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董延安是在上海认识的。那是在1949年6月，共产党刚刚占领上海， 号召青年参军。有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特别引起我的注意，报到地点是在大夏中学。 

我大概是去报到最早的几个人之一，接着陆续也来了一些人。后来我才知道，大量的由各大中学集体来的是在另外一个报道处，我们这里来的是社会（闲散）人员。我们这边的人五花八门，也可以说无奇不有，例如有个人我连名字现在都还记得叫夏明锦，模样倒是毫不出众，但他见到任何陌生人自我介绍的第一句话却是：“我过的桥比你们走过的路还多，” 还又是到过美国，又是到过欧洲，天南地北，谈笑风生，活跃无比，看样子却一点也不像。另一个姓丁的戴眼镜的也有趣，开口说话不到三句必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而那时候共产党才来了不到一个月， 我们当然对他都莫测高深，心怀敬意。编在我们一组的有三个是刚从监牢里放出来的，有两个工人是北方人，大概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被抓了，谈了他们坐老虎凳的经历；一个姓杜的失学大学生，先是跟一帮朋友到台湾去找出路，那边怀疑他们是共党奸细，把他们关在牢里一个月，没有证据又驱逐回上海；结果到了上海又认为他们形迹可疑，又被抓了起来，是共产党来了才放他出来。另外还有以前我谈过的蔡氏三雄之类，的确够复杂的。 那个过桥太多的姓夏的后来结果却不妙，在两个月学习后开了斗争会，把他给抓了，说他是特务；不过我不这么想，如果是特务不会这么咋咋呼呼，风风火火的。主要原因是他太出风头，喧宾夺主，不利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尤其土八路工农干部哪见得这个，不如抓了算了。至于姓丁的那位夸夸其谈的，是差不多一年之后，在江津专员公署工作也被抓了，原因不详，反正我看树大招风。

董延安也在我这个组。他是江西人，比我大两岁。个头小，斯斯文文，说话细声细气的，和我很接近。他是从江西乡下来上海投亲，高中程度，被介绍到一家报馆当练习生，其实他文笔很不错，在江西乡下读书古文根底比较扎实的。以后我们队上成立军人俱乐部，我和他都被选为宣传委员。记得那年七月一日，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在报上全文发表，我和老董（我就叫小董以示区别，）合作起草一份《俱乐部成立宣言》，就仿照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口气，一问一答式的，洋洋洒洒，引起大家的称赞。

(这是2009年在重庆举行西南服务团入渝60周年纪念活动所发，我当然没有参加，是上面提到的那位在台湾和上海都坐过牢的老杜替我领的，老友这么热心，也保留作个纪念。）

在向西南进军的途中，我们两个宣传委员搭档，每天都提早出发，走在队伍前面，背上揹着背包，一人手上提一个石灰水罐子，用来写鼓舞士气的标语。那时候还没有兴谁的语录，我们无非即兴编口号，当然也少不了“红军不怕远征难”之类，说实话也比较辛苦，因为不敢走慢了，如果让队伍追上了就没意思了。我们一路上有的是时间谈心，一个多月下来，基本上成了知心朋友。

行军到最后，离重庆不过两百公里左右，他的腿不行了，这时候开始调来了卡车，于是一批女同志和病号都乘车去了重庆。 那时候很缺干部，重庆市委也不客气，就把这一批先到的扣下了，成了他们市委的干部。这以后我们到璧山地委，我和老董就分开了。他在重庆市委宣传部，我在璧山地委宣传部，我们两个宣传委员，最后干的还是一样的活。

光阴荏苒，到了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我瞅着满墙批我的大字报心烦，跑到北碚西南农学院，那里有一个过去对我很好的女同学刚结婚，我到她家去住了两天散散心。那时候我还真是不知道水浅水深，我在和他们谈话中谈到当时很流行的又红又专问题，还大言不惭地说，我们这些人，红的问题是解决了，现在就是要努力快点专了。恰好他们有一个重庆市委的朋友来玩，谈到市委的情况，因为他们的反右斗争进行得比我们早，他谈到，宣传部的董延安已经戴上 了右派帽子。我一听，这一惊非同小可，联想到自己的事情，不敢再待了，赶快打道回校。这不，一个月之内我也随之落网。这以后我和董自然失去了联系。

