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提到了1948年我在北平清华大学的学生生活，觉得应该做些补充，才看得出当时青年思想的变化之大。
我已经写过我在重庆南开中学的故事。1944年我初中毕业，但那时在南开，并不是毕业了就直接升高中，而是还要经过考试，而我和哥哥都没有录取。正好这时清华中学招生，我们就去报考。这清中并非清华大学的附中，但与清华有密切的联系。校长傅任敢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校长办公室秘书，训育主任旷璧城是清华大学中文系朱自清先生的得意高足，她是婉辞了朱先生的留校邀请，决心毕生从事中学教育的。当时清中还在南岸建校，我们去参加考试，教室虽已经建成，还没有桌椅，是用砖礅上铺木板作为桌子，坐在砖礅上进行考试的。而后来我们就在这边建设边教学的环境中开始了我们多姿多彩的青年时代。
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最容易交朋友，不久我就和那位后来成为军级干部的同学成了好朋友，（此人还在，就以军座作为代号吧。）我上学早，比一般同学都小两岁，只有军座与我同年，我们就以美国的“读者文摘”为榜样办了一个“野风周报”，一上来办得轰轰烈烈，真像办报一样，在学校范围內还要采访，抢新闻，出号外，成为校內第一大报，（当然耽误了不少功课）。军座思想敏锐，觉得我们都属于那种锋芒毕露的类型，容易遭嫉，应该拉一位温文尔雅的长者风度的人来当社长，于是就发展了后来成为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的这位同学。我们是从高一直办到高三，当时军座和我加上另外一位陈君，竟然以当时的“大公报“三杰自居，（即胡政之，王芸生，张季鸾三人），我们也立志今后办一个比大公报更好的报纸，所以我们在选择大学专业时，分配军座读政治系，准备今后当主笔写社论；陈君读经济系，准备今后搞报业管理，我则读文学类，准备以后负责副刊之类，十五六岁的娃娃 真是雄心勃勃，冠以”英气勃勃“当不为过。
我们的对手是几个比较老成，思想有一点左倾的同学，他们办了一个“学风周报“，和我们打对台。他们经常发表大块文章，与我们短小精干相对，也办得有声有色。他们的头头，是个外号叫”军阀“的矮个子，后来上了北大的法律系。他的人生规划是毕业后先当律师，然后竞选参议员，最后竞选大总统。为了他这个总统梦，后来不知道受了多少批判。
这期间有一个不小的插曲，就是1945年的“张莘夫事件“。事情是当时抚顺矿务局的张工程师被共军杀害了，加上苏联红军在东北强奸妇女和抢劫的罪行，国民党政府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反苏运动，这也是国民政府发动的唯一一次成功的学生运动。当时消息传来，我们”野风周报“率先行动，由军座起草了一份”国是宣言“，由我抄录公布出去。接着各报，各班级纷纷表态，群情激昂，紧接着就是在全重庆市大中学生中举行的”反苏大游行“。那一次是全校都参加了，包括较左倾的“学风周报”同学。在重庆市中区，几万人的游行队伍情绪高昂，许多人喊口号把喉咙都喊哑了，（包括本人）。游行队伍到达“新华日报社“门口时，报社已经被砸了，（有说是混在游行队伍中的特务所为），我们还是高喊”新华日报要拿出良心来“的口号。我现在还记得”学风周报“的张奇珏同学，因为他个子大，指挥游行很卖力。后来他在上海交大参加了地下党，我还会提到。
从1945年的反苏大游行到1948年我到清华时看到这些同学的转变，不过三年时间，可以看到形势发展之快，青年人转变之快。而至于最后的发展，除了军座之外，燕京大学的这个历经磨难，后来当了司长，其他的都没有修成正果。倒是有趣的是，我们这一届正和朱镕基他们同届，事实上我们保送到清华的头名状元叫沈安俊，他在宿舍和朱镕基同上下铺两年之久，毕业后又在唐山工学院教过两年贾庆林。沈兄现在退休住在西雅图。那年朱镕基来美国访问，在西雅图还和老同学见面合影，没有端架子，值得称道。
