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標題：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幹部很多人不值得同情 【編輯】 【刪除】

作者：文貝 2013-07-02 11:10

文革中被“打倒”是個很光榮的詞，見諸於很多老幹部的回憶錄和媒體文章，也是老幹部去世後悼詞中常用詞彙之一。社會也對這些曾經在槍林彈雨下捨身鬧革命的功臣良將，在文革中受到的待遇給予了同情。他們的浮沉被當作全面否定文革的重要理由，抹黑文革的文章很多出自這些人或者後代之手。

打倒這個詞是文革中使用頻率最高的詞語之一，充斥着媒體和口號中。

打倒一詞，在特殊的背景下有着特殊的含義。比如“打倒帝國主義”、“打倒清政府”、“打倒國民黨反動派”。這是表達人們對厭惡或反對方的一種願望。

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幹部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倒地”而是暫時性的失勢、受衝擊、或者叫做離崗。對他們被打倒的抱屈是建立在他們一貫正確的基礎上。“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這種無法無天的口號是文革造反派們的心理支持，文革後造反派也沒有“被剮”。

按照以前的說法，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類靈魂的大革命，每個人都要接受它的洗禮。文革的理論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既對資產階級思想及人物，又對無產階級本身和封建文化進行革命。

官員作為政權的統治者歷來是社會變革首當其衝的群體，這種秋風掃落葉式的革命必將對他們形成很大的衝擊。

文革是一場革命與反革命，無產階級思想與資產階級思想，落後的封建文化與先進的社會主義文化較量的戰場。在這場革命的鬥爭中，有人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有人成為鬥爭的敗北者，有人靠邊站被邊緣化，有人受到衝擊。他們的倒下既有主觀因素又有客觀環境條件，幾乎很少是無辜的。（任仲夷說過“我被人整過，也整過人，因為是領導幹部有權力，整人的時候多些”）。

一．文革前倒下的老幹部

1954年高鐃事件：高崗、鐃淑石、郭峰。（鄧小平等向毛澤東告發）

1958年，劉伯承、粟裕、蕭克等因教條主義被撤職。（彭德懷始作庸者）

1958年廬山會議事件：彭德懷、黃克誠、周小舟、周惠、李銳、鄧華、洪學智。（劉少奇與幾乎全部中央委員一致意見）

1962年因小說《劉志丹》受牽連：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康生說“他們利用小說反黨”）

1964年的四清運動：一大批戴帽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和基層幹部被打倒。（劉少奇主持）

1965年羅瑞卿（軍內權力之爭）、陸定一（66年２月匿名信事件）、楊尚昆（６５年竊聽事件）。

1966年５月前中央文化領域革命及二月提綱事件：彭真、肖向榮、鄧拓、吳晗、廖沫沙、周揚、夏衍、林默函、齊燕銘、田漢、鄭天翔、蔣南翔、劉仁、林峰、范若愚、萬曉塘、張淮三、林鐵、衛恆等一大批政界及文化界人士倒下。

如果要算賬的話，這些人都不能算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和毛澤東的賬上，應當算在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一線中央領導人以及以彭真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頭上。

二．文革期間曾經倒下的老幹部

1966年7月內蒙古事件：烏蘭夫（基本沒倒，一直擔任中央委員），始作蛹者是劉少奇。

1966年８月前劉少奇工作組：以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北大校長兼黨委書記劉超為首的一大批大學校長及學生被打成右派。這是劉少奇文革主要錯誤之一。

1966年8月劉少奇事件：劉少奇（1969年去世）、鄧小平（文革中三起三落）。文革初期最積極的兩個人在運動的大潮中被打倒。

1967年1月陶鑄事件：陶鑄（1969年去世）、王任重（1975年恢復工作）。應屬文革派內鬥的產物。

1967年“二月兵變”：賀龍（1969年去世）、廖漢生（1972年任軍科政委）、許光達（1969年去世）、黃新庭（1975年任裝甲兵司令）、劉震（1973年瀋陽軍區副司令）、王尚榮（1974年任副總長兼作戰部長）等。至今講不清原因的文革事件之一。

1967年3月“六十一人叛徒集團”：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等被打倒。此事屬於歷史存疑事件，能否定為叛徒難以說清，（一說是中央為了保護革命幹部指示他們投降）。但在國民黨報上登栽《反共啟事》卻是不容否定的事實。如果認可了他們簽反共啟事可以出獄正確的話，劉胡蘭、方志敏這些把牢底坐穿和劉格平這些堅決不簽反共啟事出獄的所謂堅強共產黨員就是錯誤的。

1968年１月清查“五、一六分子”：王力、關鋒、戚本禹。紅衛兵五大領袖。這批人一直沒有平反。這是文革整人後又被整的一批人。

1968年“楊余傅事件”：楊成武（副總長一直保留）、余立金（1974年任空軍第二政委）、傅祟碧（1974年北京軍區副司令）。此事糾結着隱私和軍隊權力之爭，是文革存疑事件之一。（毛澤東事後說“此案處理可能有錯，當時聽了林彪一面之辭”）

