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的出现是毛泽东盘算很久的谋划，而采取的手段是毛一贯手法，他总是要把自己的意愿强加民意，用某种方式，让底下的一波人捅自己的顶头上司。”中国著名水利工程学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的女儿黄肖路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1946年出生的黄肖路当时在清华附中当实习老师。
1966年5月底，清华附中十几至二十多个学生在学校西边的圆明园小树林里成立了红卫兵组织。6月1日晚八点，《新闻联播》播出《人民日报》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并通过广播向全国播放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聂元梓贴出的大字报。“那晚的高音喇叭全校住宅区和学生区都听见了，那个新闻联播的播放力度与声音的广度都很大，大家就觉得要有一个特别大的运动开始了。”黄肖路说。
6月2日，早上，黄肖路所在的语文教研组，已经被学生们翻了个顶儿朝天，所有的学生都自动停课。到早上约九点时，学生们的躁动，让黄肖路感觉五层高的教学楼都动起来了，还以为那年三月八日的余震来临了。
黄肖路描述说，在五楼图书馆大廰上有一个大字报，那是她平生第一次看见的硕大的“红卫兵”三个字。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而有资格当红卫兵的只能是那些“革命干部子弟、军人子弟、公农子弟、贫下中农工”，她作为右派的后代是没有资格，从小学五年级就被叫成“小右派”。
红卫兵打、杀老师
6月9日，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组织已经延伸至清华大学，一时间，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蒋南翔、校长等校领导都成了“黑帮”，“没过两三天，从上到下所有各系的党委都被学生揪出来了”。
清华附中被“上面”安排的“工作组”6月7日已经进校，9、10日就开始打人，刚开始集中在打校长、副校长，“没过两天我上班看见万邦儒从我身边走过，唉呀！真可怕那个头发，被理成阴阳头了，我当时心里头就很恐怖。你说这人头一天还是一个学校的党支部书记、清华附中的校长，第二天他就是一个黑帮分子、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好像谁都可以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不翻身。”黄肖路说着。
她还表示文革过去多年后，才明白，那就是共产党的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的20年代初，在江西搞什么苏维埃共和国、搞什么湖南农民运动打土豪分田地，还有党内叫做消灭AB团，从头到尾一句话共产党就是个暴力集团，全都是暴力，但是我们从前根本就不懂。”黄肖路感慨道。
其实，在文革时期，清华附中杀人最厉害的时候要数8月份，叫“红八月”。而这个“红八月”，第一个杀人的还是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学生们，在8月5日当天，副校长卞仲耘活活地在烈日下被打死。但参与打人的河南省委书记刘仰峤之女刘进、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之女宋彬彬等六七人却非得让医生说，卞仲耘因高血压过高，心脏突然不舒服而死。
“她丈夫王金尧当时拍的照片上，明摆着卞仲耘的头都肿得特别大，面部和身子全部都是鞭打的伤痕。他们拿那个木工室带有钉子的木棍，打下去。跟那些个突然中风的、又因心脏不好的，情况不同。”而凶手是谁？黄肖路说是宋彬彬她们一大伙高干子弟红卫兵。
黄肖路告诉大纪元记者，她最早看到被挨斗是清华附中学生斗不到五十岁的艾知生，并且印象特别深，因艾知生的大儿子艾平在黄当实习老师的班级651班上学。“艾知生被学生戴了黑帽游街，边上还喊著‘打倒艾知生，打倒黑帮分子’。游著游著，突然看见旁边有游街的人跳出来打人。”黄肖路表示这是她在文革中第一看到的动武场景。
8月18日，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诸如宋彬彬等人的时候，黄肖路在北京101中学的美术教员陈葆昆被打死，她是北京第二个被打死的老师。
在8月24日，黄肖路的家被抄，她的父亲黄万里被抓走、被打，“（他）感到疼痛，后来感到麻木，最后什么感觉都没有了。”25日凌晨，黄肖路自己也被打得麻木了，连脊背上都满是血、汗衫粘在皮肉上的感觉都没有了。只是此时，还让她打一位非党员老专家，“实在不忍心打，况且我从来没打过人，但那个年轻人硬逼着我打，我拒绝，那个年轻人就用棍子打我的脊背，骂我是坏人”。
据黄肖路当时估计8月25日，至少有一个老师自缢、一个跳楼。当时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刘冰也跟黄肖路和她的父亲一样被人打。
据2004年王友琴教授出版的《文革受难者》一书中披露，根据她所作的一项调查，北京学校中，在 1966 年夏天被红卫兵杀害的教职员工除了陈葆昆之外，还有： 北京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张辅仁和总务处工作人员张福臻，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北京第八中学负责人华锦，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语文教师靳正宇和学校负责人姜培良，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校长梁光琪，北京西城区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和教师吕贞先，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教师孙迪，北京第六中学老校工徐霈田，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生物教员喻瑞芬，北京景山中学的工友李锦坡，北京第四女子中学语文老师齐惠芹，北京138 中学书记张冰洁， 北京第二十五中学的语文老师陈沅芷和一位姓名已经被忘却的工友，北京吉祥胡同小学校长邱庆玉，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吴兴华。
（转自大纪元， 大纪元特约记者常春、萧律生采访报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