这次是日月如梭，不觉20年过去了，到了1978年，我也托福在对右派问题一风吹的所谓“改正”中摘掉了右派帽子，这才有了行动的自由，我就开始打听和联络一些过去的朋友，自然董延安的情况是我非常关心的。听说他处理比我轻，因为他本来胆小，所以罪行比我轻得多。说起来也好笑，例如他们市委宣传部是住在原来一个豪宅的大花园中。市委宣传部长（就是那个任白戈）住的小院有一道月亮门和他们的大院隔开，门内有卫兵站岗。有一天打羽毛球，球飞进了月亮门，他跑进去捡球，竟被卫兵训了一顿。他气坏了，出来发牢骚说这里面简直像封建帝王居一样了，等等。这也算一条罪名。他的罪虽轻，但是不容许留在党委机关了，被调到了南岸市立女中去，又因为那里缺教师，居然还让他去教语文，也算不错了，（这期间听说还闹出了个师生恋的小故事）。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重庆市委有个决定把外地右派一律送回原籍，他被送回了江西老家，这以后就没有任何消息了。

一年之后的某一天，突然南岸有消息说董延安回来了。那时候电话还很不普及，赶快写信联系，果然不假，于是我们约期见面。我如期赶到南岸女中，这时他已经回来了一个月了。靠着原来师生恋的那个女生的帮助，（她已经结婚在附近的师范工作，）他已经又有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家。我们见面虽未抱头痛哭，却也算悲喜交集。他明显衰老了些，也迟钝了些，只是在把回忆之门打开之后，逐渐又有了些生气，我依稀又看见了一些原来我熟习的老董的样子。

谈到这些年来的生活经历，他重复地说：苟且偷生，苟且偷生，只有这四个字说明问题，他是深刻地体会了和实践了这四个字。

原来他被送回江西，他的父母早已去世，只好由姐姐收留他。姐夫是个老实巴交的乡下教书匠，自己也有一点说不清的历史问；眼看阶级斗争的烈火就要烧到农村来了，打入杀人的消息不断传来。董延安也知道农村里什么问题都是有理说不清，杀个右派分子只当杀一只鸡，哪里还敢再待下去。好歹姐姐凑了点可怜的钱，就匆匆忙忙逃了出去。他心想自己是重庆送出来的，还是向四川方向走较好。自己一出了姐姐的家门就是举目无亲，那一点点可怜的钱不到两个星期就用完了。他竟当了差不多一年的乞丐，一路讨饭为生，最后到了武汉。他说，人是一张脸，树是一张皮，脸一次放下了，也就不在乎了。反正自己蓬头垢面，更不会碰见熟人，也不需要计较脸面了。只不过茫茫大地，虽没有自己容身之处，但他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死。为了生存，其他一切不去想，放下了一切，每天只考虑自己今天这一天怎么过得去，过得一天是一天。

讨饭的人，最想的就是能吃上一口热饭，最大的问题就是晚上如何过夜。在那样乱的社会里，好心的人很少；当然也由于乱，所以他才混得下去。讨饭的人，自然是被人呼来喝去，从来看不见好脸色，挨骂受气是家常便饭，对付恶狗也是必须的本领。但在困顿中，他也的确遇见过一次好心人，那是在湖北的一个乡下。那天他极其不顺利，又冷又饿，天黑下来了，他感觉头晕，发烧，四周一片荒凉，真觉得了无生趣，勉强坚持到路边一块石头上坐下来，心头一片茫然，心想这样长期下去，如何了结，不如死了算了。这时侯影影倬倬从路边过来了一个牵着孩子的妇人，看见他在路边坐就问他：“老公公。你怎么样了？”（那时他才40岁，）他回答说自己人不舒服。那妇人说你快回家呀，他说我没有家。妇人说你这样不行的，天黑了你会冻病的，我家就在附近，你跟我回去，我熬点草药给你喝，就这样他跟着那妇人到了她家里。她那房子虽破，毕竟能避风雨。妇人看样子三十多岁，口口声声叫他老公公，摸了他额头发烧，就熬了草药，又热了稀饭给他吃。当天晚上，在外屋铺了块草席，给了他一床褥子，他好好睡了一觉，次日感觉好多了。那妇人说，我看你一定是被斗了赶出来的，真造孽。我自己家里是地主成分，也常挨斗，我不敢留你，你老人家要保重自己，实在过不得时也可以偶尔悄悄来找我帮一点忙。 她给了他一些干粮，让他早早上了路。他倒是问清楚了她的姓名和地址，准备日后报答她。自此以后，他觉得心里踏实了些，所谓一饭之恩，毕竟人间有真情。来自同是底层人一件小小的恩惠，给了他很大的精神力量。

