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星：我所认识的刘晓波

偶然在网上看到了一篇刘晓波恶骂钱钟书的文章，不久又看到了一篇署名钟凝的文章反驳刘晓波。刘晓波这个久违了的名字和一些往事渐渐地浮现了出来„„

一九八五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刘晓波和他的妻子陶力一起骑着自行车，几乎横贯了整个的北京城，从北师大来到我住的大杂院，他自我介绍了当时还无声无嗅的名字，那时来我家的人较多，各色人等，差不多天天有客人，刘晓波除了他们是我朋友的朋友这一原因以外，这俩口子留给我妻子和我的印象还算不错，和一些外地来京找我的文学青年一样，刘晓波很不放松不太自然，神情拘谨，说起话来结结巴巴，好在陶力和我妻子也还谈的来。刘晓波谈的较多，但我们几乎没谈什么文学，找房子买菜换煤气罐想和刘索拉聊聊都是话题，刘晓波渐渐松弛下来，我们又谈了谈彼此的好玩儿经厉，第一次见面刘晓波给我的印象是很朴实。

在一九八六年上半年丁玲主办的“中国”停刊的时候，又有过几次偶然的交谈，据说“中国”纯粹因为人事停刊，我们都有些不平，我们都在“中国”上发东西，都认为“中国”办得不错，这时见面接触多了一点儿，搓饭，喝酒免不了的事，加上另外几个朋友，妻子们各显手艺，几家争鸣，那时刘晓波和他的妻子住在北师大的一个筒子楼里的一个单间房子，七八个人来吃饭，陶力的身体很糟，忙忙叨叨地做饭，真是难为了她。

後来我被烤鸭店开除，砸了烤鸭店清洁工的饭碗，吃饭没着儿，惶惶不可终日，刘晓波好像忙着考博士，我们的来往相对少些。一天，在六部口我正和一个朋友登着板儿车叫卖旧杂志，被警察和工人民兵赶的到处跑，刘晓波骑着自行车过来了，仅从衣着打扮看来，我们之间的反差很大：刘晓波穿着一双皮鞋——尽管拙劣但是皮鞋，一件干干净净的确凉的衬衣，戴着眼镜儿，而我是一件脏细细的套头衫，为了登三轮车方便还穿着一双快散架了的朔料拖鞋，剃着一个光头，我承认：从外表看来我完全像一个胡同里的无所事事的小流氓„„这一次刘给我印象尤深，我发现刘晓波很有点儿为与我们在一起为耻，为我们不好意思，和平时交往中他渐渐给我表达出来的潇洒好像不大一致，因为他戴着眼镜，一付知识份子样子，而我们却是不打折扣的贩浆者流，„„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絮叨这些小节，是为了帮助读者形成对刘晓波的一个完整概念，“文人假装流氓”不知为什么是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化界的一种时髦，一如民国初期的各路流氓军阀的附庸风雅。刘完全不像自我标榜的那样野性、自由、无拘无束、那是“黑马”以後媒体塑造出来的一个公众的刘晓波，从此这真实的刘晓波开始表演媒体里的那刘晓波，（在我个人看来这也正是刘晓波悲剧的开始）正相反刘晓波是一个极富心计而又极不统一的人，我不否认刘晓波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儿激情，但更多是不比别人多也不比别人少小市民心态，一如你我，不过比你我多了一点儿虚荣，多了一点儿浮躁罢了。以後尽管成了“黑马”；我心里觉得可笑，因为我深知“这鸭头”可绝“不是那丫头”，如同我认识的很多今天的“鸭头”们一样„„

在北医附属医院门口的大树下，刘晓波扶着我的三轮车把，我坐在三轮车上，这一次我们谈了文学，当时何新评我小说的文章有点小热闹，我们由此谈起，我的朋友在不耽误卖杂志的情况下不时地插几句，当时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非常情绪化，用了“当婊子立牌坊”和一些极端否定的一类话。再下一次见面他很激动地告诉我他在一个什么讨论会上做了一个“震了”的发言，说是什么时候拿给我看看，我一直也没机会看到，直到现在也没看到，和我一起买杂志的朋友看到了,他告我:操!丫真不像话，不就买杂志那天你跟他说那些话吗?几乎原封没动！

从此中国文坛多了一匹“黑马”，我们再遇到时，他说话的口气突然变化很大，大的惊人，像一个暴富的酒店伙计,从人人争说刘晓波的时候始，我们就基本上没什么来往了，一来他忙，二来我毕竟太凡俗，不愿被人认为拉大旗作虎皮。

