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的最後一仗與辭世

王紀卿

1、二入軍機

     中法開戰之後，清軍在主力決戰中失敗，法軍控制了紅河三角洲，利用海軍的機動作戰能力，對中國形成大面積威脅，中國南方的形勢十分危急。

     左宗棠名義上是從光緒十年（1884）正月十八日起續行休假四個月，但他並沒有安心回籍休養，而是仍留南京布署江海防務，並關注着前線戰局的變化。南方戰事紛擾，他的心境如何安靜得下來？他“頻閱越南電報文牘”，得知北寧、興化相繼失守，駐越南的滇粵官軍全部潰退，只有王德榜的五千人扼守諒山鎮南關；海上也傳來警報，法國提督又率八艘軍艦分駛福建、江南、天津，橫行無忌。左宗棠聽到前方告急，憤怒至極，寢食難安。也許是外界的刺激調動了他最後的一點生命力，眼病真的稍有好轉；也許是他因公務緊急，向朝廷謊稱病情減輕；總之，他於四月初二日上奏請求提前銷假，要繼續為朝廷出力。

     七天后，清廷嘉獎左宗棠“素著公忠，不辭勞瘁”，令他進京陛見。

     在此期間，法國人由於軍隊需要休整，同時需要部署兵力控制剛剛侵占的北坼地區，為了爭取時間而開打外交牌，於是提出議和，開出的條件是：清廷必須承認法國對越南的保護權，開放中國的西南各省，還要求中國立即將力主抗戰的外交官曾紀澤調回國內。李鴻章一聽“議和”二字，眼裡就有了光彩，感到自己大有用武之地了，輕易墮入法國人的騙局之中。他向清廷提出“隨機因應，早圖收束”的建議，清廷隨即命他“竭誠籌辦，總期中法邦交從此益固，法越之事由此而定”。

     對於法國人而言，李鴻章此人顯得十分忠厚，茹爾·費里聲稱他是真正的朋友。由於李鴻章的退讓，曾紀澤離開了外交舞台，左宗棠失去了一個重要的合作夥伴。

     法國公使來到了天津。朝廷為了和談，不許黃少春在湖南募兵，但慈禧仍然需要左宗棠坐鎮北京，因為他對外國人是個威懾。四月十七日，李鴻章與法國代表福祿諾在天津按照法國所提的條件簽訂了不平等的《中法簡明條約》。

     正是在四月十七日這一天，左宗棠拜發了一份增兵作戰的奏疏。他對滇、粵邊防的局勢已經作了進一步的了解，指出潰敗的雲南、廣西官軍不能再用，而王德榜的八營恪靖軍兵力太單，不足以分扼鎮南關、諒山兩處要區，應當增調一軍為後勁之師，使王德榜得以一意馳驅，而無後患之憂。他建議由前任浙江提督黃少春在湖南挑選五營正規軍，馳赴廣西鎮南關外，為王德榜 策應之師，並令他預選散布在湖南本籍的恪靖軍舊部，編為幾營，打起恪靖軍的旗號，率領同征，以厚其勢。由此可見，在李鴻章簽署喪權辱國條約的同時，左宗棠仍然抱有率軍前往雲南、廣西抗法前線的願望。

     由於和議的簽署，清廷自然沒有採納左宗棠在四月十七日提出的主張，不許黃少春在湖南選軍增援滇、粵邊境。左宗棠聽說和約已經簽訂，氣得直跺腳，決定儘早進京，遊說朝廷改變妥協的方針。四月二十一日，他離開金陵前往北京，途中仔細研讀了《簡明條約》五條，針對和戰問題寫下了著名的《時務說帖》，反覆強調對付法國侵略“非決計議戰不可”、“議和之應從緩”，再次表示他願意親自指揮抗法戰爭。他寫道：

     宗棠今春有增灶之請，意在令黃少春糾集舊部，添造水師船隻，會同王德榜札飭劉永福挑選熟習海戰弁丁，為其管帶駕駛，冀收桑榆之效。倘蒙諭允，宗棠親往視師。竊自揣衰庸無似，然督師有年，舊部健將尚多，可當醜虜。揆時度勢，尚有可為，冀收安南仍列藩封而後已。不效則請重治其罪，以謝天下。此一勞永逸之策也。

     這次的旅程，左宗棠十分心急，水陸兼程。清江過了，濟寧過了，德州過了，天津過了，通州到了，終於可以見到北京的那些大員了！他想儘快讓慈禧和樞臣們閱讀他寫的《時務說帖》，要讓他們明白，面對法國人的侵略野心，和議是絕對行不通的！

     左宗棠在進京路上之時，清廷已任命湖南人張之洞代理兩廣總督，左宗棠頗為這位清流派大臣出任前線疆吏而感到欣慰。但是，當他“水陸趲程，未敢休憩”，於五月二十日進入京城時，發現紫禁城內外風氣萎靡。他連忙會見主戰的兩位親王，提出要舒張正氣，能打贏固然要打，打不贏也要打！他指出：李合肥一意求降，會使其他列強也想咬我們一口，中國將會永無寧日！只有堅決抵抗，中國才有出路。左宗棠發出這樣的呼籲，京城內外頓時萌生了一股豪氣。

     五天后，七十二歲的左宗棠奉旨再次入值軍機。上諭說，左宗棠不必按作息時間當班，只要呆在京城，以備朝廷遇有緊要事件時來當顧問。朝廷令他管理神機營事務，所有應派差使一概免去。神機營是滿人大臣文祥建立的朝廷近衛武裝，清廷從來未許漢臣染指，而左宗棠是第一個督操神機營的漢人大臣。

     左宗棠復入軍機，可以說是對和戰之局頗有影響的一項人事安排。李鴻章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之後，全國普遍反對，清廷迫於輿論壓力，兩位主政的親王擺出了幾分主戰的姿態，其人事方面的措施主要為兩項，即對左宗棠和一向主戰的前山西巡撫張之洞的任命。李鴻章對清廷的轉向十分敏感，在清廷對左宗棠的任命發布之後的第二天，他便致電淮系集團的廣西巡撫潘鼎新，說“左相進京，正議主戰，內意游移”。

     但是，法國方面並未給李鴻章個人多少面子，卻以他們得隴望蜀的軍事行動證實了左宗棠的預言。在李鴻章-福祿諾條約簽訂後僅四十多天，法軍杜森尼中校率領九百人從河內出發，於閏五月初一日突然開抵諒山附近的北黎地區，抵達觀音橋附近。法軍“分為兩路，一犯觀音橋長慶粵西各營，一犯王德榜谷松之營”。中國各軍請戰，而潘鼎新下令不許開火。法軍要求接收中國軍隊的駐防地，王德榜勸阻法軍前進，致函杜森尼，指出兩國既已議和，大可不必再起釁端。杜森尼不聽勸告，要求清軍立即退回中國境內。王德榜回答：沒有接到上級命令，部隊不能移動。法軍要進，清軍不退，只好槍桿子裡面分輸贏。杜森尼下令進攻，法軍奪占四周山崗，恪靖軍立即還擊，戰至深夜，雙方對峙。與此同時，法軍還調兵分頭進犯宣光、保勝和諒山。王德榜組織優勢兵力反擊，三面圍攻，截斷法軍後路，法軍被迫收縮。恪靖軍越戰越勇，廣西清軍也發起猛攻，法軍抵擋不住，開始潰退。法軍自稱在這次戰鬥中死傷一百多人，這是清軍在中法戰爭開始以來獲得的第一次勝利，史稱“北黎衝突”，也稱“觀音橋事變”。於是，左宗棠自南洋大臣任上對邊防所做部署的作用，明顯地凸顯出來。

     法國一手挑起了觀音橋事件，反誣中國破壞《簡明條約》，以北黎衝突為擴大戰爭的藉口，照會清廷，要求清廷通令駐越清軍火速撤退，並賠償軍費二億五千萬法郎，約合白銀三千八百萬兩。法國還威脅說，他們將占領中國一兩個海口，當作賠款的抵押。

