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裡到毛爺爺的故鄉走了走

老田

出發的時候，在武漢市區倒騰了兩個多小時，比高鐵抵達韶山南站所花時間還要多些。高鐵速度極快，很短時間就穿越了汨羅河、瀏陽河和湘江，太多歷史人物的悲歡離合故事在流傳中間不朽，發了點思古的幽情，把毛爺爺與古人排列了一下，湊成打油詩一首：

汩水流連屈子憂，賈生長沙痛哭休。帝子哀吟來湘水，韶山人物耀千秋。

一

這個計劃中的旅程，原本是春節前就打算去的，結果稍一猶豫，天就下雪了，只好留待今年了。查了查天氣預報，這幾天韶山天氣晴好，很適合去晃悠兩天，就在網絡上預定了新塘灣的民宿，這個灣子（圖上韶山毛澤東紀念園附近），與毛爺爺故居只有幾百米遠。 ... - "http://***"

左圖是韶山沖的盆地的總體態勢，尾巴上的青年水庫，流域面積17.5平方公里，原來分屬韶山大隊、韶源大隊和韶北大隊所轄。總體印象，韶山的交通不錯，空氣不錯，很適合去徒步。韶山小盆地，基本上無工業，也不是城市，但道路網不差，這次住在村里兩晚，來去三天時間，在村里徒步和爬山，感覺很不錯，沒有城市的喧囂和工業污染。

去的時候正是油菜花最鼎盛的季節，花香撲鼻，新綠亮眼，自然春光的體驗不錯。

因為沒有工業，韶山的農業也與全國其他地區的農業一樣，無法支撐一家人過活。遍地黃花，種的很是稀鬆馬虎，推測是一種“被種田”——並不是為了收穫油菜籽而種下去的。後來在韶山村公開欄中間發現，管理局2017年第四季度有一筆經費給村里——“下撥油菜種植耕地費、拋荒復墾費”93297.93元，目的不是為了收菜子榨油吃，而是為了旅遊和好看。

在毛爺爺故居的小山沖行走，在一家家庭商店買了瓶礦泉水，有位坐在小店的客人當即對老闆發感慨說：你坐在家裡都有人送生意上門，你們可是要好好感謝毛主席。韶山的民眾還是懂得感恩的，農業到處都養不活人，如果不是韶山發展為最熱門的旅遊到達地之一，那韶山人也得離鄉背井出外打工去掙錢過活。能夠在家門口掙一份生活，有些韶山故鄉人，是毫不掩飾他們的感恩之心的，下面這兩家是滴水洞出來之後的小店門聯。

下面的照片拍攝日期是3月23日，這一天是周五，人流量不算大，但是，銅像廣場上等着獻花籃的人群也有好幾十隊，有人等排隊等不及了，就在旁邊找地方自己安排自己“插隊”，然後獻上花籃。

二

在展覽館裡面看到的歷史人文信息，觀感卻比較糟糕，恰好在微信上讀到郭松民文章說小崗村的展覽照片嚴重造假，這種現象在韶山也是隨處可見。由此看來，到處都會遭遇到的普遍歷史造假，體現的是政治倫理的衰落——這意味着今天的政治歷史敘事生產，離不開虛假信息的支撐。

左圖照片是謝覺哉1951年率領南方老根據地訪問團在韶山拍攝，右圖是從韶山村展覽翻拍的，展覽中間明明是引用了1951年兩張老照片，卻虛假註明是1961年公共食堂解散之後社員勞動情景。

在經歷過1950年代的集體時代之後，左圖繼承於舊時代的“一尺掛兩頭”的大株距行距插秧方法，早已經被廢棄了，在1958年之後已經改為“合理密植”了，韶山當時執行的是6*6或者6*7寸，到了1970年代插秧的株距和行距縮小為株距三寸行距五寸。可以很有把握地說，1961年插秧肯定不會是照片上的那個株距和行距。

盧梭曾經發問：科學技術進步會帶來風俗淳厚嗎？他自己提供的答案是否定的。那麼，僅僅是技術性的積累方面，就會帶來不間歇的進步嗎？

人們往往很容易相信一種線性的歷史觀，相信資本或者文化的積累，會導致未來會更好，現實往往證明這是靠不住的幼稚想法。文化的倒退或者精神污染的產生，往往是因為現實中間出現了“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選擇機制，線性歷史觀的背後是對於“優勝劣汰”的依賴思想。

最為明顯的精神與文化退化狀況，可以看看寫在牆上的書法，壞書法替代好書法的現象，不見得就不會與整體的書法水平進步同時發生。毛爺爺故居題字，從前是郭沫若寫的，郭雖然不是書法大家，但起碼夠得上好書法水準，今天的題字是高官寫的，連端正都稱不上。當然，這種文化或者精神產品的退化，因為寫在最顯眼的地方，所以格外明顯，但其背後所隱含的文化退化機制——逆向選擇機制，是到處都在起作用的。

