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歐陽修主修《新唐書》，首作《奸臣傳》，以警示後人。後來歷代修史，沿用此例。一部《宋史》寫盡忠奸善惡、王朝興衰。“天下治亂 在君子小人用舍而已”，這句血淚總結的名言，對於今天的國家治亂仍有警示作用。

《宋史．張燾傳》中記載，建炎初，宋高宗經歷了苗劉兵變後，重登帝位，要求臣民上書言事。大臣張燾上書說：“國家能否管理好，在於君子、小人的任用取捨罷了（天下治亂 在君子小人用舍而已）。小人的朋黨一天天得勢，君子的同類就一天天消退，將靠什麼來平定禍亂謀求安定呢？”

宋朝初年，五星聚奎，占天象者認為宋朝的天下，人才眾多，是個好兆頭。宋朝忠臣濟濟，但奸邪也多。

《易經》說：“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君子為陽，小人為陰，陰陽相生相剋，君子和小人猶如正邪兩股力量，共同存在於帝王之側。在一個國家中，君子雖然很多，但是小人掌握朝廷權力的時候，其象即為陰。小人雖然很多，但是朝廷里君子掌握權力，其象就為陽。在一個朝代興盛之時，君子掌握朝廷的權力，小人只有乖乖聽命的份兒，國家的禍患很少。到了一個朝代即將滅亡的時候，小人得志，奸臣當道，他們狡詐和陰謀就呈現出來了。

因此，《宋史》在《奸臣傳》開篇中，警示後來的執政者：一定要辨別忠貞和善良，正義和邪惡，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可不謹慎啊！

遭奸臣排擠的李綱

在宋朝，精忠報國的岳飛遭奸臣秦檜陷害，千年來家喻戶曉。“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岳飛在《滿江紅》一詞中道盡了宋人的悲憤。造成靖康恥以及南宋偏安一隅的原因，正是眾多奸臣作亂，排擠陷害忠臣。預言岳飛將為“中興名將”的名臣李綱，提拔恩待岳飛的大將宗澤同樣遭到奸臣的排擠和遏制，導致宋朝中興大業受阻。

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入侵汴京時，李綱以一介文臣受命於危難之際，率軍民擊退強大的金兵，使得京城轉危為安。但朝廷上下旋即又陷入歌舞昇平之中，唯獨李綱憂心國家的防務。此時主和派的奸臣耿南仲等使計，讓皇帝猜忌李綱，並將李綱調離京城，不斷將他貶謫。

不久金兵再次入侵，皇帝省悟到和議之錯，任命李綱為資政殿大學士，負責主管開封府事務。李綱接到命令，便立即率領湖南的勤王之軍趕赴京城救援，還未到達，都城已經失守。宋微宗、宋欽宗二帝和妃嬪、皇族、百官被金人擄往北方，是為靖康之恥。

宋高宗（趙構）即位，一度起用李綱為相。李綱上任，提出十大建議，決心重整朝綱，主張用兩河義軍收復失地。但李綱主政僅七十五天，便被奸臣讒言攻擊而遭罷免，其施政舉措均被廢止。奸臣的理由都很荒唐，如：“李綱為金人所惡，不宜為相。”“李綱名浮於實，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

李綱被趕走後，奸臣汪伯彥、黃潛善當政。汪伯彥正是秦檜的老師，培養了堪稱中國歷史第一大奸臣的秦檜。

《宋史．李綱傳》最後分析，以李綱的賢能，使他在靖康、建炎年間能用盡心力，無人阻撓，二位皇帝何至於被金人擄往北方，而宋室豈至於南渡而偏安一方？重用君子則社稷安穩，重用小人則國家危亡，千古不變之理也。宋高宗為何不用李綱，卻偏偏對黃潛善、汪伯彥、秦檜的話，聽之信之？

李綱深孚眾望，一生心繫社稷和百姓的安危。他雖然屢遭朝廷貶斥，忠誠之心一點也未消減，不以被用或被貶而改易心志。《宋史》贊他像嬰兒愛戀母親一樣，雖遭母親怒聲呵斥，猶噭噭哭泣著、牽着母親的衣裙追隨母親。

連呼三聲“過河”的宗澤

二帝被擄後，大宋江山風雨飄搖。康王趙構（即後來的宋高宗）被密詔任命為全國兵馬大元帥，宗澤為副元帥。宗澤苦心經營開封防線，召集了幾十萬民間義軍，數次大破金兵，威震天下，金人畏憚宗澤，都稱“宗爺爺”。

宗澤一邊準備北伐，一邊請求皇上回京，力圖恢復北方失土。他一年上了24道奏章，每每被黃潛善等奸臣所阻，憂憤成疾，背上長毒瘡。這就是著名的《乞迴鑾殿疏》。宗澤臨終前一日嘆息道：“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去世那天，風雨如晦，宗澤沒有一句話談及家事，連呼三聲“過河”便去世了。都城之人聞知，無不痛哭。

