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山老狼《丑陋的中国皇帝》系列之四二——有民主理念的、想带领中国跟上世界潮流的赵紫阳

赵紫阳是红朝开国后坐上皇帝大位时间最短的一位。从1977年一月代理中共总书记到1999年六月被邓小平赶下台仅两年半的时间。

赵紫阳1919年生於河南滑县桑村乡赵庄。原名赵修业。父亲赵廷宾，字良乡，又名秋喜，家中殷实，有粮田数十亩，是当地有名的地主。他平日乐善好施，得村民爱戴。与发妻刘氏得一子，即赵修业。1927年赵修业进入位於桑村乡的县立第十七小学读书。1932年6月在桑村小学宣誓加入中国共青团。其介绍人就是校长杨庆然和两位教员胡敬一、聂真三，三人均為中共地下党员。因中共发动的滑县暴动和其他起义遭镇压，地下党组织解散，赵修业与组织失去联系。

1932年秋天，赵父送赵修业到县立第一小学读书。1933年夏天，赵成功考取开封的省立初级中学（今开封高中），中学时期，他成绩优异，多次获得校方颁发的奖学金。1935年北平的“一二、九”运动爆发，赵修业与同学参加了声援北平学生的活动。

1936年，赵修业考入武昌高级中学。在武汉，他将自己的名字改為赵紫阳。 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状态。时年十八岁，正在武汉读书的赵紫阳因战争辍学，返回家乡组成抗日团体，1938年2月赵紫阳再次与中共组织取得联系，之后被中共派往冀鲁豫省委党校学习。三个月后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赵紫阳学习结束回到滑县，年仅20岁的他被中共委任为滑县工作委员会书记。1939年春，滑县工委改称县委，赵紫阳改任县委书记，拥有不小的地盘和地方武装。小小年纪就成为中共一县之党首，预示其今后前途无可限量！

1939年，在赵紫阳的策动下，他的老同学、原中国国民党籍的滑县县长陈曙辉率军投靠中国共产党，宣布脱离国民党领导，接受中国共產党的改编。这是20岁的赵紫阳投身中共后为中共立下的第一功！有了这第一桶政治金，赵紫阳更受上级高度重视。 同年6月，赵紫阳上调成為中共豫北地委宣传部长。他也因此认识了宣传部的女干部梁伯琪，两人结为夫妻。

1940年6月，任中共晋豫鲁冀边区第二地委（后改為第六地委）书记。1943年改任中共豫鲁冀边区第四地委宣传部部长。同年7月，赵紫阳在滑县开展僱佃贫农运动和减租减息运动，调动了地主和农民的积极性，其滑县建设的经验受到邓小平等人的赞赏。至抗战胜利时，赵紫阳已经成為中共党内颇具名气的中层领导人。

1945年8月后，中共中央任命他為地委副书记兼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同年春天，中央局书记邓小平在山东冠县举行的土地改革问题的座谈会上特别肯定赵紫阳在滑县的土改经验，并将赵紫阳的经验推广到中央局的所有辖区，赵紫阳也因此在当时被称为“土地问题专家”。

1946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在全国的解放区开展大规模土地改革，已经创造出滑县成功的农民运动经验的赵紫阳再次受到重视。刘邓大军攻克滑县之后，滑县成为解放军的重要后方。赵紫阳再一次回到滑县，主持彻底的土改运动。在赵紫阳领导下，滑县的土地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如火如荼。滑县土改最大的事件就是赵紫阳的父亲赵廷宾在儿子领导下的农民运动中被活活斗死！不知道赵紫阳对自己亲生父亲被自己所发动的农民运动斗争而死是什么样的心情？或许此时的赵紫阳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有真诚的阶级斗争理念，面对斗死的父亲想到的不是血浓于水的父子亲情，而是刻骨的阶级仇恨！斗死身为阶级敌人的父亲后，自己的革命理想就会实现了！

1947年秋，赵紫阳率地方部队随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南下，中共中央任命他為中共桐柏区党委副书记兼桐柏军分区副政治委员。12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批准成立桐柏区党委和桐柏军区，赵紫阳任军区副政委和兼任中原局副书记。投身中共不到十年的赵紫阳快速成长为中共高级干部了！只是赵紫阳这个中原局的副书记资历太浅，可能有很多资深的长征大员完全不服。1949年3月赵紫阳被降级改任中共南阳地委书记兼南阳军分区政治委员。

1949年10月后，赵紫阳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务委员、秘书长、农村工作部部长、副书记等职。1950年，再次担任河南省南阳地区地委书记。1951年4月，赵紫阳南调广东工作。

当时军队要人叶剑英任广东省委书记兼人民政府主席，他的两名主要下属古大存和方方主持土改。他们根据广东独特的社会和歷史现实，主张“宁慢勿乱”，颁布了《广东土地改革实施办法》，对广东土改实行较温和的手段路线，给大多数地主家庭以生活出路，不作过分清算。

赵紫阳抵达广州之后，很快就被任命為中共华南分局秘书长；1951年5月被增选為中共广东省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為方方。而陶铸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他们上任后，对广东的“温情主义”式的“和平土改”感到不满，加上当时的地方干部和南下干部的矛盾尖锐，南下干部受到地方干部的排斥，他们打算仿效北方放手进行“疾风暴雨式”土改的意愿也受到地方干部的阻挠。 陶铸、赵紫阳向中央写了关于广东土改的报告书，认為广东土改工作落后，干部不纯。

陶铸和赵紫阳的告状信得到毛泽东的坚决支持。1952年，毛泽东向广东发出了“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由大军和南下干部掛帅”的土改政策。毛泽东的指示使广东的政局形势发生逆转，叶剑英和方方作了检查被调离了广东，古大存的职权也被架空。陶铸升任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主持全面工作；赵紫阳稍后也升為华南分局副书记，兼分局农村工作部部长，主持土改。陶铸依仗手中毛泽东的尚方宝剑，开展了整顿干部队伍和“反地方主义”的运动，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赵紫阳作為陶铸最得力的助手，从严从紧执行急进的土改政策，使得广东的斗地主土改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1953年11月，毛泽东一声令下，全国开始了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村出现了屠宰牲畜、砍伐树木、变卖生產工具等情况，令生產遭到严重破坏。赵紫阳在广东坚决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大搞合作化运动。直到1956年宣布合作化运动胜利完成。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陶铸是毛泽东大跃进运动的得力干将。1959年1月中旬，陶铸到东莞调研后得出的结论：生产大队隐瞒和动用了由公社统一管理的粮食和资金。与此同时，赵紫阳到雷南县考察后认为雷南有瞒产问题，必须开展反瞒产运动。2月，赵上书毛泽东报告“反瞒产”的经验，毛当即批示将赵紫阳“反瞒产”经验向全国推广！赵紫阳“发明”了“反瞒产”大棒并双手奉献给毛泽东！毛泽东把这“反瞒产”大棒发到全国中共大员手上！此后各级共产党官员挥舞“反瞒产”大棒，强行抢夺农民粮食，导致在其后三年中，中国五千多万农民活活饿死的惨剧发生！赵紫阳对这一惨剧的发生负有重大罪责！虽然此后赵紫阳经调查研究建议中央停止“反瞒产”。但在那个“宁左勿右”的年代，大罪铸成，几千万饿死的农民已经不能复生矣！