     左宗棠根據王德榜從前線發來的電報，於閏五月初七日奏請朝廷嚴令雲南、廣西督撫指揮駐防部隊穩紮穩打，痛擊法軍；又請派黃少春迅速組建部隊前往增援，與王德榜、劉永福並肩作戰。他還指出，法國人請和是不足信的，他們現在主動挑釁，充分表明先前的請和只是緩兵之計，全國臣民痛恨他們欺侮中國朝廷，所以中國必須以戰取勝。左宗棠此疏得到慈禧的讚許。左宗棠因急於調兵開赴前線，用內閣大印發文，令黃少春趕赴鎮南關，被人參劾，又因保薦曾紀澤和魏光燾等幹才，於五月十八日再次被人參劾，理由是不合體制。兩次參劾都被慈禧駁回，並加以制止。

     由於有左宗棠這個主心骨，清廷這一次堅決反駁了法國的無理要求，指出諒山是中國駐兵的地方，“法兵前往諒山，撲我營盤，先行放炮，中兵不能不抵禦”。奕譞認為，清政府的這種強烈態度，“是二十餘年中國第一次振作之照會”。

     法軍陸路失利，指望海戰得勝，扳回敗局。法軍在中國和越南的艦隊組合為遠東艦隊，由孤拔任司令，分別開向福州和基隆，準備擴大戰局。六月十五日，法國遠東艦隊的三艘軍艦突然炮轟基隆，法軍強行登陸。督辦台灣事務大臣劉銘傳指揮清軍頑強抵抗，打退了侵略者的進犯。此前由左宗棠派往台灣的楚軍將領孫開華率領的擢勝三營，以及提督章高元率領的淮軍和提督楊金龍所部楚軍，使台灣防務大大增強。法軍在基隆未能得逞，不得不退回海上，待機再舉。

     中國雖然取得基隆保衛戰的勝利，但法國海軍的侵略行動，以及法軍擴大侵略的瘋狂勢頭，又使清廷顧慮重重，搖擺不定。清廷乞求列強出面調停，但因英、德兩國與法國不和，不肯過問，而美國則耍滑頭，不肯出力調停，所以毫無結果。李鴻章乘機慫恿清廷接受法國提出的賠款議和條件，他的拿手把戲，就是以洋人的強大和無理來嚇唬朝廷。他說，等到戰後再賠償，賠款數額會更加巨大。慈禧急得六神無主，急召奕譞，哭訴道：“不願再經咸豐故事，但亦不願大清江山由我而失，由我示弱。”奕譞回答說：“可以打。”慈禧則說：“打就打到底。”接着，慈禧召開了御前會議，說道：“和亦後悔，不和亦後悔。和就示弱，不和會割地賠款而且損傷不少，或許引起內亂而且亦賠不起。”顯然，慈禧仍然主意未定。她的話音落地後，朝堂上一片寂靜，無人答言。左宗棠猛然起身疾呼：“大清不能永遠屈服于洋人，與其賠款，不如拿賠款作戰費！”慈禧聽了此言，遂下令罷朝，含淚稱是。至此，清廷才下定主戰的決心。

     法軍受挫於基隆後，法國政府決定進一步擴大侵華戰爭，法國公使於六月底向中國提出賠款八千萬法郎的新條件，並發出最後通牒，限四十八小時答覆，否則下旗離京，由孤拔立即採取軍事行動。清廷拒不接受法國政府的勒索，中法外交關係正式破裂。七月初一日，法國代理公使謝滿祿果然下旗離開北京。兩天后，孤拔指揮遠東艦隊突襲福州馬尾軍港，攻擊福建海軍，中法馬江海戰爆發。

     當天上午8點，法軍向閩浙總督發出了通牒，但福建當局不准官兵“輕舉妄動”，而寄望於乞求法軍延期進攻。下午1點45分，停泊在馬江水面的八艘法國軍艦和兩艘魚雷艇向福建海軍發起攻擊。福建海軍由於沒有認真備戰，在法軍突襲之始，只能被動挨打。

     其實，負責防禦的張佩綸雖是李鴻章的幕僚及後來的女婿，但他對待法國侵略的態度，比李鴻章硬多了。法越戰事剛起，他就倡議抵抗侵略，指出中越唇齒相依，越南一亡，中國必受其害。他和左宗棠一樣，對中國獲勝信心十足，認為中國具有天時、地利和占理的三大優勢。正因如此，慈禧才會派他到福建會辦海疆事務。張佩綸一到福州，立即視察船政局及閩江沿岸要塞，主張沉船堵塞閩江口，使法艦無法入內。在敵強我弱時，這雖不是最佳對策，也算得上中策了。無奈朝廷聽了他未來岳父的意見，嚴令他不許先發制人，要充分顯示和談的誠意，加上他犯了備戰輕敵、臨陣怯敵、處置乖方的錯誤，結果眼睜睜地看着法艦駛入閩江，駐防軍隊卻未採取戰備措施。

     法國人沒有理睬張佩綸表示的和談誠意，準備妥當之後，開炮攻擊。第一聲炮響之後，只見一人應聲而倒，不是別人，正是慷慨激昂主張抗戰的張佩綸。此人慣於紙上談兵，沒見過真陣仗，一聽炮響居然嚇暈了！其他高官也不濟事，閩浙總督何璟兩耳不聞槍炮聲，在府內拜佛念經；船政大臣何如璋天天設宴喝酒，嚴令各艦不准迎戰。領導班子如此熊包，福建海軍吃虧是無法避免了。中國軍艦沒有來得及起錨，就被法艦的一排重炮擊沉兩艘，重傷四艘。中國官兵倉猝應戰，十分被動，但仍然奮勇還擊，卻因準備不足，裝備落後，火力處於劣勢，多數軍艦未及起錨，就被法國軍艦擊沉。海戰不到三十分鐘，福建海軍的十一艘軍艦就有九艘被法軍擊毀，另兩艘在港內自沉，還有多艘運輸船沉沒，七百六十名水師官兵殉國。第二天，法軍又向位於馬江北岸的福州船政局開炮，擊毀廠房和製造中的艦船，以及閩江兩岸的炮台，多虧船政局作了積極布防，法軍攻占船廠的計劃未能得逞。

     戰敗後，朝廷追究領導責任，這個領導班子集體下課。左宗棠受命查辦此案，對張佩綸十分惱火，但認為主要責任不在張佩綸，建議從輕發落。結案報告一上，朝廷卻認為左宗棠和楊昌浚為張佩綸開脫，而張佩綸其罪不輕，硬是將他發配到軍台效力贖罪。幾年後，李鴻章保薦他出山，清廷以四品京堂起用，張佩綸又堅辭不就，最後再入李鴻章幕中，以布衣終老。小說家張愛玲的這個爺爺徒懷一腔愛國志向，卻因馬江之戰的失敗而成為歷史罪人。

     總之，馬江一仗，左宗棠寄予厚望的福建海軍全軍覆沒。法軍還摧毀了馬尾造船廠和兩岸炮台。年邁多病的左宗棠得到報告，不由咳出血來。

     馬尾之戰爆發後的第三天，即七月初六日，正值光緒誕辰，清廷下詔對法宣戰。上諭譴責法國蠻橫索取無名兵費，恣意要求，先啟兵端，嚴令陸路的雲南、廣西兩省官軍迅速進兵，沿海各地嚴防法軍侵入，又令新任兩廣總督張之洞激勵各軍奮勇抗敵。

     清廷宣戰的這一天，左宗棠因年邁多病，沒有去向光緒拜壽，其政敵再次參劾他，皇帝將此事交部議處，由於奕譞為左宗棠申訴，左宗棠未受處分。由此可見，左宗棠在京城為官，確實有許多挑剔的眼光盯着他，令他不得安生。

     此時，左宗棠並不在乎小人的構陷，而是深為福建沿海的嚴重局勢焦急不安。這個衰弱到不能去為皇帝祝壽的老人，在清廷宣戰後的第九天，卻親赴醇王府面見奕譞，請求統兵出征。奕譞對他們的交談做了記述，其中寫道：“左相晌晦來談，仍是伏波據案之慨，其志甚堅，其行甚急。已囑其少安勿躁，十八日代為請旨，始去。”

     果然，七月十八日，清廷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如前所述，左宗棠此前曾多次要求奔赴前敵指揮反侵略戰爭，清廷因傾向於議和，都未批准。而如今在清廷正式宣戰的形勢下，中國軍隊必須有一位強硬的領軍人物，此人非左宗棠莫屬。只要他活着，抵禦侵略就少不了他來當統帥。福建、浙江和台灣紛紛告急，朝廷決定依靠他來收拾局面。因此，他的願望終於實現，其心情萬分激動。如今他年邁多病，卻奮不顧身，毅然赴敵。翁同龢在左宗棠啟行前向他告辭時，看見了這位朋友老當益壯的膽色，“其言衷於理而氣特壯”，令翁同龢終身難忘。輿論對於左宗棠赴湯蹈火的果敢行為做出了極高的評價：“左侯相以閩事吃緊，慷慨請行，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方之古名臣，曾不多讓！誠哉斯言!”

