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願軍第五次戰役中的第180師(４，完)

180師榮辱六十年
180師全師失利的事情已經過去50多年了，但這卻是我軍歷史上最慘痛的一次失利。180師的失利表明，部隊的傳統習慣和歷史特點，往往在遇到強敵和惡仗硬仗的時候，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據說，在1984年全軍裁軍100萬時，在確定裁誰留誰的問題上，就舉出了180師這個教訓，因此，當時確定，凡是沒有紅軍傳統、在戰爭年代沒有經歷過嚴峻考驗、歷史不長、作風不硬的部隊，將一律裁撤。而哪些善打硬仗、惡仗，部隊有一種能壓倒一切困難和一切敵人的，有光榮傳統，有光輝戰績的部隊將被保留。這條原則，一直持續到現在。可以說，現在保留下來的部隊，如果細一查，全都符合這一原則。

2013年7月24日，在朝鮮戰爭停戰60周年的成都老兵紀念會上，81歲的180師老兵汪元昌最終憤怒了，原因是“原本受邀與會的領導一個也沒來”。一百來個在台下昂着白頭的老兵，在3個小時的會議時間裡也沒收到一句對其個人的致敬和感謝。

“這麼不重視還開什麼會呢？”汪走到簽到席把名字一筆劃掉，扭頭便走。這引發了風波，很多昔日戰友都看到了這一幕，但最終沒有人去勸這個倔強的老頭。

“很理解，也很無奈。”一位180師老兵說，“抗美援朝勝利60年了，我們卻仍活在失敗的陰影里。”

在半個多世紀前的那場戰爭中，180師是一個特殊的群體。由於孤軍深入和執行錯誤指令，180師11000多人傷亡3000餘人，被俘3900餘人。這是志願軍成建制失利最嚴重的一次，六十多年來也在多種歷史敘述中被稱作“朝鮮戰爭中唯一全軍覆沒的隊伍”。

倖存的180師老兵的餘生因這次失敗而改變。他們在政治運動中被視作恥辱而屢遭衝擊，或在異地他鄉忍受着奚落和冷遇。然而六十多年來，這支頭頂“污名”的敗兵之師從未放棄過對歷史真相的追尋和維護。

從1991年起，老兵們以筆為武器，出書寫文章為自己正名，同時出版了二十餘本集體或者個人回憶錄，總字數達數百萬。但時光的敵人仍過於頑強——在慣有認知的影響下，這些文字從未被正規出版社接受。

如今，一本名為《我們沒有全軍覆沒——180師在朝鮮》的書準備在北京出版，由《瀋陽日報》記者關捷採訪一年而成。這些耄耋之年的老兵，用最後的力量再一次講述他們所執守的“正確歷史”。這是他們的最後一“戰”。

“把我埋了”

現在，81歲的原中國人民志願軍180師老兵肖德元住在成都一個叫九如村的小區，愛好中醫養生，擺弄自製藥酒。62年前，肖德元在這個城市參軍，成為180師538團的一名普通戰士。

但和平沒有持續太久。1950年12月10日，肖德元和180師1.1萬名戰士一起接到通知，奔赴3000公里外一個陌生的國度——北朝鮮。這個半島在一年前爆發內戰，戰火還一度燒至鴨綠江邊。中國組成志願軍支持他的社會主義兄弟。

在從成都到朝鮮漫長的旅途中，年輕人們義憤填膺，一路高聲唱着《志願軍軍歌》。

作為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海外作戰，“抗美援朝”標誌着新生共和國從人民戰爭到國防戰爭的過渡。在肖德元抵達前線的半年內，四次戰役已經相繼展開，中朝軍隊與聯合國軍逐漸形成拉鋸，志願軍司令部決心發起一次更大規模的戰役，打破僵局，爭取主動。

