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让女儿上哈佛?   ZT

( 下文令人想起一位哈佛学者，他是西班牙籍的比较文学教授，某年春，他在课间看到一只春鸟在窗外游戏，喃喃自语：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I have a date with spring!）”, 于是辞职，飘然而去，不知所终。他的个案作为行为美学一例，长留哈佛群体记忆中－小序）

和很多菁菁学子一样，我曾经有一个哈佛梦。这个念想，是我在北大读研时萌生的，除了真心想做研究，还有一点想证明自己的虚荣心。

当然了，谁都知道，哈佛不是想上就能上的，但是，我有一个特点，只要是我自己认准的事情，不做到底我是不会罢休的，除非我中途改变了想法。

转眼之间，我毕业十年有余，其中的大部分时间，我是在做独立研究——对这个好歹不分的时代作出我的个人回应。

坦率讲，要是我把这段时间用来在这个学术分工体系中考博和读博，我不可能获得这样彻底的自主性和自由度，那我也就不可能获论成果。

“十年磨一剑”，现在，我为我的问题找到了答案。我不想去也没必要再去哈佛读个博啥的了。这是梦醒，不是梦碎，所以，心中没什么遗憾，也就不会有“父梦女承”的悲剧后果。

事实上，我不仅不会鼓励女儿上北大、上哈佛，而且会不遗余力地说服和打消她的心中的念头，如果将来她心中真的会冒出来的话。

我的一个深思熟虑的观点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教育”，尤其是那些以名校为代表的所谓“精英教育”，到头来可能都是一场“假教育”。

凭什么这么说？

谁都知道，名校之所以为名校，在于它们集中了支配性的优势资源，但是，别忘了有一种机制叫“资源的诅咒”：优势资源必然引发高度竞争，而高度竞争反过来势必会造成优势资源的分配与评价机制的单一化、标准化和绩效化。

久而久之，这种竞争游戏本身就会成为养尊处优且争强好胜的精英学生们心中的目的和意义，他们自带的偏好、节奏和直觉就会被带偏和扭曲，后果就是一种高位的同化和平庸。

集体的同化实际上就是自我的异化，症状就是精英学生们的淡漠（或冷漠）、焦虑和抑郁。

说到这里，我相信一定有人想起《优秀的绵羊》(Excellent Sheep)那本书。该书的作者是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教授，他在藤校有24年的经历，哥伦比亚大学的本科及博士，并在耶鲁大学任教十年，但在2008年辞去了终身教职，然后发表了《精英教育的劣势》(The Disadvantages of an Elite Education)一文，反思了美国（精英教育的弊端。

在他看来，精英教育是完全反智的(anti-intellectual)，所以，他在《新共和》杂志上给家长们的忠告是“别送你的孩子上常青藤，美国的顶尖学府正把孩子们变成僵尸”，“相比之下，那些在不知名大学里的孩子往往更加有趣、更加开放、更有好奇心，少了些养尊处优和争强好胜”。

对此精英教育的这种吊诡现象，人格和社会心理学中关于成就动机的研究结论可以提供一种解释或者说印证：

▪ 处在一个竞争性的、评价单一的学习环境的学生，更容易于成为绩效导向型(performance oriented)的人格，他们总是试图证明自己的能力超过同学，或者同学的能力不如自己，却会在现实中恐惧失败和回避挑战，因而缺乏像样的成就。

▪ 在一个非竞争性的、协作性的环境学习的学生，则更容易成为主导取向型(mastery oriented)的人格，他们通过高水平的努力发展自己的理解和胜任能力以解决特定的问题，往往能够达到较高的成就水平。（我自己在十年的独立研究过程中也深深地体证到这一点）

至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如今的精英教育已经与“育人”和“真理”没有多大关系了，已经退化为一种像科举制那样的权力分配和再生产体制，所以，这个体系生产出来的知识，也越来越无力对这个世界给出有价值的回应，它培养出来的往往也只是资本-权力体制在规定范围内的代理或执行者，而不是应对不确定未来的主体或主导者：

前者比的是快、效率，和计算力，能够正确地做事就可以了，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去做，只讲利弊，不问善恶；

后者比的却是准、效力(effectiveness)和判断力，之所以能够做正确的事，是因为明白为什么去做，既讲利弊，又问善恶，善恶问题实际上深刻地关乎着未来的可能性和自由度。

那么，以精英教育为镜，我们可以说，真正的教育是面向未来的，应该是主导取向型的，因为绩效取向型的人格不可能在不确定的未来真正主导自己的命运。

所以，我将来会选择让女儿在一种“竞争最小化、协作最大化”的环境中学习，如果没有条件，那我就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