2、再赴前線

     左宗棠接受前線督軍的任命之後，於七月二十六日陛辭請訓，即日離京，從通州、德州和濟寧南下，經一月“水陸兼程”抵達金陵，與曾國荃商議東南沿海的兵力部署和軍餉籌集。他認為江蘇防務布置尚屬周密，但福建海防情形吃緊，因為法軍在福州海面一戰得手，便大舉進攻台灣。在左宗棠抵達金陵之前，法軍已於八月十三日攻陷台灣基隆，福建沿海前線急需大帥指揮。因此，左宗棠發出調令，召集舊部五千人隨他前往福建前線，朝廷令前任漕運總督楊昌浚幫辦軍務。

     左宗棠心繫台灣，可是，法國海軍封鎖台灣各海口以後，內地與台灣文電不通，援台的交通也中斷了。左宗棠無法了解台灣的布防和戰情，心急如焚。他與曾國荃聯銜上奏，建議由南洋水師和北洋水師各抽調五艘軍艦，在上海集結，通知楊岳斌率所部楚軍十二營從武昌乘江輪而下，先抵廈門，準備與法國海軍大戰。

     長沙人楊岳斌原名楊載福，年輕時在湘江里放排謀生，楚軍創建時在曾國藩手下編練水師，後因作戰勇猛，戰績煌煌，成為水師統帥。三國時期的戰將許褚打仗時殺得興起，光着膀子提刀上陣，楊載福就屬於這一類猛男，上陣時不披盔不戴甲，強行進攻，落在船艙里的槍彈用斗都裝不完！他在軍中焚燒奪取敵船幾萬艘，攻克一百多座城壘，指揮大小几百仗，沒有失敗的記錄，是個名副其實的“常勝將軍”。這個重量級的楚軍大佬率部援台，是一個非常及時的對策。

     左宗棠雖然無法跟台灣當局取得聯繫，但他先前所做的努力，使台灣防禦力量得到了加強。法軍登陸部隊遭到楚軍和淮軍的頑強抵抗，例如其分兵攻打滬尾時，就被孫開華所部擊敗。法軍無法深入台灣腹地，只能從九月初五日起對台灣實行海上封鎖。劉銘傳多次電請派北洋艦隊前去解圍，李鴻章按兵不動。左宗棠聞訊大為震怒，李鴻章一些部屬也對他不滿，紛紛向左宗棠請戰，記名提督聶士成主動率部奔赴台灣。

     本來，清廷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上諭只要求左宗棠前往浙江、福建交界地方督兵駐紮，以備策應。而清廷在九月初九日又下了一道上諭，令左宗棠遵照前旨，在福建境內駐紮，“毋庸身臨前敵”，以示對這個老臣的體恤。但左宗棠不願接受這種照顧性的體面安排，他認為福建防禦“兵力尚單，難資分布”，需要他全面部署，請求朝廷允許他根據情況自行選擇駐地。他在金陵積極籌措了半個多月，在組軍、籌餉和咨商李鴻章、曾國荃各調派輪船協助援台等方面略有眉目之後，於九月十三日離開金陵，前往福州。

     左宗棠取道江西河口，趕向崇安，進入福建。他在途中得到一個好消息：朝廷於九月三十日宣布新疆正式建省，劉錦棠成為首任新疆巡撫。他舒了一口氣：西部的大局，總算有望長久穩定了；東部海防，老夫一定要加以鞏固！

     左宗棠行程一月，抵達同治四年（1865）一度駐節的延平。又行十幾天，終於在十月二十七日抵達闊別十八年的福州。這座城市，正是人心惶惶，馬江之敗和基隆失陷，使人們“一夕數驚”，心頭籠罩着一層陰霾。左宗棠的到來使福州人心大定，官民為這位老總督舉行了隆重的入城儀式。左宗棠率軍進入福州城時，“凜凜威風，前面但見旗幟飄揚，上大書‘恪靖侯左'，中間則隊伍排列兩行，個個肩荷洋槍，步伐整齊，後面一個乘肥馬，執長鞭，頭戴雙眼花翎，身穿黃綾馬褂，……主將左宮保是也”。全城士民排設香案，扶老攜幼，出迎左相侯。左宗棠來到行館大廳，只見壁上張貼了一副楹聯：

     數千里盪節復臨，水復山重，半壁東南資保障；

     億萬姓軺車爭擁，風清霜肅，十閩上下仰聲威。

     左宗棠見福州百姓如此擁戴和信任自己，心裡樂滋滋的。他想：我先前在閩浙總督任上，關注民生，加強海防，贏得了百姓的如此愛戴，好不令人開心！民眾對我寄予厚望，我此來就不會離開前線了，誓與福建和台灣共存亡！

     左宗棠安頓下來之後，連日與將軍、總督和巡撫面商進兵事宜，巡鎮海防，決意以鐵拳打擊入侵者。他傾盡全力，安排兩件要務，即派兵增援台灣和布署閩江防務。

     援兵赴台是他要首先解決的難題，因為台灣兵力仍然嚴重不足。他的第一個措施是從兩江防區抽調楚淮軍各兩營前往赴援，同時給台灣發密電，令劉銘傳就地招募兵勇一萬人，令他“克日進兵，規復基隆”，一面設法打破法軍對台灣海口的全面封鎖，派楊在元密赴廈門一帶確探情形，設法僱船，暗渡營勇援台。他希望，等到南洋軍艦開到福建，再調兵分扎媽祖澳、芭蕉山等處，以圖首尾牽制，不讓法軍肆意久據，從而為台灣解圍。

     前面說過，由於福建海軍已全軍覆沒，左宗棠本想得到曾國荃和李鴻章的支持，請他們派艦船增援福建。但是，李鴻章的北洋海軍不肯南下，楊岳斌的大部隊只得改用商船運輸，無法按既定時間抵達廈門。曾國荃派出了七艘南洋軍艦，載着楚軍將領吳安康所部南下，被法軍察覺，遭到法軍九艘軍艦的截擊，其中兩艘在浙江石浦洋面被法軍擊沉，其餘五艘駛入港內。因此，南洋軍艦雖然牽引法艦北上，減輕了台灣駐軍的壓力，卻因遇敵不前，沒有達到直接增援台灣的目的。左宗棠萬般無奈，又與德國商人商議僱船，但遭到拒絕。左宗棠手中有兵，卻無法運過海峽，因而焦灼萬分。最後，他決定派王詩正統領恪靖親軍三營陸續開赴泉州一帶，令楊在元從廈門馳往泉州，準備漁船多隻，等到王詩正的部隊集結完畢，扮作漁人黑夜偷渡。左宗棠囑咐王詩正抵台後遇事要報告劉銘傳，並說軍情瞬息千變，只要有機會可乘，准許他相機行事，不必過於拘泥。

     在左宗棠的動員和感召下，一大批楚軍名將率部參加抵抗法國侵略的戰爭，其中不乏離休老幹部。除了王德榜、楊昌浚和楊岳斌以外，趕赴前線的楚軍將領還有長江水師提督李成謀，湖南提督鮑超，四川布政使易佩紳，楚軍名將劉連捷和王永章，浙江海門鎮總兵孫昌凱，浙江提督歐陽利見，兵部尚書彭玉麟，曾國藩和左宗棠的舊部將領李元度與何紹采。

     光緒十年（1884）十二月底，左宗棠商調南洋軍艦出海佯動，假裝直逼台北，吸引法國海軍。王詩正率領五營部隊乘坐漁船，分批從泉州蚶江冒險暗渡。

     閩江防務的部署是左宗棠處理的第二大要務。閩江海口有一個大島，名叫瑯崎島，島上的金牌與北岸的長門是最重要的入江口。左宗棠派大員星夜督工，在該處豎立鐵樁，以鐵索遮攔海口。鐵索沒入水中，用機器操作，隨時控制起落，落下時中國船隻可以出入，敵船一到，便拉起鐵索阻攔。隨後，他下令在距福州三十里處的林浦、魁歧及閩安右路出海的梅花江，全部壘石填塞，只能容小船來往。以上各處，都建築炮台，安放炮位，派兵駐守，“可資捍衛而遏敵沖”。左宗棠還與幫辦福建軍務的閩浙總督楊昌浚、福州將軍穆圖善會商，對福建海防進行了全面的籌劃，決定立即撤掉海口水道標識，並下令在港口遍布水雷。