有一天他突然找我，想认识刘宾雁，我领他一起去看了一次刘宾雁，出来後又到吴祖光家小坐。直到一九八八年春天他和另外几个朋友来我家一起吃饭，这是他变成“黑马”以後第一次来我家，他带来一本新作“和李泽厚对话”，翻开第一页，写着：给徐星—和这个世界耍流氓很有意思—你我均如此！署名晓波。我问他为什么是李泽厚，他说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为了出名，只有选择他等等。

这大概就是我和刘晓波的全部交往了。

白云苍狗，後来我去国赴洋，在中欧的一个小镇住下来终日读书，无所作为不问世事。

有一女作家朋友自台湾来，带来一本书说是特意准备送给我的，看我的眼光有点儿意味深长，看看封面上的内容提要上面一句醒目的红体字“中国，你除了谎言，一无所有”，心中一震。

这是一本写“六.四”的书。作者刘晓波。

“六，四”常常在我心中引起一种非常复杂地感情，复杂地让我晕头转向，这也是我出国以来从不谈“六，四”的原因，甚至说我是特务的谣言使得国内的“朋友们”根据我出国前的“迹像”来推测我“到底是不是”、一些朋友甚至断了联系的情况下，我也不想说，我常常想我还活着，无论谈什么对死人来说都没意义了，对活人谈也许有意义，但我不负有这一使命，况且谈的人已经够多的了，多的已经不仅凡“六，四”以後出国的人都是英雄，甚至六月三号晚上飞离中国的人身上已经开始带“六，四”的“伤”了，这里到真是可以借用一句刘晓波的话来说—谎言比暴力更可怕！暴力有目共睹，罪恶就是罪恶，而谎言却需要剥去伪装。我耻于和形形色色的“流亡”者们一起”流亡”，我不想和自己的良心过不去。如果说我出国後做过什么有关“六，四”的事情，唯一的大概就是因为当时看到一些要求被释放的政治犯统计名单中，不知为什么不列入尚在监禁之中的刘晓波，尽自己所能大声疾呼过几次。

没想到我第一次谈“六.四”竟是由刘晓波引起的„„

所以谈起，是因为这本看似真诚地书，毫不真诚地几次指名道姓地提到我。透过看似“忏悔”的烟雾，我们还是不难看出这本书中大量地、不太巧妙地、自我形象塑造，这尚可理解，这是刘晓波的风格，为了成功把“最真实”当作手段也没什么，反正总有人相信，但这一次—（我并未特意做过什么了解）看起来好像不大成功，至少对我谈起这本书的人，多给予不屑的评价，当然更多的是嘲笑，说是给人一种过了气儿的女演员、不知当今何世的感觉云云，由此可见。

直到看完了全书，我不由地惶惑了,没想到可邻的刘晓波已经到了这步田地，甚至不惜三次直接了当地提到我，根据需要，时而直呼其名，时而冠以“著名青年作家”，三次讲到我的情况，居然没有一次是事实，不是事实的“六.四”文章很多，出于各种目地写，但捏造出事实却只是为了打扮自己——大概不多见，因为这需要一些勇气，我不由地想到此书封面上的那句“中国，你除了谎言一无所有！”的话竟然由刘晓波说出，真有点儿讽刺的味道了，笑过之後并问自己：你真的理解该位刘晓波的同志吗？并有点儿懂了送我此书的朋友看我时的意味深长眼光了。

写到这儿，似乎又不太想写了，这有悖我不谈“六.四”的原则。但又一想，刘先生已经出了书，白纸黑字，事关千秋万载，虽说我不像刘晓波先生那么自爱，不仅自己老作“深刻内心反省”，还得拉着几个作垫背；但爹娘造我一场，活到三十好几，堂堂一米九高的血肉之躯，随便让人作贱，也太说不过去，至少我应该把刘晓波提到的几件事实澄清。

本书第一次提到我说是“五月十五号„„徐星等几十人来到场„„他们每人挎着肩带，写上自己的名字和代表作的名字。这种自视有特殊身份和知名度的出场方势，白杰明有一针见血的分析。”

我所了解的有姓名肩带的游行只有一次，（“代表作”的名字到是没见到，参加游行的朋友很多，有些人现在国外，大家可以一起回忆，是否如刘所说？也许刘有更准确的记忆？）那时根本不知刘是否在国内，见到带着肩带的队伍过来了，我第一个反应是厌恶，後来有人为我解释了原因。那是在四月二十七号，为了抗议“四.二六”社论，我在复兴门加入的队伍游行到人民日报社门前，尽管我理解了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仍没这样做，记忆中队伍不到宣武门时，带肩带的几个人不知为什么，先後摘去了肩带，以至在人民日报社门前，互相找不到。