1951年春夏之交，志願軍決定“即使付出五六萬人的代價，也要消滅敵人幾個師”。17歲的肖德元早已等不住了，他聽說，美國人就要被趕下海了，再不去就沒機會啦。

在這樣的樂觀氛圍中，抗美援朝第五次戰役打響，雙方共80萬人相持於北緯38度線附近。美軍不斷後撤的磁性戰術推高着中國軍隊的信心。180師領到的任務是從中線直插敵陣，割裂美軍和東線韓軍的聯繫。在五天的進攻中，180師前突了一百多公里，順利割開美軍陣地。

此時第一個危險信號出現了——180師的乾糧和彈藥已告罄，突進也過遠。情況很快得到驗證，5月22日，隨着聯合國軍全線反攻，戰場態勢瞬間逆轉。美軍利用志願軍補給困難的致命弱勢，開始收“口袋”，180師首當其衝。

打還是撤？師長鄭其貴強調要聽從兵團指揮，顧全大局，但兵團下達一個事後證明是非常錯誤的命令——就地阻擊敵人，掩護兵團主力和傷員轉移。

這是一項無法完成的任務。538團戰士賴富柏躲在山道旁的樹叢中，看着美軍坦克在滾滾煙塵中如入無人之境，志願軍戰士拿着爆破筒衝上前去。一天的阻擊，整個連隊只剩下他一人。“他們有坦克飛機，我們什麼都沒有。”

一天之後，所有的友軍已經撤退了，180師卻等來了美軍機械化部隊。在無路可逃的情況下，兵團電令部隊向鷹峰撤退，說到了那就有接應，可到達後，卻發現敵人的照明彈已經將山谷映成一片慘白。

鷹峰標高1436.9米，這一天，細雨如絲，雨點落在身上，異常寒冷。

這是斷糧的第5天，一萬餘人的180師只能集合起一千來人，靠野菜和樹葉勉力維持，重機槍因為搬不動被丟棄，剩下的二十餘挺輕機槍，只有一挺還能打幾分鐘的子彈。

張城垣是師部的宣教幹事，他聽見師長鄭其貴在喃喃自語，“完了，完了。”隨後，師長命令機要科長將聯絡密碼全部燒掉，這位一直在機關工作的老知識分子嚇得哭了起來。

28日，剩下的人決定翻過鷹峰再次突圍。在一條山溝下，他們發現了數百名傷員。重傷員在死前大喊“把我埋了，把我埋了”，他們卻只能在死者的臉上覆上樹葉。

馮志誠在山腳的另一支突圍隊伍里，他是180師539團的作戰參謀，集合起一百多人，下意識地朝北走，團政委韓啟明負傷掉隊，選擇自殺，甚至沒人注意到。

肖德元掉隊了，他站在北漢江邊，江水茫茫，手邊只有一支蘇制步槍。江對岸，群山之中，炮聲隆隆，那裡有他被圍困的戰友。

一個朝鮮老婦人站在木屋前，不斷說着什麼，他聽不懂，大概明白是讓他帶走屋子裡的一具戰士遺體，遺體的頭上蓋着紅布。

這個新兵無法理解眼前的一切了，他在心裡喊着：“毛主席啊，這個仗怎麼打成這樣？”

戰俘營

炮擊終於停了下來，敵軍開始搜山。180師538團衛生員鍾俊驊就是這時被俘的，他在溪邊喝水充飢，槍口忽然捅到了腰間。

張城垣和吳成德一直留在山裡，吃光了山溝里的青蛙後，他們決定下山找糧。晚上，張帶着四個士兵溜下山，毫無意外地被敵人發現，他們跑啊跑，黑暗中看不清，紛紛墜落懸崖，等他醒過來，兩個士兵已經死去，活着的小聲告訴他，張幹事，我們被俘了。

