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转贴余杰(中国流亡作家)文章:”谁是「颂尸人」和「食尸人」？”
钱钟书的夫人、翻译家杨绛，上个月以105岁高龄去世，在中国网络上引发些许讨论。我对这样的新闻兴趣不大；我关注的是天安门母亲们在六四前夕又被切断通讯、软禁在家的遭遇。

同样是被中共暴政夺去亲人的生命，每个人的反应各不相同。父亲被毛泽东吓死、母亲在文革被折磨成精神病、妹妹自杀的俞正声，仍然献身于中共独裁体制，并成为中共政权的第四号人物。如果他有留下日记，后世或许可以将其作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样板来研究（在台湾，类似人物是身兼二二八受难家属和国民党荣誉主席两种身分的吴伯雄）。

很多读者喜欢杨绛的《我们仨》里关于亲情「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描述，似乎那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杨绛的若干名人名言，也成了这个时代的心灵鸡汤，味道也许比昔日的汪国真、刘墉要浓郁一些。然而，会写一百个「忍」字，并不能说明人生境界有多么高明。杨绛称女儿钱瑗是自己「平生唯一杰作」，对早逝的女儿一往情深；偏偏刻意回避钱瑗的第一任丈夫、自己的女婿王德一的悲惨命运。

王德一是钱瑗的大学同届同学，历史系毕业。文革时期，因「炮打林副统帅」的「罪名」被残酷批斗，在林彪事件发生前一年自杀身亡。我们不必用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挺身反抗暴政的标凖来要求杨绛，但是，作为作家和母亲，难道不应该记录王德一死难的经过以便警醒后人吗？至少，相关史料可以让王友琴收入《文革死难者》一书之中。

一直以来，我对钱钟书和杨绛夫妇兴趣阙如，只是差不多二十年前还在北大念书时，曾写过两篇评论文章。有朋友将这我的旧作找出来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有认同者，也有不认同者，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公共知识分子的诛心之论
然而，让我吃惊的是，名噪一时的公共知识分子笑蜀居然高调谴责说，包括我的批评文章在内的文字，是「鞭尸」，是红卫兵，是强迫别人当烈士。对此，我不能不感到莫名惊诧。

还好，如今的网络藏龙卧虎，不再是少数几个左右逢源的公共知识分子垄断舆论。很多名不见经传的网友，几句犀利的话语就让那些自以为是的公知的尾巴露出来。一个名叫「陈傻子」的网友贴出〈关于杨绛之争给笑蜀说几段话〉，文章指出：「对杨绛，包括对任何所谓的大家、大师、大人物，我保留批评、质疑、反思、不赞美的权利，不是道德审判，也不是揭露隐私，不是『鞭尸』，这个是两回事，你应该明白的……你有几段文字明显表现出了对批评杨的反感、愤怒，我感到不解。一个批评精神比较强的人，怎么不能对待对杨的批评？她是有免于批评的豁免权？」笑蜀认为杨绛拥有不被批评的特权，其实是希望还不够老的自己也享有不被批评的特权。

陈傻子评论说：「你还说：『对一个尸骨未寒的不作恶的长者如此刻薄，这本身就是恶。而且这大有把一切如钱杨之沉默者赶尽杀绝之势，一如当年红军烧农民房来逼农民上山入伙。强迫症严重到如此程度，令人不能容忍。』把一些发出不同批评声音的文章，夸大到『一如当年的红军烧农民房』，这个结论我感到匪夷所思。有这么严重吗？太夸张太彪悍了，夸张彪悍到没有经过大脑。『令人不能容忍』，我怎么听上去有点像『文革』时期的社论……何谓『鞭尸』，死掉的人一批评就是『鞭尸』？那我说你们是在颂尸，因为你们在给尸体唱赞歌。」笑蜀不是想象力过于丰富，而是故意对那些跟他看法不同的人做出诛心之论。把别人说成是共产党，是另外一种方式的妖魔化和告密行径。

最后，陈傻子指出：「赞美、批评、反赞美、反批评，对一个有现代思维和理念的人，对一个有较高修养读过很多书的人，这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一个有点名的人死了，对这个人出现了多元的不同评介和认识，这是时代的进步。人们思维的进步，不再是一面倒的高唱赞歌的声音。人们批评，这是对人活着意义的探讨和追问，是时代到了这个节骨点上了。」

对一个人、一件事只有一种评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中共的舆论控制虽然愈发严厉，但功效似乎越来越差。不但《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中央级官媒的读者和观众越来越少，被拔掉羽毛的「南方报系」也日渐式微。熟练使用各种社交媒体的民众，每个人都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媒体」。中心不在，权威不在，当然是好事。那种在《南方周末》写过几篇社论就自以为是舆论领袖的想法，跟在《人民日报》写社论的人有什么差别呢？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用社论来统一思想的时代了。

