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6年猴年央視春晚及香港街頭槍擊抗爭，都證明中共目前是越來越走向專制、法西斯化，走回毛澤東主義道路。

或許中國受了毛澤東一次的批鬥、挨整、奴役、苦難，仍然嫌不夠，還想再來一次文革。

那些為習近平辯護，說習好話的人，對習還有期盼的人，我認為只是自我麻痹，不肯面對習近平已選擇走毛澤東道路的事實。

因為習近平不會照抄毛澤東行為或口號，習會取毛澤東的精神，用新的口號，行毛澤東獨裁專政的事實。

所以習的作法，帶有一種迷惑性，讓許多人看不清楚他。習的中國夢跟毛的東方紅太陽，不是一樣嗎，內容差不多吧?反貪腐整治政敵，與文革鬥爭政敵，如出一轍。文藝座談會與百花齊放、紅色宣傳統戰，一個模樣，……還有許多例子，中國大陸人應該知道更多吧。

當然，習近平與毛澤東還是有差別的，毛澤東是真正的共產黨，社會均貧，至少有表面上的公平。

習管治的中國，卻是中國式社會主義，假共產黨，有專政、獨裁，無共產事實，卻有共產的口號，讓一部分人(趙家人)先富起來，這一先，可能要1或200百年以上，才輪的到你們，人早都死了，無異欺騙所有中國人。

中國夢有夢有霧霾，讓人看不清楚。有看清楚的，全部刪文。因為在中國直接批評領導人習近平，會被刪文，會被越境綁架，會被抓去判刑，會進秦城監獄，很多人不能直接批評習近平，只好一直批評習旁邊的人或是對手，其實是用隱喻的手法批判中共當局=習近平，但是，這樣的批評多了，反而誤導其他人，誤判習近平。

中國當局欺騙成習，引起中國社會一連串欺騙，上下交相賊，形成畸形社會狀態，當局也認為需要改變，卻又是一種欺騙，可能要好幾百年，呵呵。

以下轉貼網絡明鏡雜誌章立凡先生文章:”警惕“文革”  我們仍然相信文明和理性”

今年將迎來“文革”五十周年，歷史不斷閃回。從幾年前的重慶“紅歌會”到今年的央視春晚，“文革”式重口味持續襲來。

 
權力指鹿為馬的傲慢與偏見，激起公眾強烈反彈，吐槽中有網民預測：這種強勢造神秀只是熱身，稍後必有重拳出手，應對歷史和現實的問責。

 
元宵節還沒過，一場快閃式媒體巡禮之後，在號稱與北京文藝座談會規格比肩的官媒大會上，党姓四十八字輿論導向組合拳正式登台設擂。

 
我在很多年前曾提出一個觀點：毛澤東和中共既是一黨專政體制的受益者，同時也背上了沉重的歷史債務，成為其自身長期歷史行為的受害者。他們創立了一個斯大林主義的“互害”體制，而“文革”就是這一體制的現世報。其歷史遺產包括：平均的貧窮、人為的仇恨、人口的爆炸和文化的毀滅。

 
這個根據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建立起來的體制，沒有永久的朋友，且永遠在尋找和製造敵人。1949年打敗了政治對手國民黨，通過土改消滅了地主，就開始整肅盟友和自己人。整完了民族資產階級再整民主黨派，消滅了黨外民主，黨內民主也保不住。

 
殘酷歷史
實現一黨專政的後果，是執政黨須直接面對全民，所有的社會矛盾都聚焦到黨內，導致內鬥連綿不絕。整掉了彭黃張周，“大躍進”折騰成大饑荒。七千人大會後，黨內高層矛盾日益尖銳，最終釀成一場歷時十年的空前浩劫——“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一輩子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自稱“其樂無窮”。文革期間他還有句名言：“八億人口，不鬥行嗎？”完全是獨夫口吻。為了幹掉“身邊的赫魯曉夫”劉少奇，他不惜把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投入絞肉機。

 
人們你斗我，我斗你，斗過他人，又被他人斗。抄家、批鬥、文斗、武鬥，夫妻、子女、父母、親友相互告密揭發，圖書、古籍、文物、古蹟慘遭毀滅……正所謂“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盪盡”，文明古國成了一座喪失理智的大瘋人院，北京、湖南、廣西等地都出現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不僅普通百姓的生命財產毫無保障，很多“紅二代”（包括當今中共總書記）的父輩們也未能倖免。

據葉劍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披露：“文化大革命”中，死了2000萬人，整了1億人，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董寶訓、丁龍嘉：《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錯案》第1頁；馬立誠、凌志軍：《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第9頁）

痛定思痛，1981年起草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時，參與起草文件的親歷者們群情激憤。主持起草者是曾任毛澤東秘書的胡喬木（一向被稱為“左王”），也十分憤怒地控訴：“在全國範圍停止了憲法和法律的作用，從國家主席到所有公民的人身自由沒有了，抄家、抓人、打人、鬥爭。