直到一年後，他才知道180師政治部主任吳成德在山裡又堅持了一年才負傷被俘，成為志願軍被俘的最高級別將領。

張城垣被送往巨濟島上的志願軍戰俘營。在五次戰役之前，志願軍戰俘不過兩千餘人，五次戰役之後，陡增至一萬五千人。

作為宣教幹事，他原來在部隊中負責氣節教育，第一條就是不能被俘，想到如今的處境，感到非常羞愧。他在戰俘營認出了許多180師的士兵，對方卻低着頭不願看他。

180師的被俘軍人成為戰俘中堅決回國的領導者。按照《關於戰俘待遇的日內瓦公約》，戰俘不等於罪犯，戰俘營中實行戰俘自治。利用這條規定，1952年，他們在戰俘營里成立了共產主義團結會，發展了兩千餘名團員，張城垣任副書記兼宣傳委員，還有一張機關報《消息報》，用以鼓舞教育被俘同志。

戰俘營是另一個戰場，這裡有各色人等。從台灣過來的國民黨特務混進戰俘營策反，甚至強行在戰俘身上刻上反動口號，讓他們不敢回國。如果抵抗就被淹死在廁所。

180師的幹部們也針鋒相對發起打擊叛徒的運動。“經我批准處死的叛徒就有17個。”張城垣說。

1952年4月8日，在美軍正式“甄別”被俘人員遣返意願之前，180師的士兵們趕製了一面五星紅旗，材料是脫膠了的雨布，原本打算各人獻血染紅，但收集了一斤後卻發現鮮血凝固變黑，最後用的是醫務室的紅藥水。

鍾俊驊被選定為升旗手，清晨，戰俘們集合起來高唱國歌，許多人熱淚盈眶，他們說這是兩年戰俘生涯中最光榮的一天。

“當時有兩條原則，如果交換戰俘就堅決回國，不然就自己解放自己。”60年後，張城垣說，“我們是軍人，為了榮譽也得回去。”

已有定論

第五次戰役後，兵團決定嚴肅處理180師，對其進行了長達一年半的內部整肅。

敗軍的名聲很快在軍內傳開，打飯時，師傅問戰士石敦豪，你是哪個師的？得到回覆後，圍觀者開始起鬨：“就是那個吃屁火的嘛。”

1951年10月，志願軍對失利作出了正式結論，“180師突圍並沒有經過嚴重戰鬥，但是一個師損失殆盡，給黨和人民招致不可彌補的損失”，不能從軍事指揮上找原因，而是“政治上動搖逃跑，貪生怕死，把一個師讓敵人消滅了”。

隨後，師長、副師長被撤職，團以上幹部黨內留黨察看，行政上一律降職、撤職。軍部甚至一度考慮撤銷180師番號。

539團政治部主任李全山，因為在檢討中表示自己曾有“萬一負傷被俘，也要堅持鬥爭”的思想，被軍部嚴厲批駁，認定“一個團級政治幹部，竟準備屈膝作俘，是叛變行為”，給予黨內外雙重處分，調離軍隊轉業地方。

1952年，對180師的問責再次升級。中共志願軍黨委發出文件，強調了“180師全師被殲滅”，該師各級幹部犯了“右傾逃跑主義錯誤”。

539團戰士童志安參加了團里的排以上幹部“180師受挫學習會”，他做夢也沒想到，自己的師會背上政治動搖的惡名，“當時不敢說，許多人都是違心做檢查”。

後來，539團團長王至誠無可奈何地說：“這種情況下，我們滿身是嘴也說不清。”1954年，180師參謀長王振邦曾向軍部提出，失利主要是兵團指揮失當，不能把責任全推到180師頭上。這被批評為已有定論。

朝鮮戰爭最後一年，整頓後的180師被重新帶回戰場，用“一切為了翻身”做了動員口號。

肖德元記得一個連長就死在打翻身仗中，他沖得太急，腳下踩了地雷，“怕是憋了一肚子氣吧。”賴富柏再次參加了阻擊戰，堅守陣地三天三夜，沒有水時，甚至只能喝尿。

作戰參謀馮志誠終於有了用武之地，通過他設計的作戰方案，攻克了韓軍的陣地，一直打到停戰那一天。

第三兵團司令許世友隨後宣布，“180師打了翻身仗”。但這個喜悅隨即被更大的喜悅衝散。1953年7月27日，停戰協定簽字生效，朝鮮戰爭正式結束。

人民“罪人”

