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平民口述歷史（從一九二0年 到 一九八三年） - 89 [ 8186 bytes | 2016-02-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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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平民口述歷史（從一九二0年 到 一九八三年）
發帖者：89 (時間：2016-02-17 10: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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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流行口述歷史，老人們把自己親身經歷的歷史講述出來，形成文字，留給後代，讓後代以史為鑑，讓歷史告訴未來，這是一種非常好的家族文化與中國歷史的傳承與沉澱。

今年春節期間，我拜訪了一些長輩，聊天之中，聽到了我們家族中的一些歷史。

1920年代，因家裡經濟條件不好，我祖父從江淮大學肆業之後，就開始做生意，後來與他的四哥一起開布店，生意稍有起色，就又開了一家分店，當時經濟發展迅速，金融活潑，幾年之後，兄弟二人的生意漸漸紅火起來。到了1930年代初，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聽說在城裡有一塊房產要出售，面積約四千平方米，就去了解了情況，於是兄弟二人決定買下這些房產，用家族的積蓄以及一部分借款，購置了這個房產。當時，家裡的其它的兄弟還反對，說借錢買房子，不好。有的讀書的兄弟還說，我不需要房子，我只要一塊硯台，就可以行走於人間。

房產買下來之後，生意更紅火，我祖父還當了當地布業商會會長，當了會長之後，還積極發動與參加反對日貨運動。那個時候，九一八事變己爆發，全國抗日熱潮風起雲湧。後來淞滬大戰爆發，我祖父還要求參軍，報效國家，但因年齡太大，己年過四十，所以被勸退了。

沒過多久，日本軍隊占領南京，並且沿着長江向上游推進，眼看日本軍隊就要逼進我的家鄉。家族裡的人以不做亡國奴相號召，開始準備向湖北武漢轉移。那個時候，城裡面的人，因為不富裕，所以大部分人都沒有走。而據有的長輩說，他們家當時是在鄉下，沒有通公路，他們家就沒有離開過家鄉，而且整個抗戰八年，也從來沒有見一個日本人，因為地方太偏僻了，只是家裡面住了很多從城裡跑來躲避日本軍的親戚。

我祖父的長子，也就是我的大伯父，是在國立八中上學，而國民政府高官張治中將軍當時主政湖南，因為他是安徽人，所以他號召安徽的學生儘可能的轉移到後方，所以，我的大伯父，隨着學校里的同學們，步行到達湖北，再從湖北，經過步行以及乘船，到達湘西，繼續學習功課。後來學校里鬧學潮，學生反抗教員，我的大伯父也參加了學潮，學潮之後，我的大伯父轉學到了國立九中，地點是在四川江津。這是後來的事了。

我以前看過一本書，介紹國立八中的歷史，其中有一個情節：國立八中的學生們，排着長隊，從安徽步行到湖北的一個街市，露宿在街頭，早上醒來，每個人都發現自己的枕頭旁有一塊小餅子，於是喜滋滋地吃了餅子，繼續上路。這應該是當地的湖北市民看到這一群安徽小朋友如此艱苦地經過這裡，心生憐愛，所以晚上偷偷地送來的小餅子並且分發好了，一人一塊。

大伯父跟着學校走了，家族裡的其它人，也分批到湖北武漢，而家裡布店裡的貨物（也就是布匹）也用郵輪送到武漢。不幸的是，不久郵電局寄了一封信過來，說裝了這批貨的輪船，在江西九江附近的江面上，被日本軍隊的飛機炸沉，貨物全部沉入江底。郵局的這封信，一直到文革時期還保留着，之後紅衛兵抄家，這封信就不知下落了。

那個時候，準備轉移的市民，政府還給每個人發了難民條，我祖父的四哥用一輛牛車，載着家裡的人和物件，準備到幾十公里之外的碼頭上船。路上遇到國民黨兵的盤查，要檢查車上的箱子，車上有很多箱子，只要隨機查其中一隻，由於一時沒找到鑰匙，我祖父的四哥冒着雨，打着傘，到附近的老鄉家裡，借了一把菜刀，用刀背把車上的一個箱子上的鎖砸開，讓士兵檢查，然後通過，到達華陽上船，駛向武漢。這個情節，在馮小剛的電影《一九四二》上見到過，國民黨以防諜為由，要求檢查，還以此為由，把逃難的老百姓的東西扣留或扔掉。