1971年林彪事件：黃勇勝、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李雪峰、陳伯達、梁興初、龍書金、程世清、南萍、袁昇平、劉豐、黃志勇、溫玉成、鄭維山等。這批人是文革前期的積極者，最終倒台很可能是文革中最大的冤案。他們的倒下不是文革本身，而是受重大事件牽聯。

三．老幹部大部分是失寵或暫時性下野

１、1969年８月戰備疏散顯示，靠邊站的老幹部仍在保護中。

由於中蘇關繫緊張，為了保護老幹部，合理配置中央領導機構以做應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黨政軍主要領導人及一些老同志，於10月20日以前全部戰備疏散。

毛澤東離京去武漢，林彪去蘇州。劉少奇和徐向前到開封，陶鑄到合肥，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遠、張鼎丞、張雲逸去廣州；張聞天去肇慶；陳雲、王震及鄧小平去南昌；陳毅去石家莊；劉伯承去武漢（後轉上海）；葉劍英、曾山去長沙；鄧子恢去南寧（後轉桂林）；譚震林去桂林；王稼祥去信陽，陳毅去鄭州，鄧小平去南昌。

周恩來、彭真、彭德懷、羅瑞卿、陸定一、劉瀾濤等人，仍然留在北京。

後來這些被疏散的人員除劉少奇、陶鑄、張聞天、徐海東因病死於疏散地外，其它均在73年前回到北京。

２、從1969年九大中央委員名單中可以看出，受文革衝擊的基本是劉少奇的“白區黨”一派。

中共九大選出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170人，候補委員109人。其中軍隊開國將帥中央委員80人，候補中央委員40人，共計120人。

從八大進入九大的中央委員：23人，包括八、九大連續2任委員：21人。

元帥：林彪、朱德、劉伯承、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

大將：粟裕、肖勁光、王樹聲、張雲逸、徐海東

上將8人：王震、黃永勝、許世友、陳錫聯、謝富治、楊得志、韋國清、韓先楚。

中將1人：張達志。

九大新任中央委員57人：上將5人：王宏坤、王新亭、陳士渠、李天佑、彭紹輝。

中將33人：王秉璋、王輝球、孔石泉、鄺任農、皮定鈞、劉興元、陳康、陳先瑞、李作鵬、吳法憲、吳瑞林、張才千、張天雲、張池明、張國華、張翼翔、邱創成、邱會作、杜平、蘇靜、余秋里、周赤萍、鄭維山、冼恆漢、袁昇平、梁興初、曹里懷、曾紹山、曾國華、曾思玉、溫玉成、譚甫仁、滕海清。少將19人：丁盛、龍書金、劉豐、劉賢權、江擁輝、江燮元、李震、李水清、李德生、吳濤、汪東興、邱國光、高維嵩、魯瑞林、程世清、謝家祥、任思忠、王淮湘、南萍。

八大中央委員在九大降格：2人：上將：鄧華上將、王恩茂中將降為後補中央委員。

新任中央委員57人：上將5人，中將33人，少將19人。

因文革運動中被靠邊站的軍隊將帥沒有選上九大代表的有：

彭德懷、賀龍元帥。

羅瑞卿、黃克誠、譚政、許光達大將。

宋任窮、葉飛、張經武、張愛萍、劉震、王尚榮、烏蘭夫、肖克、肖華、呂正操、楊成武、楊勇、蘇振華、洪學智、張宗遜、周桓、鍾期光、李志民、宋時輪、廖漢生、萬毅。

逝世的7人：羅榮桓元帥、陳賡大將、劉亞樓上將、李克農上將、趙爾陸上將、甘泗淇上將、閻紅彥上將。

以上情況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整肅的主要是以劉少奇為代表的“白區派”，軍隊幹部受影響的主要是文革前的彭德懷事件和文革中的賀龍事件。而且受牽連的幹部大部分在文革期間被重新起用。

３．1973年中共十大開始重新啟用老幹部。

十大選出了１９５名中央委員和１２４名候補中央委員。

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王洪文、韋國清、葉劍英、劉伯承、江  青、朱  德、許世友、華國鋒、紀登奎、吳  德、汪東興、陳永貴、陳錫聯、李先念、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姚文元、康  生、董必武。

候補委員：吳桂賢、蘇振華、倪志福、賽福鼎·艾則孜

一些在文革中被打倒或靠邊站的老共產黨人重新進入中央委員會，包括鄧小平、王稼祥、譚震林、烏蘭夫、李井泉、廖承志、李葆華、廖志高、江華、江渭清、秦基偉、李成芳、方強、陶魯茄、曾希聖等。

４．1975年第四屆人大大部分老幹部已經全面復出。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為朱德，副委員長為董必武、宋慶齡、康生、劉伯承、吳德、韋國清、賽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聶榮臻、陳雲、譚震林、李井泉、張鼎丞、蔡暢、烏蘭夫、阿沛·阿旺晉美、周建人、許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連蔚。

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華國鋒、陳永貴、吳桂賢、王震、余秋里、谷牧、孫健為副總理。