朝鮮戰爭結束後，180師一部分官兵隨部隊駐防南京，一部分士兵轉業復員。180師的戰俘，營以上幹部轉業地方，連以下幹部戰士保留軍籍者全部復員還鄉。

肖德元轉業回到成都一家木材公司，報到時，經理聽說他是180師的，大吃一驚，“就是那個全軍覆沒的啊。”

賴富柏也回到了四川安縣老家，重操理髮舊業。“文革”中，他因為開理髮店被打成當地最大走資派，在一次批鬥會上，一個曾經的戰友突然站出來，揭發他所在的180師打了敗仗，他是其中的逃跑分子。

“你們說，這樣的人該不該斗？”戰友喊。“該斗，該斗！”群眾們揮舞起拳頭。“

嚴汝賢則是禍從口出。這個180師539團的文教員，戰爭結束後進入樂山第五絲織廠。反右時，他和單位同事在茶館聊起抗美援朝。同事說，打敗美帝國主義指日可待。可嚴汝賢多嘴，偏要用自身經歷潑冷水，告訴他180師失利的事實。

當時同事不說話，直到有一天單位開大會，領導在會上突然點名批評，“某人竟敢污衊志願軍，居心叵測。”隨後，嚴汝賢被單位開除，打成右派，只好回家務農。

曾經的俘虜，日子更不好過。戰爭結束後，一共有六千餘名志願軍戰俘回到祖國。他們被統一安置在遼寧昌圖的歸國戰俘管理處。

在歸管所，戰俘們被要求以“狼牙山五壯士”的高標準對照自己，交代錯誤。張城垣的處理意見上寫着，“受敵嚴刑拷打較多，是否有失節行為，要在今後長期工作中考察”。他不服，跑去找歸管處的領導，領導嚴厲地說，“被俘回來就是人民的罪人。”

吳成德則被定性為叛黨、叛國，開除了黨籍、軍籍，分配到東北的農場。“他是被俘的最高領導，180師打了敗仗也要算在他頭上”，張城垣跑去看他，兩個人坐在屋子裡無話可說，吳成德突然哭出聲來，那一年他已經48歲。

六千餘名志願軍戰俘，隨後在他們的檔案袋裡，都加上了“特嫌”、“控制使用”等字樣。

由於戰俘身份，復員回到地方後，張城垣先後被縣廣播站、鄉信用社開除。“文革”中，他被打成叛徒、現行反革命，只能在村里放羊為生。

80歲的鐘俊驊如今已經垂垂老矣，1954年，當20歲的他回到成都，街坊鄰里慢慢都知道了他的戰俘身份。女友的母親逼他們分手，“她家裡人說，難道你想和一個歷史不清、政治動搖的人在一起嗎？”這句話，折磨了鍾俊驊十多年。

“180師是個悲劇，戰俘更是個悲劇。”張城垣無奈地說。

兩岸書

1988年，山西聞喜縣桃溝村的史興福收到一封奇怪的信，一個不認識的人從台灣寄信過來，詢問自己是否還在人世。

他讓二兒子回信過去，“還活得好好的”，然後問問，是誰呢？

下一封信時隔數月後寄到，署名已經換成了他熟悉的名字——史興貴。他失蹤四十年的弟弟。

1953年，由於身上的刻字，史興貴不敢回大陸。戰爭結束後，和其他一萬四千名戰俘去了台灣。他被編入炮兵營，駐守台南，1969年退役，搬到眷村。

退役後，史興貴加入了一支由大陸戰俘組成的榮工隊。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正是台灣經濟騰飛的時候，他們給高速公路打地基，也給鐵路鋪設枕木，一干又是十二年。

