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的文章一項考證嚴謹如同科學論文。 早有這方面的直覺，只是沒功夫搜集足夠的證據， 老田算是解答了疑惑。 千里躍進大別山是避實就虛行動，不是什麼保衛延安， 並且是軍事和政治雙重事物導致劉鄧在大別山無法站穩腳跟。劉鄧的失敗導致大別山成為周邊共軍支援救濟的對象，而不是鄧家公主編造的那樣牛逼。

老田：徹底失敗的“千里躍進大別山”行動

千里躍進大別山的戰略行動，沒有達成任何一個預期目標，是一次徹底的軍事和政治失敗。但是，由於後來的政治原因，特別是1980年代的政治變革，使得這一次失敗被很多有心人粉飾和掩蓋了，至今，相關問題上依然使用很多臆測和妄說，去支持錯誤的“歷史成說”。

　　今年是解放戰爭勝利70周年，很值得深入學習並反思那一場革命和勝利。而今日恰好是鄧小平逝世22周年，這篇文章揭穿偽說，避免毛毛的無腦謠言繼續抹黑鄧小平，算是寄託一下對鄧小平的紀念之情吧。不管怎麼說，鄧小平畢竟是上個世紀中共內部的重要和公共人物之一，毛毛以一己之私和無腦狀況，用妄說去偏狹地經營鄧小平的形象，實際害處多於益處。

　　在解放戰爭轉折期間，1947年8月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的戰略行動，沒有達成任何一個預期目標，是一次徹底的軍事和政治失敗。但是，由於後來的政治原因，特別是1980年代的政治變革，使得這一次失敗被很多有心人粉飾和掩蓋了，至今，相關問題上依然使用很多臆測和妄說，去支持錯誤的“歷史成說”。時至今日，各種政治需要都已經過時了，為了回歸歷史真相併提取經驗教訓，有條件對這個軍事歷史事件，追本溯源，進行認真反思。

一、一個外行編造的無腦說法

　　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中間，以外行的蹩腳想象力編造了一個謊言，說劉鄧千里躍進大別山，是為了紓解陝北的困難。

　　父親告訴我們：“毛主席的電報很簡單，就是‘陝北情況甚為困難’。只有我和劉伯伯看了這份電報，看完後立即就燒毀了。當時，我們真是困難哪，但是，我們二話不說，立即復電中央，說十天后行動。用十天時間作千里躍進的準備，時間已經很短了，但我們不到十天就開始行動了。”“當時，真正的是二話沒說，什麼樣的困難都不能顧了。”“劉鄧打過黃河，一是實現戰略反攻，一是吸引和殲滅敵人，更重要的就是要減輕陝北、中央和毛主席的困難。”【毛毛著：《我的父親鄧小平(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560頁】　　

這個無腦杜撰，還被權威戰史引用

　　結果，這個無腦說法還被權威戰史引用，造成的負面影響就更大了。應該說，毛毛盜用鄧小平的名義編造的說法，是完全缺乏軍事常識和歷史背景知識的無腦說法，不僅沒有文獻依據，也經不起事後的檢驗。

　　解放戰爭到了1947年3月，蔣介石深感兵力不敷分配，才終止從前的全面進攻，轉為對陝北和山東的重點進攻，而劉鄧大軍過黃河到魯西南作戰，其背景就是趁勢進入蔣軍兩個重點進攻之間的兵力空虛地帶，劉鄧的魯西南戰役和後來的躍進大別山，就是這樣的“辟亢搗虛”之舉。說劉鄧部在蔣軍選定的非重點方向上的一般行動，可以撬動蔣軍選定的重點進攻方向上的兵力部署，這不是無腦是什麼?

　　而且，當時中央軍委對於相互靠近的山東和中原野戰軍，也僅僅指示他們進行戰略配合而非戰役合作，依然保持各自獨立作戰的指揮系統。難道陝北與魯西南相隔千里，反而可以進行戰役性質的牽制?以千里之外的一個行軍行動，去解決另一個方向的戰役困難，這不是無腦是什麼?