在饿死几千万人后，中共于1962年初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主持对大跃进进行了系列的的纠正工作。赵紫阳又紧跟刘少奇，推行“联系产量责任制”。到1963年，中国经济有所好转。

 1965年初，陶铸专任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46岁的赵紫阳升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成为全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 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夕，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任广州军区政委的陶铸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突然被提升，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坐上了中共第四把交椅，排名仅次於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赵紫阳私下曾劝说过陶铸，说北京局势凶险，这工作不适合他。但毛泽东钦命陶铸赴京担任打倒刘少奇的首席打手，陶铸岂能推脱？只能前往。

1967年1月4日，陶铸倒刘不力，被扣上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罪名而被毛泽东打倒。作为与陶铸共事十多年的赵紫阳受到牵连，被扣上了“陶铸在广东的代理人”的罪名被打倒。并被扣上八大罪状： 1. 两面三刀，打著红旗反红旗； 2. 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大刮单干风，破坏人民公社制度； 3. 用评功摆利，代替阶级斗争，疯狂地推行刘少奇的明左实右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4. 打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招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5. 顽固地坚持刘、邓、陶的资產阶级反动路线，妄图拒绝无產阶级文化大革命； 6. 庇护牛鬼蛇神，陶赵互保，蛇鼠一窝； 7. 大耍象征性夺权的阴谋； 8. 地主阶级本性不变，沉醉於发臭、腐烂的资產阶级生活。 1970年6月30日，被打倒的赵紫阳和夫人梁伯琪以及两个十六七岁的子女被下放到湖南省连源县湘中机械厂劳动。 1971年，毛泽东开始处心积虑要打倒林彪。如果林彪倒台，自上而下的高层各级大员又有一次大洗牌。毛泽东提前作林彪倒台的准备工作，提拔和解放大批干部，以备林彪倒台后充实留下的官场真空地带。5月赵紫阳被毛泽东“解放”出来，任内蒙古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2年赵紫阳再次回到广东，被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广州军区政委。 1975年初，重新执掌中国大权的邓小平任命赵紫阳主政四川。10月赵紫阳担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随后毛泽东发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打倒了邓小平。赵紫阳受到牵连，1976年2月14日，赵紫阳被点名批判搞复辟倒退。万幸的是毛泽东几个月后就一命呜呼。随后邓小平复出。赵紫阳在邓小平全力支持下大抓四川的经济工作。1977年四川风调雨顺，全省粮食总产量比1976年增长10%。1978年，赵紫阳在邓小平支持下，进一步放宽农村政策，将农民的自留地面积扩大至总耕地面积的15%左右，并支持农民包产到户。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广，赵紫阳又率先在四川进行了全国最早的人民公社改建乡政府的试点。当时赵紫阳领导的四川与万里领导的安徽遥相呼应，揭开了中国农村大改革的序幕！当时中国有一句最有名的民谣：“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 赵紫阳在四川进行农业改革的同时，也在探索工业改革，他在工业上实施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方针和相配套的14项政策使试点企业真正成为主体，释放了企业的活力，为促进工业发展，又出台了对新的社队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三年内免征所得税，对政策性亏损的产品实行定额补贴等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积极促进了四川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服务的恢复和发展。邓小平在取代华国锋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后，将赵紫阳的“四川经验”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的样板，推广到全国。客观地说，邓小平对赵紫阳的一生有知遇之大恩。赵紫阳在贵人邓小平的扶助下，仕途一帆风顺。从1943年赵紫阳在滑县搞土改受到邓小平的赞赏后，邓小平对赵紫阳一直极为关注。赵紫阳在邓小平手下搞地方工作也一直得心应手。1975年邓小平特意将赵紫阳调到家乡四川主政，赵紫阳也不负邓小平期望把四川工作搞得有声有色。1977年邓小平提拔赵紫阳为中共“十一大”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8年2月提拔赵紫阳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拔赵紫阳为政治局委员。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接任华国锋总理的不二人选。1980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年9月，取代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為中共中央副主席。 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一中会上，赵紫阳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政局进入了胡耀邦、赵紫阳时代。在中共统治中国六十多年间，唯有胡、赵时代的中国是充满活力、充满希望、充满激情、充满阳光的年代。胡耀邦任总书记时，因平反冤、假、错案让上亿人从政治的阴影中走出来，理顺了民心。政治上的束缚较为宽松，不轻易地对不同意见者扣上反党政治帽子，党内富有民主气息，不同意见可以正常交锋。许多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限制都有所放松，允许知识分子自由表达意见。赵紫阳任总理期间，对中共从苏联全盘引进的经济模式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在农村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自1980年到1984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提高了50%。从根本上解决了毛泽东时代遗留的大饥荒问题。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巨大成就。在工业方面促使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大胆引进并推动设立股票市场和期货交易，主导加入关贸总协定（即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的总体设计，积极支持习仲勋等人在沿海省份建立的经济特区。为了进一步引进外资，创造出口， 1979年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1982年推出“减税让利”、1984年“利改税”、1986年“企业承包”、1988年搞“股份制试验”。一步步引领中国从计划经济的困境迈向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坦途。 1987年1月，胡耀邦在一场阴谋中被邓小平等老人逼迫下台，赵紫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推举为中共中央代总书记，同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赵紫阳正式升任中共总书记，并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1988年4月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当邓小平等老人们把赵紫阳扶上台时，原本期望赵紫阳吸取胡耀邦下台的教训，对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大张旗鼓的批判。但事与愿违，赵紫阳作为一个开明的共产党人，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没多大的兴趣。