自甘犬儒之人，何必责人不犬儒
某些人再不高兴，也改变不了此种历史趋势。网民的眼睛总是雪亮的。
近年来在网络上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王五四，先后写了名为〈这届朋友圈的吊客不行〉和〈这届朋友圈的吊客真行〉两篇文章，对「钱迷」和「杨粉」们画皮画骨、穷形尽相。这是我看到的评论「钱杨事件」最精彩的文字。

王五四说，很多捍卫钱杨的人，指责没有颂扬杨绛的言论或者说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评价杨绛的人，给他们冠上诸如「逼人勇敢」、「逼人革命」、「跟党有什么区别」的帽子，「这类指责如有意为之则是无耻，如发自内心则是无知。对公众人物的褒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逼、控制、左右、强迫这类词，如果不是权力机构是没有办法达成的。

该去指责有实质性威胁的权力机构时，你一脸冰清玉洁与世无争，丝毫不去触碰，动不动就说『不谈政治，我有犬儒的权利』；面对不必指责且没有实质性威胁的个体时，你倒是来劲了，正义感爆棚，动不动就『文革来了，你们上台也是暴君』。」

确实，对抗中共要付出代价，而攻击那些早已被中共打压的反抗者，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对于这类精于算计的买卖人，王五四批评说：「在这些人身上我分明看到了蠢和坏，以及既要当婊子还要立牌坊的心态。任何人都会软弱，也都有权懦弱，更有自由选择过自己的生活不问世事，这个一点问题也没有……但你们不仅要人们表态认可你们『与世无争』的纯洁行为，人们还得鼓掌为你喝彩，还得写颂词赞颂你们的冰清玉洁超凡脱俗，你们的心怎么这么大呢？」

化用北岛的一句诗就是：勇敢是怯懦者的通行证，高尚是卑贱者的墓志铭。人们对杨绛其实谈不上有多么崇拜，只是将自己「用优雅的方式苟活」的意愿投射到杨绛身上而已。无论雾霾有多深，长寿总是最大的福气。所以，跨越三个世纪的宋美龄的传记瞬间便卖出了十万册。

王五四还联想到几年前关于「开明总理」或「改革派总理」温家宝的讨论。那时，我因为写作《中国影帝温家宝》，一度遭到很多自以为政治正确的公知的猛烈攻击。他们指责我既不懂得遵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中国传统美德，也不懂得使用「支持一堆坏人中较好的那个」的反对策略。当年，很多「大知识分子」在评价温的时候说，「他首先是个老人。」

对此，王五四反驳说：「他首先是个总理好吗？而且在公共议题里他只能是个总理。评价一个总理好不好，标准就是他的治理水平，而不是他穿着朴素，不是他轻车简从，不是他一顿饭只吃一个菜，不是他一双鞋穿了十几年……」这是读多了儒家的《弟子规》之后中毒的症候。

华人文化圈很少有这样的追问：为什么批评二十岁的青年不是问题，批评一百岁的老人却成了大逆不道？老，只是出生得早一些而已，并不意味着「老」就天然地具备了智慧和勇气。老人也有可能平庸，老人也有可能愚蠢，老人也有可能邪恶。老人与老人之间是不一样的：我尊敬的老人是被软禁至死也不低头的赵紫阳，是被放逐至死也不屈服的刘宾雁，是比杨绛更加长寿且敢于说真话的周有光，是怒发冲冠痛斥暴君毛泽东的剧作家吴祖光；而不是家人拥有数十亿美金赃款的温家宝，以及孤芳自赏、自认为是世外高人的钱钟书和杨绛夫妇。

凑上去为钱杨夫妇涂脂抹粉，是一种有选择性的「尊老爱幼」——这些善于权衡利弊的公共知识分子，当然不会跟天安门母亲站在一起，也不会珍视被杀戮的孩子的生命。就像绝顶精明的钱钟书、杨绛夫妇一样，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支持什么、赞美什么，对自己有好处，反之亦然。文革之后，钱钟书、杨绛夫妇在老同学、中共左派理论家胡乔木的庇护下，住进了部长楼。他们对批斗胡耀邦、制造文字狱的胡乔木的斑斑劣迹，却视而不见。

视钱杨为楷模的笑蜀也是如此。他以为温家宝可以保护他在南方报系发挥「第二种忠诚」，乐此不疲地倡导与共产党「良性互动」，宣称「围观可以改变中国」。这种屈原式的忠臣、谏客心态，早在八十年代就被刘晓波严厉批判过，直到今天在中国知识圈内仍然层出不穷。王五四揭开了这群人士的红盖头：「你们如此『热爱老人』，特别是那些名老人权老人……你们就是这片土地上的食尸人。」

犬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欣赏、赞美犬儒，并且将犬儒当作唯一的一种伟大且美好的生存方式。诚然，包括钱钟书和杨绛在内的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做犬儒，没有人「逼」他们当烈士；但是，他人同样有批评犬儒主义和犬儒者的言论自由，更有不赞同将犬儒者美化为圣贤的言论自由。

有人愿意当颂尸人和食尸人，那是他们的个人爱好。但是，我要掩鼻而过，并诚实地说出自己的感受：臭不可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