     此時的穆圖善改變了態度，不再如在陝甘時一樣與左宗棠作梗，而是對這位老欽差言聽計從。左宗棠對他說，長門、金牌各炮台是保衛福州港口的關鍵，令他在那裡駐軍。這時，馬江中被法軍擊沉的軍艦已經起出，穆圖善催促將士將艦上的大炮安放妥當，又將炮台上原已安放的各炮次第修備，指揮將士們晝夜巡守。閩安的南北岸被左宗棠視為第二重門戶，原設各炮台已被法軍轟毀，穆圖善加緊修整，已有幾門炮可以發射了。如此一來，閩江出海口所設的攔江鐵索，封鎖了敵艦的來路，而長門、金牌炮台和閩安南北岸炮台形成兩道火力封鎖線，構成雙重的防禦。十二月二十六日，法國軍艦在媽祖澳集結，打算趁着春節的除夕進攻。同一天，左宗棠、穆圖善與楊昌浚先後離開福州，冒雨巡視南台、林浦、馬江、閩安南北岸炮台。兩天后，欽差與總督同到長門、金牌，各營將士站隊試槍，軍容整肅，各炮台能夠發射的火炮試射了幾遍。法軍獲悉這一情報，不敢貿然進攻，悄然撤走。這一次視察防務，充實了左宗棠的信心。他很有把握地說：“如狡寇果來，勢難插翅飛過。”左宗棠還派出得力幹員，分頭前往福州、福寧 (今霞浦)、興化(今莆田)、泉州四府各海口設局，會同地方官及當地紳士辦理漁團，從漁戶中挑選驍勇善水者擔任團長，對漁民進行軍事訓練，同時撥給經費，以功名加以激勵，藉助民眾的力量來抵禦外侮。

     十二月二十九日，左宗棠問左右：“今天是什麼日子？”

     隨從回答：“快過年了。”

     左宗棠說：“今年不許過年，要打仗！法國人乘我們過年，正好打廈門。小孩兒出隊，我當前敵！”

     楊昌浚說：“法國人怕中堂，自然不來，中堂可不去。”

     左宗棠說：“此話何足信？仗還是要打呀。”

     穆圖善走進來，跟着大家勸說：“中堂是大帥，應該坐鎮省城。我們做將軍和總督的，才應該去打仗嘛。”

     左宗棠說：“你們兩人已是大官了，還是我去吧。”

     穆圖善說：“我們固然是大官，還是不如中堂關係大局。”

     左宗棠沉默一會，慢慢說道：“既是這樣，你們兩人也不必去了，叫各位統領去吧。凡是統領，不能留下一個人！”

     法國人以為左宗棠在廈門未設重兵，打算在大年初一奇襲廈門。法艦駛到離廈門五十里處，用望遠鏡觀察沿海的各個山頭，只見到處插着恪靖軍的紅旗，知道左宗棠已有防備，於是撤退。

     法軍不敢攻打福州和廈門，只能加緊封鎖海口，劫掠商船，每天派出戰艦在海上游弋，防止中國軍隊東渡。光緒十年年底，法軍接連從基隆向台北進攻。左宗棠對台灣放心不下，於光緒十一年（1885）正月四日提出親赴台灣督戰，解救台灣的危機，被眾人勸阻下來。正月十八日，王詩正所部抵達台南，進駐五堵。這時法軍剛從八斗登岸，攻占月眉山。正月二十日，王詩正揮師進攻，分兵抄襲法軍後背，奪回月眉山。第二天，法軍在大貢（木旁貢）峰增兵，湘勇乘勝前進，提督胡少亭、羅國旺身先士卒，壯烈犧牲。王詩正加緊督戰，法軍死傷慘重，不甘失敗，突然分兵進攻暖暖街，繞到中國軍隊後背。各處關隘的守軍被法軍擊潰，王詩正只得收兵，還守五堵。但是，左宗棠調集的各路援軍紛紛到達福建，相繼渡過海峽，台灣地區大軍雲集，士氣大振。陳鳴志在台灣招募楚軍參戰，楊金龍率部駐防台灣，楊岳斌的部隊也分批順利渡過海峽。總之，左宗棠督軍援台，對於扭轉台灣所面臨着的嚴重危局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正月二十五日，左宗棠請求朝廷批准擴大軍艦火炮的生產規模，指出海防首先要依靠軍艦火炮，自己生產火炮又最為方便。他十年前提出在福州設立船政局，現在他提出在福建船政局增設炮場鑄造大炮，並開辦福州穆源鐵廠，體現了他以洋務為手段加強海防的一貫主張。他通過多年的反侵略戰爭的實踐，看到了先進武器是克敵制勝的重要因素，提出抵禦列強的侵略，一定要先戰後和，所以武器裝備不能因陋就簡；列強依仗先進技術來欺侮我國，我們必須要有足以制勝的武器。

3、中國不敗而敗

     法軍進攻福建和台灣的目的，在於牽制中越邊境的中國軍隊，想不到目的沒有達到，反倒損失了兵將和戰船。他們知道，左宗棠坐鎮福州，台灣很難得手，他們不敢貿然犯險，將進攻的重點重新轉回中越邊界。

      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日，法軍向諒山一帶的清軍發起攻擊。在法軍強大的攻勢下，廣西巡撫潘鼎新指揮的部隊節節敗退，甚至自動放棄諒山和鎮南關（今友誼關），一直逃回廣西龍州。光緒十一年（1885）正月初九日， 法軍占領了中越邊境重鎮鎮南關，焚掠一通之後，退回諒山。

     正在此時，馮子材率部奔赴鎮南關，企圖進攻憑祥，前線的清軍將領公推他為前敵總指揮，各部協同作戰，穩住了陣腳。馮子材得到了張之洞與清廷的支持，在鎮南關失守後，清廷將潘鼎新革職，張之洞奏薦馮子材任廣西關外軍務幫辦，接替鎮南關前敵指揮權。

     馮子材年輕時做過木工，跑過牛幫，道光三十年（1850）率眾造反，投奔天地會領袖劉八，後來像宋江一樣享受了招安待遇，從此由匪入官，屢立戰功。這次出征，他把兩個兒子帶在身旁，準備隨時料理後事，頗有左宗棠抬棺出征的氣概，打算拼了老命也要給法國人一點顏色看看。

     二月初七日，法軍分兵三路猛攻鎮南關，被馮子材所部擊退。次日，法軍再攻鎮南關，馮子材會同王德榜的“恪靖定邊軍”堅決抗擊，將法軍逼離長牆，壓下山谷。彭玉麟在奏疏中說：馮子材苦戰兩日之久，若非王德榜切斷法軍後路，內外夾攻，不可能取得如此之大的勝利。第三天，馮子材下令各軍反攻，各路清軍勇猛衝殺，法軍全線潰退。第四天，馮子材、王孝祺率軍奪回文淵州。兩天后，馮子材、蘇元春、王德榜三路夾擊諒山，法軍丟棄大批裝備物資，於深夜撤出諒山，清軍主力渡過淇江，於次日收復諒山。這就是威震中外的鎮南關-諒山大捷，是清軍在抵抗外敵入侵的戰鬥中獲得的一次全面勝利。

     張之洞在總結這次戰鬥時指出：“法二次犯關，非有生力大軍，難遽言戰；非馮子材創築長牆，與王孝祺合軍死守，則諸軍無所依倚；……非王德榜截其後路，斷其軍火，關內外夾攻，則（法軍）亦不能如此大潰。”“法虜自謂入中國以來，未有如此次之受巨創者。”左宗棠在總督兩江時派王德榜募“恪靖定邊軍”赴廣西前線，再次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中國軍隊在大捷之後，反攻節節取勝，將法軍趕到郎甲以南，收復了開戰以來丟失的地盤。東路的各支清軍尾追法軍直達船頭，西路大軍攻下了觀音橋。西線的滇軍和黑旗軍正向興化推進，桂軍準備從牧馬進攻太原。粵軍出兵欽州，沿東海岸進攻廣安。鮑超率領三十多營湘軍和滇軍正向龍州挺進。馮子材決定親率大軍乘勝攻擊北寧與河內。

