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王瑛自述：當年讀馬列是越看越糊塗

http://www.guancha.cn/indexnews/2014_01_23_201854.shtml

《人物》雜誌2014年第一期刊發企業家王瑛自述，以下為文章全文：

因為堅信中國企業家理應成為改革中堅力量，她激烈反對柳傳志“在商言商，不談政治”的觀點，這場發生在兩個企業家之間的論戰，演變為中國企業家群體的一次站隊，並引發了公眾輿論場的高度關注與討論。

文|魏玲 編輯|林天宏

2013年6月17日前，公眾幾乎對王瑛女士一無所知，但這一天起，因為她在企業家論壇“正和島”上發表《我的“退島”聲明》，激烈反對柳傳志以“在商言商，不談政治”為主題的小範圍發言，使得發生在兩個企業家之間的論戰，演變成中國企業家群體政治態度的一次站隊，她的名字也被公眾熟知。

公眾輿論場中，王瑛收穫的反響熱烈，但在她真正希望影響的企業家階層里，挺柳貶王的人占據大多數。馮侖回應，“企業家說話、做事以達到的效果為目的，而不是以讓人知道為目的。”另一名企業家當面斥責：柳傳志是被寫入中國歷史的人，你居然在他臉上劃這麼一道子。還有許多陌生同行把她看作怪胎：“這人腦子壞了，怎麼徹底公知化了？”更親密的圈子則將王瑛的舉動視作對交情的不珍惜，就在前不久，她被相知多年的企業家姐妹們踢出了一個微信群。

然而王瑛仍對這個階層抱以最大希望，相信中國企業家有能力逆潮流而強動，成為改革中堅力量。

王瑛從來不是一個安於掙錢的企業家。10多年前，她“業餘”創辦的網站“世紀中國”，在新世紀初攪得整個中國人文思想界心潮澎湃。她還擔任過著名人文雜誌《東方》的社長，在飛機上寫了3年卷首語。樸素的名字幫助她隱藏在人們的視線之外。10多年的朋友、作家胡發雲評價她說，王瑛對社會變化一幕幕都看得真切，不糊塗，可過去，她從不愛拋頭露臉，就喜歡搬個小板凳，近台看戲。

這次發言，是她人生60年裡第一次登台唱戲。當她做出站出來說話的決定後，行事乾脆至極，10天之內，辭掉工作，安排父親晚年，向女兒開誠布公，交代後事。她斬斷了所有可能牽連別人的社會關係。她甚至和丈夫、曾經的“四五英雄”周為民離了婚，經歷了震驚、憤怒、抗議後，周為民最終接受了妻子的決定：“我明白了，你是想把我放了。”

王瑛的性格里始終有着這樣強硬執拗的一面。早在10年前，她任常務副董事長的巨龍公司正值重組動盪，員工紛紛離職，有報道說他們的離去，不是被王瑛炒掉的，就是因不滿她的強硬風格而辭職的。並存在她身上的還有對殉道者的一種深情，每當不自覺援引到瞿秋白、林昭或者張志新時，她的目光總是很溫柔。

這也是她選擇離婚的原因，她思考的問題是，一個徹底的自由主義者追求自由的邊界在哪兒？而她的答案是：“人有權利犧牲的只有自己。”

“我覺得我是要把老周放了，其實他和我對60歲以後生活的選擇是不一樣的，可是往下這麼做，會一步一步把他逼到不得不跟我去做一樣的選擇，承擔一切後果，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公道的。”王瑛說。

至於她自己，她什麼也不怕。她享受價值的實現過程，包括享受它的代價。

拍攝現場王瑛不化妝，頭髮自來卷，剪得很短，早前那幾通商量如何為她準備拍攝用的大牌時裝的電話，她都愉快地接了。拍攝當天，她穿着自己沾着貓毛的墨綠色旗袍來了。“我就這樣”，王瑛瞪大眼睛說，“行嗎？”

口述 王瑛

一

實際上企業家在什麼情況下不站出來說話？我想恐怕是環境壞到了只要說話就會給他惹來麻煩。其實柳傳志在這一點上，和我的判斷是一模一樣的。

很多朋友希望我改變。起碼不要在那麼多公開場合下講話，不要那麼一針見血，非捅到人家的肺管子裡去。他們心裡可能認為王瑛是個好人，但如果我不改，我就會是一個給他們帶來威脅的人。甚至他們會很惱怒，這些事正逐漸在我身邊發生。

我不知道我到底影響了誰，怎麼影響。而且這件事情，我根本不關心。因為你只要做任何利害的權衡，恐怕你都站不出來，因為你會發現跪下的人越來越多，而且還彼此在那兒打招呼，說不行不行不行，趕緊都跪下，而且趕緊磕頭，磕慢了都不行，你會看到你的力量和那種力量之間的對比，那簡直可能就會讓人悲觀到底。

我已經活到60歲了，我不知道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共識形成。沒有時間表，我覺得中國的一些大變化已經完全交給歷史的偶然性了。能開動的加速器幾乎全部開動了。

