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献弥为珍贵，尤其是亲历残酷历史的名人写下的真实记录生动描述与透彻反思。二战时期希特勒的著名将领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个纳粹德国将领，他的敌人斯大林与英国人美国人都非常敬佩。他虽然没入毛泽东的法眼， 但是据说王沪宁同志就也很佩服他，尤其佩服他的回忆录。中国在十年前就翻译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删节本被作为国防大学教材。被删节的部分，就作为了中央党校高级研修班教材。俺十年前在中央党校最高级研修班，当服务员的时候，就顺手拿了一份讲义，然后就跑出来在海外散发了。因为涉及知识产权问题，党中央不好说俺盗窃国家机密。俺也真的没想到，王沪宁等同志确实认为，这样的文献永远不会过时，就像孙子兵法资治通鉴那样，他们一定坚持要熟读用烂。而老百姓反正读不懂。懂了也无用武之地。

这样的国家，不疯才怪呢

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Heinz Wilhelm Guderian，1888年6月17日－1954年5月14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位著名的德国陆军将领，最高军衔为大将。古德里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倡导坦克机械化部队的重要推动者。在他组织与推动下，德国建立了一支当时作战最具效率的装甲部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以新型战争型态“闪击战”屡屡击败敌军。古德里安现今成为了德国发展装甲兵力的代表人物，被历史学家称作“闪击战之父”和“世界装甲车之父”。

在战争后期，古德里安与希特勒在战术战略见解上的分歧愈大，两人之间的矛盾也愈形激烈，并多次发生争吵，但古德里安出于对德国效忠的军人誓言，始终未加入政变推翻希特勒的密谋当中。在1945年3月于德国战败前夕再次被希特勒以6星期病假做为健康疗养的名义斥退免职。1945年5月10日向美军投降后被关押3年，因为在战争期间并未虐待战俘和屠杀平民而没有被列为战犯，于1948年被释放，之后一直在家中修养并撰写回忆录《一个军人的回忆》。

摘抄转贴《德二战装甲之父反思录:闪击英雄》

原著《一个军人的回忆》 1952年 纽约达卡波杂志出版社 

中文翻译《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大战回忆录》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

作者:[德]海因茨・古德里安

在第三帝国许多重要人物的中央，就站着这位混世魔王希特勒，他是我们大家命运的统治者。

希特勒出身微贱，所受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都极有限，并且说话和态度都非常粗俗。但当他站在我们的面前，却一点都不感到局促不安，他好像是和他的亲信同乡在一起一样，让人感到非常轻松。他和具有较高文化背景的人在一起，尤其是谈到文学、艺术等等问题，他也一样滔滔不绝地发言，表示当仁不让。以后，他的亲信当中有一部分人—-都是和他一样出身微贱的—-就总是故意唤起他对上层阶级的恶感，他们这种行为是有目的的，主要是想毁灭这些人对于希特勒的影响力量。

他们这种企图非常成功，其原因有两点：一)因为希特勒在早年曾经饱受艰难和侮辱，所以对旧恨还是耿耿于怀。(二)因为他以为自己是一个大革命家，所以不愿意这些传统落伍的思想，会对自己的前途产生阻碍。这也就是解释希特勒心理的一个重要关键。由于这种情感上的复杂关系，所以他对于王公贵族、学者专家、文武官员都会产生厌恶的心理。在他当权之初，他还勉强抑制他的行为，使他能够合于上等社会和国际社会的标准，一旦战争爆发之后，他就把这些假面具全都撕破了。

希特勒的天才与意志力足以影响他人：这个人的头脑绝顶的聪明，并且记忆力特强，尤其是历史上、技术上和经济上的数字，能够记得十分清楚。凡是送给他看的任何文件，他都仔细加以阅读，借以吸收新知识，以补充他在教育上所留下来的空白。他在会议席上常常把他所看见或听到的话，整段背诵出来，使大家感到惊奇佩服。当他变成了德国的总理兼任三军最高统帅之后，他常常会这样向人说道:“六个星期以前，你所说的话和今天完全不同。”这种说法常会使人感到手足无措。关于这些话，是不可以和他争辩的，因为他可以马上查出当时的速记记录，以来证明他的说法的正确。

他说话也具有一种天分，能够用平易近人的方式，把他的意见发表了出来，还会使用一种连续重复的方式，好像是用一把槌子，来把他的思想敲进听众的脑壳里一样。不管听众是成千上万人，还是少数几个人，他所说的话常常是这样开始的:“从1919年起，我就决心要做一个政治家……”而他在政治思想谈话的结论上，却总是这样说道:“我绝不放弃，我绝不投降！”

