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泡起”的滋味吗?

当我弄懂什么是“泡起”的时候,我己经被“泡起”了。

所谓“泡起”,就是把你送到游民收容所去关押,因为你既没有逮捕又没有拘留,这种关押就与公安部门无关,而是交给民政部门进行收容加以救济。说具体些吧,收容所上午9点和下午4点将为游民提供二两玉米粥,外加一小勺食盐,用这个一天四两的粮食标准救济你,时间长一点你自然会患上一种水肿病,在忍饥挨饿的“自然灾害”年代,这种病比伤风感冒更普及,别看那患病者白白胖胖,恰似泡菜坛子里泡胀了的白萝卜,实际上它却是饿死的前兆。如果编一本俗语辞典,对“泡起”这个条目的解释应该是：“重庆方言,流行于“自然灾害”年代,意指被收容所收容”。

我被泡(收容)在邮局巷游民收容所了,并非我有咬文嚼字的怪癖,而是在实际生活里,我们从经常接受的词汇中会发现许多令人深思的东西,启发我重视词汇运用技巧的原因是这样的：大约是1958年7月I WAS 某日下午,我在云南省盐津县修铁路打炮眼,我手边带着一张旧《四川日报》,工间休息时,我看了看这张报纸,上面登载了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一篇国情咨文,他的一句话引起我的警觉。他说：“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名词正被人滥用着,他们把警察统治称之为解放……”。(原文可能有出入,大意不会错)这话可能是对他当年的政治对手苏联说的,不过从那时起,我对词汇的产生和运用就开始注意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稀里糊涂连阴谋和“阳谋”都搞不清楚。所以我对游民这个词略略推敲了一下。从字面上解,似乎有“游荡的人民”的意思,仔细一想,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主人都游荡起来那成何体统,显然有点欠妥。有可靠消息来源说,首都北京就不称游民而称为盲流,明知盲目流动的不是什么液体也不是什么珍稀动物而是人,但偏偏不说“盲流人”或者“盲流民”,故意对主体模糊化,以免露出对国家的主人不尊重的痕迹,可见京官比地方官水平高得多。我进入游民收容所还暗自有点庆幸,因为“游荡的人民”无论如何也比劳教的份子要高一个档次。如果我被关在北京的盲流收容所,我只能解读为盲目流动的劳教份子,迫使我失去那一点点可怜的庆幸感。

邮局巷距离长江不远,是沿石级而下的一条狭窄小巷,收容所设在这巷子的中段,估计解放前这里是船码头上一个颇具规模的仓库,有高高的风火墙,这高墙原本是防止外面的火源进入仓库,而今天则足以防止游民翻墙逃走。因为不是关押只是收容,虽然都是限制人身自由,这里却没有武装看守,而是由游民中选拔出来的“可靠游民”(此词系本人杜撰)赤手空拳地站岗放哨甚至押解。我进来后,发现这高大的库房里人丁甚是兴旺,男女老少熙熙攘攘走去走来并不像泡菜坛子。我和今天刚刚送到的几个游民坐在门边的长凳上等候入所登记,我则又一次绞尽脑汁编造谎言来隐匿真实身份,以便在讯问者面前一锤定音。突然我看见一个戴眼镜的干部手里拿着一张纸,将一个妙龄女郎叫到一个墙角说话,那女郎态度傲慢满不在乎,“眼镜”顿时暴跳如雷,扬起手上那张盖有公章的纸吼道：“我问你,你现在还叫不叫江青,叫不叫江青?!”当年的江青在普通老百姓中知名度几乎等于零,只是1958年新华社发过一篇通讯,好象记叙毛主席在家里请一个什么人吃饭的事,文中淡淡地提到过第一夫人的名字为江青。可这位在社会上打滥仗(四川方言,意为鬼混)的妙龄女郎,她为什么会化名江青?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终于有声音呼唤李金生,这个名字几经折腾我已经很熟了,我被抓的原因是使用伪造的证明住旅店。今天得老实交代“真实身份”,我便按照腹稿陈述,实际是我五弟的背景情况。说我真名叫张勇武,川大附中毕业后没找到工作,想到天津去找表兄学开汽车,因家长不同意街道上不出证明,只好花几元钱买了张假证明等等花言巧语。我本是湖北人,童年时代因是抗日战争时期,跟随父母逃难到了重庆。抗战胜利后回到武汉读书,口音比较复杂,但绝对不具备成都语音特色,审问者经验十分丰富,知道其中有诈,故意问我：“成都有几个区?”虽然我母亲弟妹都是成都户口,我也曾多次出差到过成都,却从来没有关心过成都有几个什么区,只好推托说：“我只管读书,从来不管外头的事。”他接着又问：“簸箕巷在哪里,锣锅街在哪里?”我当然回答不出来。事后我才知道,他故意把簸箕街说成巷而把锣锅巷说成街,看我这个冒牌货纠不纠正,这样出名的街巷真正的成都人肯定会纠正,我这个冒牌货却一言未发。只听审问者鼻孔里哼出两声冷笑,嘴巴便对左右吐出两个字：“泡起。”

