渴望要一个小孩，而当她抱着垂死的小男孩达维德时，她终于有了当妈妈的感觉。

人性的种子

小说中另一个同样脍炙人口的段落，是斯大林格勒一名刚刚在地上看见儿子尸体的俄国老太太，本来悲愤莫名，但在看着一个德军战俘喊着饿走过身边的时候，却忽然忘了报复，反而把手里的面包塞给那名瘦弱的青年，就连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这么做的原因。格罗斯曼把这类异常的善行叫做“人性的种子”；没有来由的、不起眼的种子。他说：“人的历史不是善极力要战胜恶的搏斗，人的历史是巨大的恶极力要碾碎人性种子的搏斗”。

小说里这些点点星火，一丝丝人性种子的芽苗，不是出于作者的煽情，而是一个温柔的人不忍。格罗斯曼倾其一生的《生活与命运》被当局收走，完全看不到出版的希望；在那个体制之内，他的文学生命已走到了尽头。在一九六一年冬天，他拖着病躯去亚美尼亚旅游，想写一点最无关痛痒的游记。一天，他坐在朋友的车里忽然憋不住要上厕所，可生性害羞的他竟不好意思张口，眼看就要在车里上吐下泻，尊严丧尽。幸好朋友这时停车加油，他就趁机奔去厕所。后来他在笔记里回忆说，这件事让他倒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的。自从他的巨著“被捕”，他的朋友所剩无几；他不知道以后人家会拿他跟托尔斯泰相比，他也不知道俄罗斯政府会在2013年公开交还前苏联收走的文稿，他更不可能知道这部巨著会被俄罗斯电视台改编成收视率极高的电视剧。尽管如此，他在生前还是觉得自己幸运，只是因为他来得及上厕所。

附注

题图为俄罗斯画家苏里科夫画作《女贵族莫洛佐娃》

配乐为Rachmaninov Elegie op.3 No.1 played by Andrei Gavril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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