坐上总书记的宝座不久就下令停止进行所谓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并对一些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有牵连的知识分子进行了保护。在总书记任上的赵紫阳在政治上实施比胡耀邦更加开明的政策，包容不同的思想观点，引导中国跟上世界民主、进步的潮流，给中国社会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中国的文学界、史学界、理论界、新闻界、教育界等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一大批对现实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批判的作品问世，引起了社会的各界的强烈反响。各种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政治改革”成了中国人民议论最多的话题。一九八七年，包遵信、金观涛等人主编一套丛书：《走向未来》。丛书就世界走向、人类价值观、中国如何跟上历史发展潮流、中国未来发展方向、民主、人权、自由、科学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介绍和探讨，这套丛书在大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日后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爆发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一九八八年六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六集电视政论片《河殇》。此片由苏晓康、王鲁湘、张钢、谢选骏、远志明撰稿，经中共广播电视部副部长王枫批准播出。此片对传统的中华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呼唤全民族对历史和现实的反省意识，提出中华文化只有吸收世界一切先进的东西才能走向新生。《河殇》中令人深思、令人回肠荡气、令人慷慨悲歌的精彩文字甚多。其结束语令人振聋发聩： 专制政治的特点是神秘性、独裁性和随意性。民主政治的特点应该是透明性、民意性和科学性。我们正在从混浊走向透明。我们已经从封闭走向开放。黄河命定要穿过黄土高原。黄河最终要汇入蔚蓝色的大海。黄河的痛苦，黄河的希望，造就了黄河的伟大。黄河的伟大，也许在于它在海洋与高原之间创造了一片新大陆。黄河来到了伟大而痛苦的入海口。滚滚千里泥沙将要这里沉积为新大陆。汹涌澎湃的海浪将在这里同黄河相碰撞。黄河必须清除它对大海的恐惧。黄河必须保持来自高原的百折不挠的意志与冲动。生命之水来自大海，流归大海。千年孤独之后的黄河终于看到蔚蓝色的大海。《河殇》的播出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国外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其威力不亚于爆炸了一颗政治原子弹。学生、工人、农民、士兵纷纷来电、写信，赞扬《河殇》。专家、学者们纷纷发表评论高度评价《河殇》。国外华侨、留学生和外国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们也从此剧的播出认为中国将会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赵紫阳对《河殇》一剧大加赞赏。接见外宾时，在外国人面前也对此剧大大地夸奖一番。并把此剧录像带作为礼品送给国外友人。赵紫阳时期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也为民主、自由、人权思想的大力传播创造了条件。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在被中共除名后，竟然还可以公开地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见解，并从事政治活动！这在毛泽东时代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事。一九八八年五月四日，方励之与其夫人李淑娴（北大物理系讲师、海淀区人大代表）出席庆祝“五四”运动六十九周年大会。并宣布由他亲自主持的“民主沙龙”正式开场。方励之在会上说：“我现在活得很自在，……不同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法，……现代化不分国界。”方励之等人发起的北大“民主沙龙”为日后震惊世界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爆发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一九八八年六月，方励之接受香港《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最大的问题是中共的独占体制，唯有变革公有制为私有制是根本方法。” 一九八八年九月六日，香港时报发表了《方励之谈大陆知识分子处境》一文。文中说：“大陆知识分子争取民主的长期目标是多党制的民主制度，近期的目标是实现必要人权，争取言论、思想、新闻等自由。” 刘宾雁先生被中共除名后，一直在努力想创办共产专制下的第一张民办报纸，并为此大力奔走呼号。王若望先生又准备在美国发起成立“中国人权保障大同盟”并力争在中国内地公开注册登记，合法地进行活动。北京大学教授金观涛提出了“二十世纪人类最大的遗产是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它的失败。”而中共的喉舌之一，《新观察》杂志主编、有几十年共产党龄的戈扬更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太客气了。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是一种封建社会，它的头子必然是皇帝。” 中共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其、中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苏绍智以及陈一咨、李泽厚等一大批共产党的专家、学者都在不同的场合提出中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多党制、新闻自由的主张。在大学校园，自七七年初的争民主运动被镇压下去后，学生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就在中共政权日益腐败的一九八七年和八八年，恬静的校园也涌动着对现实、社会、腐败、分配不公、共产专制制度的强烈不满的潮流。一九八八年四月六日，北京大学十名研究生在学校三角地贴出《致七届人大和七届政协的公开信》，信中呼吁“两会尽快研究教育改革的出路问题，把这个问题真正放到战略重点的地位上加以考虑，制定出一套有利于教育事业全面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公开信一贴出，当即在会上签名的就达数百人。四月八日，北大青年教师在三角地贴出《致两会代表的公开信》；四月九日，中国人民大学青年教工联谊会部分会员在校内贴出《致七届人大新任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以公开信的方式向中共领导的呼吁没有任何回音。学生们又有人提议到人民大会堂前给中共“两会”代表们擦皮鞋。四月六日，北京大学十几名研究生以勤工俭学的名义，要为中共的代表们擦皮鞋，此举大丢共产党的脸面。被公安人员强行阻拦。四月十日，几十名大学生再次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中共代表们擦皮鞋，再遭公安人员的干预。此举在国际上引起了较大的关注。一九八八年六月，北大学生柴庆丰被当地无业人员杀害。此事引起了学生们的极大义愤，学潮再起。在此次事件中，学生们贴出了许多针对中共共产专制的大字报。题为《！！！》的大字报中说：“是时候了，我们沉默了那么久，那么久！是时候了，欺骗一次又一次，把我们笼罩。我们抗议，抗议淫荡的社会！我们抗议，抗议淫荡的政府！”一份署名“湖南人”的大字报中说：“柴庆丰同学被害，表面上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其实这是社会腐败、政府无能、贪官污吏横行的表现。现实的中国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尽管他披上了改革的外衣，罩上了经济发展的面纱，其实肌体已经腐烂，脊梁已被压垮，只剩下一些白白的肥嘴吮吸人民的血！……同胞们，时机到了，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我们应该把社会风气、党风问题、政治体制、贪官污吏、教育问题、知识分子待遇问题加在一起算总账！”一篇题为《并非离题》的大字报中说：“谁还相信被落后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的上一世纪的‘马列’？我八百年前就不相信，你相信吗？右耳（指邓小平）相信吗？党风不正的根源在哪里？现在大家都有数，正如历代屡禁不止的贪官污吏现象要随封建社会一同消灭一样，本世纪内我们就不用幻想‘党风根本好转’了……唯有放弃马列，实行多党制，真正废除终身制，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才会彻底。” 在众多的声讨共产党的大字报中，有两付对联尤其引人注目。其一：我欲重振华夏雄风，却原来是共产党（挡）路；你想达到小康水平，无异于在现代化（画）饼。