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欧阳修主修《新唐书》，首作《奸臣传》，以警示后人。后来历代修史，沿用此例。一部《宋史》写尽忠奸善恶、王朝兴衰。“天下治乱 在君子小人用舍而已”，这句血泪总结的名言，对于今天的国家治乱仍有警示作用。

《宋史．张焘传》中记载，建炎初，宋高宗经历了苗刘兵变后，重登帝位，要求臣民上书言事。大臣张焘上书说：“国家能否管理好，在于君子、小人的任用取舍罢了（天下治乱 在君子小人用舍而已）。小人的朋党一天天得势，君子的同类就一天天消退，将靠什么来平定祸乱谋求安定呢？”

宋朝初年，五星聚奎，占天象者认为宋朝的天下，人才众多，是个好兆头。宋朝忠臣济济，但奸邪也多。

《易经》说：“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君子为阳，小人为阴，阴阳相生相克，君子和小人犹如正邪两股力量，共同存在于帝王之侧。在一个国家中，君子虽然很多，但是小人掌握朝廷权力的时候，其象即为阴。小人虽然很多，但是朝廷里君子掌握权力，其象就为阳。在一个朝代兴盛之时，君子掌握朝廷的权力，小人只有乖乖听命的份儿，国家的祸患很少。到了一个朝代即将灭亡的时候，小人得志，奸臣当道，他们狡诈和阴谋就呈现出来了。

因此，《宋史》在《奸臣传》开篇中，警示后来的执政者：一定要辨别忠贞和善良，正义和邪恶，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可不谨慎啊！

遭奸臣排挤的李纲

在宋朝，精忠报国的岳飞遭奸臣秦桧陷害，千年来家喻户晓。“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岳飞在《满江红》一词中道尽了宋人的悲愤。造成靖康耻以及南宋偏安一隅的原因，正是众多奸臣作乱，排挤陷害忠臣。预言岳飞将为“中兴名将”的名臣李纲，提拔恩待岳飞的大将宗泽同样遭到奸臣的排挤和遏制，导致宋朝中兴大业受阻。

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入侵汴京时，李纲以一介文臣受命于危难之际，率军民击退强大的金兵，使得京城转危为安。但朝廷上下旋即又陷入歌舞升平之中，唯独李纲忧心国家的防务。此时主和派的奸臣耿南仲等使计，让皇帝猜忌李纲，并将李纲调离京城，不断将他贬谪。

不久金兵再次入侵，皇帝省悟到和议之错，任命李纲为资政殿大学士，负责主管开封府事务。李纲接到命令，便立即率领湖南的勤王之军赶赴京城救援，还未到达，都城已经失守。宋微宗、宋钦宗二帝和妃嫔、皇族、百官被金人掳往北方，是为靖康之耻。

宋高宗（赵构）即位，一度起用李纲为相。李纲上任，提出十大建议，决心重整朝纲，主张用两河义军收复失地。但李纲主政仅七十五天，便被奸臣谗言攻击而遭罢免，其施政举措均被废止。奸臣的理由都很荒唐，如：“李纲为金人所恶，不宜为相。”“李纲名浮于实，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

李纲被赶走后，奸臣汪伯彦、黄潜善当政。汪伯彦正是秦桧的老师，培养了堪称中国历史第一大奸臣的秦桧。

《宋史．李纲传》最后分析，以李纲的贤能，使他在靖康、建炎年间能用尽心力，无人阻挠，二位皇帝何至于被金人掳往北方，而宋室岂至于南渡而偏安一方？重用君子则社稷安稳，重用小人则国家危亡，千古不变之理也。宋高宗为何不用李纲，却偏偏对黄潜善、汪伯彦、秦桧的话，听之信之？

李纲深孚众望，一生心系社稷和百姓的安危。他虽然屡遭朝廷贬斥，忠诚之心一点也未消减，不以被用或被贬而改易心志。《宋史》赞他像婴儿爱恋母亲一样，虽遭母亲怒声呵斥，犹噭噭哭泣著、牵着母亲的衣裙追随母亲。

连呼三声“过河”的宗泽

二帝被掳后，大宋江山风雨飘摇。康王赵构（即后来的宋高宗）被密诏任命为全国兵马大元帅，宗泽为副元帅。宗泽苦心经营开封防线，召集了几十万民间义军，数次大破金兵，威震天下，金人畏惮宗泽，都称“宗爷爷”。

宗泽一边准备北伐，一边请求皇上回京，力图恢复北方失土。他一年上了24道奏章，每每被黄潜善等奸臣所阻，忧愤成疾，背上长毒疮。这就是著名的《乞回銮殿疏》。宗泽临终前一日叹息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去世那天，风雨如晦，宗泽没有一句话谈及家事，连呼三声“过河”便去世了。都城之人闻知，无不痛哭。

