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8.17 美国之音

编者按：这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潮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引发的大规模国际口角之争，以及屡禁不止的滥用兴奋剂和腐败等丑事凸显奥林匹克精神正远我们而去。

“奥林匹克精神”就是平等参与、公平竞技、通过体育竞赛增强人类的相互理解、友谊、团结的精神。可惜的是，当下的奥运会正在蜕变为精英权贵的摇钱树和极权国家的政治宣传平台，玷污和侵蚀着这一崇高的精神。

其实，在过去奥林匹克运动复兴的一个世纪中，许多体育运动员都努力践行奥林匹克精神、挑战自我、追求高尚的体育品德，出现了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我想拣几个曾令我感动的出来，和读者一起重温奥林匹克精神。

故事一、朗（Luz Long)和欧文斯(Jesse Owens)

在1936年的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上，希特勒纳粹政权竭力借助奥运会平台，鼓吹雅利安人至上以及仇视犹太人和其它非雅利安人人种的种族主义政策，彰显第三帝国国力和形象来强化其政权的合法性。柏林奥运会前，纳粹媒体多次发文叫嚣，不许犹太人和黑人参赛。由于美国等国威胁抵制奥运会，希特勒不得不允许所有族群参加，并在奥运期间暂时停止了种族主义的言论和行为。

在此背景之下，跳远金牌的角逐在美国黑人选手杰西·欧文斯和德国选手卢兹·朗之间展开，23岁的欧文斯是美国最佳田径运动员、世界跳远纪录保持者，21岁的朗则是欧洲纪录保持者。8月4日，在初赛中，朗轻而易举地进入决赛，而欧文斯两次试跳均告失败。欧文斯称，朗走过来用结结巴巴的英文给他提出重要技术建议，让其在关键的第三跳中轻松取得决赛权。这一说法，至今仍然是个谜；不过，欧文斯杜撰此事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有记者一直用望远镜盯着欧文斯，并没有看到他和朗讲话，但接下来的故事却是事实。

跳远决赛在当天下午举行，希特勒亲临观战，10万德国观众情绪热烈，期待朗一举夺魁。比赛期间，欧文斯和朗先后多次打破跳远项目的奥运纪录，赛场气氛十分紧张。朗跳出了7.87米的本人最佳成绩，欧文斯最后一跳以8.06米刷新了世界纪录，二人分别获得银牌、金牌。

当着希特勒的面，卢兹·朗第一个跑入沙坑，与欧文斯热烈拥抱，祝贺他取得的成绩；朗一只手搂着欧文斯的肩，另一只手紧握着他的手绕场。德国观众向他们欢呼致意，不少人要欧文斯签名留念。在那一瞬间，政治、人种、金牌似乎都不重要，人们沉浸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洗礼之中。

这些画面被著名电影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 Leni Riefenstahl）所拍摄反映柏林第十一届夏季奥运会实况的《奥林匹亚》（Olympia）纪录下来，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比赛结束一周之后，卢兹·朗在家乡的《新莱比锡新闻报》（Neue Leipziger Zeitung）上以“我与欧文斯之战”为题撰文描述当时的情景。他说，“我情不自禁地朝他跑过去，第一个拥抱他，祝贺他。欧文斯回答我说，‘您迫使我跳出了最好成绩。’”

朗的儿子多年后表示，其父的行为并非是一个政治声明，只是一个选手应具备的基本体育品德。

希特勒在跳远项目颁奖仪式前离开，但并未公开表现愤怒，甚至还向欧文斯招手致意（据欧文斯回忆），但私下则大为光火。据其主要助手施佩尔（Albert Speer）回忆，希特勒对黑人选手欧文斯在田径项目中夺得数枚金牌极为恼火，不屑地声称从丛林走出的黑人是原始人，体质比文明的白人强，因此今后必须禁止他们参赛。希特勒的另一手下、纳粹青年军领袖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提议他至少应当与欧文斯合影，希特勒狂吼道，“让一个‘黑鬼’替他们拿金牌，美国人应当感到羞耻；绝不和‘黑鬼’握手。”

卢兹·朗的母亲透露，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事后申斥了朗，并命令其今后不得拥抱“黑鬼”。

奥运之后，朗在莱比锡大学完成法律专业的学习，并在汉堡短暂执业，但很快应征入伍，被派往意大利作战。在与盟军争夺西西里的战役中身负重伤，三天后死于英军野战医院。

欧文斯回到美国受到隆重欢迎，但由于种族隔离政策，罗斯福总统并未在白宫接见欧文斯以及其它美国队的17名黑人运动员；这些黑人选手拿到美国奥运24块金牌中的8块，其中4块为欧文斯一人所得。随着美国民权的进步，欧文斯于1955年被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为体育大使，1976年又被福特总统授予总统自由勋章，1990年又被老布什总统追授国会金质勋章。

