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在血泊中的他
我于1965年调到了雷马屏农场, 象我这种有逃跑前科的重刑犯,调来农场后,并不直接分到生产中队。那里住地分散,且没有武警守卫,管理干部都是“文职”人员(虽然绝大部份是转业军人),为使这些不稳定因素稳定起来,先让这些新来的犯人在集训队严管集训一番,也就是在荷枪实弹的士兵监督下进行劳动作业,同时辅以犯人们异口同声赞美着的“苦口婆心”的前途教育,当然也包括抗拒改造死路一条的教育。如果在集训期中表现良好,三、五个月就可以分配到中队劳动改造,同理,凡在中队里表现不好,也可以经过犯众批斗后捆往集训队进行严管改造。集训队里也有独居小监,小监内又分为戴刑具和不戴刑具,戴刑具又分戴什么刑具,戴手铐显然比戴脚镣高一个档次,而戴手铐又要分戴前铐还是戴背铐或者苏秦背剑铐,乃至于单手单脚铐,其中还得分是戴洋铐子(两手之间有几个小铁环那种)或土铐子(以小铁棍穿插两铐之间、甚紧),洋铐子又比土铐子“舒服”一点点(这说法并非崇洋媚外,切身体会而己),戴脚镣也得分10斤镣20斤镣乃至30斤镣……。这使我想起中学时代教动物的老师在黑板上画的那种图表,就在脊椎动物下面又分什么两栖类哺乳类鸟类鱼类,而上列各类动物下面又分为各个子目,子目下面更有子目,所以有关各种刑具和受刑方式及其舒适度和痛苦度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受重刑者希望早日变为轻刑,关小监者希望早日回到大监,集训者希望早日解除集训,这才是受刑者的共同点。正如《基督山伯爵》最后所言：“希望和等待,它集中了人类全部智慧。”人类中当然也包括受刑者。
我所在的单位全称叫作国营雷马屏农场桂花大队集训队,在这里我的劳改表现也很一般,既无立功行为,也未重新犯罪。象我这种由劳教升级为劳改的累犯犯,且为十八年徒刑的重刑犯,集训一两年也不足为奇,不到半年就把我放到了生产中队的确事出有因。我早年当兵时曾在凉山指挥部司令部电台上工作,司令部就设在雷马屏三个字第一个字所代表的雷波县城内,司令员鲁瑞林很喜欢到电台来闲聊,他有几个比较贴身的警卫员,都在一个单位进进出出,这些警卫还得给我这个穿干部服的小伙子敬礼如仪。其中有一位转业来到这农场而且当了一个中队的一把手∶指导员。当年踌躇满志的我对他毫无印象,只是面熟而己,在集训队犯人列队时他指着我的鼻子和其他十多名犯人一起到了他所管辖的通木溪中队。当晚他召来这十多名新犯到办公室,在办公桌上那盏台灯的帮助下给了我一个特写镜头,终于想起他就是当年的警卫员之一。训话教育一番后,令各犯回去休息,惟独令我留下,然后问道：“怎么搞的?”他的意思是你怎么会走上如此严重的犯罪道路?别看这个问题只有简单的四个字,如果严格按犯人深挖犯罪根源的要求真可以从我8岁时谈起,不,甚至于从我祖父那一代谈起,干脆一句话,这是一个永远谈不清楚的问题,我只好以“低头”认罪的身体语言表态。停了一会,他感叹似地说道：“想一下,一个党的机要工作者……”,他也许突然想到和堕落到如此地步的我谈这些已无必要,便中途打住,只叮咛说在下面别乱说话,千万别再逃跑了。以后他和我相处将近十年,应该说他对我还不错,有一年的大年三十晚,我在开田改土的工地上处理瞎炮,昏暗的田野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他竟然从衣兜里掏出一包香烟递给我。从彼此身份的角度看,此举可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可说是难能可贵,这就是我和他唯一的一次私人交往,只因他从来没有无中生有或者节外生枝地修理我,我对他还是心存感激。
