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提到了1948年我在北平清華大學的學生生活，覺得應該做些補充，才看得出當時青年思想的變化之大。

我已經寫過我在重慶南開中學的故事。1944年我初中畢業，但那時在南開，並不是畢業了就直接升高中，而是還要經過考試，而我和哥哥都沒有錄取。正好這時清華中學招生，我們就去報考。這清中並非清華大學的附中，但與清華有密切的聯繫。校長傅任敢是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校長辦公室秘書，訓育主任曠璧城是清華大學中文系朱自清先生的得意高足，她是婉辭了朱先生的留校邀請，決心畢生從事中學教育的。當時清中還在南岸建校，我們去參加考試，教室雖已經建成，還沒有桌椅，是用磚礅上鋪木板作為桌子，坐在磚礅上進行考試的。而後來我們就在這邊建設邊教學的環境中開始了我們多姿多彩的青年時代。

血氣方剛的年輕人最容易交朋友，不久我就和那位後來成為軍級幹部的同學成了好朋友，（此人還在，就以軍座作為代號吧。）我上學早，比一般同學都小兩歲，只有軍座與我同年，我們就以美國的“讀者文摘”為榜樣辦了一個“野風周報”，一上來辦得轟轟烈烈，真像辦報一樣，在學校範圍內還要採訪，搶新聞，出號外，成為校內第一大報，（當然耽誤了不少功課）。軍座思想敏銳，覺得我們都屬於那種鋒芒畢露的類型，容易遭嫉，應該拉一位溫文爾雅的長者風度的人來當社長，於是就發展了後來成為燕京大學學生會主席的這位同學。我們是從高一直辦到高三，當時軍座和我加上另外一位陳君，竟然以當時的“大公報“三傑自居，（即胡政之，王芸生，張季鸞三人），我們也立志今後辦一個比大公報更好的報紙，所以我們在選擇大學專業時，分配軍座讀政治系，準備今後當主筆寫社論；陳君讀經濟系，準備今後搞報業管理，我則讀文學類，準備以後負責副刊之類，十五六歲的娃娃 真是雄心勃勃，冠以”英氣勃勃“當不為過。

我們的對手是幾個比較老成，思想有一點左傾的同學，他們辦了一個“學風周報“，和我們打對台。他們經常發表大塊文章，與我們短小精幹相對，也辦得有聲有色。他們的頭頭，是個外號叫”軍閥“的矮個子，後來上了北大的法律系。他的人生規劃是畢業後先當律師，然後競選參議員，最後競選大總統。為了他這個總統夢，後來不知道受了多少批判。

這期間有一個不小的插曲，就是1945年的“張莘夫事件“。事情是當時撫順礦務局的張工程師被共軍殺害了，加上蘇聯紅軍在東北強姦婦女和搶劫的罪行，國民黨政府發起了一次大規模的反蘇運動，這也是國民政府發動的唯一一次成功的學生運動。當時消息傳來，我們”野風周報“率先行動，由軍座起草了一份”國是宣言“，由我抄錄公布出去。接着各報，各班級紛紛表態，群情激昂，緊接着就是在全重慶市大中學生中舉行的”反蘇大遊行“。那一次是全校都參加了，包括較左傾的“學風周報”同學。在重慶市中區，幾萬人的遊行隊伍情緒高昂，許多人喊口號把喉嚨都喊啞了，（包括本人）。遊行隊伍到達“新華日報社“門口時，報社已經被砸了，（有說是混在遊行隊伍中的特務所為），我們還是高喊”新華日報要拿出良心來“的口號。我現在還記得”學風周報“的張奇珏同學，因為他個子大，指揮遊行很賣力。後來他在上海交大參加了地下黨，我還會提到。

從1945年的反蘇大遊行到1948年我到清華時看到這些同學的轉變，不過三年時間，可以看到形勢發展之快，青年人轉變之快。而至於最後的發展，除了軍座之外，燕京大學的這個歷經磨難，後來當了司長，其他的都沒有修成正果。倒是有趣的是，我們這一屆正和朱鎔基他們同屆，事實上我們保送到清華的頭名狀元叫沈安俊，他在宿舍和朱鎔基同上下鋪兩年之久，畢業後又在唐山工學院教過兩年賈慶林。沈兄現在退休住在西雅圖。那年朱鎔基來美國訪問，在西雅圖還和老同學見面合影，沒有端架子，值得稱道。