我們家族一大家子老老小小几十口人，在武漢集中之後，由於戰事緊張，又開始向湖南轉移。本來我祖父打算把家裡人送到武漢之後，再回老家繼續做生意，連家裡的床鋪都沒有動，就等着回來住的。但是日本人很快占領我的家鄉，於是不能回家鄉了，老家的四千平米的房產，只交給了一個女傭打理，她靠着出租這四千平米的房屋的租金，度過了抗戰的八年。

這位女傭姓戴，我還見過她，她到1970年代末才去世。記得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後，老家也在搞防震，所有市民不能待在屋子裡，即使晚上睡覺，也必須到外面的帳篷里過夜。而戴奶奶（那位姓戴的女傭，我們叫她戴奶奶）則死活不肯離開她住的房間，說我死就死在這裡，哪裡也不去。街委會派來一個身體很結實的小伙子來幫忙勸她出來，她也不肯，後來大家也就由着她，只是那一年，老家並沒有地震。

我們家族的人離開湖北後，到達湖南益陽馬跡塘山田畈，在那裡租了房子住了下來，我的父親就在這裡出生的。所以有人說，我也算是半個湖南人。我父親對湖北湖南也很有感情。

那個時候，據說整個家族帶了八千塊大洋出來，但是不能坐吃山空，所以，家裡的成年男丁迫於生計，曾到貴州廣西等地做各種生意，經營各種業務，據說還在一個貴州的農場加工煙草，烤制煙葉，而家裡的婦孺，也跟着到處流轉，顛沛流離。大約在1940年代初，我大伯父從大學畢業，有了工作，在桂林的電力部門任職，也就有了收入，於是一家人就轉移到桂林，當時我祖父的母親，我的太奶奶與幾個長輩，住在大旅館裡，而家裡的其它人，擠在離大旅館不遠的一個很小的房間裡住下來。

後來戰事吃緊，一大家子人又轉移到貴州獨山。

抗戰勝利後，家裡人準備回到故鄉，由於人員分散在各處，為了相互聯絡，當時我的五伯父才是十七八歲的剛成年的小伙子，家裡人讓他到長沙聯絡親戚回老家，沒料到在長沙的親戚己離開了長沙，沒找到親戚，又與在貴州的家裡人失去了聯繫，後來不知道經過什麼樣的一個過程，可能是個到處打短工再到處流浪的過程，五伯父又回到了老家，與家人團圓。

我們家是在抗戰勝利一年之後，到了1946年，才回到老家。到了1949年解放時，我的大伯父，在武漢政府機構任職，於是他隨着政府機關到了台灣，在當時，我父親那一輩的人當中，我的一位伯父參了軍到了四川。我的一位姑姑也參了軍到了廣西。據說我姑姑參軍時，我奶奶不知道，後來參軍隨部隊離開之後才知道，於是我奶奶和我祖父大吵一番，因為，我姑姑是我奶奶的唯一的一個女兒。

解放之後不久，我們家四千平米的房屋被沒收，只留下一百多平米的房子，由我們家族的人居住，其它的房子由政府房產局出租給其它人，租金歸房產局，只是，這些租房子住的人，都知道這房子是我們家的，對我的祖父都很客氣很尊重，有什麼事了，還找我的祖父出面調解。後來，文革之後，政府又歸還了約二三百平方米的房子。由於當初這四千平米的房產是用家族資金購買，所以當現在只有四百平方的房子的時候（歸還的二三百平米加上原來自住的一百多平米），由十幾個堂兄弟姐妹共同分割，平均每人只能分到大約十八平米的房產。

