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故事未必是好歷史——我看卞仲耘之死

作者：葉維麗

貴刊（指網刊《記憶》——維一注）登載了一篇美國哈里斯先生關於原北京師大女附中卞仲耘老師之死的文章，文中點了我的名，我覺得應該有所回應。
卞校長之死，是文革初期的一起駭人聽聞的暴力事件。該事件由於其發生的時間、地點，施暴者的性別、年齡，特別是施暴者與被害人的（師生）關係，在當年就震驚京城。多年過去了，文革中絕大多數暴力死亡事件逐漸淡出公眾視野，但卞仲耘之死，卻日益凸顯出來。近年來不斷有關於卞之死的電影和書籍、文章面世，最近又由校友們集資，在實驗中學（原女附中）里為卞校長立了一座紀念銅像。為文革中死於非命的師長塑像，這應是開了先例。很多很多年以後，當文革成為遙遠的歷史，在眾多文革受難者中，一個叫卞仲耘的名字大概會流傳下來。她曾是北京一所最好女校的領導，在該校工作了十七年。一九六六年八月五號，她遭受自己學生的毒打折磨，不治身亡。她是全北京和全中國第一個遇難的中學教育工作者。她之後，又倒下了一大批中學教職員工，使這個群體死於非命的人數在文革受難者中觸目驚心，她的名字應該被歷史記住。

作為原女附中的學生，我感謝所有提醒我們不忘記卞校長之死的人，包括哈里斯先生。一個人不必學過“法律”，也不必是“檢察官”，更不必為自己不是中國人卻關心中國事而解釋。文革是二十世紀世界史上的一場大罪惡，但目前在中國卻公然遭到抹煞和遺忘，天底下關注它的人越多越好。
這是我對哈里斯先生文章的基本態度。
我曾經寫過一篇題為《卞仲耘之死》的學術論文（白芳《卞仲耘之死》，見“二閒堂”網站：www.edubridge.com; 原文為英文，中譯文不包括原文中大量注釋）。在最近出版的中文書籍中，我也對我校“八五事件”進行了敘述（葉維麗《動盪的青春：紅色大院的女兒們》，北京：新華出版社，2008，第三章）。寫出來，就是希望大家評頭品足，我非常歡迎批評。
哈里斯先生的文章沒有對我的具體觀點進行評論，也沒有對具體事實提出非議，卻質疑我在卞仲耘之死的問題上基本的是非立場。我願明確地對哈里斯先生說，對這樣的批評，我不能接受。我的文章和書籍都不難找到，請大家不妨自己去作評判。
《記憶》在推介哈里斯先生的文章時，將它稱為對女附中八五事件的“調查”。但嚴格地說，哈里斯先生做的不能算是調查。他在北京逗留期間用了二十五個小時與七人談話，這七人中，大多數人與女附中無關。如此草率匆忙，他的文章中有若干處事實上的硬傷就毫不奇怪了。
從哈里斯文中，不難看出他對八五事件敘述的基本脈絡：那一天，女附中“紅衛兵”肇事，殘忍批鬥校領導，導致卞仲耘死亡。當時紅衛兵的負責人是宋彬彬。十三天后的八一八，宋登上天安門，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毛對宋說，“要武嘛”，由是表明毛批准“紅色恐怖”。哈里斯先生認為，卞仲耘之死一案也因此而獲得了“歷史意義”。
因為做關於卞校長之死的調查，我查閱了很多材料，對這個敘述脈絡十分熟悉。哈里斯先生在文中幾次提到的王友琴女士，就是照這個脈絡講述卞仲耘之死的。看起來，哈里斯先生受到王友琴女士很大影響。我和王女士都是當年女附中的學生，王上高一，我上初三，我們兩人近年來都為卞校長之死寫過文章。在關於八五事件的敘述上，我們在一些關鍵處有不同說法，在一定意義上，提供了有關該事件的兩個版本。哈里斯先生對我的批評，也與這兩個版本的不同有關。我想，與其回應對女附中文革所知實在有限的哈里斯先生，不如借《記憶》的版面，直接與王友琴女士對話。這裡所引用的，全部來自《文革受難者》中的卞仲耘篇（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香港：開放雜誌出版社，二ＯＯ四）。所以想公開地討論問題，不僅因為卞仲耘之死是極具影響的文革案例，值得一絲不苟地對待；也因為從我和王友琴女士的分歧中，或許能反映出文革研究中一些帶有普遍性的傾向。