這件事一定要講，憲法和法律廢除了，這是大事變，是不能容許的，一定要大書特書！侵犯了公民的權利，侵犯了黨員的權利，黨員停止組織生活，在群眾中公開宣傳多數服從少數。所有這些事情，說明‘文化大革命’是怎樣荒謬絕倫，怎樣叫人沒法在這個社會中生活了。”（胡喬木：《對“文化大革命”要作出從歷史到邏輯的總結》，《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90頁。）

 
但這種清算“文革”的訴求，很快被鄧小平“宜粗不宜細”的政治謀略所稀釋。鄧提出“毛澤東同志的錯誤在於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出於執政黨利益的考慮，《決議》雖然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對毛澤東作出了三七開的評價，小心翼翼地將毛的罪錯從毛澤東思想中剝離出去，保住了他作為中共開國領袖的臉面。但“毛澤東違反了毛澤東思想”的立論，至今在邏輯上無從自洽。

 
反思“文革”
在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儘管存在着阻力，對“文革”及其成因的反思和研究，尚能以一種不太高調的形式踏實行進。出版了與國史、中共黨史和文革史有關的一批著作，例如“歷史在這裡沉思”、“1949-1989年的中國”、“40年國史反思”等系列叢書、《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廬山會議實錄》、《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等專着和大事記，以及《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等譯着，1989年的重大歷史事件後，隨着文化專制主義的捲土重來，對“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以及相關文藝作品，逐漸成為禁區。巴金先生生前呼籲建立的“文革博物館”，至今無從實現。

 
在官修歷史教科書中，“文革”的歷史被淡化處理。初中教材涉及“文革”的內容僅為一章節，沿襲傳統史學的“奸臣模式”，將文革定性為林彪、江青等一小撮野心家利用毛澤東的錯誤，刻意迴避對始作俑者的歷史問責。敘事籠統，缺乏細節，“紅衛兵”、“知青上山下鄉”等重要的關鍵詞皆一筆帶過，既沒有量化的數據，更不敢觸及十年浩劫的深層原因。青少年無法從教科書中獲取對這場歷史浩劫的準確認知。

 
“政府和人民從未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東西”（黑格爾語）。一黨專政下的權力私相授受，當然跳不出中國歷史的治亂周期率。當局堅持自身利益最大化、拒絕反思“文革”的惡果，不僅使經濟起飛後的社會嚴重兩極分化，同時令絞肉機式的“互害體制”得以延續，至今沒有任何人是安全的。建政以來成系列的“宮鬥劇”，至少已播出了三季。

 
第一季，“文革”：以毛澤東藉助林彪廢黜劉少奇的宮廷政變始，歷經撲朔迷離的副統帥林彪墜機事件，以華國鋒聯手葉劍英逮捕毛氏遺孀及其盟友的宮廷政變終。

第二季，“改革”：華國鋒被迫下台，“老人干政”導致胡耀邦、趙紫陽兩任總書記被廢黜，“垂廉聽政”令弱主胡錦濤十年難有作為。

 
第三季，“打虎”：自2012年王立軍出逃到薄熙來垮台入獄，歷經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等一眾高官落馬被囚，“宮鬥劇”仍在繼續……。

 
權力傳棒到“紅二代”手中，體制內對“文革”的態度，變得越發波詭雲譎。作為這段歷史的當事人，此群體中的很多人曾是當年的“老紅衛兵”，運動初期扮演過加害者的角色，其本人或家庭後來又成為受害者，“文革”結束後再度成為體制的受益者。多數人對父輩打下的紅色江山懷有血緣情感，視毛澤東為團體的教父，儘管親生父母和自身備受教父的苦整，可團體終究是團體，教父依然是教父。

種角色的轉換和利益的考慮，使相當一部分人對第一個角色諱莫如深，拒絕反思和道歉。另一部分人主張深刻反思，以道歉求和解，避免社會的徹底撕裂。這種成本最低的“維穩”，至今未被眾多同儕所理解。

 
文明與理性
“文化大革命”這場反人類反文明的歷史倒退，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其所造成的文化、道德斷裂，不僅令全社會咀嚼苦果，且歷經幾代人都難以修復。當下無論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是高官還是富豪，是“紅二代”還是平頭百姓，凡是從那場浩劫中倖存下來的親歷者，只要心智正常，絕不會希望“文革”重來。

 
曾國藩曰：“大抵亂世之所以彌亂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讓，小人愈妄。”近年御用的官媒寫手們，在“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旗號下，明目張胆地塗抹掩蓋歷史罪惡，竟然成了一件理直氣壯的事。面對這類混淆黑白的妄人，史家尤須繼承史德，秉筆直書，清算文革，堅持問責。

隨着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的普及，歷史的修纂已不再是官府的專利，越來越多的民間親歷者，正以拼圖式的勤奮書寫，還原歷史的真相；而一切偽史在信息互聯的時代都變得不堪一擊，隨時可能被戳穿。

在國門緊鎖、信息封閉的毛時代，造神運動容易成功。而在國門開放、信息多元的大數據時代，造神運動註定成為歷史的笑柄。儘管毛澤東的幽靈徘徊未去，所謂“文革”重來仍像是一場皇帝新衣般的鬧劇，在保持警惕的同時，我們仍然相信文明和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