其二：要民主合理，争自由合理，护人权合理，合理不合法，见他妈的鬼，那狗屁‘十条’！喝民血失节，沾国家失节，饱私囊失节，失节必失心，滚你娘的蛋，这无耻一党！随着学生们情绪的激动，各校商定于六月八日到天安门进行游行示威。但由于共产党派出公安人员和武警部队对天安门广场进行了严密控制，这次由柴庆丰被害事件引发的学潮被平息。一九八九年初，围绕释放被共党关押达十年之久的魏京生一事，中国的知识分子纷纷上书共产党实权人物邓小平。一九八九年一月六日，方励之先生发出了《致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公开信》。信中说：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四十年，也是五四运动的第七十年，围绕着四十年和七十年，一定会有不少纪念活动。但是，比之回顾过去，更多的人可能更关心今天，更关心未来，期待着两个纪念日会带来新的希望。鉴于此，我诚恳地向您建议，在这两个日子即将到来之际，在全国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及所有类似的政治犯。我想，无论对魏京生本人做如何评定，释放他这样的已经服刑大约十年的人，是符合人道的，是会促进社会的良好气氛的。今年恰好又是法国大革命的200周年，不论怎样看，由它所标志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已受到人类的普遍尊重。因此，我再次诚恳地希望您考虑我的建议，给未来增添新的尊重。” 以方励之的公开信为发端，北京知识界及海外民运人士纷纷向中共当局呼吁要求释放魏京生。一月十二日，原被中共取缔的“星星画会”部分成员在香港举办了“星星画会十周年画展”。该组织负责人王克平宣布：他已写完了《重审魏京生》剧本，拟于三月份在法国上演，届时将在海内外掀起一个释放魏京生的高潮。二月八日，中国民联成员倪育贤在美国成立了“促进中国民主化联络组”，准备发起十几万人的签名活动，以呼请释放魏京生。二月十三日，著名诗人北岛发起，由中国民联成员王军出面，联系了三十三名知名知识分子联合签名发出《致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此次签名者不但有李泽厚、苏晓康、金观涛等著名学者，而且还有数名全国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中共钦定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公开签名反对关押政治犯，这在中共四十年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二月十九日，中国民联成员陈军公开宣布成立“释放魏京生公开信签名联络处”，准备在工厂、学校征集签名并将签名提交全国人大讨论表决。二月二十六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包遵信等四十二人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释放政治犯。三月八日，中国科学院研究员许良英等四十二人发出公开信，要求“防止由于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言论和文字而治罪的历史悲剧重新出现，请责成有关部门释放一切因思想问题而被判刑或劳动教养的青年。” 三月二十四日，《光明日报》主任记者戴晴等四十二人又发出致七届人大三次会议的公开信，“呼吁释放魏京生等人。” 与此同时，大学校园里学生民主、人权的意识空前高涨。自一九八八年方励之、李淑娴夫妇在北大组织“民主沙龙”后，参加活动的学生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北京各高校纷纷成立了各式各样的“研讨会”、“讨论会”、“演讲会”、“圆明园沙龙”、“自由论坛”等。其中的骨干在日后的民主运动中成了世界注目的学运领袖。这些重大事件的出现，无疑与赵紫阳开明、宽松的政治有关。没有赵宽松的政治环境这些事件是不可能发生的。赵紫阳不仅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大力开放，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也进行积极的设想和布局。1988年，老狼就听所在国有企业单位领导说过：今后国企和政府机关要取消党的组织，党的组织和活动转入地方，以所在地区划分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受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请注意邓小平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赵紫阳式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区别：邓小平的改革是在坚持“一党专制”的前提下，对社会存在的问题和弊端进行改良。赵紫阳主张进行渐进式的改革，从而实现中国的民主化。具体的做法就是在稳定的前提下“先人权后民主”，即先施行“有自由而无民主”的香港模式，他认为自由比民主更为重要，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虽然没有民主，但有自由，任何人可以自由批评港督。同时，司法独立，不受政府控制，并允许结社，这样可以启发民智，提高国民的民主意识。主张先做好两项改革：首先开放报禁、实行言论自由；其次，加强法治建设，实现司法独立。同时，执政党党内需要民主化改造和政治决策的公开化，要培养公民的权利意识。赵紫阳在短短两年多的总书记任上从政治领域推动了中国的极大进步和变革，中国政治领域的新气象与当时苏联的公开性、民主化运动和东欧人民争民主、自由的斗争汇成了一股共产专制国家变革的历史潮流。震撼了世界。赵紫阳的开明政策受到中共高层顽固势力的强烈反对。中共元老李先念在“十三”大后，多次公开攻击赵紫阳，称赵紫阳不是搞社会主义，学习西方的东西太多。1988年底，李先念找到邓小平，要求把赵紫阳拉下台。中共元老王震因《河殇》播出到中央电视台大吵大闹，并找到赵紫阳要求对《河殇》进行全面的批判。时任总理李鹏、政治局常委姚依林经常对赵紫阳的讲话提出责难。面对保守派们的反对，赵紫阳依然故我，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方方面面跟上世界的进步潮流。赵紫阳从一个狂热的共产主义革命家转变成了认同认同民主、自由和世界普世价值的伟大的政治改革家，其思想的转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个过程如果有一个明确的拐点的话，老狼认为应该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失败之后。赵紫阳最初投身革命，完全是为了“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为了这个革命理想，他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为了这个革命理想，他可以让农民们把自己的地主老爸斗死而不吱声！为了这个革命理想他在广东搞急风暴雨的土改把所有地主、富农们往死里整！为了这个革命的理想，他越过顶头上司上书毛泽东要搞“反瞒产”运动，导致全国活活饿死几千万农民的惨剧发生！可大跃进活活饿死几千万人的惨剧不能不让赵紫阳对自己当年投身革命的初衷产生了怀疑：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让自己的人民过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悲惨的日子？随后毛泽东的发动的“文革”使赵紫阳吃尽苦头。吃尽苦头的赵紫阳最终觉悟：极权专制的政治体制是导致所有中国人包括身在高位的刘少奇、林彪……们巨大灾难的根本原因。当赵紫阳先生一步步走向中共最高层，肯定就会思考如何在中国实现根本变革的重大问题。如果赵紫阳能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呆上十年，中国的政治体制变革或许就会成功。可惜的是1989年胡耀邦突然病故，随后出现的学生运动，给中国顽固势力把赵紫阳拉下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中国与世界民主进步大潮失之交臂！惜哉！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突然去逝。以学生祭奠胡耀邦为发端，一场席卷中国，震撼世界的反抗共产专制暴政的爱国民主运动全面爆发了。赵紫阳也因这一场学生运动的兴起而意外倒台。 4月17日，北京、上海数万大学生走上街头，进行了未经中共当局批准的游行示威活动，游行的主题是悼念胡耀邦。当局对此未进行干预。 4月18日凌晨，北京高校学生再次走上街头游行。游行队伍高喊“反对专制”、“反对独裁”、“打倒官僚政府”、“打倒特权阶级”、“打倒官倒”“自由万岁”。当游行队伍到达天安门广场，数千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静坐，要求向中共的“人大代表递交请愿书。请愿书中提出了七点要求：（1）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2）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为在两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平反。（3）要求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的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布，反对贪官污吏。