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朝演义十二：梁漱溟谏言触龙怒   毛泽东公堂辱斯文

巴山老狼  著

第二篇：山雨欲来风满楼   大灾难前有凶兆

第十二章   梁漱溟谏言触龙怒   毛泽东公堂辱斯文

一九五三年九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期间，民主人士梁漱溟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后来竟出现梁漱溟先生被轰下台的令人难堪的局面。到一九五五年五月后，共产党控制的全国报刊发表了一大批文章，对梁漱溟的政治、哲学、文化、教育等思想进行大规模的批判。梁漱溟被扣上了“代表地主反共反人民”的大帽子，他提的意见被认为是反动化建议，是“资产阶级路线”。梁漱溟本人成了共产专制下第一个“反动文人”的典型。

此事起源于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九次扩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九月九日上午，小组会讨论周恩来报告时，在小组召集人章伯钧发言之后，梁漱溟先生即在会上发言说:“这一总路线原是人意料中所有的，章伯钧先生更发挥了周总理所讲的话，我于此深表赞同，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可说。路线既无问题，那么就看怎样去做了。要把事情做好，全靠人人关心这一事业。发现不论什么大小问题，随时反映给负责方面，以求减少工作上的错误。例如《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时常有人把他所见到的问题写信提出来。而党报收到来信亦马上能注意检查或交给该管的机关部门去检查纠正，这就是最好的。这样做一方面看出人民能关心公家的事情。一面看出党和政府能够随时听取老百姓的意见解决问题。这种精神在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应该继续发扬。只有自始自终发扬民主，领导党又能认真听取意见，这建国运动才能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其效就能倍增了。”

下午周恩来主持会议，各小组主持人把上午发言情况在大会上作了统一汇报。汇报结束前，周恩来宣布第二天的大会由个人发言。周恩来在离开会场时对梁漱溟说：“明天的大会你也说一说好不好。”梁漱溟说：“好。”

梁漱溟认为：如果把小组会上的发言在大会上重复一下没多大意思，他小组会上说的话是就党外广大群众而说，而现在是党的负责人要他在大会上说话，那么就应该说些对党有贡献的话。因此连夜作发言准备。九月十一日，梁漱溟按自己的准备作了长篇发言：

“我曾经多年梦想在中国能展开一个伟大的建国运动。四十年前我曾经追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那时只晓得政治改造，不晓得计划建国。然而我放弃旧民主主义革命已有三十多年了。几十年来，我一直怀抱着计划建国的思想。虽不晓得新民主主义之说，但其理想和目标却大体相合，由于建国计划必须方方面面相配合、相结合，我推想政府除了已经给我们讲过的发展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两方面之外，象轻工业、交通运输等行业如何相应地发展，亦必有计划。希望亦讲给我们知道。此其一。”

“由于建国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完成我们的计划，就使我想到群众工作问题。在建设工业上我推想有工会组织可依靠就可以了。在改造私营工商业上亦有店员工会，工商联和民国会。在发展农业上推想或者是要靠农会。然而农会虽在土改中起了主要作用，土改后似已作用渐微。那么现在只有依靠乡村的党政干部了。但据我所闻，乡村干部的作风很有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其质量上似乎都不大够。依我的理想，对乡村的群众尤其必须多下教育功夫，单单传达政令是不行的。我多年曾有纳社会运动于教育制度之中的想法。这里不及细说，但希望政府更好安排。此其二。”

“还有其三是我想重点提出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大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都转入城市，乡村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都往城里跑。（包括北京）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适宜的，尤其是共产党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就会说他们进了城，嫌弃了他们。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纵观梁先生之言，可谓对共产党披肝沥胆，一片赤诚，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周恩来在当天会上作了总结性发言：“这次会议是有收获的，各位朋友提了很多意见。其中有很多好的意见，应引起各主管部门的注意。”会后，周恩来就梁漱溟的发言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九月十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二十四次扩大会议。会议听取了彭德怀《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参加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的大多数人列席了本次会议。彭德怀报告后，毛泽东讲话，对梁漱溟进行不点名的批评。毛泽东出言不逊，口气严厉，且具有强烈的嘲讽意味：“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国主义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然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梁漱溟听了毛泽东的话，感到很意外，很不服气。自认为是拥护总路线的，只不过说了几句心里话，想让共产党注意某些问题，怎么会有损于总路线及工农联盟呢？当即提笔给毛泽东写信说明情况。信上说：“你说的一些话是说我的，你说我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并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请您收回这个话。我要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且我发言时主席本人不在场。希望毛泽东给个机会由我当面复述一遍我原来发言的内容，以求指教，解除误会。”

十三日上午，梁漱溟将信面交毛泽东。毛泽东约他当晚谈话。梁先生曾于一九三七年、一九四六年两次访问延安，与毛泽东、中共要人推心置腹地就国家前途、命运进行交谈。毛泽东未坐上江山时，对民主人士极力拉拢争取，对梁先生的访问优礼有加，招待甚周。不过今非昔比，斗转星移。坐上龙庭的毛泽东已无必要客气了。约见成了召见，谈话成了训话。不管梁先生如何解释，毛泽东均坚持梁是反总路线的人，只是不得自明，或决不承认而已。梁先生深感失望。激愤之余，与毛泽东发生语言冲突，结果不欢而散。

