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评传(二十一）：决战

【公孙明按：尽管本文作者一直不做周恩来的批评，但终究说出“心怀鬼胎的叶剑英、邓小平等人”等字眼，还算公平。

要知，邓小平和叶剑英都是周恩来为首的国际派大将，为周恩来所倚重的心腹。】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后的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的决战。

　　中国共产党内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式的斗争后狡猾地隐蔽下来的、仍然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和各种资产阶级势力沆瀣一气，为复辟资本主义，时时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前是拥立刘少奇为领袖，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想借助林彪集团的力量。当刘少奇、林彪相继垮台之后，他们没有认输，采取拉出来打进去的策略，为最后的决战做准备。在中央，他们拉的对象就是周恩来。其实，周恩来是一直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至死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忠贞不二。不过，周恩来八面玲珑的工作作风，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理解的肤浅，在政府工作中有时处置不当，给了他们以可乘之机，所以他们在这次决战中妄图打着周恩来的旗帜。他们打进去的阴谋，从1967年“二月逆流”失败之后就开始进行。叶剑英是第一个打进来的危险人物，由于他伪装得巧妙，一直没有被无产阶级司令部除掉。第二个打进来的重量级人物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邓小平，他的痛改前非、永不翻案、指天发誓、说假话决不脸红的政客作风，迷惑了不少人，连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想试探一下他的真伪。

　　面对着批林批孔的大好形势，1974年伊始，邓小平是夹着尾巴做人，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是笑脸相迎。当他的权力到手，又看到周恩来时常病重、毛主席日见衰老，他就露出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劣根性。邓小平的得意杰作就是“整顿”。“整顿”既迎合了毛主席“安定、团结”的要求，又可以把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建立的革命秩序整顿掉，把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整顿出去，同时把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秩序整顿起来，把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倒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牛鬼蛇神整顿到台上当官做老爷。到了1975年10月7日，邓小平得意忘形，竟然扯出了以“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为纲的破旗，与毛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的革命路线相对抗。

　　在关系到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决战中，在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的生死搏斗中，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江青，一如既往，挺身而出，勇敢地战斗在第一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她已经六十多岁，没有了年轻人的争强好胜，锋芒毕露，只有老年人的执着和认真。

　　毛主席是“烈士暮年，壮志不已”，作为伟大领袖，也有自己的苦衷。由于中国共产党内“真懂马列的不多”，对于自己一生中进行的第二件大事——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拥护的少，反对的多”。如何使之变为“拥护的多，反对的少”呢？毛主席的晚年一心想让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少些。所以只要诚恳地表示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检查自己的错误，并且发誓“永不翻案”的，毛主席都给予信任和支持，建议党中央安排重要工作。这些人反对谁都可以，甚至对自己有意见也无所谓，但不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是底线，这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要掌握的底线。

　　周恩来是毛主席的得力助手，很清楚毛主席的底线。他让叶剑英检查，让邓小平检查，让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人检查，都要求他们必须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态度鲜明。甚至在他病重住院期间，叶剑英等几次三番鼓动他表态否定文化大革命、反对江青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并规劝这些妄图复辟的人：“我创造条件让你们站出来工作，支持你们发挥余热，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力量，保持革命的晚节。但你们必须认错，不要反对文革，不要反对江青他们，不要重犯‘二月逆流’的错误，不要走刘少奇、林彪的老路。这是我对你们的要求，也是毛主席对大家的希望。”

【公孙明按：除非当时也是在病榻之旁，这段话是作者自己加上去的，其实画蛇添足，无谓的很。作者苦多对周恩来不忍批评，是其败笔！】

　　叶剑英、邓小平等资本主义复辟派们决不会听从周恩来“逆耳的忠言”，“苦口的良药”。他们的既定目标是维护官僚特权阶层的统治，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社会的“先进制度”，把中国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大家庭，达到保护自己和自己小集团既得利益的罪恶目的。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是最舒心的日子，文化大革命打碎了他们的美梦，所以他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以江青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恨之入骨。他们反对林彪集团跟着毛主席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迫害”自己，但并不反对林彪维护官僚特权阶层的路线。他们本想借着反林彪、批判林彪集团，把江青一并反下去，搞下去，打下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翻过来，没想到江青他们在毛主席的部署下一个接一个地搞运动，什么“批林批孔”，什么“反对右倾回潮”，什么“评法批儒”，什么“评《水浒》批宋江”，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使他们焦头烂额，狼狈不堪，难于招架。现在到了命运的决战时刻，他们正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要进行拼死一搏。

