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湘鲁回忆赵紫阳所言有虚
大概去年某个时候,读到过这样一篇李湘鲁回忆赵紫阳的文章中的这样一段文字:
“1980年7月,我去紫阳同志处报到,开始担任他的秘书。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这一年,有些像是改革开放的序幕,1980年则是正剧上演。当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紫阳同志亦当选政治局常委,不久被任命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从四川调入北京,9月任总理;万里也从安徽回到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后继任常务副总理。八十年代改革的三位主角,进入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
我来之前,另外两位秘书已经到任,均极富才能。白美清(1956级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生——转载者注)原任四川省委副秘书长,为人谦和持重,文字严谨细密;鲍彤文革前曾任中组部政研室副主任,到任前是国家科委政研室副主任,为人富正义感,才思敏捷,又擅雄辩,文史知识、马列理论和文字在同辈人中难得一见。二人之外,作为补充,赵希望找一个家庭背景比较了解,熟悉北京且相对年轻的秘书,我成为人选之一。
文革开始时,我在北京四中读高中,1968年去河北农村插队,1970年入伍,大部分时间在武汉军区通信总站做政工工作,复员后经邓力群介绍进入国务院研究室经济组。国务院研究室(后改为书记处研究室)是1975年经小平同志授意,由胡乔木出面组建的机构,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拨乱反正中,成为理论界的一面旗帜。邓力群当时任副主任。1978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信息经济管理系脱产学习,仍未脱离该室,这大概是我入选的一个理由。
再有,抗战期间,我母亲与赵的夫人梁伯琪同在冀鲁豫边区妇救总会工作,比较熟悉。我在部队时,又恰与赵的二儿子赵二军同城服役。他当时在武汉警备区当兵,找到我,交了朋友。二军为人豪爽大度,交游甚广,是典型的军人,文革中一度被赵牵连,亦遭坎坷;四儿子赵四军与我虽不同城,却属同一部队,也很熟络。我们相交在党和国家遭受文革深重灾难之时,有同样的立场和感受,信任感是这样建立的。
常委的秘书由中组部考察。当时我的位置有三个人选,除政治立场、工作能力等考察项目外,面试时我的得分最低。问题在表态。听说其他两人对这份工作的表态相当热烈,而我的表态虽中规中矩却不免迂阔。我说:“服从组织分配。如果中选,会努力工作;不中选,也没关系,依然可在其他岗位做贡献……”考察人员认为我没有表现出热情,一派无所谓,不是合适人选。谁料赵听完汇报,马上说,我就要这个“无所谓”的。做秘书的事,就这样定下来。
进去工作不久,二军告诉我这个故事。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表忠心”的重要。我暗自庆幸,这是一位不要“表忠心”的首长,让我这个不会“表忠心”的人大大放下心来。他对世俗观念的脱落不屑,令我心生敬佩,产生很强的亲近感。”
请注意黑体字文字部分。这部分文字告诉我们,李的母亲与赵的夫人是抗战时期就相识的老战友; 而赵的儿子二军是与李一起在武汉当兵时就认识的铁哥们儿, 而且还是二军主动找到李认识的。为什么二军会主动来找李,当然是因为上一辈的历史关系。李与赵的儿子四军也在同一部队,彼此也很熟悉。赵紫阳最后拍板,定下要他这个不表忠心的人当秘书的故事是事后二军告诉他的。
细读黑体字这部分文字叙述的事实并把这个事实与李最后被赵选为秘书的事联系到一起, 就会发现李关于赵紫阳对“世俗观念脱落不屑”,“这是一位不要表忠心的首长”的说法有点假。
既然事后赵二军会告诉他赵紫阳怎么把他选上的过程, 那事前赵二军也非常可能向赵紫阳提到过李的名字而且赵知道李的母亲与赵紫阳夫人的深厚历史交往。所以赵最后从三个候选人中挑选分数最低的李为秘书时,一定知道李是谁家的孩子, 一定知道李是两个儿子的好朋友,赵心中早有定见, 这个秘书非李莫属。赵根本不可能是因为什么李不表忠心就挑选了他。赵紫阳挑选他为秘书是基于两家两代人的深厚私人关系。有如此深厚的关系, 还需要表忠心吗?当然不需要。很明显,另外两个候选人只是来做陪衬, 从形式上帮助走完这个挑选秘书的过程