　　很明顯，毛毛編造的說法，有且只有，對軍事和歷史背景完全無知的“聰明人”，才能夠以完全不靠譜的想象力，杜撰出這樣的無腦解釋來，想來，鄧小平還不至於那麼low。

　　較真的話，沿着毛毛的編造，如果劉鄧部躍進大別山真含有紓解陝北困難的預設，那就有確切證據證明鄧小平有“以鄰為壑”的坑人做法，甚至被坑的這個“鄰人”還就是中央。依據陳賡的回憶：“在我們西向作戰中，劉伯承司令員和鄧小平政委指示要大破隴海路，以便切斷敵西北戰場和中原戰場的聯繫。這是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指示。我們堅決執行了這個指示，徹底破壞了這一段鐵路。”【陳賡：挺進豫西，載《星火旅遊(選編之九)》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出版社1982年，第170頁】

　　若毛澤東真箇指望劉鄧行軍吸引胡部離開陝北以紓解困難，劉鄧也同意執行，鄧小平偷偷給給陳賡下這個命令——大破隴海線切斷西北戰場與中原戰場聯繫，要怎麼解釋?鄧小平要陳賡斷開胡宗南離開陝西的鐵路通道，把胡部抑留在原地坑中央麼?

　　況且，如果毛澤東真的心裡害怕和緊張，完全無需向千里之外的鄧小平訴苦求助，胡宗南部進攻陝北時期，始終持有圍三缺一的打算，試圖把彭德懷部和毛澤東擠出陝北去山西，為此，胡部行軍作戰始終注意留下一個向東的通道。哪怕劉鄧行動再成功，也很難撼動蔣軍重點進攻的決心和部署，最能夠解決問題的保險方案，當然是脫離險地去山西了，葉劍英和楊尚昆等中央後委團隊，不就是這麼走的嗎?

　　原本，陝北遭遇到蔣軍重點進攻之後，兵力對比懸殊，最初曾經考慮調陳賡部入陝北作戰。“1947年5月，毛澤東曾確定把陳賡縱隊由晉南調入陝北，在彭德懷指揮下，配合西北人民解放軍作戰，殲滅胡宗南集團及其他國民黨軍隊，以奪取大西北為目標。……7月，中共中央小河會議決定陳賡縱隊不到陝北，西北野戰軍獨立擔任攻打榆林之任務。27日，中央軍委在電報中，要求陝甘寧邊區部隊於8月8日左右‘開始攻擊榆林方面之敵，吸引胡軍主力北援’，以利劉鄧大軍南進。”【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一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150頁】

　　這個決策方面的變化，原因並不複雜，陝北地形不利於大部隊機動，胡部進入之後，除了得到一個延安空城之外，短期內就受到了密集打擊和失敗。1947年5月解放軍西北野戰部隊對陝西省北部國民黨軍補給基地——延安縣蟠龍鎮進行的攻堅戰，取得了勝利。蟠龍戰役連同在此之前的青化砭戰役、羊馬河戰役，三戰三捷，共殲國民黨軍1.4萬餘人，從而穩定了陝北戰局，為轉入戰略反攻奠定了基礎。

　　正是徹底看穿了胡宗南部的“紙老虎”本質，優勢兵力實際上被置於無用之地，到了六月份，毛澤東就這樣來看待國民黨軍隊的行動及其效果了：“本月九日至十一日，劉戡四個旅到我們駐地及附近王家灣、臥牛城、青陽岔等處遊行一次，除民眾略受損失外，無損失。”【毛澤東：各戰場形勢和中工委今後六個月內的工作(一九四七年六月十四日)，載《毛澤東軍事文選》第4冊】

　　正因為如此，陝北局勢不僅不存在毛毛所渲染和臆測的“極端困難”和心理恐慌，反而成為一個戰爭主導權最先換手的地區，雖則蔣軍的重點進攻尚未被最後擊破，但蔣軍卻已經喪失了戰爭的主導權。而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則可以開始利用西北野戰軍的主動出擊，去策應其他戰略方面的行動了。為此，規劃了“一打榆林”的軍事行動，目的是吸引胡宗南軍隊北上，為陳賡謝富治所部南渡黃河創造條件。

　　8月下旬陳謝大軍渡過黃河，短期內就殲敵3萬餘人，對西安造成實質性的威脅，逼迫胡宗南不得不從陝北調出兵力去加強守備，由此，倒是降低了陝北地區的敵軍密度和進攻烈度。八月下旬的沙家店戰役之後，毛澤東認為陝北的局面完全扭轉了，是爬山“過了坳”。此後，彭德懷部組建了新部隊第4、第6縱隊，轉入反攻，開闢了黃龍新解放區，進入國民黨統治區作戰。【見附錄1、2】