　　叶剑英、邓小平等人攻击的目标选择在江青身上。一是江青比较集中地代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革命造反派的领袖人物；二是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指示都是通过江青传达贯彻的，他们是恩爱的政治夫妻，可以说“打在江青身上，疼在毛泽东心上”，一箭双雕，达到不公开反对毛主席而又反对了毛主席所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三，江青是个女人，在中国旧道德中，女人是不能参与政治的，参与了既呆不长也没有好下场。造女人的谣，败坏女人的名声，简直易如反掌。于是，罪恶的阴谋出笼了。从1975年5、6、7月开始，邓小平利用和毛主席汇报的机会，把他们收罗的诬蔑江青的所谓“人民来信”，塞给毛主席，一再要求毛主席表态、写出批示。不论毛主席说了什么，邓小平从毛主席那里出来都变成批评江青的话。这就是利用毛主席的话来打击江青。叶剑英、邓小平是政治局委员，中共政治局经常开生活检讨会，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这是毛主席制定的优良传统。心怀鬼胎的叶剑英、邓小平等人，把政治局生活会当成编造流言蜚语的权威场所，把大家的自我批评，特别是江青的自我严格要求的话，当成加工、生产谣言的素材。这些谣言低级下流，粗俗不堪，充满了污蔑、咒骂和威胁。例如编造谎言，说毛主席曾对江青批示：“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周恩来对毛主席的批示建议：“暂缓执行。”又如到处散布江青要当“女皇帝”，要效法汉朝的吕后、唐朝的武则天，女人当家，鸡犬不宁，天下大乱。还有，说江青与迟群、谢静宜关系不正常，甚至把“面首”、“相公胡同”之类的污言秽语泼在她身上。叶剑英、邓小平等人搞的这些活动见不得天日，只能在阴暗的角落进行，他们不敢运用“四大”，怕辩论，怕群众，怕真理，怕革命群众的无产阶级专政。

　　邓小平收集的所谓“人民来信”，大都是叶剑英等人暗地里安排、怂恿、指使、代替写的，一个普通人怎么会知道那么多中共上层的斗争呢？这时已不象文化大革命中那样，许多事都公开。例如，青岛市崂山县中韩公社食品站的韩爱民在1975年给江青抓的“点”——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写信，指名骂江青：“她不是领导，而是帝修反的走狗，内奸、叛徒，”“是野心家、阴谋家、政治骗子、资产阶级政客。”还书写、张贴标语“打倒江青”，在火车上散发传单。原来，韩爱民的亲戚在北京，与资本主义复辟派的大人物关系密切，是受人指使干的。

　　邓小平假“人民来信”之手，也有暂时得逞的时候。那是1975年7月，邓小平通过贺龙的女儿得到电影《创业》编剧的一封信，如获至宝，认为这是打开文艺战线缺口、向江青反击的炮弹，一再让毛主席表态，写个批示。毛主席为了调整文艺政策，写了如下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邓小平在第二天马上以中共中央文件下达，认为这次可以公开来批判江青了。其实，江青曾建议和支持根据大庆石油工人王进喜的事迹拍摄一部电影，反映他革命意志坚强、政治立场坚定的好品质。后来因为忙，根本没有看过此片，更没有直接批评过，只是对报纸上吹捧这部影片的倾向提出不同意见，并且听说，电影中铁人王进喜成了个“中间人物”。事实弄清之后，邓小平鸡飞蛋打一场空，一根稻草也没有捞着。