他的讲演天才可以说是高人一等，无论是对于一般的群众，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都同样能够发生奇效。他懂得怎样调整他的语言和态度，以来适应听众的心理。当他讲话的对象是工业家、军人、党员、公务员等各种不同身份的人，他的态度都能配合做各种变化。他最特别的个性就是他的“意志力”。使用他的意志力，他可以强迫旁人随着他走。他这种力量能发生一种强大的暗示作用，使许多人都受到他催眠的影响。这种情形我曾经多次亲眼目睹。在OKW的范围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敢反对他:不是像凯特尔那样，受了永久性的催眠，就是像约德尔那样，不敢不服从。甚至于有些很有自信力的人，当他们在敌人的面前都显得非常英勇，但是却为希特勒的辩才所征服，为他的逻辑所困惑，而没有能力反抗他。当他对少数人说话的时候，他一面说话一面就注意每一个人的表情，看是否每一个人都肯接受他的话。假使他发现了他的话对某几个人不发生作用，于是他就会进一步专门对他们进行说服的工作，一定要消灭了这种反抗的精神，才肯停止。假使那个人还是坚持不为所动，那么他就会恼羞成怒了。他会喊道:“我还没有把这个人说服？”于是下一个步骤就是把这个人清除掉。他愈成功，就愈骄纵，愈不肯忍受人家的反对。

有人认为希特勒之所以能够一帆风顺的缘故，是因为德国这个民族特别容易接受这种鼓动。不过在所有国家，所有各时代中，人类在非常领导之下，常常都可以接受这种鼓动。在近代史上，就不乏很多的例证。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许多法国人都追随在拿破仑的后面，为他的人格所感召。法国人民随着这位伟大的科西嘉人的后面，一直走向完全毁灭的途径，他们也明知是如此，但却还是死而无悔。在两次大战之中，尽管美国人是最爱好和平的，但是却为两位总统的魔力所吸引着，也走上了战争的途径。意大利人跟着墨索里尼后面走。更不用提起苏联，那个巨型的国家，完全违背了它原有的传统。为何德国会接受希特勒上台至于德国为什么会接受希特勒的指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的政策失败。这个政策为纳粹主义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它使我们产生了失业现象，要负担着重大的赔款，割去相当多的领土，丧失了自由、平等和军事力量。当那些胜利国起草凡尔赛条约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遵守威尔逊十四点的理想，因此才使德国人民对各强国都丧失了信心。当时的魏玛共和国政府在国外得不到任何有意义的外交成就；在国内也不能解决德国人民的困难，所以希特勒登高一呼，马上就赢得了不少的拥护者。换句话说，这是势有必至，所以并不是德国人民特别容易受到鼓动。希特勒所提出来的谎言是说，在国外他可以取消不公正的凡尔赛条约，在国内他可以消灭失业现象和取消不必要的党争。这也正是每一个德国善良人民所具有的共同希望。当然不会有一个人反对他。在希特勒以前，那些政客们的确是太无能，他们的行动是一点作用也没有，所以更驱使许多人都投到旗帜之下。

大家总记得 1932 到1933年间的德国情形。失业人数在600万人以上，连他们家属一起算起来，那就是至少有2500万人在挨饿。青年工人不仅是在柏林，而且在德国各大城市中游行示威，犯罪的人数也增加了。英法两国拒绝准许德奥两国在经济上缔结联盟关系，事实上，这个联盟对于改善两国经济情况，功能实极有限，而且在政治上绝不会有害于英法两个强国。当时奥地利由于圣泽门和约的限制，已经走到了经济总崩溃的边缘。它若不和其他大型工业地区发生经济上的联系，那么它就无法生存，现在就希望所谓欧洲经济联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那个时候，阻止德奥两国在经济上缔结同盟关系，实在是使最“倾向西方”的德国人，也感到十分不愉快。这时欧战已经结束了十二年，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也已经有六年，而胜利国家的态度还是这样，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更引起了极大的恶感。这个事件使希特勒在 1931年和1932年当中，连续在选举上获得了重要的胜利。

瘸子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 而在宣传征服群众前，得先征服宣传者。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国文化协会，总部设在柏林，戈培尔任协会主席。该协会下设德国美术协会、德国音乐协会、德国戏剧协会、德国文学协会、德国新闻协会、德国广播协会、德国电影协会。凡是在相关领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须加入相关协会，并且这些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听话者不得食。对于“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协会可以拒绝接受他们为会员，已经取得会员资格的，可以开除他们。这样，通过德国文化协会对整个文化活动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纯洁”出一支效命于纳粹政权的文化队伍。这支队伍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宣传的主力军，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有组织的忽悠事业的马前卒。文化艺术成了权力的婢女。几千万德国人能够看到什么样的美术作品，可以欣赏到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观赏到什么样的戏剧电影，能够收听到什么样的广播，看到什么样的新闻等等，这一切都取决于纳粹党的好恶。