　　應該說，劉鄧部南下大別山，實行無後方的躍進，處境相對不利，所以，中央軍委和其他各方面，視劉鄧部為需要照顧的對象，而不是相反。特別是，後來劉鄧部軍事與政治失誤嚴重，始終未能擺脫被動局面，這也是共軍全局中間的“困難戶”受到多方幫扶，這才是歷史的真實。毛毛信口雌黃，想要捏造偽說去拔高鄧小平，那就完全背離了歷史真實背景，粉飾也會成為抹黑。

　　如果硬說陝北局勢困難被紓解，那也是陳謝大軍南渡和殲敵有力才造成的，對西安的實質性威脅才調動了胡宗南大軍，這跟千里躍進大別山行動毫無因果關係，編造這樣的說法，只會給人以“貪天之功為己有”的不好印象。

二、為什麼說“千里躍進大別山”是完全失敗的軍事行動

　　應該說，在1947年的某個時期預備用相當兵力轉入外線作戰，這是規劃已久的行動。但是，經過7月份陳粟劉鄧陳述的不同意見，依託後方作戰的意見，已經被毛澤東接受。

　　8月份實際執行的躍進大別山行動，則是戰場局部情況發生了不利於劉鄧部的變化，後續行動也屬於不利條件緊逼狀況下的不得已而為。除了風聞蔣介石打算再決黃河水淹共軍之外，更為重要的是大批蔣軍麋集過來，這是一個關鍵原因，“(1947年)8月6日鑑於蔣介石調集八個整編師十八個旅約十四萬人，分別由菏澤、袁口、嘉祥等地對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分進合擊，根據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指示精神，和劉伯承當機立斷，決心提前結束休整，乘敵合擊部署尚未完成之際，立即隱蔽突然東進，執行挺進大別山的戰略任務。”【楊勝群等主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679頁】

　　更由於相關方面領導人在軍事和政治兩方面的錯誤選擇，使得這個無後方躍進行動，始終處於消極被動狀態，始終未能爭取到主動權，最後也未能調動敵人的部署。　　

軍情水情緊急，與快速轉移的關係更為密切

　　劉鄧大軍在8月底進入大別山地區之後，在兵力運用和工作方向上，首先存在着錯誤。結果，在敵軍組織大規模追擊之先的“機會窗口期”之內，未能實現集中力量，建立立足點以最終牽動大局的部署。

　　在土共軍隊進入東北早期，面對國民黨重兵追擊，適時地採取“放開大道、占領兩廂”的戰略，深入農村建立根據地，只用了兩年多的時間，就最終逆轉了東北戰場的力量對比。當然，在開闢東北的進程中間，彭真等人也是十分留戀城市的，哪怕等待國民黨軍隊威逼的最後一刻也好，反倒是林彪等人頭腦清醒，認識到短期內無法與國民黨優勢兵力爭鋒。需要主動進入農村展開根據地建設和發動群眾工作，確立共產黨爭取東北的政治基礎。

　　但是，躍進大別山方面不是這樣選擇的，雖然大別山周邊沒有大城市，但是，其主攻方向和力量投放，在最初那兩個月的機會窗口期內，一直是錯誤地投入城鎮方面，未能及時地深入農村發動和組織群眾。在敵軍相對空虛的大別山區，劉鄧部最初階段是以正規軍去對付國民黨的地方團隊，消耗了時間和精力，未能深入建設根據地以確立立足點，其戰果是：“至9月底，劉鄧大軍經過艱苦征戰，共解放縣城23座，殲滅國民黨正規軍6000餘人、地方團隊800餘人，在豫東南的商城、光山、羅山、經扶、演川和皖西的霍山、岳西、六安、舒城、潛山、太湖、廬江以及鄂東的羅田等縣建立了17個民主縣政權，初步打開了大別山地區的局面，威震了大江南北。”【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一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92頁】