二

其實2013年是我生活發生很大轉折的一年。

讓我驚醒的是重慶，其實我沒有想到這麼多年後，重慶還會在短短的幾年，會搞出那樣的規模來。倒行逆施是不可以的，中國再發生像重慶這樣的事情，再發生像“文革”這樣的事情絕對不可以。而倒行逆施怎麼能形成一個大家難以抗拒的東西，實際上製造和傳播政治恐懼是非常重要的拐點。人們感受到恐懼，會非常自覺地進行自我審查，這種自我審查是會被放大的，有的時候比危險都要大得多得多。

最近給我所在的一個企業家讀書組織寫章程，裡頭有個定義，這是個什麼組織，“自治”這兩個字他們認為不能出現，尤其和“企業家”這個詞在一起的時候不能出現。我聽起來覺得哭笑不得。自我審查到什麼程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一部法叫《村民自治法》，這個詞什麼時候變成了危險詞了？

之前沒有想過退休，做基金管理，所謂越老越值錢，還會有不錯的收入，我把它斷了。9月底我和中信解除了合同，也辭掉了中恆聚信的職位。

9月25號，我跟丈夫把離婚也辦了。我們可能選擇了不同的60歲以後的生活。我先生覺得，實際上我們這一代人已經邊緣化了，整個事情好不到哪兒去，也壞不到哪兒去，我們應該更遠離一些，更重視自己的生活。滿世界去走走是他最大的願望，可一看我，哪有一點要出去走的意思？我是打算干到最後一刻的。

我知道接下來會很困難，我知道我自己選擇了一條挺艱難的路。這個我很清楚。

三

我們這一撥人太奇特了，像短短的這一生當中，翻天覆地，我好像過了好幾輩子。

我在內蒙古兵團待了6年，巴盟烏特拉前旗，在那兒建化肥廠。內蒙古的整個過程實際上是一次我對理想主義、對烏托邦徹底的否定。我看到了太多人，就像一滴水一樣，流入了這條邪惡河流里的最初的時候，可能非常非常清涼剔透。我再也不對所謂的一個人的願望有多好，能夠給予多大的評價。

刺激我的是集體，我發現集體對人的殘害可以到那麼極端。我清清楚楚記得她的名字叫顏容玉，呼市的一個女孩，是我們班長，不知道什麼原因，班裡的人想盡辦法折磨她，突然幾個人都把她給圍在地上打。女孩對女孩，完了再拿她的臉盆晚上撒尿，後來我就跟她不一個班了，最後我知道她得精神病了，連大小便都失禁了。

當時讀馬列，能找到的書我都讀了，為了能搞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我越看越糊塗，可是有一點越來越堅定，就是作為信仰的東西，一定要自己去弄懂它。

我記得有一天晚上在讀老鬼的《血色黃昏》，簡直是大哭了一場，是放聲大哭。我第一次看到這個事實，並且證實這個事實：我們對自己青春的消耗，那種超出人所能夠承受的程度的付出，結果最後是罪惡，最後是把內蒙古草原給毀得大概十幾代都恢復不過來。

我覺得我能理解的最讓人悲哀的事情就是這樣的。你滿懷的是向善的、是積極的、你認為是最有意義的東西，傾盡全力為了去實現它，最後發現你在害人。

說老實話我現在更相信利益，我相信由於利益帶來的，對於利益的維護而進行制度性的建設，我覺得才是最可靠的東西，不管你說它是善的還是惡的。

四

我大概29歲做司法局的副局長，在北京市的律師裡頭，是很知名的一個人物。為什麼會那麼知名呢？中國的第一本《中國律師制度和律師實務》，作者那個不帶王字旁的王英就是我。我和張思之先生是當年的合作者。那27萬字，沒有一個字是抄出來的。我比他們的年齡小二十幾歲。你聽說過司法局局長不是黨員的嗎？

80年代末，我辭職下海。一開始做實業，做實業經常被迫做突破底線的事情，你不給紅包不給賄賂、不去扯淡根本就拿不到資源，怎麼辦呢？說老實話，我一個紅包沒遞過，就不給。我就不幹了，轉做職業經理人。

我大概二十幾歲的時候就守着一個信念，如果讓我做不成人的話，我連事都不干，所以我也就很失敗，我沒做成多少事。我是覺得一個人的道德律，其實是比什麼都高的，是鐵律。

我現在做的這些事情，恐怕要做一輩子的。所以不要自我報廢，一定要千方百計去保留自己做事的資格，做事的條件，做事的空間。我還是這樣的基本立場——我是不會不管不顧的，可是需要站出去的時候，我連個磕巴也不會打。

我都跟女兒直接說了，所有可能發生的糟糕的事情。我說你得有思想準備，有可能的話你要幫着我照顧姥爺，我就自己扛了。我有權利犧牲的只有自己。去付出甚至犧牲，構成你幸福的一部分。我享受這個價值的實現，包括享受它的全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