　　邓小平的“人民来信”被毛主席识破，是在1975年8月和10月，他又把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的两次来信交给毛主席。毛主席看过之后，让自己在生病期间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直接告诉政治局：“中央有人搞了修正主义路线。”并草拟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中共中央11月26日转发全党。《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全文是：“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十一月三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江青并不十分清楚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龌龊伎俩。她1974年初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部署，全力以赴抓“批林批孔”，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一起搞成了“重点工程”——汇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中共中央予以转发，并下达《通知》。《通知》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共分八个部分：一：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二，鼓吹“生而知之”天才论，阴谋篡党夺权；三，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恶毒诬蔑劳动人民；四，宣扬“德”、“仁义”、“忠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五，贩卖“中庸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六，用孔孟反动的处世哲学，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七，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攻击“五·七”道路；八，教子尊孔读经，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这些材料极大地激发了革命干群“批林批孔”的积极性。同时，江青接连参加了在京部队和中央直属机关及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并发表了极其重要的讲话，有力地推动了“批林批孔”运动健康发展。江青更加受到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赞扬和拥戴。

　　1974年9月，“风庆”号万吨巨轮远航胜利归来，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歌颂“自力更生”的伟大成果。上海的报纸以“自力更生的凯歌”为题写了许多欢呼赞扬的文章。可是，资产阶级复辟派们却恨得要死，怕得要命，恶毒攻击“风庆”号是“得不偿失”，“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技术不行，不要逞能”等等。10月13日，江青看了《国内动态清样》上关于“风庆”轮远航过程中交通部派去的个别领导人歪曲诬蔑我国造船工业的报道，立即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信中写道：“看了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在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上，大多数政治局成员都对此感到十分气愤，纷纷表示应该给予批判。可是当江青拿着“风庆”轮事件的传阅材料质问邓小平“你对批判‘洋奴哲学’，究竟抱什么态度？”时，邓小平暴跳如雷，蛮不讲理，竭力为买办资产阶级思想辩护，为“洋奴哲学”找所谓的理论根据，并且反咬一口，说江青他们“围攻”他，更恶劣的是，不顾党的纪律，不辞而别，拂袖而去。

　　1974年，江青还有一次与邓小平、叶剑英等人针锋相对的重大斗争，那就是有关晋剧《三上桃峰》的政治事件。邓小平、叶剑英他们一直窥测方向，如何搞臭江青，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翻过来。机会来了，中央准备搞华北地区文艺会演，如果能在演出节目和内容上做点文章，既使江青分管的文艺部门后院起火，又打出翻案的试探气球，一举两得。问题是由哪个省来做这个事情。叶剑英提出可以让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来完成。叶剑英分析：“谢振华是红小鬼出身，很得毛主席的信任；他是个军人，对我这个军委副主席的话还是听的；更重要的是，谢振华和原华北局的李雪峰、北京部队的郑维山一样，在文革前紧跟刘少奇同志的路线，文革中又和林彪、陈伯达打得火热，庐山九届二中会议前积极支持、宣传陈伯达的华北讲话，在庐山会议上跟着陈伯达大肆鼓吹‘天才论’和叫嚣‘设立国家主席’，还曾参与郑维山修建林彪展览馆的事情。‘批林批孔’作了检查，正窝着一肚子气。”邓小平他们一听，连声叫好。于是，叶剑英、邓小平利用开会的机会，找到谢振华。叶剑英说：“现在林彪完蛋了，小平同志也官复原职，各行各业都在整顿，刘少奇的问题也要有个新的说法。你们应该趁着文艺会演的机会，做做舆论。”邓小平接过来说：“搞‘四清’的时候有个题材《一匹马》的故事，值得挖掘。搞文艺不光江青行，你们一定比她强。”谢振华受到两位老领导的赏识，心花怒放，回到山西，很快指使人编排出晋剧《三上桃峰》。