梁漱溟为洗刷毛泽东强加在身上的“反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的罪名，于九月十三日在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第二十七次会议上，再次登台发言复述了九日和十三日在小组会和大会上的发言内容，再三陈述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而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以期望让公众评判是非。

然而毛泽东定下的铁案岂容推翻！天子金口玉牙，一言九鼎，梁先生的倔犟，引来了毛泽东的震怒。

九月十七日，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批判梁漱溟在解放前的思想及活动，介绍梁漱溟在国共和谈中的表现。（梁漱溟在一九四五年国共和谈中主张军令、政令统一，和平建设国家，批评中共武装割据。为此周恩来当年曾声泪俱下地说民主派人士袒护国民党）周恩来的讲话成了人们批判梁先生一贯反动的依据。周恩来讲话后，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名道姓地对梁漱溟先生大张挞伐：

 “你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在以笔杀人。”

“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 “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消，而且下一届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人受你欺骗。”

“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以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

“你提出的所谓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党团妇联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也差，因此无信心。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的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化的建议！”

 ………

此时毛泽东的话已经不是在讲理，而是在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这使得与梁先生关系较好的人再不敢与其交往了，谁愿意得罪毛而去“受骗”呢？

梁先生听了这些尖酸刻薄的语言，当即就要上台与毛泽东论理。梁先生有理无权，毛泽东有权无理。可是理没权大。书生气十足的梁先生遇见大兵出身、大权在握的毛泽东，纵有千万条理由也说不清。大会主席叫他第二天再讲。

九月十八日梁先生拿着准备好的稿子再次在大会上发言说：“昨日会上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很了出乎我的意外。当局认为我在政协的发言是恶意的，特别是主席的口气很重，很肯定我是恶意的。但是单凭这一次发言就判定我是恶意的论据尚不足。因此就追述过去的事情。（周恩来九月十七日追述梁的历史）证明我一贯反动。因而现在的胸怀才有很多恶意。但我却因此而增加了交待历史的任务。也就是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而我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之异同，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就需要给我比较充裕的时间。”

 梁先生的发言刚开头即有一些人打断他，不让他再往下讲。拍马屁者的时机恰到好处。而梁先生正迫不及待地往下讲事情的来龙去脉，以解除落在自己身上的误会。梁即离开讲稿说：“现在我唯一要求是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我觉得昨天的会上和诸位说了我那么多，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主席能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毛泽东当即说：“你要的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说：“主席你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尊敬你，若你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去对你的尊敬。”毛说：“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梁说：“这点无关紧要，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毛说：“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你实行那一条，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梁说：“我是说主席有无自我批评的雅量。”

 ……

大会场上，毛泽东、梁漱溟针锋相对，言辞激烈。纵观毛泽东统治大陆二十多年，敢与其当众顶撞者，不论是共产党内还是共产党外，梁先生还是第一人！再看双方言辞，梁先生出言尖锐，理直气壮，句句直击要害；毛泽东却居高临下，以势压人，强词夺理。最后大会对是否让梁漱溟继续发言进行表决，与会的大多数人察言观色后举手反对梁发言。梁终于无可奈何地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下讲台。

大多数人举手轰梁先生下台。正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趋炎附势心态的流露。毛泽东集权势、威望于一身，不管有理无理，当众顶撞最高权威即是一大罪状，就是无理至极。

而那些举手将梁先生轰下台的人后来的结局也好不了多少，梁先生的今日能说不是诸君的明日？几年后的反右斗争一来。当初举手将梁先生赶下台的衮衮诸公又有几人幸免于难？倒是梁先生因顶撞毛泽东后从此闭嘴，反倒因“祸”得“福”了。

此事发生以后，梁先生即请长假。还算毛泽东有“雅量”，没给什么处分。也许毛泽东日后回味此事觉得没占什么便宜，半年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央写报告，要对近几十年来其他资产阶级思想代表人物在今天还有影响的（如梁漱溟）进行批判。毛泽东很快批准此报告。在一九五五年的报刊上刊登了大量批判梁漱溟的文章。此时的梁先生再无申辩之权。毛泽东大获全胜，满载而归。此段公案，方才了结。

梁漱溟先生生于一八九三年。他与一切爱国仁人志士一道，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积极追求、探索奋斗。早年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为在中国实现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而不遗余力。先赞成君主立宪，随后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但由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沉淀污浊深厚，使得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一次次遭到失败。继而梁先生转入了从传统文化的改造入手，大力提倡教育救国，认为改造社会应从乡村入手。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国际背景等诸多原因终使梁先生的宏愿化为泡影。抗日战争爆发后，梁先生与各界爱国人士一起，主张团结抗日一致对外。为联合中间势力形成政团力量，促进联合抗日，梁先生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一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主张“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厉行法制，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对独裁专制进行猛烈抨击。一九四六年，梁先生任民盟秘书长，积极参与当时的政治协商会议。主张和平建国，反对武装割据，要求军令、政令统一。共产党在大陆胜利后，梁先生又把国家富强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满怀建国之热望，决定跟随共产党一道建设自由、民主、富强、繁荣的中国。但残酷的现实却是共产党比国民党更专制、更残暴一万倍。自由、民主、富强的中国更是遥遥无期。这一残酷的现实使梁先生痛心疾首，就在共产专制最黑暗的文革时期，梁濑溟先生公然反对莫名其妙的批林批孔运动。这表现出了一位杰出的爱国知识分子坚持真理，不向专制恶魔低头的高尚品质。

梁先生一九八八年以九十五岁高龄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