我被泡在二楼上,楼口有“可靠游民”把守,除干部带领任何游民不得上下楼梯,上楼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十多个躺在扶栏背后的水肿病患者,游民们称这类人为“泡胀了的”,他们或躺在地板上呻吟,或靠在墙壁上叹息。只要有食物,这种病不吃药也可以自愈,而他们的病却一天天的加重,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迎接死亡,或者梦想在临死前能吃上一个包子,这是一个奢侈的梦想,冷酷的现实却是一床破草席,裹着僵硬的尸体,拖走了事,他留下的空位很快就有新的患者来填充。

游民们怕“泡”,公安用“泡”来威胁对手,因为“泡”几乎成为死刑的代名词,是不用子弹的枪毙。更令人心酸的是,这一切都属于“社会救济”的范畴。

被逮着的“小偷”

当然,绝大多数游民还是活着离开了游民收容所,因为大部份的人都会如实交代自己来自某县某乡某某公社,当某县的游民积累到一定数量时,重庆市民政局就派人将他们遣送回原籍,外省的游民则一律送到纂江县九锅箐游民改造农场。一天四两的粮食标准,“泡”的时间越长,对身体威胁越大,我必须设法尽快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

1948年,江西省立庐山中学曾到湖北武汉来招收学生,我知道庐山牯岭是著名避暑胜地,仰慕己久,贪图游山玩水而去报名投考,未料到竟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又在《武汉日报》把我这个“探花”的名字登了出来,在我那一群伙伴中闹得满城风雨,我只得背井离乡去了江西牯岭。这个地方与湖北黄梅县仅是一江之隔,口音极为近似,为了获得外省人的称号,以便去到游民改造农场,早日结束这“泡起”生涯,我写了一份要求“坦白交代”的书面报告,呈交所领导。

第二天,穿着整洁中山服、四十多岁的所领导接见了我,他身旁的桌边,坐着一位年轻干部拿着自来水笔准备对我的交代作记录。所长对我从头到脚仔细审视了一番,甚至伸手触摩我身上那件羊毛背心,然后哼出一句意味深长：“还是毛货。”当然,在“卡叽”布料都是稀世珍品的“灾荒”年代,这纯毛背心的哗众取宠应该顺理成章。结束这番见面礼仪,接着我就开始“坦白交代”,所长面无表情地倾听,记录专心书写。

我用一口纯正的湖北话说,我是江西九江市人,毕业于牯岭庐山中学,真名叫黎维民(还是想尽力为人民),我高中毕业后没找到工作,做打火石生意来到重庆,初次做生意没有经验,受了骗,流落街头……。这一切是我近期和游民们交谈中学到的“经历”,当年做打火石生意被认为是投机倒把行为,视情节可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我敢于冒充犯法,是因为我认为有刑徒刑比无期劳教强,就算判我个三五年,满刑时我也才三十出头。所长很满意,并对我能主动交待罪行的态度表示欢迎,但声称政府还要调查核实。

表示欢迎的具体证明是第二天早饭后,宣布了外出劳动人的名单,共12个,其中就包括了昨天刚刚命名的黎维民,也就是本人。外出劳动是众游民梦寐以求的幸运,重点在外出,而不在劳动,因为外出可以见到久别的街道、人群乃至兰天白云。外出的优点太多了,运气好可以在路上捡到烟屁股,甚至会碰到个熟人给你施舍点什么,就算这一切幸运都轮不到你,劳动一天,按所上规定,也可以领到一碗糖渣(熬糖剩下的脚子)。带队的“可靠游民”如果好说话通商量,还可以请他代买点食物香烟,如机会好甚至可以逃跑。

两个二十多岁的“可靠游民”,带领着12个蓬头垢面的不可靠游民向某个河坝走去,带队的说今天的任务是从船上卸货,没有趸船的江边,充其量在小木船上卸货,估计不会太繁重,我们坐在江边的鹅卵石上,等待着那一碗糖渣。