逆向選擇機制之所以發生，主要肇因於個人占有政治權力或者經濟資本數量的不平等，由此帶來劣等文化產品生產者以過高的表達機會，權力和資本極大地放大了劣等產品的表達和傳播機會，特殊情況下就會出現劣質產品淘汰高端產品的逆向選擇。

參觀韶山那個高大上的紀念館，看到一個庭院的景觀意象——有棵矮灌木獨自霸占中心位置，含義很是雋永綿長，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解讀，老田的解讀，當然是那種比較悲觀和消極的。算命先生說，“命中犯了小人”的狀況，是“人生之不可揣度”的主要風險，如果是一個國家或者政治體“犯小人”，就可能出現整體的逆向選擇或者文化退化。

有節竹自遠，矮木霸中庭。大樹塞一隅，赤縣犯小人。

在階級社會中間，人們的認識總是會打上階級的烙印，還因為不同階層的人，會看到不同的景色，所以，做出的判斷也會大相徑庭。老田在韶山看到的是人流如織，但領導們只看到稀稀落落的幾個人，這樣的原初信息差異，想必會帶來政見不同吧。 ... - "http://***"

為什麼領導老是與群眾有着巨大的政見分歧呢？因為大領導看到的實際情況，始終與廣大群眾看到的，就是有這麼大的不同。

據說，老百姓家裡大多數會張貼毛主席像或者供奉毛爺爺的塑像，而官員們家裡常常會供奉菩薩，這也是階級差異之一。

三

1959年6月，毛澤東帶着王任重與他一起回故鄉韶山。在毛澤東請家鄉父老吃飯時，與王任重同桌的韶山老鄉，仗着自己輩分高，很不給王任重面子，當面批評他在報章上造假典型宣傳“畝產萬斤”的事情，說畝產千斤都做不到。可能是遭此挫折後，心情不愉，所以王寫下一首打油詩嘲諷毛爺爺——“韶山風光依舊，人世幾經滄桑。壯志已成大業，何須衣錦還鄉。”據王任重在文革時期辯稱，嘲諷詩是公開寫在招待所的“留言簿”上的，倒不是秘密地發泄私憤。

顯然，王任重如此不掩飾自己的心情，公開表達這樣一種對於毛澤東的態度，這在官場中間也許並不鮮見，但與普通老百姓對於毛主席的崇敬則有着根本不同，這就造成了鮮明的對比和落差，因此，文革期間造反派群眾看到這首詩之後，都感到絕對不能接受。受到群眾批判之後，王任重寫文章辯稱是因為作詩水平差，並不是有意不敬，還表示決心痛改前非，改掉最後一句。這一次去韶山參觀時，發現這首詩一字未改，銘刻在滴水洞水庫的路邊的石頭上，這可是真有點“死不改悔”的味道了。

溝通不良或者信息傳遞失真，是組織中間最常見的老問題了，而家庭成員在之間的溝通不良，後果往往也很不好，老公知道的事情老婆和子女往往不知道，此種溝通不良的存在，嚴重情況下會影響家庭和睦的。今天中國的歷史寫作，就大量受害於此種溝通不良造成的問題：結果是大批缺乏靠譜信息的高官親近人士，又反常地獲得了過高份額的歷史發言權，這就格外放大了問題的嚴重性。

1966年年底，武漢機械學院（該校後來併入華中工學院現改名華中科技大學）大學生劉漢武（當時雅稱“劉大炮”）拿着王任重上面那首詩，當面要陶鑄表態，據劉事後對老田講述：當時陶鑄很是愣了一下，然後才連說不好不好。陶鑄很清楚地知道的王任重的詩，之所以受到造反派質疑和批判的原因，不是什麼“稱主席為兄長或戰友”，而是真的有點大不敬和諷刺。但陶鑄看來沒有把這個關鍵信息傳遞給自己老婆和女兒，後兩者正是在完全不了解情況的情況下，在毛後時代又獲得了過高的歷史發言權，錯誤地把想當然寫成了文字，導致謬種流傳。現在王任重的詩句銘刻在石頭上，還描上了金漆，與曾志言之鑿鑿的回憶一加對照（據陶斯亮對人回憶，所有署名曾志的文章均由她代筆完成），那就尷尬了。

不得不說，在共產黨黨史寫作中間，那些大官身邊的人——諸如秘書、下級、妻子兒女等，發言權過大同時掌握的靠譜信息又太少，由此問題多多。上面那套書對於文革歷史界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多為高官家人所寫，這些人寫的黨史回憶文章往往嚴重受害於“家庭內部的信息傳遞失真”，其靠譜性實在不容樂觀。有趣的是，貴族們的不靠譜黨史寫作，還常常口稱“歷史是人民寫的”——好像他們就是人民的當然化身似的，對此只能夠長嘆一聲。