在向王女士請教之前，我想先說，我對王女士多年來擔當“歷史義工”、為文革中慘死的“小人物”們伸張正義的作法十分敬佩，這個意思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有表達。這裡具體涉及的，僅與卞校長之死一案有關。
如果沒記錯，我和王友琴是見過面的，但沒有真正交流過。今天，我就藉此機會向老校友請教吧。說實話，有些問題在我心裡已經存了很久。這裡會涉及到當年事件的一些重要細節，希望大家能夠耐心地讀下去。有個英諺說，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或許可以翻譯成“真相在細節中”。作為一個歷史工作者，我不相信歷史能夠被“還原”，但我相信，經過努力，包括對細節的認真挖掘，可以儘量接近歷史真實。
我向王友琴女士請教五個問題：
一．八月五號時，女附中處在一個怎樣的形勢？是否存在一個名分明確、有職有權的“權力當局”？王女士的說法是，七月底工作組被撤銷後，“控制學校的是紅衛兵組織以及工作組建立的‘革命師生代表會’”；又說，卞死後的當晚，“女附中的權力當局”接見了她的丈夫王晶垚。即是說，王認為工作組撤走後存在着一個立即接管學校的“權力當局”，這個權力當局由紅衛兵組織和革命師生代表會共同組成。
根據我的調查和當年的記憶，七月底突然撤銷工作組後的一段時間裡，女附中陷入混亂、失序和相當無政府的狀態，並不存在王女士所說的那樣一個權力當局。這個問題是我和王友琴的一個重要分歧。
八月五號被打的五位校領導之一、副校長胡志濤在多年後的回憶文章中提到，八月四號下午她和卞仲耘在辦公室已遭到一些學生毒打，為此她曾不顧自己“黑幫”身份，在四號晚上和五號上午分別去西城區委和北京市委向有關部門呼救，說明“生命不保”的危急形勢，但無人理睬（胡志濤《八五祭》，收入胡志濤、丁丁著《生活教育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九六六）。四號晚上回家後，她丈夫看到她的傷痕，問道，怎麼打得這麼狠？胡回答說，工作組不在了，沒人管了。“沒人管了”是胡志濤眼中女附中在工作組突然撤離後的狀況，而胡志濤在區委和市委的遭遇，說明當時區、市兩級權威機構在領導文革的問題上的不作為、甚至癱瘓的狀態。
但說女附中完全“沒人管了”，似乎也不盡然。這裡需要提及由工作組建立的“革命師生代表會”。卞死前在醫院的搶救、死後向上級報告及第二天向全校公布消息，都是由代表會負責人員做的，可見事情到了一定的地步，還是得由代表會出面張羅維持。但工作組撤離後代表會的身份變得尷尬，也是一個基本事實，否則就沒有必要在8月8號，由代表會學生成員中的基本骨幹發起，成立了一個叫“籌委會”的機構。改名換姓就是為了脫離和工作組的關係，“重打鼓、另開張”，“名正言順 ”地管理學校事務。
因此，我的看法是，八月五號時的師生代表會，由於它的權力來源“工作組”轟然倒台，使它“名分”不清，“餘威”猶存，更像一個“維持會”或“留守處”。據我了解，此時有一些學生（“反工作組”的學生）已不承認它的權威；代表會的個別原負責人，也認為自己因追隨工作組而“犯了錯誤”，不再任事。同時，工作組的突然撤離和毛澤東對派工作組做法的嚴厲批評給代表會的主要成員帶來極大困惑。八月五號當天她們在開會，議題是：工作組走了，文革怎麼幹？
