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小说甚至史籍中，被视为智者的人，是那些所谓“神机妙算、足智多谋、运筹帷幄”的军师或者国师，例如孙武、商鞅、诸葛亮、刘伯温、姚广孝……

商鞅和魏国打仗，邀请对方主帅公子卬和谈，在酒席上把老朋友绑架了，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却一直被奉为“大智慧”；宋襄公是个老实人，打仗讲规矩，不肯趁人之危，却被耻笑为愚蠢的仁义。

刘邦为了救回家人，和项羽约定平分天下，最后出尔反尔、赶尽杀绝；项羽在鸿门宴上放走了刘邦，却被批作“妇人之仁”。

诸葛亮借了荆州以各种理由拖延不还，却成了“足智多谋”的代名词；鲁肃一生都忠厚耿直，千百年来却被视为“颟顸愚钝”……

▍现代文明为何发端于西方？ ▍

与中国人追求“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实用形成对比，在西方的传统观念中，那些被视为智者的，往往是一群“仰望星空的闲人”，他们是思考人类命运的大哲学家、探索自然奥秘的大科学家，例如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罗素、爱因斯坦……

西方人眼中的“智者”，为何与国人差异如此之大，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古希腊的哲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等——关于科学的智慧。

基督教的契约精神——关于道德的智慧。

自由、民主、文明等现代文明理念之所以能胜出，正是因为它们很好地统一了这两种智慧。

如果科学不符合道德，必然带来灾难——人类历史上诸多惨烈的教训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关于道德的智慧，远远比关于科学的智慧重要得多。

西方人最推崇的人文经典，都体现了对这两种智慧的追求：高斯的数学、康德的哲学、孟德斯鸠的政治学……还有关乎信仰的耶稣和《圣经》。

其实，先秦时代的中国人，并不缺少道德信仰的契约精神。

在所谓“无义战”的先秦时代，仁义礼智信等贵族精神并没有沦为虚伪的道德说教。西周时的分封建制，本就是一种契约关系。春秋霸主的地位，通常是以“尊王攘夷”、“会盟诸侯”的形式，请周天子确认自己“道德领袖”的地位。各国间的争斗，至少还有底线和顾忌。战国四君子等贤人，言而有信、勇于担当的故事流传于世。

那么问题来了：以宪法契约为核心的现代文明秩序，为什么发端于西方而不是中国？

英国人为什么这么“傻”？凭什么相信对方一定会信守承诺？为什么不干脆斩草除根？——根本原因就是契约精神。

首先，他们有着共同的敬畏，共同的最低底线：这份合约是“以上帝的名义”缔结而成——否认上帝的至高权威、使用最厚黑的手段，或许可以获得眼前的好处，但是既违背内心的道德，也可能会危及子孙后代。

其次，稳固的产权和平等的交换，使得多次、重复的交易和博弈成为可能，于是背信弃义的人逐渐被淘汰——这直接推动了契约社会的成型。

反观中国传统。自秦始皇以霸道开创君主专制，以“天下归于一统”绞杀了贵族精神和民间自由，中国人的诚信和仁义传统，就出现了大倒退。

中央集权一家独大，官家垄断一切资源，商业没有丝毫空间；底层不到绝路永远不敢、也无力反抗，上层不到绝路永远不屑、也不懂妥协，直到官逼民反、天下大乱——几千年来，中国人都无法建立共同的底线，只能在这种“治乱循环”中打转。

为什么遵守契约精神，竟然变成了国人眼中“愚蠢”的代名词？不是我们人种低劣，也不是我们没有这个传统，而是自秦始皇以来的制度安排——它遵循的是一种成王败寇的叙事逻辑，运行千年的是一套破坏契约精神的“逆淘汰”机制。（参阅吴思《潜规则》）

中外思想家的对比

’作者：冬蛰意
来源：知乎

中国的哲学是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从四书五经到论语孟子到朱子语类、四书章句集注，本质上都属于文学作品。

