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7-3 美國之音

1842年10月，普魯士《萊茵報》上一篇文章稱，“為引入共產主義所做的實踐，哪怕是涉及很多人，也要以大炮給予回應……，” 意即要使用武力血腥鎮壓信奉共產主義的工人起義！

據美國歷史學家喬納森·斯珀伯（Jonathan Sperber）所著《卡爾·馬克思：一個19世紀的人》，這篇文章的寫手不是別人，正是時任該報編輯、後來被公認為共產主義鼻祖的卡爾·馬克思。

馬克思當時的文章主要是針對德意志一家知名報紙《奧格斯堡大眾報》批評《萊茵報》支持共產主義所做的回應。馬克思在文章中表明了其反對共產主義的立場，因為共產主義既無任何“理論上的現實意義”，又無實際可操作性；共產主義充其量只是無法實現的預言。馬克思還進一步指出，共產主義理念將會“打敗我們的知識、擊垮我們的感情……如果一旦實施，必將帶來“真正的危險”。基於這樣的認識，馬克思接手《萊茵報》伊始即決定不接受和刊發宣傳共產主義的文章。

然而，在對共產主義進行激烈抨擊僅5年後，馬克思就撰寫和發表了《共產黨宣言》，大肆鼓吹用暴力革命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實現共產主義。

為什麼馬克思會在短時間中從主張鎮壓共產主義運動到狂熱地鼓吹共產主義革命呢？

我認為主要普魯士政府以及其他歐洲政府維護封建專制制度，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嚴厲監管和無情打壓，以及經濟轉型引發的危機是導致馬克思的激進化、極端化的主要原因。當然，他的激進化也與席捲50多國的1848年革命之前的歐洲政治、經濟、社會情勢密切相關。

馬克思認為，普魯士政府官員打着代表大眾利益的旗號，但實際上只關心自己群體的利益，他們對公眾批評置若罔聞，總是指責人民不行，因而激化官民矛盾，而這一矛盾應當通過自由媒體平台讓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平等對話來化解。

有鑑於此，馬克思為《萊茵報》撰寫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批判普魯士君主專制對新聞輿論的控制，主張新聞自由的權利。他指出，自由媒體是民眾精神用來觀察各處的眼睛，是一個民族自信心的表達，是連接個人與國家，個人與世界間的活紐帶。馬克思將自由媒體比做一面精神鏡子，認為一個民族可以通過它自我檢討並自我救贖。

然而，負責普魯士王朝國家安全的內政大臣卻對馬克思這篇文章大為光火，譴責他尋釁滋事，旨在顛覆國家。

儘管馬克思與普魯士王朝妥協，秉持溫和辦報的方針，不去鼓吹青年黑格爾派的激進主義，更多地宣揚資產階級自由派改良主張，仍然不見容於普魯士新聞審查官員。1843年1月，普魯士政府發出禁令，查封了《萊茵報》。

馬克思坦承自己“厭煩了拍這個偽善、愚昧又原始的政權的馬屁，厭倦了吞吞吐吐、卑躬屈膝的工作以及搜腸刮肚選詞的做法，” 他被迫選擇了自我流亡海外的道路。這一過程和此後幾年顛沛流離、經濟窘迫的生活使他的思想逐漸從溫和轉向激進，完全拋棄先前認同的自由主義而接受激進的共產主義。

其實在當時的歐洲，馬克思的激進化並不是一個例外，而是相當數量的知識分子和一般民眾邁向激進之路的普遍寫照。

由於工業革命的結果，競爭機制逐漸取代了封建制度對生產資料的壟斷占有和財富的分配，引發政治、經濟和社會各個層面的根本性變化，刺激了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興起。而歐洲封建統治者無視這些變化，頑固堅持維護其絕對權力、專制制度、舊秩序和既得利益，拒絕改革，不願意與人民分享任何權力，並使用警察和軍隊極力鎮壓敢於提出政治民主和民權訴求的民眾，將更多的人推向革命陣營。

引發官民矛盾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工業革命造成城市化和城市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公務員、律師、醫生、新聞工作者、商人人數大大增加，更多的知識分子和其他受過教育，能讀書識字的平民湧入城市，極大地擴展了公共領域，人們積極參與沙龍、俱樂部、新聞界和其他社交組織，急切希望參政議政。另一面，城市人口增加造成物價上漲，工資下降，居住環境惡化。統治當局的應對之策是加大言論監管和新聞審查的力度、完全禁止政治結社和遊行，將一切不同政治異見和行為扼殺在萌芽狀態，但對經濟轉型帶來的危機卻無所適從，引發民眾的極大不滿，加速了他們的激進化。

譬如，在被稱之為人民之春的1848年革命發生前，法國只有不到1%的人有投票權。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平民希望通過擴大選舉權和實行民主政治來減少政府腐敗；路易·菲利浦國王不僅拒絕這些溫和的改革要求，反而進一步加強警察審查出版和限制群眾集會，迫使人民只能通過開宴會來議論時政，導致更多民眾對政府失去信心，成為共和主義者，轉向支持使用武力推翻封建專制，建立共和政府。