其實，在歷史的這一刻，不要說中學生們，就連“老革命”們，從北京市負責人李雪峰、吳德到中央的劉少奇、鄧小平，都連呼不知怎麼幹了，從上到下一片混亂，胡志濤在西城區和北京市上訪無門就是明證。不誇張地說，整個北京都亂了套。有人認為，此時的京城正在發生由毛澤東發動的“十級政治大地震”。在這種嚴重失序和複雜詭譎的形勢下，說女附中仍然存在一個按部就班運作的“權力當局”，實在是無視風雲突變的大局對一所中學可以產生的劇烈影響。何況這所學校集中了中共黨政軍高層幹部子女，對時局的變化應該比一般學校更為敏感。
我在寫作關於卞之死的學術論文時遇到的一個挑戰，是如何向今天的讀者解說當年那個非常的時刻。為此，我下了相當的功夫，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看我的文章。在這裡，我只想簡要地說，研究卞仲耘之死離不開對當時文革形勢突變大局的把握。在我看來，這是理解該案的鑰匙。
一九六六年七月下旬八月中上旬，毛澤東自南方返京後，親臨第一線，再次發動文革（我對這一時間段文革史的理解，受到王年一先生《大動亂的年代》的啟發，該書一九八八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這輪發動的關鍵詞是毛七月份給江青信上寫的“天下大亂”。這時的女附中，由於工作組的突然撤離和“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橫空出世，處在一種亢奮、困惑、恐懼的混亂氛圍中（往往由於“出身”不同而感受不同）。來自“上面”的信息是，學生們應該“踢開工作組，自己鬧革命”、“自己解放自己”。沒有了工作組的約束，唯一的權威就是“最高指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成為當時最流行的語錄和對“革命”最權威的詮釋。要革命，就不能“溫良恭儉讓”，這是當時的信條。可以說，八月初的女附中達到了最高領袖所希望的“亂”，而“亂”和暴力如影隨形，這是中共歷次運動所證明了的。暴力有通過威懾打開局面的重要功能。在這一輪發動中，毛似乎有意藉助暴力。（我在論文中對暴力的功能有探討，不贅述。）卞的死恰恰發生在這個節骨眼上。無獨有偶的是，八月五號當天，正在主持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毛澤東撤銷了此前劉少奇關於反對“亂鬥”的指示。在女附中校園發生的正是失控下沒有節制的亂鬥。
所以用了這麼長的篇幅來談這個問題，是想說明，在對女附中當時是否存在通常意義上的“權力當局”上，我和王友琴有不同看法；而不同看法的背後，是對當時文革大背景的把握。我的主要觀點是，毛澤東“大亂”的指導思路，直接導致女附中校園相當程度的失序和無政府，暴力在這個背景下發生。（關於工作組撤離後的師生代表會的地位和狀況，以及代表會負責人在八五事件中的表現，我在署名“白芳”的論文中曾用了相當篇幅討論，在本期的女附中五人座談會中也有探討，在此不贅述。）
二．女附中當時是否已出現紅衛兵組織?該組織是否應對八五事件負責？
對這兩個問題，王友琴女士在多處做了肯定的回答。
我調查的結果是，七月三十一號，女附中成立了一個叫“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主義兵”）的組織，主要由“反工作組”的高中學生組成。八月五號那天打人沒有她們的事。“主義兵”始終是少數派，從未在學校掌過權。
女附中還有一個叫“紅衛兵”的組織，參加的人數較眾。這是一個一哄而起、較為鬆散的“組織”。沒有證據證明這個組織在八月五號已經存在。這兩個紅衛兵是有明顯區別的，作為當年女附中的學生，王女士不應將二者混淆。