《宋史》論道，金人逼迫二帝到北方，國家失去了君主，宗澤一聲呼喚，河北義軍數十萬人響應，實是因為宗澤的忠心義氣感動了大家。國民目睹君父陷於困境，怎麼能沒有憤慨的心情呢？在當時，宗澤能夠勇往直前，或許是沒有那些齷齪的勾當牽制他吧，奉迎二帝回歸，收復舊都，都能立即做到。黃潛善、汪伯彥妒忌賢能而奪人功績，使宗澤不能實現他的大志，悲憤而死，不是很悲哀嗎？

而另外一個賢相趙鼎，也是遭到秦檜忌恨，被斥責流放遠方，未能完成大志，令君子痛心。趙鼎自寫墓志銘，有“氣作山河壯本朝”之語。《宋史》說，為何他與宗澤憂國愛君，身處生命禍變的關頭，仍然如此忠誠，而宋高宗卻被險惡小人的誹謗所迷惑，一會兒任用一會兒罷黜。所謂“善善而不能用”（讚揚好人卻不能任用），千年以來，忠臣義士特別為之扼腕嘆息，國家的衰敗，也就成了必然。

宋徽宗喪失國家的緣由

《宋史》考察宋徽宗喪失國家的緣由，指他不是因為愚蠢、暴虐或是被篡權，只是倚仗自己的小聰明，用心偏頗，疏遠、排斥正直之士，信任奸詐阿諛之人，從而導致國家覆亡，自身被俘。

南宋初年，朝廷議論靖康之變時的事情，宋高宗問：“宋欽宗勤於政事，閱讀奏章，通宵不睡，最後仍然被擄走，為什麼呢？”李綱回答說：“人主的職責在於知人善任，提拔君子而屏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成天埋頭於事物之中，或陷於奏章之中，也無濟於事。”

靖康之禍非一日而成。理學家胡寅曾上書高宗說：“仁宗皇帝在位時，得到的君子最多。小人也時有被錄用，然而罪跡昭著時就予以斥退；君子也偶爾被罷黜，然而忠義顯現時就加以錄用。所以那些成就當世之功、貽輔後人之業的，都是君子。到王安石就不同了，他廢黜君子，使他們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用就不加改變。所以那些敗壞當時朝政、貽害後世的，都是小人。仁宗皇帝所用的君子，已經時隔久遠、日漸消亡了。而王安石所招攬的小人，卻方興未艾。導致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以致二帝受辱，羿、莽擅朝，殉節死難者不過一二人。這浮華輕薄的危害，是聖明君主所應當畏懼而深戒的。”

宋代與朱熹齊名的四大名儒之一羅從彥認為，有君子在朝廷，天下必定能夠得到治理；小人在朝廷，則天下就會發生混亂。“天下的變亂不產生於四方之地，而產生於朝廷。就好比人傷了元氣，寒暑之疫就容易侵入；樹傷了樹心，就容易被風雨摧折。所以朝廷內有李林甫這樣的奸臣，朝外必有安祿山的叛亂；內有盧杞這樣的奸臣，外必有朱泚的叛亂。”

君子小人相爭君子必敗

為何李綱、宗澤等忠臣義士在強敵面前，凜然無懼，振臂一呼，可以挽國家社稷於將傾，在奸臣小人面前卻往往束手乏策？

北宋名相富弼經常說：“君子和小人相處，一定不能得勝。君子不能得勝，就潔身而退，樂於正道沒有怨恨。小人不能得勝，就互相勾結、挑撥、散布謠言，千方百計，一定要獲勝才罷休。”

蘇轍上書給宋哲宗說：“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在一起必然爭議。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為什麼呢？小人貪利不怕羞恥，抨擊他們很難離去，君子們潔身好義，受挫折就選擇引退。”

“等到小人得志，就放肆毒害善良之人，希望天下不亂是不可能的。”富弼說。

“君子敢於冒犯皇上勸諫直言，違背陛下的意願，退職甘心家居而食，這是替國家打算，而不是為自己打算。小人好自結朋黨，培植勢力，排擠正人君子，心甘情願地說一些假話，一切都順從陛下的旨意，於是分取陛下的官職爵位，這是替自己打算，而不是為國家打算。”這是南宋大臣姚希得入朝應對，分析君子小人、邪惡正義的區別時所說。

那麼作為執政者，該如何做呢？《宋史．蔣重珍傳》有一段君臣對話可作借鑑。皇帝說：“人主的職責沒有別的，只要辨別君子和小人。”大臣蔣重珍對其說：“小人也指君子為小人，這就難以分辨了。人主應當精心挑選有聲望的，安排他們在要害部門，公論天天聽，定會清楚君子的姓名、小人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