　　《三上桃峰》有什么问题呢？《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批判文章说得很清楚：1963年5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广大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后不久，刘少奇抛出了一条形“左”而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人民群众，保护牛鬼蛇神。刘少奇指派他的老婆王光美窜到河北省抚宁县的桃园大队，以“四清”为名，行复辟之实，炮制了一个旨在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桃园经验”。王光美狂妄地说：“全国都在学大寨，桃园要在政治上超过大寨，叫全国也要学习桃园。”1965年1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批判了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以及“桃园经验”。刘少奇不甘心失败，他让王光美从桃园撤退后，还留下一个巩固组，送去一匹大红马。追随者在桃园附近立起一块高达丈余的石碑，上刻“永不忘记”四个大字，为王光美树碑立传。王光美还到处作报告，并特意亲自到文联礼堂讲话，动员文艺界替她鼓吹。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政治背景下，1965年夏天开始，在被旧中宣部阎王们控制的舆论阵地上，围绕着通讯《一匹马》和故事《三下桑园赎马记》（把桃园改成了桑园），掀起了一股宣传刘少奇、王光美热潮。主持宣传的人特意提醒说：这个“故事发生在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河北省抚宁县，更加引起人们的深思。”“深思”什么？就是要人们看清楚这个故事是为王光美涂脂抹粉的，是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他导演的“桃园经验”翻案的。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三下桃园》受到了革命群众的批判，为刘少奇、王光美树的“碑”被推倒了，打碎了。事隔八、九年，在某些人的指使和鼓励下，《三下桃园》改名为《三上桃峰》，又被重新搬上了舞台，把这块被推倒了、被打碎了的“碑”又树了起来。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啊！从《三下桃园》到《三上桃峰》，中心事件没有变，故事情节没有变，基本的人物关系也没有变。惹人注意的三处改动是：一、“桃园”变为“桃峰”；二、时代背景从“四清”运动后的1965年推到1959年；三、那个姓王的女县长不见了。然而，越描越黑，欲盖弥彰。这些改动，除去炮制者完全知道一匹马的政治背景，完全知道《三下桃园》的政治要害，做贼心虚，害怕露出马脚以外，丝毫不能说明别的。

　　《三上桃峰》的问题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对江青、张春桥等人说：“你江青有没有感觉，刘少奇的路线现在并不臭，或者说像臭豆腐闻起来是臭的，吃起来是香的。说不定某一天，有些人就会公开树立起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旗。”

　　《三上桃峰》受批判后，周恩来严肃地告诉谢振华，要认真检查错误，不要头脑发胀。邓小平则到处说：“我看江青很空虚，光怕别人给刘少奇翻案，她心中有鬼。”谢振华起初表现强硬，用耍无赖掩盖自己和后台老板的罪恶目的：“我豁出去了，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你们怎么着吧！”后来，他还是听从了邓小平的话：“老谢，你在这种恶劣情况下敢于讲真话，伸张正义令我非常感动。但是，现在还不到时候，。江青这个人太放肆了！随便批判你，完全是为所欲为，丝毫不受党纪国法的半点约束。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哇！真是人妖颠倒、是非混淆，党的优良传统都彻底葬送在这些人手中啦。我看这种局面维持不了多久，你还是检查一下，应付过去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今后还要重用您呢。”作了检查。

　　江青通过这件事，思考了很多，她多次对同志们说：“《三上桃峰》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文化和教育部门确实存在着不少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复辟、回潮的现象。今后要注意抓这方面的典型，不能给刘少奇的复辟势力留下任何卷土重来的土壤和气候。这根阶级斗争的弦可是要绷得紧紧的呀！”

　　到了一九七五年，决战在即，伟大统帅毛主席发出了一系列号令。1975年8月，毛主席从评论《水浒》入手，批判投降派。毛主席从最近出现的事件，如外交部工作中有害怕美国原子弹的情绪、“风庆”轮引发的政治风波、邓小平等人的复辟活动，等等，看出“树欲静而风不止”，各种修正主义思潮纷纷出笼。用什么办法开展斗争，把全党全国的思想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是对无产阶级政治家的严峻考验。毛主席曾经问过江青：“你认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什么？”“投降主义！”江青脱口而出。毛主席欣慰地笑了。于是，毛主席在1975年8月13日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的谈话中发出了政治信息：用《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政治局成员进行学习讨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连续发表毛主席的批示和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出版单位做好有关内容的出版工作。