另外介绍一下我旁观到的当时的学生运动的点滴，因为我从来都只是旁观者。在武汉大学时，罢课之类活动已经很多。惯例是晚上学生会把油印的罢课的征集意见签名表发到各宿舍，我则每次照签不误，差不多隔三差五都会来一次，我只为贪玩。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学生运动积极的带头的都是学理工的，尤其是工学院的，武大清华都如此，即在上海也是工科的交大是主力，而其他同济，大同，圣约翰，沪江等都一般。
在清华，当时学生会为了避免受当局干扰迫害，采取的不是个人而是以系来竞选学生会的职位。我记得当时竞选学生会主席搞得轰轰烈烈，当选的就是机械系。就连食堂也是由系学生会来承办；当时机械系办的“铁马食堂“最好，我们想进还进不去。学生会还办了一项惠及全体同学的项目，就是”折实存款“，即把你的存款折合实物计算，当时是以面粉计算。我说了我那时有点纨绔，来的汇款较多，譬如一次是存了三袋面粉，下次是存五袋不等。现在回想，他们为同学服务要花多少精力和时间。
这下扯远了。回来再接着说我从清华回到南京后，因为父亲在青岛工作，我们全家又飞往青岛。在此期间出现了一件决定我一生的方向性的大事，就是经过长期协商，国共双方启动了国共区之间的通航通邮。我离校返家，思想不免苦恼，现在和已经在解放区的清华的铁杆老朋友通起信来，他们都历数我太不该走，介绍我若干新气象新知识，告诫我绝不可去台湾，要等待解放。
此时山东全境都已经在共军统治下，只剩下青岛一座孤岛，由于美国第七舰队驻扎在此，所以暂时没有动它。但这时候美国政策产生了变化，第七舰队准备撤走，闹得一时人心惶惶。1949年一月底，正是旧历年前夕，父亲突然通知说有一艘国军军舰后天驶往台湾，叫全家准备登船。我这时思想已有转变，就把弟妹联合起来。表示我们不愿去台湾。父亲大发脾气，我一时来了小聪明，说你在济南和南京都有些房产，我们留下来还可以设法保全，如果走掉就全完了。他听我说得有理，就不逼我们走了，但说青岛周边聚集了大量由山东全境逃来的难民，届时一定会乱，决定我们全家迁移到上海去。
到上海的目的明确，就是等待解放了。前面提到的老同学张奇珏在上海交大，已经是地下党，他在学生会十分活跃，我有时找他借进步书籍来读。时局已经非常紧张。有一天他约我到交大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在大礼堂正在上演活报剧，他在台上扮演一个国民党特务，外面军警已经把交大包围了。那天我是在他那里借了一本华岗写的“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夹着这本书从包围着的军警中走出来，心里面真是提心吊胆，觉得自己也在受迫害的一边了。他是在黑名单上的，以后就躲起来了， 我们还到他隐藏处去给他送过东西。
解放军是5月23日进入上海市区的。我们住在上海的中心地带，根本没有听见枪声，虽然里弄里的居民还临时自动成立了应变委员会之类。一大早我和哥哥两个人，一个提着两个热水瓶，一个捧着茶碗，就上街去慰劳解放军了。那时候部队都坐在大街上休息，街上完全没有行人，（居民都躲起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我们两个人傻乎乎的在街上走着，看见这些穿着草黄军服的土八路，心里真是很感动，但是他们一个人也不接受我们的茶水， 把我们尴尬的晾在那里了。最后只好原封不动地提了回来。
我在感动之余就给刚出版的“解放日报“写了封信，第二天报上就刊登了我的读者投书。很快我在北平的同学们也都看见了我的热情洋溢的信，纷纷来信祝贺我真的转变了。（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