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过去五十多年了，文革期间在校1961至1965年入学的“老五届”，正常年龄应该在71-76岁，百分之八九十应该还都在世。他们见证了文革过程。然而，这一代人尚在，就有人以写回忆录为名，编造历史了。我是从来不看任何为出版而写的回忆录，都是给自己涂脂抹粉，贬低对手，毫无真实可言。最近在网上看见一段戚本禹回忆录摘抄，说的是我所在学院的院长被打死一事，因为我亲身经历此事，一看就知道是胡编乱造，一派胡言。先把他回忆录摘录如下：

“就我所知，在文革中，倒还真有一个老干部是在批斗中被人打死的。虽然随意打死人是完全错误的，但这件事却是事出有因。他是北京一所大学的党委书记，也是个资格很老的干部。总理知道这人被打死后发了火，说这个人过去是有功的，怎么把人家弄死了呢。他叫我去査，看是谁搞的。我带着人去一査，情况就都清楚了。原来这是个连禽兽都不如的人。还是在文革前，他把他们学校的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学生给强奸了。那个学生被他强奸后神情恍惚，饭也不吃了，样子很可怕。学校老师也不知道她是什么原因变成这样的，怕她出事，就把她的母亲找来了。母亲来了一问，那学生也没具体说，只说是被领导欺负了，不想活了。她母亲还以为是下面的老师或者干部干的，就坚持要找学校的最高领导告状。结果就找到了那个党委书记。那党委书记一看她母亲，长得比女儿还漂亮。竟把她母亲也强奸了。强奸以后还跟她说，不准到外面去说，你女儿要什么照顾都可以，否则就怎么怎么的威胁人家。她母亲在被强奸的时候，反抗不了，就在那人的身上抓了一把皮肉下来，紧紧地拽在手里。还把留着秽物的内裤也保存了下来。然后，那母亲就对她女儿说，你的事我都知道了，你要坚强，不要怕。我们总有一天要报这个仇的。两年不到，文革开始了，那位母亲就去了学校。她很聪明，为保护女儿，她不讲女儿的事，就讲自己的事。她这么一揭发，其他那些也被那个党委书记污辱过的女孩子也都站出来了。那个老干部平时在学校是说一不二的，非常霸道，被他欺负的女孩子不是一个两个的。他还整知识分子，整下面干部，而且都整得很厉害的。这一次群众起来了，就不得了啦！那位母亲把她保留下来的证据拿出来给大家看，然后就拿去公安局作检验，检验的结果，血型跟那个党委书记是一致的。群众愤怒了，自发地闹起来开批斗大会，把那人打惨了。尽管当时中央有规定，在文革中不搞男女生活作风上的问题。可他这已经不是生活作风的问题了，而是新走资派黄世仁和新喜儿的故事了。我把调査到的材料全部整理好，就拿去向总理汇报。总理一边看一边就用手拍打桌子，连声骂道，这还叫共产党！这是土匪、恶霸呀！我就问总理，怎么处理？总理气愤地说，不要处理了，把尸体烧了算了，不要再提了。我跟总理讲，那我去跟群众也说一下，叫他们也不要再提了，这对党的影响太不好了。总理说，对，谁也不要再提了。”

我们学院与北航是国防科委直属的仅有两所大学，院长魏思文是七级干部，山西晋南人，1925年彭真带出来参加革命。因为国防科委是军队编制，据说还有中将军衔，但是从来没证实过。此人党内斗争十分老道，文革开始后，全院62，63级都在山东临沂地区参加四清。彭真被打倒，他知道自己厄运到了，怕我们这帮在阶级斗争第一线的学生回来给他添乱，一直对我们封锁消息，直到6月25号才允许我们回北京。我听过一次他在工作组召开的批判大会上做检讨，他把责任上推下卸，上面是国防科委和北京市委两条修正主义黑线，下面是他抛出来的一个“走资派”副院长，不过这个副院长名字起的好，李淑仪，别人一听还以为是毛泽东《蝶恋花》里那个李淑一。