解放後，由於糧食是配給制，成年人每月配二十五斤糧食，我祖父性情耿直，當時就說二十五斤吃不飽。結果被當做不服從分子而被批鬥。

一九六0年大饑荒時，由於我們家都是在城裡，所有沒有人餓死，但是都吃不飽飯。據我外祖母說，那個時候，有一次，她在路邊手裡拿着一個燒賣正準備吃，突然一個人從她手裡搶走了那隻燒賣跑掉了。據我的一位語文老師說，他當時是在市委上班，每天接觸的匯報材料都是各地糧食大豐收，根本不知道還有大饑荒這回事，有一次，他的一個熟人告訴他：鄉下餓死人啊。他還大吃一驚，覺得不可信。後來他回憶說，那時他到鄉下去視察，鄉里的幹部還給他們每人送一袋黃豆，而他們在田間地頭吃飯時，有很多鄉下小孩圍着他們看。他說，他當時還以為是鄉下小孩沒見過城裡人，所以都來圍着看他們吃飯。他後來才覺得，那些小孩應該是餓了。

我大學畢業參加工作的時候，在車間辦公室上班，那時，廠里搞健康調查，我參與幫工人填寫健康表，健康表里有一欄是父母的健康狀況，包括父母的死因，有一位工人說他父親是餓死的。我問他是怎麼回事，他說一九六零年，他們家在鄉下，一天他父親從外面回來，走路搖搖晃晃的，象是喝醉了酒，可能是喝了一點酒，回來後就坐在家裡的門坎上，靠在門框上，就再也沒起來了。他說他們都知道，是餓死的。

再過幾年，文革開始，那時每家每戶都有一個寶書台，搞一台子，上面放上毛主席的書，每天早請示，晚匯報，每餐飯前也要喊幾句毛主席語錄。之後就是武鬥，兩派開始的時候，先是相互漫罵，然後是相互吐口水，再是相互動拳頭打架，再是拿棍子相互鬥毆，最後是各自搞到槍甚至手榴彈，相互對射對打了起來，據說有的還是從解放軍的手裡搶了槍過來武鬥。

我的一位同學的父親說，那個時候，他親眼看到他的一個熟人在一輛卡車上拿着槍，開了一槍，把另一個人打死了，這個人也是他們的熟人，一槍打過去，那個人一下子撲到在地，死在地上，那輛車很快開走了。那個時候，手裡有槍的，有的是報私仇，有的僅僅是因為在不同團體派別，而開槍射擊對方。

我出生的那個時期，市裡的醫院大多數都關門了，我媽媽是在海軍醫院生下我的，那個時候，這個醫院還沒關門，這個醫院是一個造反派的地盤，醫院外面是另一造反派的地盤，這時，雖然己經沒有大規模的武鬥，但還有零星的冷槍。我伯母說，當時我媽媽肚子很痛，馬上就要分娩了，當時她攙着我媽媽走向醫院產房時，不知是誰朝她們打了一槍，子彈打在了離她們兩三米處的牆上。好在沒打到人，也好在只打了一槍。

以前還聽說那個時候，有人從旁邊的縣裡叫來了一批人，帶着槍，乘坐卡車，準備向城裡的造反派發起攻擊。不只怎麼搞的，消息泄露了，他們的車在城外被攔住包圍，繳了械，一場大武鬥算是沒打起來。

後來，九一三事件爆發，林彪死去，寶書台也拆了，過幾年，又搞起向陽院，那個時候，我己在小學了，每個小孩都要有一杆紅纓槍。我爸爸也給我做了一支木頭的紅纓槍。再過幾年，是八三年嚴打。我小時候的一個鄰居家的小孩，以前經常在一起玩的，那個時候我上了初中，有好幾年沒見到他了，後來聽說他在嚴打的時候被槍斃了，後來我才知道，他那個時候他好象是參加打群架還是什麼事，總之，在那件事中，他的行為是最輕的，最不嚴重的。結果他被槍斃了。其它的人，反而沒被槍斃。

聽說那個時候，槍斃了人，派出所還要到被槍斃的人的家中索要五分錢的子彈費。不知道他的家人有沒有被迫向公安繳出五分錢的子彈費。

再過幾年，是一九八九年，這個時候我大學畢業有一年了，但是不能再口述歷史了。因為再口述一九八九年的歷史，這個貼子就不能在中國大陸發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