无论朗是否帮助过欧文斯，也无论他们是否真正成为终身朋友，我认为卢兹·朗是个英雄。他在那个宣扬种族歧视和仇恨的环境中，不去理会自己政府散布的雅利安人种族优越的偏见与谎言，超越金牌、肤色、政治、国家、民族，向欧文斯伸出理解和友谊之手，展现了奥林匹克精神。他的故事值得我们向子孙传颂。

故事二、强森（Rafer Johnson）和杨传广

杨传广是台湾为马兰部落的阿美族原住民，他于1960年在罗马举行的十七届奥运中夺得十项运动项目比赛的银牌，成为第一个有华人姓氏获得奥运会奖牌的选手。他所创建的十项全能世界纪录50多年无人能破，是一位难得的运动天才。

他从事十项全能运动纯属偶然，据说他为了去马尼拉寻找被日军征兵失踪的6个叔伯，而报名参加亚运选拔。杨传广在短短的时间里，从闻所未闻十项全能到获得1954年获得亚运会十项全能冠军，被人们称之为亚洲铁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他随后在1956年的墨尔本的奥运比赛中失利，位处第8名。但在墨尔本他结识了获得十项全能比赛银牌的美国运动员强森，二人成为朋友。

强森当时不仅名震体坛，而且是民权运动的领军人物，同时也被选任加州洛杉矶大学分校学生会主席。与杨传广一样，强森出身贫寒，是家中的第一个大学生。他对种族主义深恶痛绝，积极参与社会运动，而且性格热情奔放，办事严肃认真，富于理想，和杨传广一见如故。

1958年中华民国政府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60美元的困难情况下，集资送杨传广到美国学习。杨选择了加州洛杉矶大学分校，因为强森在著名的田径教练德瑞克（Elvin C. "Ducky" Drake）教练的门下受训，以图在下届奥运夺金。在强森的极力支持下，德瑞克同意将杨传广收入门下。

杨传广人生地不熟，尤其不适应名师高徒的环境。但强森的友善和细心照料，让杨传广宾至如归。虽然二人性格并不相同，但田径场内外都能看到他们二人双双出入，一起训练，一起玩耍。强森不仅让杨传广熟悉校园，还带他去洛杉矶之外的地方；强森常常在周末与杨作伴，并将其介绍给家人，邀请他共享母亲做的美食，参加他们教会活动，减轻杨的思乡之痛。杨传广的进步神速，很快在若干项目上赶上并超过了强森。

1959年中期，强森不幸发生车祸，造成腰部严重受伤，能否康复参加1960年罗马奥运会还是个未知数。在其治疗和康复期间，杨传广在他身旁悉心照料，鼓励他练习。强森最终康复并得以通过奥运选拔。

二人相互帮助前行，成为校园一段佳话。然而，对他们友谊的真正考验还是奥运的竞技场上。强森知道1960年罗马奥运会是其摘取金牌的最后一次机会，激进的黑人民权活动家呼吁他抵制代表美国参加奥运，但强森表示，他要通过击败所有的选手来证明民权的重要。

杨传广承受拿金牌的压力更大，中华民国政府对他寄予厚望，力图用奥运金牌来打破外交僵局。据称，蒋介石总统原来打算抵制奥运，但考虑到杨传广的摘金前景，打消了不参赛的念头。

在罗马奥运开幕式上强森成为美国队的首位黑人旗手，杨传广则成为中华民国旗手。由于中共政权发动的国际封锁和打压，他不能举青天白日旗，而只能打奥运旗帜。这些政治事件，或许也对杨传广的心理状况造成影响。

奥运的十项全能比赛分两天进行。在第一天的5项比赛中，虽然天公不作美，影响选手的成绩，但杨传广和强森彼此数度超越，赛场气氛紧张。比赛结束时，杨赢了4项，但由于铅球和强森差距较大（13.33米vs15.82米），以55分之差落后于强森。

第二天的比赛一开始，杨传广和强森的成绩又呈拉锯状态。高栏是杨传广的优势，一下以128分领先；铁饼是强森的拿手项目，反过来以144分扳回超前。第8项撑杆跳高是强森的弱项，杨传广一般可以赢他200分，但他并没有置强森于不顾，在二人角逐金牌的高度紧张中，杨传广无私地积极为强森出谋划策，帮助他改善技巧，使强森超水平发挥，跳出了好成绩，而自己的成绩却受到影响，未能取得理想分数。