　　江青对毛主席评论《水浒》的批示理解得非常正确而又深刻。八月下旬，她对文化部的负责同志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要架空毛主席。”很清楚，这是指邓小平，因为周恩来病重住院，国务院的工作都是邓小平一人说了算，好多篡改毛主席的话，背着毛主席的活动，都是邓小平搞的。九月，江青在山西大寨说：“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历史评论，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批《水浒》就是要大家知道我们党内有投降派。”“要看到我们党内有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经过毛主席深思熟虑发动的“评《水浒》批宋江”运动，并没有使邓小平、叶剑英等资本主义复辟派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翻文化大革命案的步伐停止，更没有使他们幡然醒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迫不得已，毛主席、党中央1975年11月26日决定，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全党；《红旗》杂志在1975年12期发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指出：“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接着，革命群众也行动起来，例如，清华大学校内贴出了《论走资派还在走》的大字报，矛头直指邓小平，引起强烈反响，《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纷纷予以转载。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教育革命大辩论”为起点开展起来。

　　1976年2月2日下达《中共中央通知》：“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2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转弯子”会议，传达了毛主席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指示，其中有“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同时由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讲话：“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发起了决战的进攻令。

　　江青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布置宣传、文艺等部门要高举“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旗帜，把工作做好。于是，《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述评，指出，邓小平“他们提现代化是假，复辟资本主义是真，卫星上天是幌子，红旗落地才是真意。”《红旗》刊登《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右倾翻案风与资产阶级法权》等文章；《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社论《翻案不得人心》。电影界先后推出了故事片《决裂》——向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决裂、《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千秋业》，用以反映广大革命干群跟走资派斗、发展和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捍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英雄事迹。北京京剧界则要把电影《春苗》、《第二个春天》、《战船台》改编成京剧。

　　江青还于1976年3月2日，在中央十二省、区会议上发表长篇重要讲话。她首先回顾了与刘少奇、林彪他们的斗争经历，借以提高与会同志的路线斗争觉悟，接着联系现实形势说“邓小平这种事（指背着党中央、毛主席做的坏事），恐怕很多同志不知道内幕，当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他在政治局是采取三种办法，一种是拉，拉得很紧的；一种是欺骗蒙蔽；一种是打。打中也有分化。首先打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在捍卫主席革命路线上。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我很光荣。我这个过了河的卒子，能够吃掉他那个反革命老帅，所以他首先打我。他无组织无纪律，不报告主席，在四月底突然袭击。因为我怕影响团结，我就都担起来。”“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散布的谣言很多……邓小平说我是个勇敢分子。现在看来，全国的谣言都是邓小平弄的。说我一切职务撤消、下放劳动啊，说我已经自杀了。其他的人家不给我看，怕我看了生气。”“他（指邓小平）要是上台，象我这样的人，那是千百万人头落地。我公开在政治局讲，我已经有精神准备，杀头，坐牢，我不过只有一个头吧，从入党的时候起，我作了精神准备。不过我这次也要保护自己一点，不能随便叫他们杀头、搞死……”“他（指邓小平）七五年一月出来，刚刚只有一年多嘛。不过我对他一直有警惕，有这么一个问号。这个人出来以后，从来不说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伟大的成果……” “我们的主席对文化大革命都说了三七开嘛，我上一次讲了，就不重复了。我多想三，受过冲击的同志，你们多想那个七。三也要一分为二，主席说了。至于那个三，我以前想，那根本不是我的错误。全面内战我根本没份。” “文元的文章写了要批判经验主义，文章写得很好。这是个重要事情，我不过是在偶尔的一个场合，而且是在没有睡觉的情况下，说了批经验主义，所有的都弄到我的头上来，……而且把新华社的人也弄上去斗争我，我一看那个形势不对头，我想我都承担吧，我还替新华社记者承担了。”“我说他（邓小平）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叫他汉奸，正确不正确？我们的主席还在保着他啊，我说话是我个人的意见。（对张平化同志）你对《园丁之歌》那样积极，造了许多谣，那个信说是你支持的，搞的？（张答：是。）你能够造主席那么多谣，而且你安排了给主席看，是不妥当的。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我没有听主席说过。‘三十三条’都学了吧？政治局没学完，就斗起我来了，抓住一个枝节问题，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更为可贵的是，江青在决战的紧要关头，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也要求一块向资产阶级顽固堡垒发起猛攻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她在会议上讲道：“现在的资产阶级不在于荣毅仁，那个谁都知道，而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官，在于咱们。我资产阶级法权挺多的，我虽然老是自己限制，还是有一些，有一些还必要，不然我就不能工作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那可厉害了，我曾经形象地说过，我是且战且走，打中了自己，擦干了血迹，包起来再上战场。要提高警惕，你看我们都住着楼房，我住宾馆，我没有住那个最好的，是因为怕爬楼梯，我住底下工作人员的房屋，有汽车、警卫员、秘书、护士。我有护士，因为我吃毒药一一安眠药，我吃的量大，自己不能掌握。我没有服务员，我是女同志。护士、战士，还有司机。在座的恐怕有不少吧。所以咱们属于大官。”