　　以上是在大別山以北地區的工作方向，等到尾追敵軍靠近之後，劉鄧大軍就翻越大別山進入鄂東地區，結果，繼續延續從前的路數，把主要努力用於對付國民黨地方團隊和解放縣城。然後，再一次解放了一批縣城：“國民黨軍雖然發現劉鄧大軍主力已轉向大別山山南，但由於自己的主力尚在山北，無奈山南兵力不足，難於與劉鄧大軍決戰。因此，劉鄧大軍南下鄂東、鄂南的各縱隊，幾乎如入無人之境，掃了沿途分散孤立之據點和反動地方團隊，連克長江北岸團風、廣濟、英山、武穴諸城鎮。與此同時，第3縱隊連下舒城、桐城、潛山、望江諸城，進至長江北岸望江以東的華陽鎮。劉鄧大軍控制了長江北岸東西寬約150公里的地帶，為解決全軍棉衣提供了條件。”【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一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96頁】

　　這樣，劉鄧大軍從8月底開始，在大別山北部和南部各消耗了一個多月時間，在敵軍重兵到來之前，始終未能深入農村建設根據地，沒有把建立立足點視為最優先的努力方向。

　　純粹從軍事和打仗看，劉鄧大軍深入大別山地區的最初幾個月，仗打的也很不好，除了張家店戰役和高山鋪戰役之外，少有殲滅戰和繳獲，這對於土共軍隊來說，也是極為糟糕的後果。劉伯承後來回顧說：九月份在商城、光山“這三次作戰，打得都不夠理想，沒有全殲敵人。……再加上群眾未發動，政權未建立，糧食要自己籌，傷員要自己抬，打完仗也沒有可以休整的時間和地方。因此，有些部隊一時呈現出疲憊和紀律鬆弛的現象。有些幹部，打起仗來顧慮重重，錯過了一些殲敵的機會。”【劉伯承：《千里躍進大別山》，載《星火旅遊(選編之九)》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出版社1982年，第12-13頁】

　　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間，說得十分清楚：“對於幾乎一切都取給於敵方的紅軍，基本的方針是殲滅戰。只有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圍剿”和發展革命根據地。給敵以殺傷，是作為給敵以殲滅的手段而採取的，否則便沒有意義。因給敵以殺傷而給我以消耗，又因給敵以殲滅而給我以補充，這樣就不但抵償了我軍的消耗，而且增加了我軍的力量。……我們建立軍事工業，須使之不助長依賴性。我們的基本方針是依賴帝國主義和國內敵人的軍事工業。倫敦和漢陽的兵工廠，我們是有權利的，並且經過敵人的運輸隊送來。”土共軍隊一直依賴前線和敵軍的補充，殲滅戰較少的後果就是作戰裝備繳獲不足，甚至趕不上消耗，使得軍備消耗得不到補充。

　　由於部隊減員和裝備消耗，劉鄧部的作戰能力下降嚴重，未能對敵造成真正的壓力，也就無法調動敵軍兵力部署，發揮戰略上的牽製作用。在劉鄧部的對立面上，是白崇禧主持作戰，據白崇禧預判，劉鄧大軍最多有能力吃下一個整編師，所以安排行軍，要求至少兩個縱隊靠在一起，最後實施的軍事部署是左中右三個整編師齊頭並進(後續有整十一師趕到豫南)。白崇禧的具體安排是：“將大別山區共軍由東南朝西北方向壓迫於黃安、宣化店、白雀園、小界嶺間地區，相機包圍殲滅其主力或有力之一部。他強調說明，由東南朝西北方向壓迫的主要目的是解除南京、武漢所受的威脅，確保長江的交通運輸並使共軍不能渡江。”“整四十八師、整七師、整二十八師按照預定日程推進，沿途未遇到解放軍。到達葉家集、金家寨、英山、洗馬畈、浠水之線。”最後，國民黨方面並未調動其他戰場力量，白崇禧僅僅就地調動了三個整編師的力量，進行了一次由東南向西北的平推行動，劉鄧部就被擠出了大別山。【戈鳴：白崇禧圍攻大別山戰役概述，載《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六卷·三年決戰上》中國文史資料出版社1996年，第663、666頁】

　　最後，劉鄧不得不依賴後方支持，才能夠得到起碼的補充，維持住戰鬥力：“遵照中央軍委的指示，晉冀魯像軍區令第10、第12縱隊迅速南下大別山;第11縱隊和華東野戰軍第10縱隊則奉命護送晉冀魯豫軍區徵集、返隊的新兵和傷病痊癒的官兵及攜帶的大批彈藥、藥品、銀元到大別山。”【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一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133頁】