马克・吐温可以在美国经济腾飞之际出版《镀金时代》，可托马斯・曼这些人在纳粹德国没有容身之地。现实题材中，满是荆棘和陷阱，那就写点历史吧，第三帝国的历史题材作品一枝独秀。俗话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题材的作品照样会触犯纳粹的禁区。 1933年柏林焚书，为什么要把艾米・路德维格和沃纳・黑格曼的作品付之一炬，堂而皇之的旗号就是：“反对伪造我们的历史，玷污历史伟人，捍卫我们往昔的尊严！”

一旦文艺成为政权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不过，希特勒、戈培尔们并不是笨蛋，他们也不想德国的文化艺术 “退化”得无人问津。相反，他们希望艺术性和纳粹化能完美结合，不仅德国人喜闻乐见，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希特勒亲自邀请德国著名女导演里芬施塔尔出马，就是例子。里芬施塔尔拍摄的《意志的胜利》，成功地将纳粹政治艺术化。戈培尔称赞它“成功地摆脱了陷入简单宣传的危险”，将伟大时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

“各家报纸都受到指示”

纳粹德国常常被人贬为极权国家。何谓极权？最通俗的诠释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换言之，权利无所不管，一切事务都要以权力意志为转移。不过，就媒体而言，纳粹政权的无所不管，并不意味着第三帝国的文化事业都是国营或党有。恰恰相反，报刊电影等等，都可以私人经营。私有不见得就等于自由。纳粹政权可以利用私人的钱为自己的事业服务。比如对于私营电影公司而言，一切投资都是民间的，可是是否可以公映，审查权却牢牢地攥在戈培尔的教化与宣传部手里，不是有钱而是有权才是大爷，这样一来，不仅国库的钱可以直接供纳粹政权使用，就是民间资本，也间接地为纳粹当局所用。至于是否叫座，用不着纳粹党操什么心，因为它没有自个掏钱赔本赚吆喝的风险。自然，因为这种管制，难免会有纳粹电影上映观众未必买账的情况发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纳粹德国的电影业一片萧条。毕竟，投资者在商言商。为了利润，他们会竭力在纳粹当局容许的框框内发挥自己的才干，尽可能地迎合观众的欣赏口味，换言之，会有管制之下的畸形繁荣，畸形创造。控制报业，也并不需要所有的报刊都是纳粹党办。即使是报刊为私人创办和所有，但是，通过购买、清洗、控制股份、审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达到操控的目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纳粹党或党内个人拥有或控制的报纸，只占全部报纸销量2500万份中的三分之二。《伏斯日报》是德国最主要的报纸，地位有如《泰晤士报》之于英国，《纽约时报》之于美国，它创刊于1704年，可是在1934年4月1日，这家发行了230年的自由主义报纸，被迫停刊。另一份世界驰名的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虽然不像《伏斯日报》那样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板在1933 年春被迫出让自己在这家报纸的股份。《法兰克福日报》是德国第三大自由主义报纸，它在清除了犹太老板和编辑后继续出版。躯壳尚在，魂魄已散。那些在纳粹淫威中幸存下来的报纸，知道小命捏在纳粹当局手里，它们为纳粹党服务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纳粹党有的报纸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一来，纳粹党不用大包大揽就把所有的报刊都一手统到自己的名下，无须为所有的报纸的亏盈付费，就能够让所有的编辑记者都得先当纳粹党的文奴，所有的报刊都得跟纳粹党保持一致，否则编辑记者就没法在新闻出版这个行当干下去，报刊就没法存活。

戈培尔对新闻的管制，细致入微。当过驻德记者的夏伊勒这样写道： “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纳粹当局自己也心知肚明，这种指令见不得人。于是，堂堂第三帝国的教化和宣传部就如黑帮一样偷偷行事，把每天规定的这也不能报道那也不能评论的指令，当成纳粹党国的秘密。按照纳粹德国刑法典的规定，“泄露国家机密者，处死刑”；“以泄露为目的，而着手取得国家机密者，处死刑或无期重惩役”。纳粹当局的这两项规定，可不是个虚张声势的稻草人。1936年，夏伊勒在日记里就提到，因为偶尔把戈培尔每天向新闻界下达的一些密令副本给过外国记者，德国《波森日报》的一位先生被判处死刑，后来又被减为无期徒刑。在这样严厉的新闻管制下，一份份报纸势必变得索然寡味。戈培尔和德国新闻协会主席阿曼曾要求，编辑们不要把报纸编得那么单调划一。可那是谁之过呢？《格鲁恩邮报》的编辑埃姆・韦尔克指责说，报刊之所以变得干巴巴，是因为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韦尔克这下可摸了老虎屁股。这份周刊受到停刊三个月的处罚，而韦尔克自己不仅被戈培尔撤了职，还被送进了集中营。