工業革命帶來的諸如蒸汽機車、電報等科學技術讓革命的信息得以在歐洲大陸迅速傳播，引起多米諾骨牌效應。青年學生、工人，尤其是像馬克思一樣激進化的新聞工作者在宣傳鼓動革命方面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專制統治者的冥頑不化導致民眾的激進化，他們中的激進分子在職業革命家的鼓動之下，把革命當作一劑萬用靈藥，將其浪漫化、理想化，以為革命真的可以用來蕩滌一切污泥濁水，徹底改變社會，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然而，1848年革命的結果卻事與願違，激進後的馬克思所創立的偽科學給人類社會帶來更為深重的災難。

紅旗上有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像

暴戾之氣瀰漫的當今中國大陸，非常像當年使馬克思激進化的普魯士和歐洲。和歐洲封建君主一樣，中共第五代權貴精英們不願意與人民包括普通黨員分享權力，拒絕政治改革，賴在權力的寶座上不下來；他們利用手中的專政機器全面控制思想，實行輿論一律，堅持媒體姓黨，不准妄議中央大政方針，打壓、抓捕、重判敢於發表政治異見的人士，從而達到一黨永久執政的目的。

中共思想控制之嚴己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一位朋友告訴我，他加入了一個由10人組成的中學同學微信群，最近群主多次受到網絡監管人員的警告讓他們莫談國事。我大學同學微信群群主前不久也幾次發話“不要再在這群里談論政治問題”，說是公安局有規定，10人以上的群會被監控，要大家避免提及敏感詞和話題。銅鑼灣書店綁架等事件充分說明趙家王朝在思想控制和製造紅色恐怖方面無所不用其極。與其相比，促使馬克思激進化的19世紀的普魯士王朝只是小兒科。

在北京一家網吧，電腦顯示屏展示着必須正確使用網絡的警方告示。

然而，馬克思及其一代人的激進化經歷證明，言論越不自由，新聞越不開放，社會壓力就越沒有渠道釋放，官民對立和矛盾就會越加激化，知識分子的思想就會變得越發極端，民眾就越容易被逼上梁山，革命和社會動盪就會越暴烈。

中國大陸各種暴力事件層出不窮越演越烈的事實表明，中國越來越多的底層民眾和一些知識分子，甚至部分中產階級已經被政府激進化；他們的失望和憤怒，促成一些人公開打出改革已死革命當立的口號，還有人開始制定武裝起義行動計劃等等。這些都說明中共的維穩和執政安全政策已經失敗。雖然中國社會尚未到達爆發革命的臨界點，但隨着經濟大幅下滑，經濟轉型失敗的風險加劇，以及突發性事件的不確定等，社會失序的可能性正在迅速加大。

中共應當從馬克思的激進化中汲取教訓，至少要進行最低限度的政治改革，即開放報禁，廢除新聞、書刊、網絡審查，允許人民說話，允許人民批評和監督，才能去激進化和極端化，緩和官民矛盾，防止社會潰敗坍塌。

中國的反對派也應避免重蹈1848年革命的覆轍。當時的歐洲自由派主張通過立憲、選舉等政治改革，漸進實現制度轉型，而激進派則堅持社會革命，要打破一切舊秩序，推翻現存所有制度，建立全新政權。兩種不同的變革路線分裂了反對派陣營，導致反對派的自我消耗和毀滅，從而給封建統治者有機可乘，迅速擊敗民主進步力量，讓極權專製得以苟延殘喘幾十年。

和平、漸進、有序的變革，用民主取代專制而不訴諸暴力革命來實現政權變更，最符合中國人民的長遠利益。但如果統治者不以天下蒼生為重，一昧維護一黨私利，不願意退出歷史舞台，拒絕向前邁出一步，或者如果激進派急於求成，缺乏戰略耐心，堅持以暴易暴，暴力革命恐怕難以避免。如何將這場革命維持在最低烈度，是反對派應當研究的一項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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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箴言無忌 04.07.2016 00:17

韓先生的評論非常符合中國社會現狀。 如同高壓鍋，中國社會的高壓閥已到了臨界點，政府再不放氣，爆炸是肯定的，只是以哪種形式而已。 歷史驚人的相似；中國人的命運可能如此？

不具名 04.07.2016 00:04

他們沒能力解決你就業問題，但有能力砸了你養活家小的攤位；他沒能力讓你買得起新房，但有能力拆了你祖房；他們沒能力把藥價降下來，但有能力把從國外買藥定為犯罪；他們沒能力消滅各種公然的坑蒙拐騙，卻有能力刪除各種批評帖子；他們沒能力教育孩子們不要校園暴力，卻在對孩子進行黨的先進性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