（4）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言论自由。（5）增加教育经费，改善知识分子待遇。（6）取消有关限制游行的十条规定。（7）要求政府对他所承认的政策失误向全国人民作出公开检讨，并适当改选部分领导人。但中共的几名“人大代表”奉命拒绝了学生们的请愿要求，并派出警察进行干预。 4月19日，北京大学“民主沙龙”第十六次会议上成立了“北大团结学生会筹委会”。成员有王丹、丁小平、杨涛、熊炎、封从德、常劲、杨丹涛。也就在这一天，《世界经济导报》（主编钦本立）和《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在北京召集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座谈，与会者强烈呼吁在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民主化进程，并为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叫好。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其、研究员包遵信贴出了《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要求中共当局承认学生们在游行、静坐、请愿中提出的要求都是积极的民主要求。 4月20日，数万大学生再次来到天安门献花圈，但是中共当局以清场为由派出数千警察对学生们采取了强硬措施，当场学生受伤达数百人之多。制造出了震动北京城的“四、二Ｏ”血案。血案之后，北京各高校学生们更是群情激愤。经各校学生领袖们磋商，成立了“首都高校行动委员会”，并于当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誓师大会，决定立即统一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次日的胡耀邦追悼会，同时向中共当局递交请愿书，并就“四、二Ｏ”血案向中共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学生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出现在胡耀邦的追悼会时。 4月22日，北京和高校数万大学生列队来到天安门广场。当胡耀邦的追悼会后，数万学生高呼“对话、对话！”“李鹏出来！”的口号。但无人理睬。学生们又推举的三名代表郭海峰、周勇军、张智勇在人民大会党东门外要求向李鹏递交请愿书。当时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说李鹏答应十二点十五分钟与学生见面。“高校行动委员会”负责人吾尔开希用话筒向全体学生公开了此事，学生们情绪趋向缓和。孰不知李鹏在此时玩了一个“金蝉脱壳”的花招：为了保证追悼会的顺利进行，会前对学生们的一切要求都表态同意；但追悼会刚一结束，李鹏等中共的头头脑脑们就一窝蜂地从人民大会堂的地下通道逃之夭夭。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胡耀邦的追悼会已结束很久，说好的李鹏出面接见学生却没有兑现，学生们情绪激愤！十二点十五分，郭海峰等三名学生代表为见李鹏一面并递交请愿书，竞采取了中国几千年老百姓见封建皇帝老儿的古老方式：下跪！在下跪请愿都不被中共当局理睬的情况下，中午一点左右，学生们开始撤离天安门广场，沿途学生们呼喊“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的口号。同一天，除北京外，上海、天津、西安、成都、南京、长沙、合肥、哈尔滨、大连、重庆、杭州、兰州等城市的大学生们都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其中西安市和长沙市的中共官员派出大批公安人员进行干预，警察与学生们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造成学生多人受伤并被捕的严重后果。 4月23日，北京市二十九所高校的代表四百多人在圆明园开会，成立了“北京高校临时学生联合会”，北京政法大学学生周勇军为第一任主席，王丹、吾尔开希、马少芳等七人为常委。4月28日，该组织正式定名为“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吾尔开希担任主席。学生们提出了开展民主运动的宣传纲领和行动目标：(1)耀邦下台谁之过；(2)政治公开；(3)惩办贪官污吏；(4)废除特权；(5)政治平等；(6)废除终身制；(7)废除世袭制；(8)官倒曝光；(9)注重人权；(10)反对通货膨胀；(11)人民军警爱人民；(12)依法治国、教育治国。学生们提出的宣传纲领直接触及到共产专制制度中最腐朽的、仅是在封建时代才具有的原始罪恶基因。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和进步潮流，得到了社会各界最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赵紫阳面对激烈的学生运动提出的对策主要是劝导学生复课，对学生要疏导，展开对话，避免流血，若有打砸抢等违法行为，要依法处理。邓小平也同意了赵紫阳这一温和的处理对策。 4月24日，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的万里在听了北京市委关于学潮的汇报后，不敢擅自表态，此时赵紫阳又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万里向李鹏等人建议听取邓小平的意见再作决定。邓小平定性为“动乱”。次日的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上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一文。此社论一发表中共地方官员们纷纷表态以示紧跟，这其中犹以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表现最突出。就在社论发表的当天，江泽民就在上海召开了党政官员大会，要求认真学习社论，坚决反对“动乱”。江泽民不但坚决反对所谓的动乱，而且于第二天以中共上海市委的名义查封了公开呼吁政治改革的《世界经济导报》，责令该报总编辑钦本立停职检查。江泽民的倒行逆施理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严厉批判。4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其等人起草散发了《捍卫新闻自由》的署名公开信声援钦本立先生。赵紫阳回国后不满江泽民4月26日停止《世界经济导报》发行并整顿其编辑部的处理，指摘江泽民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并当面对江泽民说，“我不给你们压力，但我也不管此事，由你们自己处理”。《四二六社论》发出的当天，学生组织以“新学联一号令”通告全市的高校学生于第二天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 4月27日，十多万高校学生在“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维护宪法”、“坚持改革”、“民主万岁”、“科学万岁”、“人民万岁”、“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等口号下游行到了天安门广场。在众多的标语口号中，其中一幅颇具幽默：“毛主席说：‘镇压学生运动决无好下场。’”把专制魔头毛泽东搬出来反对另一大独裁者，是想以毒攻毒还是真的不知毛泽东是何物而盲目加以崇拜？若是后者那么学生们的民主意识还有待于提高。 4月29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袁立本等人与官方机构全国学联、北京市学联指定的学生进行了对话，就一些全国民众关心的重大问题表明了政府的态度。虽然最能代表北京高校学生的“高自联”被中共视为“非法组织”，不在对话的对象之列。但也默许两位所谓的非法“高自联”的学生参与对话和提问。从对话时袁木的表态来看，中共的立场似乎已从《四、二六社论》基础上有所软化。 4月30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又与市属的十七所高校的二十九名学生进行了对话。 5月3日，赵紫阳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但更多的篇幅是强调应该保持稳定。 5月4日，是被中共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转折点”（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端点）的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日。这天，“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近十万学生和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学生走上街头，进行了游行示威活动。学生们打着“弘扬五四革命精神”、“誓死捍卫宪法尊严”、“腐败不除、国无宁日”、“新闻要讲真话”等横幅，分三路向天安门广场汇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幅是“七十年了！！！？？？”