　　因為立足困難，同時也着眼於開闢新區，王宏坤10縱在越過京漢路進入桐柏時不幸中伏，還受了不小的損失。稍晚，李先念等人也率12縱過平漢路西進，開闢了江漢地區。

　　大別山因為未能立住足，作戰又多為消耗戰，最後不僅未能牽動敵人出現有利於我的態勢，成為解放戰爭轉折期四大作戰方向上唯一完全失敗的方向。反而是劉鄧部陷入消極被動狀態無法自解，劉鄧部不僅未能呼應其他方面，反而成為其他方面的負累。除了需要後方送人送錢補充之外，最後還不得不調動陳謝和華東野戰軍力量，進入豫南作戰，殲滅了國民黨整編第三師李鐵軍部之後，才稍稍扭轉頹勢，幫助穩住陣腳。

　　真正實現了局部軍事形勢的穩定和改觀，是陳謝大軍和華東野戰軍參與的殲敵行動：“陳粟、陳謝兩軍舉行平漢路破擊戰，自12月13日至31日曆時22天，殲滅國民黨軍共4.5萬餘人，解放縣城50餘座，破壞鐵路420餘公里，迫使國民黨軍先後由大別山抽調13個旅回援，從而有力地配合了劉鄧大軍在大別山的鬥爭。”【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146頁】

三、“急性土改”的嚴重政治錯誤導致無法立足大別山

　　很多人都說戰爭是政治的繼續，至於戰爭如何體現政治，則往往不加注意。劉鄧大軍的失敗，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失誤造成的。

　　共產黨軍隊在其與國民黨作戰中間，除了技術裝備仰賴前線和敵軍之外，最大的優勢在於軍政軍民關係方面遠勝對手，共產黨能夠充分地動員農民群眾的自覺支持，源源不斷地獲得戰爭偉力的加成，關鍵在於根據地建設。

　　劉鄧大軍作戰方面陷入消耗戰，還不是其失敗的關鍵，最為關鍵的失誤源自在大別山去搞“急性土改”。這不僅未能組織起農民群眾的擁護力量，反而激發了地主土頑的拼命反抗，結果，反倒是尾追劉鄧部的敵軍得到了地主的自覺支持。

　　急性土改的想當然規劃，源於劉少奇。依據親歷者李雪峰的回憶：“劉少奇特別囑咐我，到新區後要馬上發動群眾進行土改，要快。”劉少奇甚至要求在六個月內完成土改，還說否則就有站不住腳的危險。【李雪峰：《太行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第325、328頁】

　　這個政治上的冒進和錯誤，後果相當糟糕。據老田於2003年訪問李友九老同志所知，當時按照劉少奇的想當然去搞“急性土改”已經出現了不好的後果，但鄧小平得知後卻拒絕糾正此項錯誤。

　　李雪峰受領任務之後，率1600地方幹部南下，李友九擔任一個方面的地委書記，照章發動急性土改的惡果很大。據李友九多年後的回憶：

　　解放戰爭的時候，我1947年到大別山工作，擔任鄂豫四分區的地委書記和政治委員，司令員是張體學。那個時候毛主席和周總理他們在陝北，劉少奇和朱德在西北坡。劉少奇當時提出一個意見，說如果你們不能在半年內完成土改，就有站不住腳的危險。還有人主張3個月完成土改。我們就當然要儕身土改，鄧小平打高山鋪戰鬥路過，我就這個問題提出來問他，說如果要這麼短的時間搞土改，恐怕搞不透，有假成分。鄧小平回答說：只要你頭腦清醒就可以弄假成真，既然是中央工委的指示就應該堅決執行。當時基層的地主武裝保公所的“小保隊”還在，群眾不敢起來，老百姓說只要你們站穩了我們就可以土改，我們轉過來對他們做工作說，只要你們起來土改我們就站穩了。

　　我們搞了20萬人地區的土改，後果非常嚴重，中間一個問題就是打土豪和侵犯工商業。地主拿武裝跟我們對抗，惡果很大，幹部損失三分之一，部隊僅僅是維持原狀，一點都沒有擴大。後勤部長送給我一個狐皮大衣，說是打土豪沒收的，我不要，退回去了。後來張際春給我傳達過毛主席的一個指示，說在土地革命時期，打土豪所得甚少影響很壞，不宜重複。對於農村土改，毛主席也說要等待軍隊切實占領之後才能進行，土改要先具備條件。我們當時手上有兩個主力團，一個比較充實，都是五師的老底子，部隊回到老家來參軍的人很多，迅速從2000多人發展到3000多人，我們對地主武裝進行反壓制之後，人員損失很多，損失了許多骨幹，人數也下降到原來的水平。