《宋史》论道，金人逼迫二帝到北方，国家失去了君主，宗泽一声呼唤，河北义军数十万人响应，实是因为宗泽的忠心义气感动了大家。国民目睹君父陷于困境，怎么能没有愤慨的心情呢？在当时，宗泽能够勇往直前，或许是没有那些龌龊的勾当牵制他吧，奉迎二帝回归，收复旧都，都能立即做到。黄潜善、汪伯彦妒忌贤能而夺人功绩，使宗泽不能实现他的大志，悲愤而死，不是很悲哀吗？

而另外一个贤相赵鼎，也是遭到秦桧忌恨，被斥责流放远方，未能完成大志，令君子痛心。赵鼎自写墓志铭，有“气作山河壮本朝”之语。《宋史》说，为何他与宗泽忧国爱君，身处生命祸变的关头，仍然如此忠诚，而宋高宗却被险恶小人的诽谤所迷惑，一会儿任用一会儿罢黜。所谓“善善而不能用”（赞扬好人却不能任用），千年以来，忠臣义士特别为之扼腕叹息，国家的衰败，也就成了必然。

宋徽宗丧失国家的缘由

《宋史》考察宋徽宗丧失国家的缘由，指他不是因为愚蠢、暴虐或是被篡权，只是倚仗自己的小聪明，用心偏颇，疏远、排斥正直之士，信任奸诈阿谀之人，从而导致国家覆亡，自身被俘。

南宋初年，朝廷议论靖康之变时的事情，宋高宗问：“宋钦宗勤于政事，阅读奏章，通宵不睡，最后仍然被掳走，为什么呢？”李纲回答说：“人主的职责在于知人善任，提拔君子而屏退小人，则大功可成，否则成天埋头于事物之中，或陷于奏章之中，也无济于事。”

靖康之祸非一日而成。理学家胡寅曾上书高宗说：“仁宗皇帝在位时，得到的君子最多。小人也时有被录用，然而罪迹昭著时就予以斥退；君子也偶尔被罢黜，然而忠义显现时就加以录用。所以那些成就当世之功、贻辅后人之业的，都是君子。到王安石就不同了，他废黜君子，使他们一去而不还；崇信小人，一任用就不加改变。所以那些败坏当时朝政、贻害后世的，都是小人。仁宗皇帝所用的君子，已经时隔久远、日渐消亡了。而王安石所招揽的小人，却方兴未艾。导致误国破家，至毒至烈，以致二帝受辱，羿、莽擅朝，殉节死难者不过一二人。这浮华轻薄的危害，是圣明君主所应当畏惧而深戒的。”

宋代与朱熹齐名的四大名儒之一罗从彦认为，有君子在朝廷，天下必定能够得到治理；小人在朝廷，则天下就会发生混乱。“天下的变乱不产生于四方之地，而产生于朝廷。就好比人伤了元气，寒暑之疫就容易侵入；树伤了树心，就容易被风雨摧折。所以朝廷内有李林甫这样的奸臣，朝外必有安禄山的叛乱；内有卢杞这样的奸臣，外必有朱泚的叛乱。”

君子小人相争君子必败

为何李纲、宗泽等忠臣义士在强敌面前，凛然无惧，振臂一呼，可以挽国家社稷于将倾，在奸臣小人面前却往往束手乏策？

北宋名相富弼经常说：“君子和小人相处，一定不能得胜。君子不能得胜，就洁身而退，乐于正道没有怨恨。小人不能得胜，就互相勾结、挑拨、散布谣言，千方百计，一定要获胜才罢休。”

苏辙上书给宋哲宗说：“君子小人，势同冰炭，在一起必然争议。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为什么呢？小人贪利不怕羞耻，抨击他们很难离去，君子们洁身好义，受挫折就选择引退。”

“等到小人得志，就放肆毒害善良之人，希望天下不乱是不可能的。”富弼说。

“君子敢于冒犯皇上劝谏直言，违背陛下的意愿，退职甘心家居而食，这是替国家打算，而不是为自己打算。小人好自结朋党，培植势力，排挤正人君子，心甘情愿地说一些假话，一切都顺从陛下的旨意，于是分取陛下的官职爵位，这是替自己打算，而不是为国家打算。”这是南宋大臣姚希得入朝应对，分析君子小人、邪恶正义的区别时所说。

那么作为执政者，该如何做呢？《宋史．蒋重珍传》有一段君臣对话可作借鉴。皇帝说：“人主的职责没有别的，只要辨别君子和小人。”大臣蒋重珍对其说：“小人也指君子为小人，这就难以分辨了。人主应当精心挑选有声望的，安排他们在要害部门，公论天天听，定会清楚君子的姓名、小人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