我在集训队呆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有一个人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他睡在我对面的铺上,人们都叫他杜疯子,事实上他也是个疯子,年龄估计四十岁上下,浓眉大眼但不象那种面带凶相的人。众所周知,小说《红岩》里,有一个在国民党监狱里因装疯而取得成功的地下党员华子良,这个人物从另一个方面警惕着劳改队的监管干部,他们决不会给企图装疯的犯人以可乘之机。据我本人所积劳教劳改23年之经验,有两例装跛子一例装瞎子以逃避重体力劳动曾取得成功,却无一例装疯子能成功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象我们国家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政治犯的国家一样,劳改队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精神病患者的地方,这里只有装疯卖傻、抗拒改造的反改造份子。我脚对面躺着的杜疯子就是其中之一,他也因为这项现行破坏活动经原生产中队批斗后捆来集训队严管改造。他终日叽叽咕咕地自言自语,奇怪的是他对犯人从来不说好歹。有一次我们分队长来到寝室,刚从他床边走过,我听见他叽叽咕咕地说：“你莫做起那副要不完的样子,你老汉(四川方言称父亲为老汉)就是场口上卖豆花的周老四,你以为别个不晓得。”这分队长只假装没听见算了。如果有干部在大会上训话(在劳改队,干部对犯人的讲话一律称为训话,以进一步突出其话的权威性),他就偏要在下面叽叽咕咕地揭这个干部的“老底”。或者说他老汉是杀猪匠,或者说他妈是寡母子(四川方言称寡妇为寡母子),反正在他心目中这些训话者无一不在历史上存在“污点”。其实这些干部没有一个是他那个县的人,更别说乡或镇,那位分队长就不姓周而姓蔡。不幸的是杜疯子这罄竹难书的“诽谤”全都针对代表着专政权威的干部们,更不幸的是他身边总有几个一心想检举他人立功减刑的犯人,不断为他那些七零八碎的言论进行加工改造以增加政治重量,而他完全没有自我辩护的能力甚至自我辩护的意图,他命运的岌岌可危便是意料中事。
集训队出工因有干部带班,士兵把守,上、下午工间休息各十五分钟,比较准时。有一次一个曾经与杜疯子同队的犯人在休息时间摆龙门阵,说到三年前杜疯子的老婆带着他十岁的儿子翻山越岭来看他,因为他判刑后从来不给家里写信,不知他是死是活。老婆终于打听到他的去处,便背上家乡的腊肉盐蛋和给他做的布鞋来到中队部,干部们先向家属介绍情况,希望通过亲人的教育使杜疯子迷途知返,不再装疯卖傻,继续与人民为敌。而杜疯子连自已的老婆儿子都不理不睬,似乎根本不认识。干部们认为他顽固不化,十分气愤,叫他老婆把布鞋留下,吃的东西全都背回去,他老婆一路走一路嚎啕大哭,在路边劳动的犯人听到无不动容。我当兵时参加过土地改革,当右派以前还干过三年农村工作,深知这类农村妇女的善良淳朴,我为她的不幸感到十分难过。
我在这个农场劳改了15年,这漫长的15年在我的记忆中,目睹远方亲人的探访总共不会超过十人次,这十人次中基本上都是来自农村,因为城市里大部份人都有单位,单位的人都有个人档案,档案中都有社会关系这个重要栏目,凡有亲人在历次运动中被杀、被关、被管者,特别应该老老实实填入其中,如有隐瞒等于欺骗组织,也就等于自毁前程。而具有这种复杂背景的人也十分自觉地强调和那些“份子亲人”划清界限一刀两断,并表示愿意接受组织考验,到劳改队来探望岂不等于抓屎糊脸；另一方面被判劳改的人,想到由于自己的事影响了全家人的处境,已经十分愧疚,那里还有亲人探望的奢望,有的还要求亲人和自己斗争到底。只不过犯人的来往信件都必需经过干部检查,不排除其中有伪装积极的可能,好在这些伎俩和刑期这个重大原则问题挂不上钩,就让这些敌人去表演吧。再加上这个劳改农场地处边远山区,交通不便,当年的普通老百姓手头也不宽裕,更何况劳改犯家属,筹措往返车船费用也不是轻而易举,因此,我对这位坚贞的杜大嫂还有一份敬重之情。