最近看到微信里流传下面这样一个李湘鲁在《炎黄春秋》发表的同一个故事的回忆, 在这个最新的回忆版本中, 上面的黑体字部分被删除了:
作者:李湘鲁
来源:《炎黄春秋》
”1980年7月,我去紫阳同志处报到,开始担任他的秘书。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这一年,像是改革开放的序幕,1980年则是正剧上演。当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赵紫阳当选政治局常委,不久被任命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从四川调入北京,9月任总理;万里也从安徽回到北京,先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常务副总理。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三位主角,进入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
我来之前,另外两位秘书已经到任,均极富才能。白美清(1956级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原任四川省委副秘书长,为人谦和持重,文字严谨细密;鲍彤文革前曾任中组部政研室副主任,到任前是国家科委政研室副主任,为人富正义感,才思敏捷,文史知识、马列理论和文字在同辈人中难得一见。二人之外,作为补充,赵希望找一个熟悉北京且相对年轻的秘书,我成为人选之一。
文革开始时,我在北京四中读高中,1968年去河北农村插队,1970年入伍,大部分时间在武汉军区通信总站做政工工作,复员后经邓力群介绍进入国务院研究室经济组。国务院研究室(后改为书记处研究室)是1975年经小平同志授意,由胡乔木出面组建的机构,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拨乱反正中,成为理论界的一面旗帜。邓力群任副主任。1978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信息经济管理系脱产学习,仍未脱离该室,这大概是我入选的一个理由。
常委的秘书由中组部考察。当时待选位置上有三个人选,除政治立场、工作能力等考察项目外,面试时我的得分最低。问题出在表态上。听说其他两人对这份工作的态度相当积极,而我的表态虽中规中矩却不免迂阔。我说:“服从组织分配。如果中选,会努力工作;不中选,也没关系,依然可在其他岗位做贡献。”考察人员认为我没有表现出热情,一派无所谓的语调,不是合适人选。谁料赵听完汇报,马上说,我就要这个“无所谓”的。做秘书的事,就这样定下来。
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表忠心”的重要。我暗自庆幸,这是一位不要“表忠心”的首长,让我这个不会“表忠心”的人大大放下心来。他对世俗观念的不屑,令我心生敬意,产生亲近感。”
为什么黑体字部分被删除? 很明显,黑体字部分的事实并不支持赵紫阳是一位不喜欢“表忠心” ,”对世俗观念不屑“的首长的观点, 所以被删除。最早带有黑体字部分的版本才是比较真实的历史。
赵紫阳要选一个可靠他信得过的人当他秘书, 他也有权不管得分高低, 从三个候选人挑选他喜欢的人当他秘书, 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是, 这里面没有什么赵紫阳不喜欢“表忠心” “对世俗观念不屑”的事。起码, 赵紫阳挑选李湘鲁当秘书这件事, 不能说明赵不喜欢“表忠心”。
李湘鲁被赵紫阳挑选当上秘书,这是一个很小的历史事件。但从上述这件事可以看出, 历史真相的呈现非常之难。叙述回忆历史的当事人, 因为某种信念或者个人好恶,总会有意无意地夸大扭曲一些事实或者掩盖另一些事实, 以此得出自己想要的历史结论或者对某人的评价。
从此事还想起另外一点: 网络时代,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凡留下痕迹就很难消除。只要上网留下文字, 就很难彻底改过来。当然你可以改,但你以前的文字会留在别的地方, 人们可以比较对照你的前后文字, 发现不同,找到缘由。
相关链接:
不是道听途说:赵紫阳好像不怎么艰苦朴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