，在天安门广场上，“高自联”的学生领袖们宣读了著名的《五四宣言》：要求共产党当局在校园实行民主改革尝试，使校园生活民主化、制度化，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促进新闻立法，同政府平等对话。同一天，全国各大城市的高校学生都走上街头，向中共官员递交请愿书，呼唤民主，以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在学生们游行示威的同时，一千多受职业良心驱使的北京中共官方的新闻记者们也走上了街头并发出了愤怒的呐喊：“有嘴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有笔不能写自己想写的新闻！”、“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新闻要客观公正”、“加强新闻监督推进政治改革”、“首都新闻界要求洗刷耻辱”、“强烈要求恢复钦本立职务”……。面对时代的进步潮流和人民的强烈愿望，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应有的对国家民族负责的态度和顺应时代潮流的改革精神。当天下午在接见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代表时就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一事说：“现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一部分学生的游行仍在继续。但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学生们对我们的工作是又满意又不满意，他们决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我们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赵紫阳的讲话得到了知识分子的欢迎。严家其、苏绍智等知名学者当天就贴出《我们不再沉默了》的大字报，号召知识分子一与学生们一道，在争民主运动中走在前列。 5月6日，赵紫阳召集中共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负责人胡启立、芮杏文、王忍之等人说：“放开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 5月9日，数千名首都新闻工作者来到中国记者协会所在地，递交了一封要求和中共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人进行对话的信。首都一千多名记者、编辑在信上签了名。次日北京高校数万学生骑着自行车上街游行，对新闻工作者的请愿进行声援。在赵紫阳的支持下，自5月11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中宣部长王忍之连续三天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中国青年报社等新闻单位，与编辑、记者们座谈对话。胡启立说：“新闻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要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改革新闻。” 赵紫阳吹响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号角。但遗憾的是，他不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的身上有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烙印，他的身后有一群老朽们在垂帘听政！还有一群热血沸腾、恨不能一夜之间中国就变得如同西方现代文明社会一样的冲动的青年学生。 5月13日，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市数千学生以绝食的方式去为十亿人民争民主。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的大学生也起而响应北京“高自联”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成立学生自治会和绝食抗议活动。对于学生们的这一极端的行为赞誉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推波助澜者有之；冷眼旁观者有之。十年后的今天，当人们再来重新审视学生们的这一举动时，我不禁要大声地对学生们说一声：同学们，你们错了！学生们以天下为己任是应充分肯定的，但凭着青春的冲动，凭着贲张的热血，凭着书生的意气去投身于复杂的政治，这本身就是一种极不成熟的表现。据说学生绝食请愿的目的：一是要中共当局明确承认四、二六社论是错误的；二是宣布学潮是爱国的；三是承认高自联为合法组织。可这三个目的与赵紫阳的加快政治改革的表态和采取的相应措施相比较就真的那么重要？让政治家们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是艰难的，学生运动的性质千秋史册自有公论，“高自联”没公开取缔而且准备与之对话，就已经是当局的诚意表示，何必又非要当局在大庭广众之下自煽耳光？在学生们纷纷罢课，成立了“高自联”并多次上街游行示威的情况下，中共当局并没采取镇压、取缔的措施，还派出了中共政治局委员的高层干部与学生对话，这已见当局推进民主的决心和勇气，（若毛泽东在世早把你们斩尽杀绝了）在这种局面下不去考虑支持、配合并推动上层进一步下定改革决心，而是采取以绝食相要挟，逼人就范的无赖方式，这有助于中国的民主改革和社会进步么？赵紫阳作出了自共产党在中国专制四十年所没有的开明讲话，是承担了巨大风险的，弄不好就会被顽固派们赶下台，可学生们不是想的如何配合当局积极稳妥地推进民主改革，却以“若不满足我的要求我就跳楼自杀”这一当今社会普遍的无赖行为相要挟，这不给了共产党的顽固势力以继续专制的口实吗？学生们口口声声说要与党和政府平等对话，并提出了什么级别以上的党政官员才能参与，这种乳臭未干的幼稚的提法给人以不知天高地厚之感，你以为你是谁？这样的提法和作法会有什么结果同学想过吗？这有助于中国的民主化么？学生运动自四月爆发后，五月四日赵紫阳在学潮和民众的强大压力下做出了进一步进行政治改革的承诺并开始对新闻进行改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此次学生运动已经推动了中国政治上的巨大进步，（赵紫阳有关开放新闻自由的谈话）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它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学生们还是应当回到校园多学知识，增长才干。至于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是政治家和社会各界精英们对话时商讨的问题。二十来岁的青年无论从知识、阅历、才干、看问题的角度、思维方式等都不足以担此重任。有谁见过当代文明世界有二十岁的政治家？学生领袖们想在中国扮演波兰的瓦文萨、捷克的哈维尔的角色是幼稚和不现实的。改革是艰难而复杂的，戈尔巴乔夫执掌苏联大权，足足花了五年的时间，才使国家摆脱了共产专制的桎梏。学生们又怎能如此性急地想在中国一夜成功呢？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还应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正确的战略战术才是实现正确的政治方向的保证。不能把无休止的抗议当成目的。政治斗争是复杂的，政治家们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观念。波兰共产党首领雅鲁泽尔斯基在波兰搞军事管制，逮捕了大批“团结工会”领导人，但波兰最后却在雅鲁泽尔斯基的任上实现了完全彻底的民主化改革。阿尔巴尼亚的阿利雅是世界公认的专制顽固派，但面对世界民主化潮流，他不也在世界最顽固的共产党专制堡垒中实行了真正的民主改革吗？邓小平逮捕魏京生，抛出了“四个坚持”，但以邓的睿智和现实，面对世界潮流，也决不会无动于衷。邓小平在中国首倡改革，使他在世界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又使邓小平相形失色，此时的邓小平莫非就没有再来一次政治改革以让世界对他刮目相看的追求？赵紫阳五月三日的开明讲话，没有邓的默许可能吗？万里在四月二十四日面对学潮提议请示邓小平，才有后来的《四二六社论》，但在加拿大访问时，不也公开赞扬学生的爱国热情，支持记者们要求新闻自由吗？李鹏这样的事后被公认的顽固派不也公开说过：民主自由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我们准备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逐渐开放人民的民主自由的话吗？那么世界又有什么一成不变的呢？客观地说，此时的邓小平站在了十字路口，既可能顺应潮流推进改革，又可能在顽固势力的压力下血腥镇压民主运动。学生和社会各界只能为民主的实现营造出一种和谐的政治环境。赵紫阳当初说：“中国不会乱，我对此有充分信心”时，顽固派是冷眼旁观，现绝食一出现，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对局面失控，保守派幸灾乐祸，终于有了压制民主打倒赵紫阳的口实。学生们的极端行为使中国的改革大业毁于一旦。成亦萧何，败亦萧何。学生们发起了共产党专制以来的中国空前规模的民主运动，但就在民主运动已初见成效，中共已开始改革新闻时，学生们以“政治跳楼”为要挟手段的极端方式恰又葬送了从中共内部进行民主变革的前途。