　　劉少奇這個急躁冒進的政策，完全不看現實情況和條件，後果是非常嚴重的，後來是主席親自糾正的，說是要等到前方穩定了才可以土改。現在那個在武警部隊當副政委的兒子劉源寫書為劉少奇翻案，說他原來就是要鞏固什麼新民主主義，堅持不要過早合作化等等，其實不是那麼回事，劉少奇一向急躁冒進，這些情況王光美應該是比較清楚的。【革命者是怎樣煉成的――老戰士訪談錄(李友九)，老田訪談整理，訪談時間：2003年10月，地點：紅霞公寓李老家】

　　大搞“急性土改”，最大化了地主的武裝反抗，卻未能組織起農民的有力支持。這個方面的嚴重政治錯誤，事先毛澤東就曾有預見性地打過招呼，後又受到毛澤東疊電批評，鄧小平不得不為此寫出檢討書，其節錄部分《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於土改與整黨的指示》收入了《鄧小平文選》，有些不熟悉歷史背景的學人，還往往錯誤地加以正面引用。

　　這一次政治上的急性土改錯誤，是在差不多耗竭了兩個月的機會窗口期之後，才大規模開始的：1947年“10月12日，中原局為繼續完成戰略展開，加強根據地的建設，發出了《放手發動群眾創建大別山根據地的指示》，號召部隊和地方幹部積極宣傳《中國土地法大綱》，發動群眾分浮財、分田地，大膽分遣部隊和大量抽調幹部從事地方工作。並決定建立鄂豫和皖西兩個區黨委和軍區，由每個旅抽出1個團(共13個團)為兩軍區及軍分區的基幹武裝，每個縱隊抽調幹部和老戰士1000至2000人歸各縣委領導，參加地方工作。”【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一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95頁】

　　在急性土改時期，張昭劍曾經奉命擔任二縱六旅武工大隊政委，率六個幹部隊下到廣濟縣搞土改，建立基層政權，發展地方武裝，1948年初還擔任黃(梅)廣(濟)工委副書記。依據這個人的親歷：“根據上級指示，我們在工作安排上，確定以土改為中心。首先訪貧問苦，紮根串聯，建立貧農團，發動群眾開訴苦會，算地主的剝削帳，然後各區以片為單位召開群眾大會，分地主的浮財，有的還丈量了土地，準備分田。與此同時，各區都大量發展了民兵，建立了武裝民兵連和區中隊武裝。……當時在整個工作的指導思想上，都似有些不適當的強調反‘右傾’。比如，1、搞土改有些過急，提出半年內建成根據地，要求土改在三個月內完成任務，加之執行中的偏差，打擊面過寬，傷害了中農;2、對統戰工作不夠重視，可以說做得很差，把殺人權下放到貧農團，有的村出現亂抓濫殺的現象，使不明真相的地主、富農外逃;3、對敵我鬥爭形勢發展的嚴重性和艱苦性認識不足，在建立和發展武裝民兵上，帶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樂觀性，在我們還立足未穩的情況下，就發放了大量的槍支和彈藥;4、當形勢惡化後，還要求‘村不離村，鄉不離鄉’，力量分散，機動餘地小。所有這些，尤其當環境惡化以後，都給自己增加了困難和損失，……。次年桂系第7軍圍剿，廣濟縣幹部群眾犧牲1200多人。”【《我的父親——張昭劍文稿選編》2014年自印本，第42-43頁】

　　真正全面鋪開土改，時間上更晚。據《黃岡地區志》記載，到了12月份，“各縣根據中共中央9月召開的全國土地會議精神，照搬華北老區經驗，開展急性土地改革，甚至損害中農利益，造成發動群眾困難。”“1948年6月18日，鄂豫區黨委發出《關於減租減息問題的指示》。布置停止分田，實行減租減息，嚴禁地主反攻倒算。”【《黃岡地區志·大事記》，網址：http://dfz.hg.gov.cn/sqgl/dsj/2011-05-27/167_31.html】