當年，和他一同下山投降的180師戰俘一共8人。他們時常約着假期里見面，說一說近況，不覺間就都老了。

8個人中沒有一個能夠在台灣結婚成家。

“在部隊不准結婚，退役了年紀大了，人又窮，哪有人要呢？”史興貴所在的眷村，大陸戰俘有二十多戶，只有兩戶結了婚，一個娶了瘸子，一個娶了啞巴。孤獨的戰俘們唯一的消遣就是打麻將、賭博。史興貴有時一輸就是幾千台幣，他也不在乎。

也有人給史興貴說媒，對象是一個山村的寡婦，拉扯着幾個孩子。他拒絕了。“成家了就回不來了。”

1949年，他參軍離家的時候，家裡有一個兄長，妻子才17歲。他想妻子應該改嫁了，哥哥應該還在等着他。

1987年，台灣開放了赴大陸探親。史興貴決定給家裡去一封信，詢問他的哥哥是否還在人世。署名時，他耍了一個心眼，用上了假名。他想，若是哥哥不在了，那麼其他人也無須知道他還活着。

收到回信的那一天，史興貴就決定無論如何要回到老家，再也不離開。

1991年，69歲的史興貴娶了同村一個63歲的寡婦，成了家。他的哥哥將第四個兒子過繼給他，為他送終養老。

“不會再有人寫了”

1982年，留在成都的180師老兵朝鮮戰爭後第一次聚會，地點選在肖德元的單位，一家蔬菜公司下屬的職工學校。

話題總離不了180師。這麼多年過去，大家心裡一直不服氣。“我們也是為了榮譽而戰，卻背了這麼一個惡名。”

老兵們最不能容忍的是把戰爭失利的責任都推到180師身上，扣上“政治動搖”的帽子，“180師只是棋盤上的一顆棋子，怎麼動，不是我們能決定的。”童志安說。

在山西和北京，另一撥180師的老兵行動了起來。他們決定出一本180師自己的書。書名取為《歷史的回音》。張城垣受邀擔任該書的執行主編，請各地的180師老兵寫自己的經歷。“就是為了給180師正名。”張城垣回憶道。

書成後，他們讓北京的老首長去請了薄一波作序。薄老評價180師“是一支有光榮傳統的老部隊”。1993年，張城垣拿着書稿找到一家出版社，希望能公開出版，對方卻以事涉歷史太過敏感，不肯合作。

“我們只好自己籌錢出了，第一次印了1000本。”他們通過北京的戰友將書送給軍內高層，也沒收到什麼回音。

《歷史的回音》首開180師老兵寫書的先河，包括集體書寫和個人回憶錄，如今已有了二十多本，成都老兵出的集體回憶錄，名叫《烽煙人生》。

“不會再有人寫了，都老了。”早已從國防大學教授任上退休的馮志誠指着桌子上的一堆書，有些落寞地說，志願軍司令部早已解散，180師的番號也在1960年代被撤銷，180師的失利，到底是誰的責任，軍內已經不關心這段歷史了。

在成都，一起寫書，讓180師的突圍和被俘老兵重新建立了聯繫。每年成都老兵的聚會，戰俘都會受邀參加，雖然早已平反，但後者願意前來的還是寥寥無幾。

“其實他們才是真正的英雄。”童志安肯定地說。

2011年，180師的年度聚會正式取消，每一年都有老兵過世，健在的年紀也越發大了。

如今，180師的後代積極地想為自己的父輩正名，他們在網上抱團，建立QQ群，在網站發帖，與攻擊180師的網友對罵，聯繫媒體採訪，甚至還有一個建立180師博物館的願望。

“應該記住這些老兵，他們做出了這麼大的犧牲。”石敦豪的女兒石京秀是180師後代群的主要組織者之一。

但在做朝鮮戰爭口述史的張鳴（化名）看來，這樣似乎有些徒勞，“在美國，這場戰爭叫做被遺忘的戰爭，在中國，也快被遺忘了吧”。

“這可以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石京秀為父輩的歷史尋找證據，但在韓國，她驚奇地發現，他們的父輩戰鬥過的鷹峰，如今已被改名為“戀人山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