　　1976年的春天，决战的另一方，邓小平被揪出来了，叶剑英也因为在部队制造和散布谣言受到毛主席的批评而停职休息，怎么办？资产阶级复辟派燃起的欲火，没有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揭露、批判、斗争而收敛，更没有熄灭。他们分析了自己的有利条件：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几千年私有制形成的传统观念，邓小平执政一年多给某些人的甜头将发挥的作用，这些就是庞大的政治思想基础；虽然邓小平被停职，但还有充分的自由，叶剑英更可以利用装病的机会大肆活动。周恩来的去世，更会煽起善良的人们对他的怀念，这是极好利用的一笔遗产，周恩来的旗帜不光不能丢而且要高高举起，以显示周恩来是支持我们资产阶级复辟派的，尽管周恩来生前一丁点儿也没有同情、鼓励、支持复辟行为的言行，可是资产阶级政客们是不会理睬这些事实的。他们决心一搏。所以就导演了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闹事的、历史性的一幕。在这个过程中，无孔不入的谣言，铺天盖地的反革命舆论，所能利用的文学的、艺术的手段，用最卑鄙、最龌龊、最仇恨、最能蒙蔽人的语言、行动、甚至眼泪，来控诉无产阶级司令部，控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脏水一遍又一遍地泼向江青等无产阶级革命派。

　　毛主席的崇高威望使资产阶级复辟派的孤注一掷没能得逞。应该说，在处理“四·五”天安门事件中，华国锋是立了大功的。他国务院代总理的身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长的实权，使他成了镇压“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英雄，再加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再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表忠心，甚至极力讨好以江青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有积极表现，这一切让他在1967年4月7日戴上了两顶桂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为他后来叛变革命赢得了本钱。

　　1976年8月中、下旬，当抗震救灾工作取得胜利之后，江青所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忘搞好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积极开展“斗私批修”、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运动，向全国人民下发了《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三个文件，作为运动中的学习材料。江青根据党中央的安排，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先后到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济南部队某团连队、山西大寨等地，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她鼓励大家，战胜天灾人祸；她大声疾呼：“莫等闲白了少年头，但我们无产阶级不‘空悲切’，要加油干，干革命，为无产阶级打江山、保卫江山、建设江山。”她告诉同志们，要认清邓小平的真面目，“邓小平是造谣公司的总董事，也叫总经理。他造毛主席的谣，造我的谣，造革命同志的谣，分裂党，分裂中央。谁跟主席革命，他就打击谁。文化部、体委、小靳庄，等等，凡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都受邓小平的压。他要把迟群和小谢（谢静宜）打入十八层地狱，还有其他革命左派。他搞的那些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恶劣。他要登基，当皇帝。”她时时处处以普通革命者的身份出现，穿着半新的军装，斜背着黄色挎包，挎包上扎着一条白毛巾，准备随时擦汗。在农村田间地头，和社员们啦家常，解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意义；在军队营房，和干部战士一块学习文件，启发大家的觉悟，提高大家的认识；在工厂校园，和工人、学生、职工，共同领会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教导，从理论高度看清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认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可以说，为了进行中国两种前途和命运的决战，江青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她无愧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无愧于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领袖，无愧于伟大导师毛主席的亲密战友、革命伴侣、最真诚无私的妻子。也许她缺乏政治家的谋略，与邓小平、叶剑英等复辟派们相比，没有他们有政治斗争的经验，没有他们的阴谋诡计，然而，正是她的坦率、正直、敢作敢为、胸襟坦荡、表里如一、敏锐的政治嗅觉、高超的理论水平，越来越赢得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尊敬、爱戴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