如果刘晓波只是道听途说也就罢了，但五月十五号我在他所说的队伍里、自从他出国以来、第一次见到他，他也应该清楚地看见我有没有所谓“肩带”，因为我们对面坐在广场的花砖地上谈了大约五分钟，就外国女人的话题开了玩笑，刘晓波给我的印像就像一个迟到的、以为这次可以大捞一票、急着要进赌场而没有赌资的赌徒，鉴于刘的性格，我建议他先多看看，因为刚从国外回来，别先急着下“赌注”„„

要“忏悔”自己尚说的过去，但在“忏悔”的时候还不惜捏造事实，仅仅为了絮叨自己的与众不同，那么这样的“忏悔”有几分可信，也就不言而喻了。

本书第二次提到我，是在“绝食团”的帐蓬里，”„„他倦缩在角落里，走近後才能看清他沮丧的表情，他是徐星„„他说：晓波，我想来帮助他们，但是这些混蛋学生不理我，我想在广播中讲几条建议他们也不让，我说我是《无主题变奏》的作者也不管用‘”然後一名叫程真的女学生“„..趴在我耳边说：`刘老师别理他，这人挺无赖。’”，请注意刘晓波所说的程真的叙述，因为这为刘晓波为什么一直被拒之门外留下了伏笔，既然被刘逼上梁山，我不得不说说当时的实际情况。

我之所以在帐蓬里，是受一个学生朋友之邀，因为他一直就在帐蓬里，他说我们写东西的人，应该看看，这是历史，我赞同这个看法。看了几天，有时也过夜，和朋友一起帮助作了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後来被一个我很喜欢的学生领袖邀请，参加了一个“绝密”的会议，（在帐蓬外，帐蓬里虽说如刘所说的戒备森严，但有很多人，有时甚至谁也不认识谁，学生耽心不“保密”）事前他让我讲讲看法和意见，几个人蹲在地上谈了大约几分钟，会开完了，内容完全可以对全体学生公开，无非就是下一部怎么办，我什么也没讲，我和那位同学，一起回帐蓬，他问我为什么不发表意见，我谈了我的看法，我说这是一场学生运动，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我当然也参加运动，但有我的方式，在你们的会上谈意见不太好。

直至今天我也不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究竟能有何“建议”要讲，而且还要如刘晓波可笑的描述，扯上我的小说。

後来在广场上一辆公共汽车旁，我向柴玲简短表示过同样的意见，我说谁也没权力说三道四，你们什么名人也不要相信，柴玲作了一个不屑的表情。因为我刚刚在广场外边，“知识界联落站”目睹了一场名人们演出的活剧，有人传来戒严的消息，“知识份子”们吓的连话都说不清楚了，因为有人在观礼台上喊了一声：“军队来了！”一些“知识份子”立既哆嗦了，（不是亲眼看见，我真不敢相信一个人会被吓成这样）拿了东西—甚至顾不上拿全，撒腿就跑。正是这样的、我亲眼所见的“知识份子”现在海外不断地发文章大谈“六.四”，俨然以英雄自居。经厉了这些，一点儿也不会为了毛泽东之所以轻易玩弄所谓“知识份子”于股掌之间而诧异。

再回来看看刘的书，看看吧，我“沮丧的倦缩在角落里”，想讲几条建议都不行，而他却是被“邀请来讲演的”（没写被谁邀请）还有我“说我是《无主题变奏的》作者都不管用”而他却“立刻高声说明我是谁”被指点从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後门”进来了，当然，如果我不是如成真所说的我“挺无赖的”，那又怎么解释他在前面写到的他多次试图进入帐蓬（当时的核心层）的重重困难？显然他不“无赖”，所以他进不来。为了找回一点儿自信，“失落”了一次的刘晓波不惜用他的赫赫声名来和我这样一个既不知名也不重要的人作了一个尽管有点可怜和拙劣但还算成功的对比；如果不加上後一段不打自招：“我接过话筒，刚才受阻时的愤怒，屈辱和报怨一扫而光。”可笑的是刘在外面和学生纠察队交涉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里面在商量究竟可不可以让他进来，正是我烦了，也正是我比准了让他进来，因为当时我被赋予了这个权力，我打了保票说他“可靠。”

大概这也是他後来不甘失落，作鸣人之举的绝食的心理基础。

在本书中第三次提到我，不能说一点儿也不真实，那就是我确曾要求过和刘晓波一起绝食，谈不上“三番五次”和通过他的“好朋友说情”，刘晓波的好朋友也许很多，但我只认识一个，也是我的好朋友，正是通过他，刘晓波才得以闯到我家来，我们才得以认识。但那天这位朋友并不在场。正像此时为我冠以“著名青年作家”一样，大概除我以外此时没有什么别的“著名”的人可以让他对比出他比“著名”还高大。但这次绝食背後的事情他居然一字未提，可见用别人的话来自我标榜为“有的朋友几乎毫无保留地肯定了这本书，是到目前为止关于「八九抗议运动」的众多文字中最有价值的一本书。它的真诚、它的严厉的自我刨析和对这场运动夹叙加议的描述，使人们看到了「八九抗议运动」的本来面目。”的书并不真诚，如果刘所说的是真话，那么看来刘还真有几个善良的朋友。