他在武汉待了下来，天冷了睡桥洞受不了，后来他想到一个办法。他把讨到的钱存起来，到航运站去看离武汉最近的一站是黄冈，他的钱够买一张船票。于是他就买了票，有了票就可以在航运站过夜等第二天早上的船。到早上再把票退掉，这样冬天过夜的问题就解决了。就这样过了七八天，但重复久了总会被发现，挨了一顿训之后这条路也断了。眼看天气一天天冷下来，他实在扛不住了。最后他下定决心，干脆找公安机关自首算了，关进牢里，岂不吃住都解决了。黄冈这地名他很熟了，于是他竟买票上船到了黄冈。下了船他打听到公安局的地方，就径直去报到了。不料这时候公捡法已经被砸烂，根本不办公。他去报告自己是逃亡的右派，特别前来投案，里面说我们现在根本不管事了，你去找民政部门吧。他只好东找西问来到民政局，不料到这里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原来这时候甘肃灵宝县的有个什么城镇居民下乡的事被人民日报报道了，毛老头眼看城市居民问题不好解决，不如把矛盾交给农村，于是发出了所谓动员城镇居民下乡的最高指示，（后来知青下乡的前奏，）而那时只要是最高指示是必定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去贯彻的，而且只要是运动就有指标，这黄冈县民政局正为完不成指标头痛。 董延安一去，正好算一个人头，也不听他分说什么，马上问你是不是愿意下乡，他也糊里糊涂的就答应了。这一下他时来运转，立刻顶了一个下乡的城镇居民名额，还发给了他多少钱的生活费，配备了农具和生活用具，竟然敲锣打鼓地把他送到了山区的一个生产队。

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那谁也不敢反对呀，生产队当然接受了，而且这个队在山区，也属地广人稀，不在乎多一个人。他这时候自然已经改名换姓，成了老金。那队长看他样子斯斯文文的，就说我们队里少个会计，你就来担任会计吧。他一听吓坏了，说不行，我不识字，怎么能当会计。队长说不识字不要紧，我找个识字的来帮你记账。我就需要一个像你这样在队里无亲无戚的人来当会计，才好办事情。他推托了半天，看推脱不了，也只好接受了， 就这样他冒充文盲当了生产队的会计，因为没有熟人关系能够大公无私，倒是自然的，但毕竟要得罪人，受人攻击，而且他知道生产队的会计是属于领导阶层，万一有一天发现了他这个四类分子篡夺了生产队的领导权，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他一直想设法摆脱这个责任重大的差事。因为他是担任会计，就了解到队里的后山有一片果树，但是从来没有收益，因为到成熟期大家都去采摘，都是熟人没有人管得住。于是他向生产队长自报奋勇去管那片果林，队长觉得这样也好，于是派人替他在山上搭了个宽敞的棚子，他就到山上安了家，这一下才算真正安全了。

由于他大公无私六亲不认，谁来摘果子都不行，头一年果园就有了几百元的收益，队里自然非常满意，这以后他更加努力，还在山上开荒种地，果园收益更加增多，生产队把他作为典型上报，说成是城镇居民下乡支援农村的典型，县里的宣传部门要来采访他，把他吓得要死，装病拖也拖不过去，也无法解释，只好豁出去了，假巴意思请生产队里一个小学毕业生写了一份发言稿，无非如何活学活用毛老头著作 ，县里来了人， 他装着呆头呆脑结结巴巴别字连天地读了一遍；且喜后来运动多，新的运动来了，舊的也就没人问了，他庆幸自己又躲过了一劫。

境遇改善了，他想起帮助过他的那妇人，试着悄悄写封信去联系，想不到收到了回信。原来她也是小学毕业，死了丈夫，带着孩子苦苦过日子。老董的如古井的心不禁打开了。他找队里请了假，开了介绍信，带了些土产就去探望。那妇人还在，可孩子已经没了。那妇人万没想到那晚上的老公公如今判若两人，竟是和她年龄相当。两人谈得十分投机，正是同病相怜，由怜生爱，互论嫁娶也是水到渠成的事。由于老董在生产队很得人缘，此事队里大力支持，不到半年时间就把小梅（那妇人的名字）娶上山来。从此他们小家庭在这世外桃源过起了可算幸福的日子，期间还添了一个孩子。他和小梅虽然已经彼此彻底了解，但对外他仍然保持文盲大老粗的本分，山上既无报纸，也无收音机，对于世事他是一概不知。

时间到了1979年，有一天他下山去赶集，口渴了到一间茶馆里去喝茶。在他旁边的桌子上有一张报纸。他一时好奇，看看旁边没有熟人，就拿过来看看，突然看见上面有一篇关于马寅初的发言的报道， 他觉得很奇怪，心想这马寅初是个大右派呀，怎么报纸上会登载他的发言呢？回到山上他告诉小梅，觉得里面大有文章，必需弄清楚。到最后他们才知道一年前右派已经改正了。

这以后的事是顺理成章的了。他回重庆办手续，小梅哭成个泪人儿，生怕他回去就不要她了，是他赌咒发誓，千哄万哄才让她放了心；生产队的干部当然祝贺他，有个老练的干部说我早看出了你老董非比一般，真是凤凰落在鸡窝里。

我去看老董的时候， 他已经在设法办理小梅的农村户口如何迁来的问题。他说，不管手续多麻烦，我先让她马上来探亲。我说，嫂子来了之后要补请我喝一杯喜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