澄清是否存在“紅衛兵”的問題，是為了在事實上力求準確，也是為了從一個重要的方面反映當時的氛圍：個別班級的一些學生有資格、也有能力在全校發起鬥爭校領導，這只能是在一個極度混亂、相當無政府的非常時期才可能發生。不僅如此，自發的行動正是毛澤東倡導的，學生們起事的資格來自最高領袖對“自己解放自己”的鼓勵。因為是“正當時令”的“革命行動”，無人敢質疑其合法性，頂多是像師生代表會的一些負責人那樣，在事件進行的過程中做些無濟於事的勸阻。
需要指出的是，在血統論無比猖獗的八月份，“革命”是要有資格的。發起鬥爭校領導的學生應以“紅五類”幹部子女為主，紅衛兵在女附中出現後，她們很有可能是紅衛兵，但八五那天她們不是以紅衛兵身份發起鬥爭校領導的。
三．王女士是否知道八月五號那天發起鬥爭校領導的始作俑者，就是女士同班高一三班的某些學生？
高一三班在那天所起的關鍵性作用，是當年女附中很多人都知道的。我在調查中，訪問了班主任艾老師和若干位原高一三班學生，她（他）們都非常坦率地說到這個基本事實。老實說，對那天斗人時，誰格外活躍，大家也都心中有數。事過多年後，艾老師仍然不理解，一個文革前“不起眼”的班級怎麼會在文革後突然瘋狂。
我的遺憾是，沒能找到當年的“活躍分子”，直接和她們交談，了解她們當時的心態和今天的想法。據說，多年來高一三班從未有過全班聚會，一些人的蹤跡已難以找尋。
在提及八五事件發起人時，王女士僅用“高一年級的紅衛兵”做為主語。很難想象，作為高一三班的一員，王女士不知道她同班同學的關鍵作用。在當時和後來，王女士都有其他班級的人所沒有的優勢，來了解批鬥校領導的活動到底是如何策劃發起的，誰是主要的組織者，以及她們事先是否知會師生代表會。今天，所有這些重要信息都已模糊不清（據原師生代表會的負責人說，她們事先並不知道。其實，她們即使知道，也只能支持學生自發的“革命行動”）。在這些關鍵問題上，王女士並沒有給我們提供任何幫助。如果王女士明明清楚是本班同學發起的，但出於種種原因希望模糊淡化這一事實，我可以理解。我不理解的是，為什麼王女士總在突出和強調宋彬彬的作用？這是我下一個問題。
四．為什麼多年來王友琴女士一直將矛頭指向既沒有發起鬥爭校領導、也沒有參與打人的宋彬彬？
有關宋彬彬的問題，因為涉及到我認為非常重要的文革研究中帶有普遍性的傾向，我會在後面做比較詳細的討論，這裡僅僅提出問題。
五．王友琴女士在關於卞仲耘之死的調查中，提到一份包括宋彬彬在內的七人名單。學“法律”的哈里斯先生將此名單認定為宋彬彬等紅衛兵應對卞之死負責的“證據”。由王友琴女士做顧問的胡杰影片《我雖死去》也給人以這份名單的重要性非同小可的印象，可見這份名單在王女士敘事版本中舉足輕重的分量。請問王女士是否對該名單做過認真調查？是否知道這個名單是誰的筆跡？當時做什麼用途？關於這份名單，王女士是這樣說的：王晶垚先生在卞去世後趕到醫院，因為不認識在場的人，王先生請求“女附中權力當局”寫下他們的名字，事後他保留了這份有七人名字的紙片。王女士說，“這七人中有六人是紅衛兵，名單的第一個名字是宋彬彬，該校高三的學生，紅衛兵負責人”。
據我了解，這份名單是李松文老師寫的，他豎着寫了七個人的名字。閱讀豎排字的通常順序是從右到左（而非王女士的從左到右）。名單中第一名是李老師本人，也是七人中唯一的教師，最後一名是宋彬彬。六個學生中，三名高二學生，三名高三學生。當時的情況是，八月五號傍晚七點多鐘卞校長終於被送到郵電醫院，師生代表會教師代表李松文老師和其他幾位教師、師生代表會主席劉進、副主席宋彬彬和其他一些學生，都參與了送卞仲耘入院的過程。到了醫院後，起初院方不願救治，要求出示學校證明，因一時無法做到，而時間不等人，李松文老師簽名作為擔保，並徵得學生同意，寫下了在場他認識的六個人的姓名，共同承擔責任，這樣醫院才進行了搶救。（多年後還有原女附中老師說，很佩服李松文當年的膽量。）當然，這時的搶救已經無效。關於這份名單，最近有原女附中學生做了詳盡的調查。我希望這個調查能夠和大家見面，這裡僅作簡要說明。