比如说程朱理学的“理”与黑格尔的“绝对理性”。这两个概念总被国人拿到一起比，认为性质是相似的。但黑格尔的体系，是定义、范畴、逻辑推理和论证建立起的森严大厦，而这些东西程朱理学一概没有。所谓的程朱理学，其实只是对四书五经的一段一段的注解，《大学》里的“先诚其意”是这个意思啊，《尚书大禹謨》里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该那么理解啊，等等等等，再就是程颐朱熹们和学生一段段谈话的记录，这个学生问人心和道心的关系是什么？朱熹说是这样这样的，那个学生又问了一遍人心和道心的关系是什么？朱熹说是那样那样的，两次说的好像是一个意思，又好像不是一个意思，说法更是根本不一样… 程朱理学，就是这么一个体系。黑格尔体系里的理论架构，在程朱体系里统统找不到，所以把二者放在一起比的国人们，总是在心里或服气或不服气地承认，黑格尔的哲学理论比程朱完善多了。

但实际上，程朱的体系根本就不是哲学体系，谈何作为哲学的程朱不如黑格尔完善呢？两个体系的架构方式本就完全不同，程朱理学，以及绝大部分其它的中国思想文化理论，本来就不是用西方理论体系的方式架构起来的，非要从里面找西方式的范畴、定义、逻辑、公理、命题…自然只能东拼西凑，强词夺理，漏洞百出。

中国理论的架构方式，就是语句之间的含意沟通与互动，也就是由这句话的这个意思说到那句话的那个意思,通过这句话和那句话相对应的含意将两句话联系起来，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说到“道心者天理也，人心者人欲也”再说到“存天理灭人欲”，这种语句之间的推进方式其实和由“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推进到“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在这个语句含意的底层架构上面根本就没有完整逻辑体系、明确的定义、命题、论证等等上层架构。不同语句的含意甚至可能是矛盾的，比如朱熹就曾在一句话里说“人心惟危”里的人心就是人欲又在另一句话里说“人心惟危”的人心不等于人欲，两句话居然还在朱子语类的同一节里，几乎就是挨着的。到底哪句话是对的？只能各自结合上下文去理解，两句话都是朱熹思想的反映，都是对的。因为这两句话都仅仅是语句而已，而不是某个上层架构的组成部分——比如某个大命题下的两个小命题，所以也不存在理论架构出现自相矛盾的漏洞之类问题。你能说《出师表》里“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和“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两句话体现《出师表》理论架构的自相矛盾与缺乏逻辑性么？钻牛角尖的话只能说明文学理解能力太差。

没错，我使用的是文学这个词。这种用而且仅仅用语句之间的含意互动来搭建文本的方式，本质上是一种文学方式。中国从来就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神学等等理论体系，在中国起到相似作用的是一篇篇议论性的散文（或者骈文）、对其它文本的批评、注解、重述、各种札记…它们都仅仅遵循着文学的逻辑，寻求的是说理的生动、透彻、完整、实用，甚至浪漫与华丽…但不会寻求在语句和文本之上建立一个独立于文本而存在的理论体系。

中国思想文化，都是以文学为载体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方式，是文学的方式。正确性不是来自哲学中的逻辑体系和公理前提，更不是来自神学中的不可证实或证伪的信仰——比如上帝存在、三位一体、耶稣死后三日复活，而是取决于说理过程本身是否恰当有力，文本的含意能否与现实良好地互相印证。

换言之，中国的思想文化体系是作为一个说理性的文学作品系统出现的。从《诗经》《尚书》《春秋》到《论语》《孟子》《庄子》到《论衡》到《朱子语类》《四书章句集注》。。。它们的思想和理论都是寄寓于文本之中，以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对西方哲学的理解是否可以脱离哲学家们的原始文本，我在这里不想讨论，但是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理解是必须回到承载着这些思想文化的文本之中、以文学的方式去阅读和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