最后一项1500米比赛是杨传广的强项，但不巧二人分在一个组，强森紧紧跟着杨传广，二人都跑出了本人的最佳成绩，但杨传广未能拉开距离，只扳回9分。最后，杨传广赢了10项中的7项，但仍以总分58分的微弱差距与金牌插肩而过。不过，在最后的比赛中，两人抵达终点后，强森累倒在杨传广身上，他们相互扶持的感人情景，成为奥运标志性的摄影作品之一。他们之间的君子之争体现了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

此后，杨传广于1963年以9121分刷新十项全能运动世界纪录，但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却未能夺金，据传是因后叛逃中共的同队队友下毒所致。强森退役后，积极参加民权活动，成为博比.肯尼迪（Bobby Kennedy）的助手，并在博比被刺时，不顾个人安危，制服凶手。强森后半生致力于特殊奥运会，功勋卓著。

因为体育，杨传广和强森结成终身友谊。据杨传广儿子称，杨传广每次从台湾来美国探亲，打的第一个电话就是给强森。2007年，杨传广中风在加州去世，守护在身边的除家人外还有强森。

故事三、诺曼（Peter Norman）、史密斯（Tommie Smith）和卡罗斯（John Carlos）

澳大利亚选手诺曼、美国选手史密斯和卡罗斯分别赢得1968年墨西哥奥运男子200公尺短跑银牌，金牌、铜牌。在领奖台上，他们演出了一场团结的颂歌。

1968年，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和博比肯尼迪被刺身亡，民权运动如火如荼。激进的黑人要求黑人选手抵制奥运，而史密斯和卡罗斯希望参赛并用不同的形式来表达对民权运动的支持。他们决定戴上奥林匹克人权项目的徽标，赤脚领奖，并在奏美国国歌和升国旗时手戴黑手套握拳高举，抗议人权状况。

在上领奖台之前，史密斯和卡罗斯将他们的计划告诉了诺曼，并问他是否支持人权，诺曼作了肯定回答。他们又问诺曼是否信主。诺曼是基督教救世军成员，他回答说自己是主的坚定信徒，表示将与史密斯和卡罗斯站在一起。

史密斯回忆称，他以为白人选手诺曼会流露惊恐之色，但是他看的却是一双充满爱的眼睛。

不仅如此，诺曼向他们索要奥林匹克人权项目的徽标，说这样可以表示他支持民权运动。后来诺曼从美国另一白人划艇运动员手上接过奥林匹克人权项目的徽标戴在胸前。由于卡罗斯将其准备的黑手套抐在奥运村，一时不知所措。诺曼建议他们将一副手套分开，各人戴单支手套上领奖台，解决了难题，因而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一张奥运照片。照片中，史密斯和卡罗斯用赤脚象征黑人的贫穷，低着头，分别高举戴着黑手套握拳的左、右手抗议，诺曼则静静地与他们站在一起。据传，当美国国歌奏起时，体育场因他们的举动顿时一片寂静。

事后，美国领队极为恼火，认为抗议活动与体育无关，发誓要让史密斯和卡罗斯终身为此付出代价。二人很快被停止美国队队员资格，并被赶出奥运村。回国后继续受到打压，但是，二人最终作为人权斗士被美国认可，他们二人在奥运抗议的雕塑矗立在圣何塞州立大学，唯独少了诺曼。因为国家的作为，诺曼被人们遗忘。

身高不到1.68米的小个诺曼不畏1.88米的史密斯和卡罗斯等强手，以20.06秒的优异成绩获得200米项目银牌，为国争了光，其纪录至今澳大利亚无人能破。然而，由于澳大利亚当时也奉行种族隔离政策，诺曼回国后被边缘化，找不到工作，四处碰壁。尽管他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前13次取得200米奥运比赛资格，5次取得100米资格，仍然被澳大利亚队所排斥。由于诺曼拒绝所谓“认错，”拒绝谴责史密斯和卡罗斯的抗议活动，坚定地与他们站在一起，所以从1968年起，即与奥运无缘。2000年悉尼奥运会期间，澳大利亚也没邀请这位澳洲200米赛跑纪录保持者参与，反而是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邀请了他参加优秀选手麦克·强生（Michael Johnson）的生日联欢。麦克·强生一直视诺曼为楷模和英雄。

2006年，诺曼不幸心脏病发作逝世，史密斯和卡罗斯均到场为其扶灵。 直到2012年澳大利亚国会才通过决议，正式向诺曼道歉，承认他取得的成绩和在种族平等上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不过，澳大利亚奥林匹克委员会至今仍然不承认曾经惩罚和边缘化过诺曼。

诺曼是一个孤独的、至死不屈的人权战士，我们应牢记他追求种族平等来展现奥林匹克精神的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