這份名單後來到了王晶垚先生手中。看起來，王先生對它的記憶有誤差。事隔多年，有誤差不奇怪。作為研究者，王女士應調查核實，起碼該找找健在的李松文老師。
上述五個方面涉及了女附中八五事件的一些核心問題。我和王友琴女士對該事件敘述的基本不同，或曰我們兩個“版本”的基本區別，在這五個方面有清晰的反映。
現在，我想再回到第四個問題上，集中談談與宋彬彬有關的“事兒”。
坦白地說，我在寫作關於卞仲耘之死的學術論文時，並不願意涉及宋彬彬，原因在於，我沒有找到任何宋在八月五號參與組織游斗卞仲耘或其他校領導的證據。如果說，我以前不想糾纏宋彬彬的問題，是認為這與嚴肅的學術討論無關，現在我願意認真地對待它。所以這樣做，是因為王友琴女士不斷將我們的注意力引向宋彬彬，也因為關於宋彬彬／“宋要武”與八五事件有關的說法，不自王女士始，而是流傳了幾十年，長盛不衰，這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歷史工作者注意的有趣現象。
仔細閱讀王友琴女士關於卞仲耘之死的調查，不難看出她時時將注意力鎖定在宋彬彬身上，但關於宋與八五事件的關係卻又語焉不詳。王女士沒有提供任何證據證明宋參與策劃發起游斗校領導的行動，也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宋具體參與了對包括卞仲耘在內的校領導的言語辱罵和人身傷害。但同時，宋彬彬又是王女士文中唯一被點名的人，她的名字反覆出現在王女士的敘述中。她與八五事件到底是什麼關係？在這最關鍵的問題上，讀者似乎得順着王女士的敘述邏輯，得出自己的推論：八五事件是紅衛兵的行動→宋彬彬是紅衛兵負責人→作為負責人，宋彬彬應該負責任。
不僅在八五事件上王友琴女士突出了莫須有的“紅衛兵負責人”宋彬彬的作用，就是六月初文革開始以來女附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第一張大字報”，師生代表會的成立，和向鄧小平匯報，宋彬彬都是唯一有名有姓的學生，其他人都成了她後面的“等”。
文革開始以來，宋彬彬確實是主要的學生積極分子之一。但如果一定要在文革初期的女附中找出一個學生“頭兒”，這個頭兒應該是劉進，不是宋彬彬。“第一張大字報”是劉進發起寫的，宋彬彬與另一個學生參與簽名；在師生代表會裡，主席是劉進，宋是四個副主席之一（而並非像王女士所說的，“主任”是工作組長，“宋彬彬等”為“副主任”）。沒有任何證據說明在文革初期骨幹學生群體裡，宋彬彬比劉進更重要。不提劉進，只提宋彬彬，對於熟悉當年女附中情況的人來說，是有些奇怪的。
但認真一想，又並不奇怪。是“宋要武”害了宋彬彬，是“八一八”改寫了“八五”，也改寫了文革初期以來的女附中歷史。
自從八一八宋彬彬上天安門給毛澤東戴紅衛兵袖章，成了紅衛兵的“臉”，宋彬彬就不再屬於她自己，甚至連叫什麼名字都無法做主了。（這裡加一句：在得到上天安門的通知後，是劉進決定由宋彬彬帶領四十名女附中學生上天安門，劉本人和多數學生留在廣場。）因為毛澤東一句“要武嘛”，宋彬彬在全國人民心中變成了欽定的“宋要武”。八一八後局勢的迅猛發展，使北京成為“紅色恐怖”的無底深淵，“紅衛兵”成了無法無天、草菅人命的代名詞。還有什麼比“要武”二字更能精煉地概括暴力橫行天下的恐怖？而這個“宋要武”正好來自剛剛打死校長的學校，還有什麼能比這更說明問題！“宋要武”頓時成了一個鮮明的符號，一個濃縮的象徵，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它代表的是以幹部子女為主體的“紅衛兵”的蠻橫、暴虐，對生命的極端漠視，和對法制的任意踐踏。不要忽略宋彬彬是東北局書記宋任窮女兒的家庭背景，這一背景也是王女士刻意提醒讀者的：一個來自打死校長的學校的高官的女兒。不經意中，十九歲的宋彬彬背負了沉重的歷史和政治的十字架。