     與此同時，清軍在東南沿海也取得了勝利。法軍遠東艦隊因淡水之敗，基隆被圍，決定轉移目標，其軍艦於二月十六日攻占澎湖後，接着攻擊鎮海，被中國守軍擊退，其艦隊司令孤拔負傷，後來斃命。法軍只得退踞澎湖群島。

     由此可見，左宗棠在福建、張之洞在兩廣共同指揮抗法戰爭，取得了驕人的戰績。法軍在鎮南關與諒山慘敗的消息傳到巴黎，引起了法國當權者的巨大震動和驚慌。對茹爾·費理內閣久懷不滿的法國人民成千上萬地湧上街頭，遊行示威，包圍議會，高呼口號。茹爾·費理內閣當晚就倒台了。不論就戰局還是就法國國內的局勢而言，都對中國有利，中國方面大有可為。時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私下裡承認：“中國如果真能打到底的話，她（慈禧太后）會贏的！”

     但是，在中國軍隊即將大獲全勝的關頭，局勢突然發生了令人寒心的轉折。清廷於二月二十二日下令停戰，將前線軍隊撤回關內，並公開向戰敗的法國求和。

     之所以會有如此糟糕的局面，都是李鴻章與赫德二人一手造成的。

     早在光緒十年（1884）七月底，在中國對法宣戰後二十多天，由於英國政府希望中法早日結束戰爭，解決爭端，而不願這場戰爭繼續下去，使英國侵華的經濟權益受到太大影響，赫德秉承本國政府的這一旨意，同時得到慈禧太后的指示，秘密電令中國海關總稅務司駐倫敦辦事處的英國人金登干火速去巴黎面見費理，勸法國放棄賠款要求，並與中國議和。赫德是個中國通，深知清廷“願意和平但不肯‘丟臉'以取得和平”，他也知道，“不幸的是這裡所認為‘丟臉'的，倒並不是喪失事物本身，而是丟掉它的名義”。所以，他派金登干去法國活動，把這層意思告訴法國人，讓法國在面子上對清廷做一些讓步，而攫取實際的利益。金登干的巴黎之行負有中法議和的使命，連李鴻章也不知情（或者赫德認為他不知情）。赫德操縱中法之間的交涉，直接對慈禧太后負責。他對金登干說：“目前的談判，完全在我手裡，我要求保守秘密，並不受干預，我自守機密，總理衙門也如此。皇帝已有旨，令津、滬、閩、粵各方停止談判，以免妨礙我的行動。”但是，赫德和金登干實際上在照顧法國人的利益。當法軍攻占諒山時，他認為法國可以向中國提出更多的侵略要求，因此而十分高興。然而赫德的如意算盤打錯了，中國軍隊很快就取得了鎮南關-諒山大捷，使金登干在法國的談判發生了波折。

     但是，李鴻章在這個關鍵的時刻起了赫德與金登干所起不到的作用。就在中國軍隊取得鎮南關-諒山大捷的前夕，他與主持總理衙門的奕劻積極主張對法議和。赫德在光緒十一年（1885）二月初七日寫給金登干的信中說：“李鴻章在過去三周內特別煩躁不安，他奉皇帝之命，與日本為朝鮮事件而派來的特使伊藤博文伯爵談判，為了不使法國問題妨礙他，雖然沒有上面的指令，他還是插手了此事。總理衙門，特別是新王爺，我們直接去找茹爾·費理以後，堅決地支持了我。”李鴻章急於跟法國和談，在法軍大敗於諒山之時，他認為和談的最佳時機到了，立即提出“乘勝即收”的主張。他把勝仗當做議和的資本，說“當藉諒山一勝之威，與締和約，則法人必不再要求。”他在給總理衙門的電文中說：“諒山已復，若此時平心與和，和款可無大損，否則兵又連矣。”

     於是，李鴻章的妥協主張，赫德讓中法之戰早日結束的訴求，慈禧太后不丟面子議和的初衷，這三個人的動機連成了一條線，成為議和的決定性因素，促使清廷決意停戰議和。二月十九日，金登干在得到清廷的認可後，代表清政府與法國政府的代表畢樂在巴黎簽訂了《中法停戰條件》，其內容為三項：第一，中國批准《中法簡明條款》；第二，雙方立即停戰，中國從越南撤兵，法國撤除對台灣的封鎖；第三，法國允派一員至天津或北京，商定所訂條約的細目。於是，清廷下令停戰撤兵，中法戰爭就此停止，中國軍隊功虧一簣。

     清廷停戰、撤兵與議和的諭旨下達後，左宗棠初而覺得不可思議，繼而失望加憤懣，於三月初四日上了一道密疏，直陳“要盟宜慎，防兵難撤”。他指出，前面那份條約已將越南置之度外，這次談判千萬別再放棄剛剛丟失的基隆和澎湖，否則不可簽字。

     法夷犯順以來，屢以忽戰忽和誤我大局。上年四月十三日之約，口血未乾，即來挑釁，甚且逞其無賴。……一面踞我基隆，一面駛入馬尾，乘罅蹈隙，馴至潰壞而難於收拾。

     前車宜鑒，大局攸關。津約五條已置越南於度外，占踞之基隆與新失之澎湖，豈可再涉含制耶？自去秋至今，沿海、沿邊各省慘澹經營，稍為周密，今忽隱忍出此，日後辦理洋務必有承其弊者。如果基澎不遽退還，則當道豺狼必將乘機起噬，全台南北不獨守無可守，抑且防不勝防。此要地之不得不爭，所宜慎之於先者也。……此邊軍之不可遽散，所宜防之於後者也。

     張之洞作為鎮南關大捷的坐鎮指揮者，多次提出反對撤兵議和，卻感到自己“人微言輕”，分量不夠，致電左宗棠，希望他能力挽狂瀾。他在電文中寫道：

     聞洋約十條數日內即畫押，無非利法害華之事。洞請發沿海、沿邊疆民籌議，不報。洞前後電奏二十二次，三爭撤兵，余爭條約、地界、商務、利軍、義民；初則切責，後則不報。人微言輕，無術挽救。若再草草畫押，後悔曷追！公有回天之力，幸迅圖之。

     然而，慈禧太后已經打定主意議和，李鴻章執意要出賣前線將士用生命換來的勝利，身在前線督戰的左宗棠和張之洞都是回天乏力，左宗棠的生命力遭到猛烈的打擊，他只能在痛苦中煎熬，在難言的屈辱感里度過一生最後的時光。清廷電令李鴻章分別通知沿海、雲南、兩廣的督撫“如約遵行”，並於三月二十九日派李鴻章在天津議訂條約，不利於中國的和議已成定局。

     四月二十七日，李鴻章奉慈禧太后之命，在天津與巴德諾簽訂了辱國的《中法會訂越南條約》(又稱《中法新約》)，規定中國承認越南歸法國保護；中國同意在兩廣、雲南的中越邊界開埠通商，法國享有減稅通商權；以後中國建造鐵路時，應向法國商辦。這個不平等條約中寫了一句“言明必不致有礙中國威望體面”，以滿足慈禧的虛榮心來換取大把的實際利益。由於這場可悲可笑的議和鬧劇，左宗棠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還是被李鴻章辦到了。法國不勝而勝，中國不敗而敗，而李鴻章還覺得自己扮演了一回民族的英雄，而直到一百多年後的今天，國中還有人在為他鼓掌喝彩。

     左宗棠心灰意冷了。五月初六日，他又遞交一份辭呈，請求交卸欽差差使，回京復命。他懇請在返京之前，先行辭職回家調理身體。左宗棠辭職的理由是身體瘦弱，飲食銳減，頭暈眼花，咯血時發。其病情惡化是實情，而其對清廷的失望也是毫無疑問的。他想：你們既然已達成和議，還要我這把老骨頭幹什麼？