四

官路艱難，仕途險惡，古人早有名言：“如今凌煙閣一層一個鬼門關，長安道一步一個連雲棧。”一個人在官路中間，如何有效地保證自身的投入獲得理想的產出，同時也能夠避免職業風險，這是恆久不變的追求，這一切追求都可以濃縮為一個策略——“朝里有人好做官”，通過拉幫結派的宗派策略也許可以進行官場職業利益保險，但是會徹底損害職業體驗。 。

韋伯在討論官僚制或者科層制的時候，非常期待制度或者規則應用的非人格化趨勢，此種趨勢和變化能夠帶來機械化那樣的效率，成為大範圍許多成員合作的效率基礎。但是，宗派策略恰好反過來，是確立私人關係和特殊規則來劃分“圈內人和圈外人”的差別待遇，以職業利益的相互勾聯去替代規則化的大範圍合作。

由於官路艱難，對於職業利益保險的殷切需求，長期處於旺盛狀態。毛澤東要求“跟路線不要跟人”，這是對韋伯的“非人格化規則應用”的別種理解和提煉，但現實官場中間總是會追捧“跟人而不是跟路線”——“寧可犯路線錯誤、不可犯組織錯誤”是潛規則，這意味着基於宗派和圈子的語言和行事方式，會得到官場人士的優先響應和潛意識的好感。

在施政過程中間，找到那個可以“說私房話”的人，建立起特殊關係，往往會很有吸引力。文革期間，四川省委李井泉等人在鄧小平等人的支持下，可以相當隨意地處分幹部或者攬功卸責，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場保險事業成功的標誌，但是，這樣的保險永遠只具有有限性。在處理宜賓市委書記劉結挺不同意承擔“專員李鵬右派平反”責任的案子中間，四川省委、監委在《關於劉結挺、張西挺嚴重違法亂紀、打擊陷害同志的檢查報告》中公然這樣寫“（專員）李鵬就是右派也不能劃為右派”，此種完全違背公開規則的“私房話”寫入對上的請示報告中間，說明私人關係的確立和親厚程度的存在。後來這份文件被周總理從鄧小平處得到，並在一定範圍內公開了，說這個案子是“李井泉一手製造的，經鄧小平、彭真、楊尚昆批準的冤案，完全顛倒了黑白。”據老田訪問當事人之一田禾所知，劉結挺並不是反對為李鵬平反，而是要求省委按照組織程序下文解決，劉結挺本人對李鵬劃為右派並無責任，按照組織程序處分專員級別的幹部是需要省委批準的，作為地委書記的劉結挺無權劃專員為右派，同樣也無權決定平反，兩者都需要省委在組織程序上的批准。劉結挺堅持的就是需要走這樣一個組織程序，而李井泉則要求不管三七二十一，他打了招呼之後劉結挺就應該辦事不應該有二話。這樣的小衝突，實質上就是關於程序合理性方面的不同見解，而李井泉拒絕這一點。 。

在1975年的右傾翻案風期間，鄧小平對賈啟允說“如果人家說你復辟就說明你的工作干好了”，對趙紫陽說“不要怕人家說你是還鄉團”，對馬天水說“到北京可以多找我”，這些都是“私房話”，後果是以私人之間的親厚關係替代非人格化的規則，這是職業利益得到部分保險的標誌，大多數高官很享受此種特殊關係的宣示，僅僅在馬天水那裡碰壁了。可見在官場中間選擇“跟路線”而不是“跟人”的高官，實在是太少了，這意味着自外於職業利益保險的強烈衝動。 。

對於官場中人來說，有一個兩難處境：不可能不關心自身的前程或者職業利益，但是，這個關心本身卻不能夠提供出路，尤其是無法提供價值和意義生產出路。有點事業心的人，把價值和意義提到首位，就很容易被官場逆向選擇機制淘汰出局。

據《胡耀邦傳》，他在1965年倒是公開批判劉少奇及其追隨者各種極左手法的，結果被陝西官場劉瀾濤等人聯手打壓並邊緣化了，他回到北京之後試圖在鄧小平那裡找到一點點公正，結果遭遇到第二次打擊。就這樣，胡耀邦決心一百八十度轉彎子，加入大人物的圈子裡去，響應鄧小平以身作則的規訓，1975年選擇賣身投靠成為右傾翻案風的“四大金剛”之一，也算是得了點好處地位躥升到頂了，但是，終究因為陸慳訪談事件而被踹出局。這正應了那句老話“趙孟能貴之，趙孟能賤之。”為職業利益風險而選擇賣身投靠，也不能夠完全保險的，所以，儒家推薦的做法，還是有價值的“臨財毋苟得，臨難無苟免”——作為一個身處官場行使公共性要求很高的政治權力的人，汲汲於個人富貴是不妥的

相比較而言，毛爺爺沒有私敵，也沒有搞施恩庇佑的私人幫派。從許多官員本能的感覺看，少有高官覺得毛爺爺很親是自己人。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