“宋要武”迅速地成為了傳說，在大江南北不脛而走。一九六六年十月我和我的同學們在南方串聯，看到一份到處張貼的傳單，上面說宋要武打死了多少人，印象中有六七個人之多。記得我們看後一笑置之，覺得編得太離譜。
但既然是“宋要武”，怎能與發生在她自己學校打死校長之事無染？她必得有染才是宋要武，她必得殺人如麻才是宋要武。於是就有了上面提到的一九六六年秋天的傳單。
令人遺憾的是，事隔多年後，王友琴女士仍然沒有脫離“宋要武傳說”的窠臼，所以才在她的敘述中，出現了女附中在八月初即存在紅衛兵、紅衛兵打死了校長、宋要武是紅衛兵負責人等一系列說法，也才有了宋彬彬在文革之初即為女附中造反學生第一人的指認。如此，才能圓“宋要武傳說”，成全一個有頭有尾、“順理成章”的“故事”。也只有頭尾連貫，才使得女附中八五事件在哈里斯先生眼裡獲得“歷史意義”。宋彬彬成為賦予八五事件歷史意義的關鍵人物，連接了八月五號的女附中校園和八一八的天安門大舞台，因此，就註定了她在八五那天不能因工作組的撤離而心感迷茫，不能在斗校領導事發後反應乏力、勸阻無效，不能最終出現在將卞仲耘送往醫院的人群中，不能連夜和另外幾個學生一起向上級匯報，而只能做打死校長的“紅衛兵”的“負責人”。
美國有一位叫柯文的中國史學者，在他的題為《歷史三調》的書裡，談到歷史書寫時，有這麼一句話：What comes after cannot influence what came before （Paul Cohen,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NY: Columbia University, 1997, p.62/《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杜繼東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這句話的意思是，後面發生的事情不能倒過來影響已經發生了的事情。我在琢磨“宋要武傳說”到底是怎麼回事兒時，這句話給以我啟迪。我們眼前看到的，是一個典型的“後面發生的事情”影響“已經發生了的事情”的例子。
其實，柯文說的這一歷史書寫中的傾向，古今中外都不罕見；在中國文革史的書寫中，這個現象可以說比比皆是。不說別的，就說對林彪的研究，一個“九一三事件”，就抹煞了歷史上的林彪和他的戰功，明明會打仗也成了不會打仗。在中國二十世紀其它時期的歷史研究中，這種例子也不乏見，使歷史喪失了公信力。在這個意義上，女附中的例子不是孤立的個案，而有相當的代表性。
在《歷史三調》中，柯文討論了“神話”（myth）現象，認為這是人們和“過去”發生聯繫的一個重要方式，而且往往比嚴肅的歷史書寫更容易深入人心。我馬上想到的一個例子，就是《三國演義》比《三國志》更為人們熟知。一提起曹操，就是《三國演義》裡的大奸雄，而對歷史人物曹操，既沒有多少人了解，也沒有多少人感興趣。拿宋彬彬和曹操相比，極不恰當，但人們對“宋要武”的興趣遠遠超過真實生活中的宋彬彬，卻是實情。Myth（神話）所以能夠流傳久遠，是因為它往往表達了人們心中受到壓抑的訴求，甚至可以成為人們對現實批判的一種方式，因而有深厚的“群眾基礎”。有時myth甚至可以成為一些人堅守的“信仰”，觸犯它會激起“眾怒”。