“灌输纳粹党学说比生产重要”

纳粹上台之初，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不高，一时间也没法让家家户户都很快拥有一台收音机。于是当局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大伙在一起收听广播，谁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来。因此，国民们连耳根清净的自由都没了。而且，许多广播节目被安排在上班时间播出，在播出的时候，人们必须放下手头的工作收听广播。即使广播的时候你是在咖啡厅或者餐馆，那也不会成为漏网之鱼，因为像餐厅、咖啡馆之类的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配备收音机。而对于行人来说，街头的扬声器照样会把纳粹党的声音传送到你的耳朵里。从这个角度而言，纳粹政权确实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当时，没有哪个国家有德国那么密集的无线电覆盖度。要命的是，这种广播往往不是一两分钟就能够完事，希特勒这些人的演说，动不动就长达两三个小时。如果把全国的人因此花费的时间累计起来，那会相当于浪费多少个工时！可纳粹当局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在戈培尔看来，“灌输纳粹党学说比工人们的生产更重要”。否则，即使德国财富再多，人民再怎么幸福，可要是政治跟纳粹党毫不相干，这对戈培尔这些纳粹领袖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无线电波跟报刊不同，一份外国报纸或杂志禁止在德国发行，一般人是无法看到的，而电台就不一样了，如果不能进行有效地技术干扰，一家英国电台的广播，柏林人也可以收听到。为此，第三帝国就把收听外国电台视为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夏伊勒在1940年2月的日记里提到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军飞行员的母亲接到通知，说她的儿子已经失踪并被认定死亡。可是几天后，英国广播公司公布的德国战俘名单里却有她的儿子。次日，有八个朋友和熟人来信告诉她这个消息。可是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这位母亲向警察告发了这些人收听敌台，于是他们全都被捕了。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还有几个人敢轻易接受和传播戈培尔们不喜欢的信息？在恐惧中自我收敛，就会自然地成为一种生活常态。如此一来，戈培尔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随意操纵舆论了，而他的西洋镜永远不用担心被人公开戳破。国外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人家是怎么看待希特勒德国的，这类的信息是否可以传播，以怎样的形式传播等等，都是纳粹当局说了算。戈培尔部长心里也清楚，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不会成为真理，但谎言如果重复一千遍而又不许别人戳穿，许多人就会把它当成真理。因为谎言的陷阱到处都是，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就会掉进那个陷阱。极权政治之下，只存在掉进陷阱的次数多少和深浅问题，而不存在百毒不侵之人。

不过，第三帝国宣传部炮制的那些政治谎言，到底真正征服了多少德国人的内心世界，只有天知道。因为在政府欺骗人民的地方，人民往往也会用欺骗政府来保全自己。在极权政治里，有时候很难分清到底是谁在骗谁。 1943年2月8日，戈培尔在玻璃体育馆的演讲，赢得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可是在第三帝国，大人物对党徒或百姓讲什么不会赢得热烈的掌声呢？领导人放个屁都是重要讲话。当戈培尔对听众说：“你们愿意打一场总体战吗？如果有必要的话，你们愿意打一场比我们今天所能想象得到的更为全民化更为极端化的总体战吗？”听众报以狂热的回应：“愿意！”在这种场合，不想进集中营就不会说“不愿意”。可在离开讲台时，戈培尔却对心腹说：这些听众真是一群白痴，“加入我对这帮家伙发问，是否愿意从哥伦布大厦的楼顶上往下跳的话，他们也同样会吼‘愿意’的。” 其实，对戈培尔的演说，何尝就不可能也有听众在心里讥笑他：真是个白痴！我们一鼓掌他就以为我们真的支持他！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必须欢呼雀跃，一副十足的脑残模样。为了更好地蒙人，纳粹德国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比如，对于隐瞒和掩盖真相的一个理由就是，如果如实地公开披露，会损害国家的威望，为英法等西方国家提供了攻击德国的口实。这种是非颠倒的逻辑，却为一些对“德国”情意绵绵的忠诚国民所接受。他们认为，对纳粹的抨击就是对德国的抨击，作为一个德国人，他们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和批评德国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伤害他们的感情。结果，被当局当猴耍了还觉得自己是爱国呢。这样的国家，不疯，那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