我从集训队分配到中队以后,按照劳改队的纪律自然和集训队的人断了来往,不久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干部们教育说：“现在革命群众的阶级觉悟空前提高,把你们关押起来实际上也保护了你们,如果放你们到社会上,愤怒的群众用乱棒也可能把你们打死。”使犯人们更感到劳改队恩重如山。
那些年代,劳改队和社会上一样,政治运动不断,除了配合国内各项运动的时事政治学习以外,还有半年小评、年终大评,我个人对此的感受是和当兵时那一套简直异曲同工,区别只在于动员大会声势更大一些,通常都得枪毙一两个多则三个反改造份子,这又和古代帝王出征前总得杀一些俘虏或者牛羊以壮声威有点近似,据说汉语中牺牲一词即源于此。当然也会对一批反改造份子给予加刑处理,也会对有立功表现者给予减刑、个别有突出表现者甚至提前释放,也就是生动地体现前途光明和死路一条的两条道路。
雷马屏农场地处雷波县、马边县、和屏山县之间,地域相当辽阔,除场部直属的桂花大队、西宁大队、茶厂、医院和电厂之外,还有三个分场,如全场犯人集中开会不要说有的分场当天不可能返回住地,在山峦重重的凉山也不可能开辟一个能容纳上万人的什么广场,再说具体一点,与会人等的屙屎屙尿问题也会让主持者耗损若干智商。因此我们桂花大队因距场部较近就常和直属单位一起开,地点便在靠近场部的桂花溪中队,每年的那个日子都特别严肃甚至隆重,配有手枪的中队级领导腰间鼓起多高,向犯人展示那里面是能打死乱说乱动者的玩意。会场四周的制高点上,由机枪布成交叉火网,如犯人会场暴乱必然血流成河。各交通要道包括流动人口众多的厕所附近,固定哨流动哨虎视眈眈,其实别说那些从深山的茅棚里抓来的资产阶级(他们中有的人称枪为“炮火”,听见枪响就浑身发抖,对此本人另有狗屁文章叙述),就连我这个经历大小战斗数十次的反革命份子,连做梦也没想到过暴动或者劫法场之类的恐怖行动。我决没有责怪当局小题大作或者神经衰弱的意思,因为提高警惕、严防万一也是有益无害的,但当时的会场气氛就是这样,不能不如实道来。
这天的大会高潮终于到来,押到主席台前进行审判的反改造份子五花大绑,每两名士兵扭着一个现行犯快步进入会场,为首的一个背上插着死囚标牌的竟然是杜疯子,他漠然的表情,说明他并不知道即将发生的事对他有多么重大,他不哭不笑不吵不闹,时不时还抬起头来环视一下会场,然后嘴皮子嚅动几下,似乎嘀咕着什么,扩音器吼叫着他的现行罪状,当然是恶毒攻击什么什么,诽谤什么什么乃至于对伟大领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又什么什么,实属什么什么,最后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他身后的两个士兵推搡着他奔赴刑场,也就是会场背后的一块空地边。
随后的领导讲话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我听见了一声枪响,声音并不大,但对我震动却很大,虽然我有把握相信我不会疯。
按惯例,这种大会的最后一个程序是全体犯人从已被枪毙者的尸体边绕过,形式上倒和现今流行的遗体告别仪式大同小异,实际上和俗话说的杀鸡给猴看异曲同工,当然这也得纳入苦口婆心的范畴。回到队上,某些干部甚至会意味深长地问你：“看到没有,怎么样?”帮助你当晚做个恶梦。
我从杜疯子尸体边走过时特意放慢了脚步,我看见他脑袋的右上方已变成一个巴掌大的窟窿,旁边涂洒着红色的血和白色的脑浆,还有一团团脑浆和鲜血混合的小块,劳改服上一层厚厚的污垢,证明他从不换洗衣服……,突然间,我看见他的脚,左脚上穿着一只布鞋,右脚却赤裸着,估计是推赴刑场时跑掉的,我知道劳改队是不发布鞋的,莫非他穿的仍然是那年他妻子为他送来的那双鞋。因为他常年不出工,鞋子很难穿坏,况且在日用品极端缺乏的劳改队,没有让他得到布鞋的途径。这时,我情不自禁地想到那位嚎啕大哭的杜大嫂,甚至想到了哭断长城的孟姜女,如果她知道她钟爱的丈夫是这样肝脑涂地,这样陈尸荒野,她又该怎样号啕大哭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