     慈禧還是不肯放走這個強硬派領袖。上諭說：着賞假一月，安心調理，毋庸開缺。

     但是，慈禧可以保留這位大臣的職務，卻無法再次點燃他生命的火光。中法戰爭在左宗棠看來是一場十分重要的戰爭，而中國的勝利不但更加重要，而且本來是有望獲得。在左宗棠主持和指導之下，中國軍隊頑強抵抗法國侵略軍，可以一舉扭轉中國對外軟弱的形象，使中國崛立於世界強國之林，如同二十年之後的日俄戰爭，日本終於戰勝俄國，而令列國為之震膽。由於慈禧採納了李鴻章的主張，致使這場戰爭的結果，成為晚清中興的左宗棠時代向屈辱加深的李鴻章時代推移的轉折點。這場戰爭以中國在軍事上取得勝利而告終，迎來了其後的十年安寧，但以李鴻章為代表的妥協派卻在政治和外交上為其結果塗上敗筆，醞釀出十年後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

     中國不敗而敗，法國不勝而勝，不僅令左宗棠一個人寒心，楚軍將領無不義憤填膺。但對於清廷的軟弱怯戰，最氣憤最憂傷的莫過於左宗棠，因為他為中國的富強嘔心瀝血，在剛剛能夠看到曙光的時候，卻被自己的老闆和同事出賣了，他們又把中國投入了黑暗。他身心交悴，再也經不住如此的折騰。

     左宗棠懂得，中國經過兩次鴉片戰爭，列強對我們已有輕視之心，然而光緒十年（1884）的中國，已經不同於道光二十年（1840）的中國了。恪靖軍規復新疆之後，武功正盛，因而有“中興”之說。左宗棠、李鴻章和張之洞等人從事的洋務變革成績斐然，中國軍事力量正在增強，新軍正在操練，武器裝備大為改觀，軍工生產已見成效，北洋水師、南洋水師和福建水師初具規模。在這些有利的條件中，十分重要的一條，就是中國的軍事強人左宗棠仍然在世，他的周圍集合了彭玉麟、楊岳斌、曾國荃、劉錦棠、劉坤一和王德榜這樣一批楚湘大將，而淮軍也有名將劉銘傳加入了對列強的抗爭，強將猶存，勁兵尚在。越南境內的中國抗法部隊還有劉永福的黑旗軍，是極為驍勇的武裝。中國的海岸防禦已經進一步鞏固，除了“致遠”、“經遠”、“來遠”、“靖遠”四艘軍艦，其餘未來將要參與甲午戰爭的戰艦，全在北洋水師；海岸重建了炮台，海上部署了水雷，漁團的組建初見成效，正在推廣。停戰前的態勢對中國極為有利，馮子材和王德榜取得鎮南關大捷，克復文淵，攻下了軍事重地諒山；岑毓英所部在臨洮擊敗法軍，克復廣威和承祥，中國軍隊勝券在握。因此，如果中國發揮所長，在這場戰爭中徹底擊敗法國侵略軍，重建中國國威，那麼軍事上的勝利，足以對政治變革和國防守備產生巨大的影響。這次戰爭是中國百年未有的機遇，如果中國能和普魯士一樣，一戰而敗法國，就可以樹立國威於萬里之外。

     可惜的是，李鴻章不僅在軍事上無能，而且急於推行妥協求和的外交路線。淮軍集團號稱中國精兵，在戰火中卻表現得最為無能。潘鼎新不戰而放棄鎮南關；張佩綸倉促應戰而使福建水師全軍覆滅；李鴻章的王牌北洋水師依舊按兵不動，只有劉銘傳在台灣，得到楚湘各部增援，苦苦防守，為淮軍爭了一點顏面。

     養兵千日，用在一時，李鴻章苦心經營近代化的淮軍，卻不能於一朝報效國人，這是治軍之恥。李鴻章並非無才，也並非沒有勢力，而是膽氣不足，不願喪失既得的私利。如果他不畏強暴，奮發圖強，中法戰爭可以使他成就伊藤博文的事業，何至於在十年之後，備受伊藤博文的羞辱呢？然而，他不僅不派兵投入中法戰爭，反而去主導軟弱的外交，給中國人留下一個尷尬的結果：不敗而敗。李鴻章的做法，令左宗棠無法平息胸中的憤懣，使他的病況急劇加重。左宗棠的性命還能延續多久？這個問題，成為國人目光的聚焦所在。

     六月十七日，左宗棠再次上疏懇求交卸差使回籍，並陳述了自己的苦衷，把李鴻章議和的結果，當做自己未能完成使命而應當承擔的責任。他說：“微臣衰朽殘年，謬膺重寄，成功未奏，方切疚心。”其實，他這是向朝廷表示他對議和的結局難以甘心。

     左宗棠雖然寒心，雖然衰病無力，但他並未放棄為國盡忠的初衷。在他懇求辭職的這個月份，他仍然拜發了兩份奏疏，對保衛台灣和加強海防提出了頗有見地的建議。他指出，台灣孤注大洋，為七省門戶，關係全局，請求朝廷將福建巡撫移駐台灣，以資鎮攝。清廷不久就照此建議，於九月初五日下令台灣設立行省，將福建巡撫改為台灣巡撫，任命劉銘傳為首任巡撫，令閩浙總督監管福建巡撫事務。左宗棠還提出專設海防全政大臣，因為這次中法戰爭中，各省督撫各自為政，暴露出指揮不能統一的弊端，而設立海防全政大臣，可以籌劃海防全局，統一指揮權。此外，他還談了加強海防建設的七條意見，包括製造軍艦，制定巡邏、防守和操練的規則，培養士氣，以及仿造鐵路。他提議新設的海防大臣應駐紮長江，南拱閩越，北衛畿輔。此議也為清廷採納，在台灣設立行省的同一天，清廷下令設立海軍事務衙門，命奕譞總理海軍事務。

4、棟梁傾倒

     很久以來，左宗棠就感到累了。還是在甘肅的時候，在他指揮軍隊收復新疆之前，他就曾因病衰而萌生退意，但他為了國家不失疆土，以衰病之軀率部收復了大片的國土；在入值樞垣和總督兩江期間，他又因健康原因多次求退，但在法國加緊挑釁之時，他又毅然再度從戎。他嘔心瀝血，心力已經耗盡。中法戰爭的結局給了他致命一擊，這個強者的承受能力已經到達極限，再也承載不了這樣的憂憤，終於一病不起。

     左宗棠在病榻上，可以感覺到，在朝廷命令前線各路軍隊停戰撤兵時，前線將士群情激憤。各地督撫轉來急件，各地將領送來信報，無法控制的憤怒，從字裡行間迸發出來。左宗棠越看越氣：李鴻章，你這樣做，怎能稱得上國家棟梁！

     全國不少地方先後通電譴責和議，指稱朝廷給馮子材所下的退兵令就是南宋初年秦檜命令岳飛從朱仙鎮退兵的金牌。左宗棠聽說張之洞接連電奏緩期撤兵，竟然遭到李鴻章傳旨申斥。李鴻章還嚇唬馮子材和王德榜：如果不乘勝收兵，不但會破壞全局，而且可能孤軍深入，戰事前景莫測。前線將領不得不服從軍令，將隊伍撤回國內。左宗棠想到戰場上大好的形勢已被自己的同胞葬送，鮮血從他嘴裡噴涌而出，他昏過去了。他醒來以後，夜間突然發作痰涌氣喘等症，手足麻痹，神志昏迷。

     左宗棠在世的日子已經不多了，他的安危牽動着許多人的心。北京的高層深深震動。光緒皇帝發來慰問電：“皇天福佑，左卿康好。”老佛爺慈禧念這位老臣忠心為國，在佛祖面前為他祈禱，並發來一封慰問電：“天恩庇護，左卿安好。”醇親王的電報也是八個字：“上蒼添壽，大帥延年。”李鴻章心中百味雜陳，也為反對派領袖的彌留而惋惜，發來急電：“為國攝重。”

     光緒十一年（1885）七月二十五日，七十三歲的左宗棠接到上諭，朝廷對他的病情表示深切的關懷，批准他交卸差使，回家鄉安心調理，假期可以任意決定，允許他對朝政不論有何意見，可以隨時奏報，供朝廷作為決策依據。若病情有了起色，立即來京供職。

     第二天，左宗棠交卸差使，將欽差大臣關防交楊昌浚派員送京。但是，這個耗盡了畢生心血的老人再也無力返回湖南老家了。七月二十七日清晨，這個湘陰人停止了呼吸，在福州北門黃華館欽差行轅任上去世。