我旁边坐着一位二十多岁的陕西人,彼此都是“外省人”,也就有了一个沟通的渠道。一阵称兄道弟之后,由于我逃跑心切,便向他鼓动说,这次外出简直是天赐良机：“只要我们俩一起行动,两个带队的若是去追,谁看管那剩下的十个？”他也点头称是,我又说：“回收容所途中，我喊一声跑,我俩就同时行动,你向左我向右冲出队列。”他说：“行。”我就远离了他,以避嫌疑,同时也暗暗盯着这位老陕,看他是否去向“可靠游民”检举邀功,他十分镇定的看着江面。

直到下午一点多钟,江边有人传话说船不来了,我们便列队返回,带队者首尾各一个,当队列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时,我喊了一声：“跑!”随即冲出队列向右侧人行道奔去,这时只听得身后有人高呼：“逮小偷,逮小偷!”在那饥寒起盗心的灾荒年代,小偷多如牛毛,而被小偷偷过的人,可能比牛毛还多一倍,小偷为众矢之的,民愤极大。迎面几个见义勇为者早己把我拦住,我自知寡不敌众,只好俯首就擒以免却皮肉之苦。

在押归队列的途中,我偷偷地瞟了老陕一眼,他规规矩矩地站在原地盯着前面那个游民的后脑勺,就像先前坐在江边镇定地看着江水一样：“可能他舍不得今晚上那碗糖渣。”我心里这样想。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回到收容所,我们在楼下等待点名交人。不一会所领导铁青着脸走了过来,一双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我,牙缝里咬出一句：“你是有刑事罪行的人!”这着实吓了我一跳,因为我不知道他说的刑事罪行是指我的前科---管制劳教；还是现行---贩卖打火石。不管哪一样,我现在都只有听候发落,最后所领导当众对我宣布的处分竟然是：“晚饭不给他糖渣!”这个处分对我来说简直是福音,这也是我真正从内心感受到的一次“宽大处理”。更何况到开晚饭的时候又临时宣布：“今天外出劳动的人没有劳动,不给糖渣。”更令我感到对我有点“宽大无边”了。我真正的损失只是从此丧失了外出劳动的机会,因而留下了我终身没有尝过一口糖渣的遗憾。

从这以后,游民中有许多人都喜欢找我吹牛聊天,因为我大胆逃跑的行为,在他们心目中认定我是“一条汉子”,或者按他们惯用的四川方言说：“是个角色。”

从他们那里,我获得了不少有关小偷扒手的生活经验,行规黑话,但也付出了一些代价。比方说我去上厕所,顺手将我的小挂包交给一张熟面孔,里面有两本书,半截肥皂和盥洗用具,几天之后,只剩下了一个空包。在这个“垂死挣扎”的环境里,友谊、真诚都是一种奢侈品,就像洗脸刷牙在这里是一种奢侈的生活习惯一样。

这楼的内侧有一个缺口，像一个楼内的“天井”,三面有木质栏杆,扶着栏杆能看见底楼的一些情况,不是一般的情况,而是孔夫子说过的“食色,性也”的情况。先说食,厨房在底楼,虽然只能看见厨房的一排玻璃窗,但是每天早上从窗子里飘出来的炸油条的香味令众游民想入非非,中午那大米饭的香味、回锅肉、鱼香肉丝的香味更令人馋涎欲滴。游民们说：“日他妈,给老子们的一份供应品全被这些当官的吃掉了。”我相信这话；再说性,我有把握断言,中国1960和1961年肯定是出生率最低的年份,在那所谓的灾害年代,年轻女人不来月经,年轻男人普遍阳萎,连生存都成问题,发展就失去了基础。不过我周围这一群小偷扒手,他们和贪官污吏一样拥有挥霍不义之财的权利,虽然贪官可以养尊,但小偷可以处优,不然那大量涌现的妓女到哪里去找嫖客?楼下是女游民上厕所的必经之道,男游民站在这栏杆边上,看着来来往往的妙龄女郎,鼻孔里装着回锅肉的香味难道不是不幸中之大幸么?

某日,我和几个游民一起站在栏杆边看下面的“风景”,突然看见我进所那天被工作人员逼到墙边,大吼大叫地问她：“你现在还叫不叫江青？”的那个女游民,年龄估计二十五、六岁吧,虽然算不上绝代佳人,但也可称有几分姿色,她身材窈窕,衣服干干净净,头发也梳理得整整齐齐,不像那些“55信箱”的进到收容所就邋遢无比。此刻站在我身边的人名叫陈一林,著名江洋大盗,曾四次“泡”进收容所,对社会底层而言他可以说“知识渊博”。我指着“江青”问他∶“那姑娘吃啥钱?”他十分神秘地小声说：“他叫戴萌,是沙坪农场跑出来的劳教,右派份子,现在伙同西昌的四大美人在火车上网军官。”他所谓的网,就是勾引的意思,我则又一次感到天下之大,无奇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