学生绝食后，五月十三日晚，严家其、包遵信等人在北大贴出了《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呼吁知识分子举行支持、声援绝食的学生大游行。5月14日，知名学者严家其、苏晓康等十二人又发出了《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要中共当局定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承认高自联为合法组织，要求共产党不得对绝食学生采取强制措施，否则将成为历史罪人。 5月15日，严家其、包遵信、苏晓康等人组织数万知识分子进行声援绝食学生的大游行，5月16日，严家其等人在北大三角地召开“中国知识界新闻发布会”，宣布成立“中国知识界联合会”。中共控制的新闻机构在胡启立与新闻记者对话后，对学生运动的报道更加直接和公开。从五月十五日起中国的新闻记者们确确实实地自由了，在其后的三天时间里对学生绝食现场和游行示威的情况作的报导的客观公正程度简直就与西方民主社会一样！自毛泽东共产党一统大陆后，中国人民从此失去了新闻自由，但赵紫阳当政，中国再次实现了新闻自由！虽然这新闻自由仅三天就短命夭亡，但毕竟新闻自由在共产党的大陆存活了三天！此时身在火山口上的赵紫阳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力劝学生们停止绝食。尽力避免出现局面失控的状况。 5月14日凌晨，中共政治局委员李铁映、李锡铭等人到天安门广场力劝学生回校。当天下午李锡铭、阎明复、尉建行等与学生们进行对话，劝学生们停止绝食。 5月15日，李铁映、阎明复再次同学生们对话。在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推进民主进程的合理要求时，又提醒学生们说：“事情的发展往往不以人们的善良愿望为转移，希望大家以高度的理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5月16日中共政治局五人常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学生绝食一事。赵紫阳继续采取对学生运动正面引导，不把学生推向与共产党对立的一面，并逐步深化改革、推进民主化进程的主张，这一主张得到胡启立的支持。而李鹏、姚依林、乔石则主张不能从“四、二六”社论的立场上后退。会上没作出任何决定。当天下午，赵紫阳在会见苏共总书记时，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说：“经过中苏双方的共同努力，今天上午实现了你同邓小平同志的高级会晤。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一直是国内外公认的我们党的领袖。在前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邓小平同志本人的意愿，他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的岗位上退下来了。但是，全党同志都认为，从党的事业出发，我们党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慧和经验，这对我们党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 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本身说的是事实，也没有恶意。但赵紫阳谈话后的第二天，北京市各界民众百万人走上街头，举行了自有共产党专制以来规模最大的反对共产党的游行示威，严家其，包遵信等知识界精英们发出了《五、一七宣言》，宣言中说：“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的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清王朝已死亡了七十六年，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同一天全国各大城市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让邓小平恼怒万分！这直接导致了邓小平做出了让赵紫阳下台的决定。 5月17日，赵紫阳代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发表书面讲话，呼吁同学们停止绝食。赵紫阳的呼吁不被理睬，天安门广场被一种争民主的狂热所笼罩，不知世事的学生们的不理智行为又受到对政治运作方式一窍不通的所谓的精英们的支持，那么八九民运的失败结局就不可避免了。当天，赵紫阳写信给邓小平要求见面，但这时邓小平决心已定，不想再听赵的意见，通知了当时的全体政治局常委（赵紫阳、李鹏、姚依林、乔石、胡启立），外加杨尚昆、薄一波两人在邓家开会。在邓家的会议上，邓小平说对学生已退无可退，只有戒严，用解放军平息动乱。只有赵紫阳一人反对，原反对军管的胡启立、乔石和杨尚昆此时均转变立场。赵紫阳提出辞职，但没被会议接受。一生误入共产主义岐途的赵紫阳跟随毛泽东和共产党犯下了罪行！但在这一时刻赵紫阳终于作出了最正确的决定：决不能再让自己的双手沾上无辜人民的鲜血！据《人民日报》报道，远在加拿大访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公开发话：“现在学生、知识界、工人要求民主、反对腐败，这是敦促加快改革的爱国行动。”“学生示威游行要求民主、反对政府某些官员的贪污腐败，记者要求新闻自由，党和政府近来一直在研究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费社会主义法制，使新闻变得更加开放自由。” 学生绝食后，中国的形势真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社会各阶层面对突发的学生民主运动显然缺乏心理上的准备和承受力。对现实不满的民众一片欢呼声。知识界支持学生们，但又不懂得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去达到目的。各高校负责人、各民主党派领导先是呼吁学生停止绝食，继而呼吁中共与学生们对话。中共的附属组织如全国青联、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全国学联、也站在了赵紫阳一边呼吁与学生对话。著名的学者、教授、作家、几乎全站在了学生一边要求共产党与学生对话。此时中共各地方党、政负责人的态度成了全国和全世界关注的重点，但遗憾的是除赵紫阳的发迹地四川省委书记扬汝岱公开向中央发电报要求与学生们对话外，其它各省市的官员们都采取了骑墙的态度：坐山观虎斗，谁赢跟谁走。 5月18日，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和芮杏文、罗干等人到医院看望了绝食的学生。这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十二名委员紧急呼吁中共尽快与学生对话，并建议从速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以解决当前的危机。 5月19日，赵紫阳、李鹏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赵紫阳哽咽着说：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不管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的。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我觉得，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第七天的情况下，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都忧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况一天天严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影响。总之，我就是这么一个心意。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同时说一说我们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的。大家都这么一股劲，年轻人么，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当时根本不想以后怎么样。最后，我再次垦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希望你们早些结束绝食，谢谢同学们。说完赵紫阳向在广场的学生们鞠躬，学生们热烈鼓掌，一些学生哭了。赵紫阳讲话结束后，广场上的学生纷纷请赵紫阳签字。赵紫阳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表明了他同情学生、支持民主化改革的立场，也透露出其在总书记的位置上时日不多了。 5月19日晚，中共党政要人召开大会宣布戒严。在此前老人们要赵紫阳和李鹏各自发表一篇讲话，赵不同意。后来又请他主持会议不讲话，赵还是不同意，最后请他只出席会议赵仍然不同意。大会由乔石主持，李鹏、胡启立、姚依林、杨尚昆、王震等人出席。李鹏以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身份发布《戒严令》。已经失去了政治权力的赵紫阳仍然在做最后的努力。希望能通知在北美访问的万里回国，召开人大常委会，从而利用宪法的形式机构来达到阻止使用武力清场和实现人大实权化的双重目的。