由于他是彭真那条线上的人，无论是工作组还是后来的群众组织，都把他作为斗争对象。1967年春形成两派后，也都把批斗他当成自己的革命口号。红旗派口号是“打到魏时一小撮”，时，党委副书记时生。东方红派是“打到魏家王朝”。因为京工是国防科技院校，学生思想僵化，没什么思想和冒险精神，两派组织文革中也没什么出彩表现，只会跟着五大派后面摇旗呐喊，左右逢源，不天（北航）不地（地院），名气还不如一个北京市属的北京工业大学，人家还出了一个谭立夫，我们只有个谭怀远。

两派开展夺权派斗以后，魏思文成了“死老虎”，逍遥于运动之外，没人再来找他麻烦。他虽被打到，但还住在原来的四合院。1967年夏秋之际，工人在维修魏思文东城钱粮胡同的住宅时，发现两把手枪砌在墙内，维修工是东方红派的，就向派头头汇报。这些派头头认为这可是造反变天的铁证，立刻把魏思文抓来审问，想在枪上做文章，破获一个武装暴动集团，他们就出名了。其实这事很明显，如果真是魏藏的，房屋维修前他早就拿出来了。这座四合院前清，北洋，民国时期都是达官贵人的宅邸，抗日战争期间还住过汉奸，墙里砌把枪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那时候挖出暗藏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就捞到了政治资本，升官发财在望。东方红就派了一个打手审问魏思文。此人叫李奎华，和我同级同系不同班，因为学习不好，留级到六四级。黑龙江人，东方红派武斗干将，平时就吊儿郎当，一脸野蛮样。给他一个以革命的名义可以动手殴打走资派的机会，他把自己的匪气发挥到了极致，发疯一样下狠手，以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坚定。大概打得内出血，口渴要水喝，喝了水就死了。

戚本禹这段文章漏洞百出，谎言处处。首先，京工就没有“长得很漂亮的女生”。这个国防院校招生第一看出身，贫下中农出身占了80%以上，别指望他们中有漂亮女生。而绝大多数革命干部进城娶得漂亮女人生的孩子还没到上大学的年龄，还在中学当联动红卫兵。第二，京工录取成绩很高，因为外来的诱惑太多，高中漂亮女生多数没心思刻苦学习，考不上。我们学校和北外隔一条魏公村路，那里可是美女云集，有京工男生作对联一副“横眉冷对京工丑女，俯首甘为北外东床”。那个时代，革命领导干部整知识分子是天经地义的革命行动，知识分子只能逆来顺受，根本不敢反抗。贫农出身的造反派也根本不会为知识分子“臭老九”出气。

文章说“就在那人的身上抓了一把皮肉下来，紧紧地拽在手里。还把留着秽物的内裤也保存了下来。检验的结果，血型跟那个党委书记是一致的。” 戚本禹大概把血型和DNA搞混了，血型基本就四种，验血怎么能确定是谁。他说“尽管当时中央有规定，在文革中不搞男女生活作风上的问题。”完全脱离运动实际，造反派最感兴趣的不是路线斗争，而是男女绯闻，要是群众知道魏思文侮辱女生，早闹得满城风雨了，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而且对魏思文的批判也就工作组进校批了几次，大串联开始后，学生都跑去串联，没人有心思批斗他。1967年春两派成立后，为了表现革命立场坚定，各派分别又拉出魏思文批斗一番，从此再无人在乎他，直到从他家墙里挖出手枪。而且东方红派为了独享头功，不让红旗派介入，偷偷把魏思文抓到他们的总部所在地东体育馆刑讯逼供，根本不是公开批斗会。由于我文革前的反动言论，两派都不敢要我，文革期间我没参加任何一派，是个“自由战士”。文革结束后，凶手李奎华被抓回来，判了十年徒刑。并非如戚本禹所说，不要再提了。

戚本禹回忆录的目的就一个，文革是伸张正义的，他在文革中的作为都是正确的。据说，这篇文章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可，认为揭露了史实，我只能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