另外介紹一下我旁觀到的當時的學生運動的點滴，因為我從來都只是旁觀者。在武漢大學時，罷課之類活動已經很多。慣例是晚上學生會把油印的罷課的徵集意見簽名表發到各宿舍，我則每次照簽不誤，差不多隔三差五都會來一次，我只為貪玩。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學生運動積極的帶頭的都是學理工的，尤其是工學院的，武大清華都如此，即在上海也是工科的交大是主力，而其他同濟，大同，聖約翰，滬江等都一般。

在清華，當時學生會為了避免受當局干擾迫害，採取的不是個人而是以系來競選學生會的職位。我記得當時競選學生會主席搞得轟轟烈烈，當選的就是機械系。就連食堂也是由系學生會來承辦；當時機械系辦的“鐵馬食堂“最好，我們想進還進不去。學生會還辦了一項惠及全體同學的項目，就是”折實存款“，即把你的存款折合實物計算，當時是以麵粉計算。我說了我那時有點紈絝，來的匯款較多，譬如一次是存了三袋麵粉，下次是存五袋不等。現在回想，他們為同學服務要花多少精力和時間。

這下扯遠了。回來再接着說我從清華回到南京後，因為父親在青島工作，我們全家又飛往青島。在此期間出現了一件決定我一生的方向性的大事，就是經過長期協商，國共雙方啟動了國共區之間的通航通郵。我離校返家，思想不免苦惱，現在和已經在解放區的清華的鐵杆老朋友通起信來，他們都歷數我太不該走，介紹我若干新氣象新知識，告誡我絕不可去台灣，要等待解放。

此時山東全境都已經在共軍統治下，只剩下青島一座孤島，由於美國第七艦隊駐紮在此，所以暫時沒有動它。但這時候美國政策產生了變化，第七艦隊準備撤走，鬧得一時人心惶惶。1949年一月底，正是舊曆年前夕，父親突然通知說有一艘國軍軍艦後天駛往台灣，叫全家準備登船。我這時思想已有轉變，就把弟妹聯合起來。表示我們不願去台灣。父親大發脾氣，我一時來了小聰明，說你在濟南和南京都有些房產，我們留下來還可以設法保全，如果走掉就全完了。他聽我說得有理，就不逼我們走了，但說青島周邊聚集了大量由山東全境逃來的難民，屆時一定會亂，決定我們全家遷移到上海去。

到上海的目的明確，就是等待解放了。前面提到的老同學張奇珏在上海交大，已經是地下黨，他在學生會十分活躍，我有時找他借進步書籍來讀。時局已經非常緊張。有一天他約我到交大去參加他們的活動。在大禮堂正在上演活報劇，他在台上扮演一個國民黨特務，外面軍警已經把交大包圍了。那天我是在他那裡借了一本華崗寫的“中華民族解放運動史“夾着這本書從包圍着的軍警中走出來，心裏面真是提心弔膽，覺得自己也在受迫害的一邊了。他是在黑名單上的，以後就躲起來了， 我們還到他隱藏處去給他送過東西。

解放軍是5月23日進入上海市區的。我們住在上海的中心地帶，根本沒有聽見槍聲，雖然里弄里的居民還臨時自動成立了應變委員會之類。一大早我和哥哥兩個人，一個提着兩個熱水瓶，一個捧着茶碗，就上街去慰勞解放軍了。那時候部隊都坐在大街上休息，街上完全沒有行人，（居民都躲起來，不知道怎麼回事），就我們兩個人傻乎乎的在街上走着，看見這些穿着草黃軍服的土八路，心裡真是很感動，但是他們一個人也不接受我們的茶水， 把我們尷尬的晾在那裡了。最後只好原封不動地提了回來。

我在感動之餘就給剛出版的“解放日報“寫了封信，第二天報上就刊登了我的讀者投書。很快我在北平的同學們也都看見了我的熱情洋溢的信，紛紛來信祝賀我真的轉變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