我的感覺，經過多年“發酵”，“宋要武傳說”已具備這個特點，質疑它會激起人們強烈的情緒反應。我署名“白芳”的文章在網上發表後，我對此已有領教。有意思的是，對“宋要武傳說“不但在中國、在外國也有人“追捧”，哈里斯先生就是個例子；不但普通百姓，嚴肅的學者也無法“免俗”。就在最近，一位在國內頗受尊重的學者仍在一份很有影響的雜誌上重複此說。柯文說，myth雖然偏離歷史真實，但對了解人們的心理、精神和情緒有重要價值，具有心靈史上的意義。學者也是人，胸中也有塊壘，有時也要借題發揮，而對某一說法是否有事實根據未必總那麼在意。應該承認，“宋要武傳說”是個“好故事”，對今天的中國頗有寓意。但好故事未必是好歷史，事實上，好故事往往不是好歷史。作為一個歷史工作者，我別無選擇，只能有一說一，有二說二。哈里斯先生說我是“宋彬彬和劉進的朋友”，我最初的反應是不值一駁，但又一想，覺得這背後的思維方式很成問題。對不同意見，不是就事實和觀點進行辯論，而是對我和宋劉二人的關係進行主觀臆測，這不夠高明。至於要解釋“宋要武傳說”是如何形成的，為什麼幾十年來長盛不衰，值得認真寫一篇論文，在這裡無法展開。但說到底，與文革從未得到過徹底清算，與人們對中國現實的種種不滿，應該有密切的關聯。這就是為什麼我對王友琴女士其實有“同情的理解”。
為了寫這篇文章，我再次翻看了王女士的《文革受難者》，再次被女士挺身為文革中遇難的“小人物”代言而感動。我們雖然在關於女附中八五事件的敘述上有諸多分歧，但我們用自己的心血，提醒人們不忘人類歷史上無比殘暴血腥的一頁的目標是一致的。我們兩人均在海外，有很多國內沒有的便利條件。目前，文革研究在國內幾成禁區。在這種情況下，有條件做文革研究的人，就更有責任力求在事實上準確嚴謹，切記道德評判不能代替事實考證，政治正確不能代替事實準確，這樣才能在歷史上站住腳。我欣賞胡適的一句話：“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願與王友琴女士共勉。
最後，我想對哈里斯先生說，你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問題：誰之責？哈里斯先生不滿意將一切責任都推給毛澤東，我也不滿意。和哈里斯先生不同的是，我不認為卞仲耘之死的慘劇是個易於審理的法律問題。法律不是全能的，特別是應用於由最高領袖有意製造的“天下大亂”的非常時期。在一度出現“你一下、我一下”眾人參與打人的混亂情形下，到底誰是“兇手”？在“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成為很多人最高信條的時代，如何判斷個人還剩下多少“自由意志”和“是非標準”？這樣說，絕不是否認個人應負的責任，而是說，事情不像哈里斯先生想的那樣簡單明了、黑白分明。但同時我也認為，即使在那樣一個癲狂的時代，不管怎麼有限，仍然存在一定的個人選擇空間。我曾自問，如果當時我在場，會怎麼做？我知道，我會嚇壞了，我甚至會在心裡譴責眼前的暴力，但我絕不會有膽量上前阻攔，我不具備那樣的道德勇氣，我所受的教育不足以使我那樣去做。
我想，四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要做的不是去“抓兇手”，而是每個人面對自己的良知。我們都已鬢髮灰白，夜深人靜時，我們是否曾捫心自問？就像當時選擇怎麼做是要經過每個人的大腦一樣，今天的反省也只能是個人的。在調查了解卞校長之死的過程中，我發現我和我很多校友們共同的問題是：
為什麼當年北京最出色的女校的學生，會做出如此傷天害理的事情？
我們都在追問。
摘自網刊《記憶》第四十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