鄧小平升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位置，黨、政、軍三方面都超過了張春橋。

在國務院組成人員中，四屆人大起用了一大批老幹部執掌各部部長和各委員會主任。

包括國防部長葉劍英，計委主任余秋里，基建委主任谷牧，教育部長周榮鑫，鐵道部長萬里，財政部長張勁夫，石油部長康石恩。而文革積極分子只有于會泳和劉湘屏分得了無足輕重的文化部長和衛生部長。

四．中共派系因素造成一人倒下多人受牽連

中國新政權自建立以來，始終存在着留蘇派與國內派、紅區黨與白區黨之爭，也存在着各個山頭勢力派別的爭鬥。這些不同的派別都有具體的代表人物，只要代表人物出事，勢必牽聯到其它人員。

比如國內派為代表的毛澤東與留蘇派為代表的王明，毛澤東為代表的紅區黨與劉少奇為代表的白區黨。

山頭主要指紅軍時期的各個方面軍，抗日戰爭時期的八路軍和新四軍以及各抗日根據地，解放戰爭中的四大野戰軍及晉綏、華北野戰軍。

所謂黨外有黨，黨內有派。即使在各個大山頭又存在着內部劃分，軍政之間，兩大主官之間，各部隊形成過程中的系統等。

許多情況下幹部的倒台不是個人因素，也不是政治原因，而是跟錯了人或站錯了隊。

五．爭權奪利失敗者成為幹部倒台的重要因素

劉少奇和鄧小平是在爭奪文革的領導權中敗北。

陶鑄系是文革小組內部矛盾的犧牲品。

賀龍系是在文革中軍權鬥爭中失敗。

簿一波等是文革期間挖出的叛徒集團。

“五、一六”分子和楊余傅事件所牽聯的人是先整人後被整。

林彪系是文革主導力量爭奪中的失敗者。

六、幹部在運動中受衝擊是正常現象

據統計，“文革”十年中，全國被立案審查的幹部高達230萬人，占“文革”前夕全國1200萬幹部的19.2%。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被審查的幹部有29885人，占幹部總數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級和地方副省級以上的高級幹部被立案審查的達75%。（摘自《學習時報》2008年9月29日第3版，作者：曹普，原題：《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由來》）

用一個簡單的算術來算一下，十年立案審查幹部230萬，平均每年23萬，占1200萬幹部不足百分之二。事實上很大一部分幹部是被文革所衝擊而暫時失勢，並不是真正的被打倒。他們大部分在沉寂一段時間後重新得到啟用，而且成為文革的支持者或同盟軍。

有相當一部分老幹部，包括劉少奇和鄧小平。他們是文革的支持者或推動者，是想藉助文革獲得更大的權力。一方面打倒別人，另一方面被別人打倒。他們是在如此反覆地演繹着中國官場的博弈遊戲。

鄧小平的三起三落說明什麼？除了爭權奪利以外，剩下的只能是反覆無常的人格低下。

還有彭真、賀龍、陳毅、陶鑄、肖華、楊成武、陳伯達等，他們的下場只是權力場的表演。

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陳雲、李先念、粟裕等這些中國政壇的不倒翁，總是選取文革中個別人的言語來表現自己文革時所受的衝擊，卻從來不檢討自己在文革中的一言一行。

許多人批評文革中無法無天，對幹部不公平。換一種角度，在中國法治建立的今天，如果依法辦事對幹部進行審查，該判刑的何止百分之五十！這些人並不是政治因素，而是符合法律條文的犯罪。

毛澤東應當為中國所有曾經被打倒的老幹部負總責。劉少奇鄧小平應當為高鐃事件、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反教條主義、彭德懷集團、四清運動、文革以前的文化運動、文革中前期的紅衛兵運動中被打倒的老幹部負重要責任。

為什麼不給高鐃平反？為什麼不給所有的右派平反？為什麼不為反教條主義的劉伯承和粟裕平反？為什麼不給林彪集團平反？為什麼不給四人幫平反？為什麼只給早期紅衛兵而不給後期紅衛兵平反？這種選擇性平反又說明了什麼？

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幹部，僅僅是政治的犧牲品或官場爭鬥的失敗者。他們的所謂“黨性原則”只是謀取私利的一種掩護。這些老幹部們重新上台後，馬上展開了對文革的清算和對社會的掠奪。從這一點上看，這些被打倒的老幹部根本不值得同情。

從人性而言，這些曾經高高在上有權有勢的老幹部在文革中蒙難，那些在文革中受管制並影響子孫後代的“黑五類”，那些曾經的社會精英在文革中被迫與普通群眾平起平坐，他們重新出山並恢復原有地位後否定文革和仇恨文革有情可願，那些鏈接在新時期改革開放富起來的特權階層害怕文革也是正常心理。但是，作為一場革命運動，其功過評價要看是否有利於大多數民眾，是否有利於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是否符合社會的發展方向。

從今天權貴的表現看，這裡面的許多老幹部難道都是無辜的？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的集中整肅，中國的官場會是何種模樣真的不敢想象。如此廣泛深入的革命受一點衝擊又有何委屈可言？難道他們的行為真的是乾淨的？他們在運動中不是既整人又被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