     左宗棠逝世當晚，福州城東北隅崩裂逾二丈，城下居民安然無恙。大雨如注，通宵不停。也許這是氣象與人事的巧合，但襯託了巨人離世的悲壯。天明後，市民們聽到噩耗，城中巷哭失聲。老百姓說：左宗棠死了，此乃天意，要毀我長城。軍營里槍炮聲大作，排炮和排槍聲震長空。這不是戰爭，而是對一個亡靈的祭奠。陣陣沉悶的響聲令大地震顫，老百姓又說：左宗棠軍魂未散。

     左宗棠的謝世，意味着大清王朝最後一根頂梁柱倒下了，這座已經破舊的大廈眼看就要傾倒。為了這個王朝的事業能夠繼續，左宗棠在彌留之際為台灣與海防做了最後的籌劃，而他臨終前留下的遺折，則給後世留下了他的一份遺恨。

     此次越南和戰，實中國強弱一大關鍵。臣督師南下，迄未大伸撻伐，張我國威，遺憾平生，不能瞑目。

     左宗棠認為，清廷對法國是戰抑或是和，乃是中國強弱的一大關鍵，而朝廷選擇了和議，導致中國不敗而敗，所以他死不瞑目。這位垂亡的老人，似乎預見到了十年之後李鴻章那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北洋水師將被日本海軍消滅，他看出了中國失敗的原因何在。中國為什麼失敗？敗在軍力不足，還是敗在兵勇不強、武備不精？都不是！左宗棠所看到的是，統治者的腐敗使一個民族失去了鬥志，哪能有不敗的道理？左宗棠在西北時的一名下屬，後來撰文攻擊左宗棠，說他在總督署中常有“反詞”出口，對朝廷大不敬，也許並非虛言。如果說左宗棠這麼一位耿直的人傑，會對腐敗的清廷歌功頌德，無一微詞，倒是很難令人置信的。所以，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左宗棠對清廷的失望，已經入骨三分。

     其次，左宗棠還對清廷，尤其是對慈禧，寄予一點點期望。他在口授的奏章中說：

     伏乞皇太后皇上於諸臣海軍之議速賜乾斷，期於必成，凡鐵路、礦務、船炮各政，及早舉行，以策富強之效，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左宗棠願與國家同命運，只要國家富強，他雖死猶生。讀了他留下的遺言，誰還能說他偏重塞防、輕視海防呢？他一生中引以為憾的，就是沒能憑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建立一支像樣的現代化海軍。福建海軍在馬尾一仗被法國軍艦的炮火轟了個乾乾淨淨，令他痛心不已，他希望朝廷加大建設海軍的力度。

     左宗棠去世的噩耗傳到北京，慈禧太后的心情是複雜的。“中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言猶在耳，可是，這個中國不能缺少的人物撒手而去了。

     左宗棠是個漢人，是個強硬的漢人，從無奴顏媚態，但是，慈禧不但要依靠他，還竭力維護他。儘管萬壽聖節他沒來參加行禮，慈禧也不便說什麼。她知道，在大清國所有的官員中，像左宗棠這樣大公無私的人是鳳毛麟角。人死不能復生，慈禧還能做什麼呢？她只能為這個漢人勛臣安排一場風光體面的葬禮。否則，還會有誰願意為風雨飄搖的清廷賣命呢？

     左宗棠的遺書呈達清廷，最高層震悼。八月十九日，左宗棠去世後的第二十二天，朝廷頒旨，緬懷死者事跡。上諭稱：大學士左宗棠學問優長，經濟閎遠，秉性廉正，在事忠誠，疊著戰功，運籌決勝，底定回疆，厥功尤偉，盡心民事，禪益地方，揚歷中外，恪矢公忠，着追贈太傅，賞治喪銀三千兩，入祀京師昭忠祠和賢良祠，加恩予諡“文襄”。

     從此，他以“左文襄公”名垂青史。

     左宗棠的靈柩停放在福州市鼓樓廣場，停殯一個月，供人瞻仰。國葬就在福州舉行，各部和各省大員到福州憑悼。這個葬禮，比曾國藩的告別儀式還要隆重。

     一條條、一幅幅的輓聯，追頌左公的功績，表達人們的哀思：

     光佐中興，功在社稷。

     伊犁一勝，南越三捷，軍威國威，光大咸同。

     星隕閩江，生榮死哀。

     駕鶴而去，邦國殄瘁。

     軍機大臣翁同龢十分惋惜好友的壯志未酬身先死，他還記得一年前兩人依依不捨的分別，還記得左宗棠心中的慷慨激昂，於是，他的輓聯寫道：

     蓋世豐功猶抱恨，臨分苦雨敢忘情？

     另一位軍機大臣李鴻藻認為左宗棠不愧為當代的諸葛亮，為其新疆的軍功而感慨不已，於是寫道：

     諸葛大名垂宇宙，空同西極過崑崙。

     最令人關注的，還是左宗棠為自己所作的那一副輓聯，叫做“自輓聯”。

     上聯是：

     痛此日騎鯨西去，七尺軀委殘荒草，滿腔血灑向空林，問誰來歌騷歌曲？聽琵琶冢畔，掛寶劍枝頭，憑弔松楸魂魄，憤激千秋，縱教黃土埋予，應呼雄鬼；

     下聯寫道：

     喜今朝化鶴東歸，一瓣香祝還本性，三生月現出金身，願從此為樵為漁，訪鹿友山中，訂鷗盟海上，消磨錦繡心腸，逍遙半世，竊恐蒼天厄我，又作勞人。

     這副輓聯，上聯悲憤雄豪，下聯瀟灑浪漫，左宗棠這個性情中人自描自畫，惟妙惟肖。

     公祭結束後，左宗棠的靈柩被送回原籍湖南。

     左宗棠死了，左公行轅前，沒有了寫着“肅靜”、“迴避”字樣的燈籠，取而代之的，是罩上白紗的長明燈。沉重的死亡氣息，壓得人透不過氣來。

     這盞盞白燈，以及軍營里馬頭上、炮口上和刺刀上裝飾的白花，宣告了一個強者生命的終結。在一個本來可以奮起抗爭、抵禦外侮的時代裡，左宗棠應運而生，應運而崛起，成為朝廷的中流砥柱。他早已是二等恪靖侯爵，東閣大學士，太子太保，一等輕騎都尉，可以身穿皇家賞賜的黃馬褂，在暮年還兩入軍機，其間出任兩江總督和南洋通商事務大臣，最後督辦抗法的軍務。這個男人坎坷了大半生，也風光了二十多年，但外侮未除，他就退出了歷史舞台，再也不能報效災難深重的祖國。

     左宗棠走了，法國的軍艦還在東海耀武揚威。左宗棠活着時，曾與他們擺開決戰架式，發出“渡海殺賊”的動員令。他們知道，左宗棠是一頭雄獅，一頭憤怒的雄獅，他的存在，就是對入侵者的威脅。他身邊有一大批能征善戰的將領，聽從他的號令。但是，左宗棠一死，他們便群龍無首了。

     左宗棠生前最不服氣使用武力向中國傾銷鴉片的趾高氣揚的英國人。他在收復新疆時，考慮過再借外債。但他說，借外債來收復國土，是他這個大臣的罪過，即便要借，也決不向英國人伸手。他發現英國領事在上海租界豎起“華人與狗，不許入內”的牌子，勃然大怒，命令侍衛將牌子搗毀，沒收公園，逮捕人犯。現在，左宗棠死了，他們會不會暗自慶幸呢？

     俄國人對左宗棠一直是尊重的，他們的使者同左宗棠交往，對他敬佩有加。左宗棠為了從這個沙皇帝國手中收回伊犁，親自坐鎮哈密，嚴陣以待，等候談判桌上的消息。他帶去的棺材表明，他為了收復國土，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壯士長歌，不復以出塞為苦”，左宗棠的錚錚鐵骨，和他麾下的恪靖軍勁旅，令俄國人不敢輕開釁端。左宗棠走了，俄國人的心情，想必是相當複雜的。