既然叫到“真”，就得说说我为什么要参加刘的绝食，（遭到他拒绝的原因，他在书里说过了，我不再重复，原来他不愿别人和他一样当“英雄”，幸亏为他拒绝了，直到看到本书我才意识到险遭一场愚弄，又为绝食的其他三人婉惜，由其是我绝对不能想像周舵是为了去当英雄，虽然我们只有一面之交，但他给我极正派的印象，这也是朋友们的共同评价。）从五月上旬到下旬“几万知识份子大绝食”的动议一直持续，也曾有人问到我，我表示我不是知识份子，所以我不参加。五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刘突然打电话到我家，当时我在广场上的时间很多，身心很疲惫，正在家睡觉，我妻子叫醒我接电话，刘在电话里说：他想去绝食，让我和他一起去，并说没有任何人知道，和当时所有的“绝密”一样，他也挺“绝密”的，说只告诉了我一个人，刘再三叮嘱我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不同意，我问他，形势都这样了，还有什么必要去绝食？谈的不太喻快，挂断了电话，我妻子还说了一句，“晓波他妈的发疯了”

六月三（一）号，一个朋友，告我刘明天下午在纪念碑绝食，（但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三人，不知为什么那位朋友没告我）当时心里很不安，只觉得做了一件对不起朋友的事，我回家拿了几件厚衣服，不顾我妻子的坚决反对，我决定去陪他，准时到场，发现其他三人都很安静，而刘的绝食完全成了闹剧，并且不理解为什么“有限期绝食”，在家里免一顿不吃大概也可以叫作“有限期绝食”，当时刘在大放卫星，做作的悲壮表演，这时我已经不想再加入了，但其它三人的默默地真诚的确感染了我，我在纪念碑前的帐蓬里和侯德建聊了一会儿，我以为我来了就是参加了，因为刘曾“绝密”地邀请过我，没想到这时却必须经刘的批准了，我简单问了一下刘，被他拒绝了，我离开了纪念碑回到了学生们中间„„。

这就是刘所说的我要参加他的绝食的经过，没想到事过三年多以後会被刘拿来当粉往脸上擦，幸亏我当时有个妻子，经历了事情的全过程，否则一切都让刘先生一个人“真实”了。

书中叙述有关我的三件小事全不真实，第二件完全可以说是胡说八道，这些小事对于整个的事件不很重要，但事关“六.四”不能不严肃，联想到出国後看到的写“六.四”的文章，多以全知全能的口气做“全景式的、完整地”描述，引起读者的反感，事实上当时群众被军队一部份一部份切割开的情况决定了没有一个人能作到“全景式地、完整地”观察，我常想如果每个人都以对历史负责地态度，看到什么就写什么，由其是涉及到具体的人和事的时候，那将真实可信的多，而不是以刘晓波先生的这种“真实”，我不知在此书中为了刘的“坦诚、真实”，其它在书中被反复交代真名实姓的人有何感想。

现在老一套又开始了，先是尥撅子的“黑马”，然後是李泽厚，这一次是钱钟书，刘早已从自己多年来编织的梦中醒来，我们不能说刘不知当今为何世，大概只能说过了气儿的女演员还贴切一点儿。以刘的聪明我相信他深知当今的一切鸡零狗碎，我们朋友一场，我想借此机会奉告刘一句话，在“超人”的注射剂发明以前，甘做普通人苟活吧，尽管有好心的朋友乐善好施，让你搭车，也是看你赶路辛苦，并不说明你就在车上，更不说明这车就是你的。因为别人付出了常人无法比拟的代价，而你确在一味地找便宜。

对于钱钟书，我无话可说，我不喜欢任何理论，也不懂理论，我只看过小说“围城”，是我很喜欢的小说的一部，我要说的还是该刘晓波，先弄弄清楚什么是“大隐”“小隐”再引用可能好一点儿，在这儿我愿意无偿地帮你一下，毕竟是老熟人嘛！“小隐隐于市，大隐隐于世”。

博士都做了，不至于记不住吧？

2017年07月11日 徐星 （中国内地作家）

徐星，1956年3月20日出生于北京，1975年北京市第七十八中学高中毕业，同年赴陕北延安志丹县插队。1977年入伍，先後在兰州军区第二十一军、甘肃天水、平凉和陕西宝鸡服役。1981年复员回京，被分配在和平门烤鸭店，先後做过服务员、清洁工。1983年辞职无业，至今。其间，先後在《华人世界》、鲁迅文学院做编辑，1986年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读硕士研究生，1989年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