同时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因时任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劝阻，政治局会议没有开成。 “六、四”大屠杀后，由中共元老主导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89年6月19日-6月21日召开，会议以批判赵紫阳为主，李鹏在报告中指责赵“分裂党”和“支持动乱”，李先念甚至对赵实施人身攻击。 6月23日-6月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赵紫阳被撤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等职务，仅保留中国共產党党籍；几天后的6月30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决定撤销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职务。赵紫阳被赶下台后，江泽民成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在保守派势力的支持下，与国务院总理李鹏联合执行“治理整顿“政策，使中国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无奈之下，邓小平于1992年年初南巡，提出“改革开放一百年动摇不得”的口号。并多次提起赵紫阳主管经济时期的功劳，他要求时任湖北书记关广富记下自己的意见并转告北京当局，他说：“以前的两任总书记抓改革开放还是有功的，1983年到1988年的经济发展很快，打下了很好的的基础。”南巡回去后，杨尚昆和万里曾提议让赵紫阳复出。于是邓小平让杨尚昆告诉赵紫阳，要求赵紫阳承认在六四中所犯错误，但赵紫阳拒不认错。1991年，邓小平就曾派人向赵紫阳带话，称赵紫阳复出当总书记都可以考虑，前提是赵紫阳要认错。之后邓小平多次派人与赵紫阳联络，赵紫阳坚持认为自己没错，并要求中央重新评价六四，因此放弃复出。赵紫阳下台后一直被软禁在家，他的住宅门前有公安站岗，并有监控摄像头监视赵家门前的举动。中共中央办公厅对赵紫阳的限制有四条：一、可以在家接待客人，但不接待记者和外国人。二、外出活动要警卫局派随卫人员，可以到郊区公园散步，如要到繁华人多的地方，警卫人员可劝阻。三、考虑到北京地区高尔夫球场都是外资或合资经营，打球的都是外国人或港澳人士，建议不要到这些地方去打球。四、如果要到外地去，可以安排到内地省份，不要到沿海或敏感地区。具体方案报中央批准。 1997年，邓小平去世。同年中共召开“十五”大。赵紫阳于1997年9月12日发出《致十五大主席团并转交全体代表的一封信》，敦促中共重新评价六四。全文如下：这次召开的十五大，是我们党在二十世纪最后的一次代表大会。再过两年多时间，就将进入二十一世纪。值此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刻，我衷心祝愿大会取得圆满成功。请允许我向大会提出一个对“六四”事件重新评价的问题，请予以审议。令举世震惊的“六四”事件已经过去了八个年头，现在回过头来看，有两个问题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给予回答。第一，那次学潮不管存在什么偏激、错误和可指责之处，但把它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是没有根据的。既然不是反革命暴乱，就不应该采取武装镇压的手段去解决。当时的武装镇压虽然迅速地平息了事态，但不能不说，人民也好，军队也好，党和政府也好，我们的国家也好，都为当时的那种决策和行动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其消极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在党群关系、台海两岸关系以及我国的对外关系中继续存在。由于这一事件的影响，还使十三大开始的政治改革中途夭折，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以至在我国经济上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出现种种社会弊端迅速滋长蔓延、社会矛盾加剧、党内外腐败惩而不止、愈演愈烈的严重情况。第二，对那次学潮当时是否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既可以避免流血又可以平息事态呢?我当时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就是为了争取这样的结局。我现在仍然认为采取这种方式是可以不流血地平息事态的，至少可以避免严重的流血冲突。大家知道，当时学生中的多数是要求惩治腐败和促进政治改革的，并不是要推翻共产党，颠覆共和国。如果我们不把学生的行动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接受他们的合理要求，采取耐心的协商、对话、疏导，事态是可以平息下去的。这样就不仅能够避免流血冲突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而且能够在执政党、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的沟通和互动模式，促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使我们的国家不但在经济改革上取得丰硕成果，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会出现一种新的局面。对于“六四”事件的重新评价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即使时间拖得再久，人们也不会淡忘掉的。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在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现在全国形势尚属稳定，思稳怕乱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人们当年那种激动情绪也逐渐趋于平静。我们党如果能在这种情况下主动提出重新评价“六四”事件问题，并主持进行这一工作，是可以排除来自不同方面极端情绪的干扰，而把解决这一历史难题的进程引向理性、宽容、和解以及严格遵照解决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着重总结经验教训，不着重追究个人责任”的正确轨道上来。这样就既可以使历史难题得到化解，保持国内局势的稳定，同时也可以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争取一个更好的国际环境。希望我们党审时度势，早作抉择。以上建议，供大会审议。赵紫阳但这封信给赵紫阳带来了更严厉的软禁。赵紫阳又于同年10月13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发出公开信，信中指控对他的软禁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践踏，赵紫阳在信中说：“……自从信（致十五大主席团并转交全体代表的信）发出之后，我就被禁止会客、外出，完全限制了我的自由，把我从半软禁升级为完全的软禁了。……我作为一个党员，就某一问题向党的代表大会提出建议，是正常行使党员的权利，这是党章明文规定了的。……我不知道我究竟触犯了什么法律，、、、、.这样不明不白的随意就可以对一个人实行软禁，可剥夺一个人的公民权利，难道不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践踏么？……而在我们党早已深刻总结了过去左的沉痛教训以后，十多年来一直强调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今天，尤其是在江总书记刚刚在党的十五大向国内外郑重宣布了我党要坚持“依法治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候，在中央身边竟然发生了如此粗暴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事，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自从1989年6月以来，我被非法软禁、半软禁已有八年之久，不知这种被剥夺自由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这对我一个年近八十岁的老人的身心健康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我希望能够早日解除对我的软禁，恢复我的人身自由，使我不再在一种孤寂、抑郁的情境中度过余年……” 这封信没有带来任何回应，完全软禁状态从1997年10月持续到1999年12月，之后又转入半软禁状态。 2005年1月17日被软禁达十六年之久的赵紫阳先生离开了人世。享年85岁。赵紫阳是当代中国伟大的改革家。也是一个悲剧式的英雄人物！他青年时代误入共产主义岐途，跟着毛泽东干了不少的坏事。但最终觉悟过来！他老年时代想的是把中国引入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坦途！一场突如其来的学生运动打乱了赵紫阳的改革部署！他因不愿意让自己的双手沾上人民的鲜血而下台！他也因此而获得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衷心的景仰和敬佩！当代中国伟大的政治改革家赵紫阳先生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