     左宗棠去世了，也許，李鴻章的心情最為微妙。他知道左宗棠臨死也不會原諒自己。他在天津與法國簽訂《中法會訂越南條約》，中國社會輿論譁然。中國軍隊在戰場上確實取得了重大勝利，他卻在一份喪權辱國的條約上簽了字。有人說，這是世界外交史上空前絕後的奇聞。左宗棠一貫鄙視他在外交上的軟弱和妥協，說他自命為懂洋務者，其實一竅不通，只會和洋人搞一搞私交，中國就敗在這樣的大臣手中。左宗棠說：對中國而言，十個法國將軍也比不上一個李鴻章壞事。他還說：李鴻章誤盡蒼生，將落個千古罵名！左宗棠的指責掀起了全國輿論的高潮，眾怒難犯，李二先生自然狼狽不堪，但他並不服氣。他惱怒這個湖南人不懂官僚體制潛在的規則，以及中國貧弱的國情。他也不喜歡左宗棠的那些下屬，他們都跟着左宗棠指責自己。他一氣之下，指使親信潘鼎新和劉銘傳等人陷害“恪靖定邊軍”首領王德榜等人，要將他們充軍流放。左宗棠生前得知此事，上書為屬下鳴冤叫屈，眼看就要翻過案來。現在，左宗棠死了，主戰派的旗幟倒了，李鴻章面對這個時代強者的死亡，終於鬆了一口氣。誰還會像左宗棠那樣嚴厲地指責他呢？他以自己的洋務經驗與列強周旋，不惜代價地講和，就不用顧忌有人戳他的脊梁骨了。直到若干年後，左宗棠的門生安維峻指斥他為國賊，請求朝廷誅殺之，他才發現，左宗棠的魂魄並未離去，還在與他纏鬥。

     但在此時，李鴻章還未料到左宗棠會有身後的巨大影響，他感覺到自己的時代到來了。不過，在躊躇滿志的同時，也許他也感到了絲絲悲涼。中興重臣一個個在他前面逝去，林則徐早就歸天了，他的老師曾國藩也已不在人世，現在左宗棠又永遠閉上了眼睛。如今，中興名臣，楚淮大帥，只剩下他一個人，他能把大清王朝繼續支撐下去嗎？英國人傲慢，法國人強橫，俄國人狡詐，日本人囂張，而他只能陪着笑臉周旋於其間，茫茫九州，復興的希望在哪裡？也許，大清的氣數已經耗盡了，而他靠着出賣國家資源來換取短暫的苟安，也是無力回天，只有一點值得他暗自慶幸：雖然國運日衰，他的私財卻在增長。也許左宗棠的這個敵手，就是靠着這種得失觀來維持內心的平衡。

     總之，左宗棠去世的消息傳開，有人悲痛欲絕，有人幸災樂禍，有人茫然失措。但是，那些頭腦清醒的國人卻悟出了一些道理：左宗棠這麼一個忠肝義膽、文武雙全的當代諸葛，為什麼壯志難酬？為什麼對外妥協的大臣屢屢得逞？是不是朝廷出了問題？天下有志之士繼續為清廷賣力，是否值得？這種思考，使許多清醒的國人覺悟，不願再為腐朽的清廷效忠。

     不管人們對左宗棠去世的感受如何，左宗棠是生而無愧，死而有值。他自幼傾慕諸葛武侯，以這位古代的名臣自況，其實，他本人作為中國歷史上的一代名臣，比之於他效法的那位前輩，或許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他的一生備受先賢激勵，蘇武飲血茹毛，威武不屈；張騫關山萬里，溝通西域；班超沒筆從戎，西戎不敢過天山；祖逖聞雞起舞，擊楫中流；史可法慷慨殉國，魂傍梅花；那些人，那一段段令人盪氣迴腸的故事，都有仰天長嘯的悲壯，都有可歌可泣的精神，令他景仰，令他唏噓，都是他效法的榜樣。但是，有誰能像他一樣，率領一支軍隊遠征，所向披靡，收復大片國土？左宗棠身後給人留下的最強烈的印象，可以用一言而蔽之：他為我們的祖國收復了六分之一的大好河山，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左宗棠乃千古一人。

     在左宗棠去世之前，從同治九年（1870）到光緒十年（1884）的十四年之間，大清帝國贏得了自鴉片戰爭以來真正意義上的中興。這個中興，由一系列衛國戰爭的勝利組成。許多歷史學家把這些重大的國防勝利視為“晚清中興”最主要的標誌，而在這一系列勝利中，左宗棠始終在唱主角。民國時期，南京中央大學一名文史教授曾說：“唐太宗以後，對於國家領土貢獻最大的人物，當首推左宗棠，實非過譽。”還有歷史學家說：中國歷史上有四個永遠打不敗的將軍：漢朝的韓信、唐朝的李靖、宋朝的岳飛和清朝的左宗棠。這些話是否言過其實，我們不加評說，但我們可以肯定：左宗棠不愧為同治中興的名臣和一代名將，是對國家領土貢獻最大的人物之一。在左宗棠收復新疆之時，法國有一位評論家指出：亞洲是在三大強國——俄國、英國和中國的手中；而在左宗棠去世之後，大清帝國再也沒有一次足以與之相提並論的史績。

     左宗棠是效法古賢刻苦努力不言放棄的才子，也是時勢造就的英雄，是他那個時代最優秀的人物。但我們不能忘記，他是含恨而死的。即便他鞠躬盡瘁，在國際風雲際會中國尚未變法圖強的暴風雨前的沉悶歲月里，這個強勢的男人也無法力挽狂瀾，甚至無法抵消晚清官僚集團代表人物李鴻章妥協消極勢力對朝廷的影響。那是一個行將就木的朝代，那是一個封閉落後的社會，由於戰亂而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儘管英雄輩出，卻無法挽救中國最後一個王朝的頹運。左宗棠徒懷指點江山的豪情，徒有秋風掃落葉般的霸氣，在最高決策層孤掌難鳴，無法找到一劑神藥挽救大清垂亡的肌體，未能改變中國再遭屈辱的命運，但他盡了自己的努力，他收復了新疆，保衛了台灣，為中國保住了彌足珍貴的家底，為國人留下了發憤圖強的追求與骨氣，以至於在他去世一百多年後的今天，我們仍然走在其奮鬥的軌跡之上。

     從年輕時代開始，左宗棠就是一個孤獨的人。他在思考西部國防的時候，很難喚起別人的共鳴。幸虧有一個和他一樣感到孤獨寒冷的老人，與他一拍即合，相得益彰。所以，他在晚年回到福州，直奔林公祠，以新疆的收復告慰林則徐的在天之靈，也想借林公的威望提高官兵的士氣。但是，中法戰爭以中國不敗而敗而收場，左宗棠只得含恨而逝，又有誰來告慰他呢？

     左宗棠走了，帶着悲憤，也帶着希望。中國在水深火熱中煎熬，中國也在水深火熱中覺醒。左宗棠在謝世前的日子裡，從學者林琴南的口中得知，他的學生嚴復正在翻譯《天演論》、《原富》、《法意》等外國名著。他的另一些學生，如鄧世昌，如詹天佑，如薩鎮冰，也將把燃燒在他心中的富國強民的希望，在後世承傳下去。

     左宗棠在他的時代是一個先驅者，特別是在國防和外交方面，他看得太遠，走得太快，真可謂“世人皆醉我獨醒”。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在中國積貧積弱的時代，保持着強健的心態，希望用自己的抗爭喚起民眾的響應，阻止國破家亡的悲劇延續下去。儘管沒有群英會，他也要獨領風騷。他心中的希望，跨越那個已成昨日黃花的清王朝，將在新的世代，由後人前仆後繼的奮鬥，才能最終實現。左宗棠懷着這種希望，鞠躬盡瘁，做了他自己所能做的一切，也許，這就是他生命的最高意義吧。

     左宗棠的靈柩要回家了。江浙關隴的士民聽到消息，奔走哀悼，如同失去了親人。 光緒十二年（1886）九月二十五日，左宗棠的遺體運抵湖南省城長沙。一個多月後，其靈柩下葬於善化縣八都楊梅河柏竹塘的山陽。墓碑上刻的文字是：清太傅大學士恪靖侯左文襄公之墓。他靜靜地躺在那裡，直到將近百年之後，隨着一聲爆炸的巨響，一度出土。好在有人令他重歸墓穴，直至今天，接受人們零零星星的祭奠。

     除了左宗棠的墓葬，人們還有許多地方可以祭奠這位國防先驅。他離開甘肅時，所過之處，人們往往在山谷之間為他修建生祠，以表明對他的紀念。他去世後，浙江、福建、江南、江西、陝西、甘肅、新疆、湖南各省，紛紛為他建立專祠。也許這些古蹟在今天有許多已經消失，也許它們的修復還有待時日，但如今已有大量的文字在傳播，把左相國祠建在了人們心中，在我看來，這是一件非常值得國人慶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