　　軍事上的錯誤，浪費了最初階段的機會窗口期，導致根據地建設着手過晚。等到敵軍追擊即將開始時期，才轉而着手土改建政，而政治上嚴重的“急性土改”失誤成了主流，造成的惡果不小，糾正錯誤卻慢，結果直接葬送了大別山立足的政治和群眾基礎，還給根據地群眾帶來了巨大的無謂犧牲。應該說，大別山急性土改的政治錯誤，這是延安整風之後共產黨思想進入成熟期後的一個重大歷史教訓。

四、如何理解鄧小平的不同說法

　　在《鄧小平文選》收文中間，鄧小平確有正面評價千里躍進大別山的說法，但這個屬於常規“政治鼓動”性質，鄧政委需要幫助同志們在黑暗裡看到光明和勇氣，不宜看作務實合理的判斷。

　　鄧小平在做政治鼓動時也指出，七月份在魯西南殲敵九個半旅，但到了大別山才殲敵四個旅，而且，早期打下來的縣城又都丟失了，幾個縱隊還減員百分之十五，但鄧政委引導大家看全局，雖然大別山這一路不太樂觀，但是全局有了發展，所以，需要正面看待。【鄧小平：躍進中原的勝利形勢與今後的政策策略(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載《鄧小平文選》人民出版社1989年，106】

　　鄧小平同時也指出，最大的錯誤在於過左的政策和做法，“大別山就發生這種情況，把小地主、富農‘逼上梁山’，拿起梭鏢和我們干，群眾也受到摧殘。最近我們一提出糾正，土頑把槍放下來了。貧農們都說，你們早這樣就好了。所以大別山的同志容易了解這種策略思想，因為他們受到的‘報應’又猛又快。”鄧小平還說，即便是這樣大的錯誤，也要正面看待，因為犯了錯誤之後可以獲取教訓，促進深刻認識：“豫陝鄂這邊會不會體會得那樣深刻?沒有吃虧的，也應該懂得。”【同上】

　　應該說，這些說法，體現了政治工作的常規，但不算對歷史合乎事實作出的務實判斷。在六月份鄧小平給中央的檢討書中間，他更為清醒地總結方面軍的政治錯誤：“鑑於我們以往在新區所犯的急性病的錯誤，脫離了群眾，孤立了自己，在對敵鬥爭與確立根據地的事業上，造成了許多困難，所以全區都應根據五月二十五日中央關於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的指示，重新地全盤考慮我們的工作方針和策略步驟。”【鄧小平：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於土改與整黨工作的指示(一九四八年六月六日)，載《鄧小平文選》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9頁】

　　除了急性土改脫離群眾並孤立自己之外，鄧小平還提到侵犯中農和工商業的問題，還有摧毀舊政權卻沒有建立有效的新政權的問題，打土豪分浮財對於軍隊供給帶來的困境，種種錯誤最終合成了一個惡果：把舊統治階級成員強硬地驅趕到了敵軍一邊，卻沒有為自己造成一個穩固的政治基礎，這才是大別山未能立足的根本原因。

　　如果對照劉鄧出動之前毛澤東的特意提醒：“大體確定征糧、徵稅辦法，告知一切幹部，土地革命時期打土豪辦法所得不多，名譽又壞，在我方政權未建立以前，仍應暫時利用國民黨下層機構及稅收機關(在我黨有力人員監督指揮之下)，以大體上的累進方法征糧，惟免除赤貧人口負擔，方能解決大軍給養。國民黨人員未逃跑者除極壞分子外，均可利用，逐步過渡到人民政權。”【毛澤東：劉鄧軍出大別山的準備工作(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日)，載《毛澤東軍事文選》第4冊】

　　南下之前，鄧小平作為中央寄予厚望的中原局書記、野戰軍政委，在基本的政治問題上未能把住關，出現如此之大的失誤——如他自己所言是“忘記了抗日戰爭時期的經驗”，是非常不應該的。甚至，在急性土改的惡果已經出現，地方工作的李友九同志，向他這個方面政治負責人當面反映問題，他竟然不加處理，依然對錯誤聽之任之，不積極採取調整措施，這樣就肯定要加重錯誤了。

　　不管怎麼說，最後是在毛澤東多次批評之下，鄧小平承認了錯誤，也寫了檢討書，還在檢討書中間反省了各種認識不足，這總歸是一個進步，對於那段歷史也算是有了一個交代。但是，等到時過境遷之後，其後人不恰當地全盤否定錯誤和不足，反而盜用鄧小平的名義去攬功諉過，這就是從鄧小平曾經取得認識進步上後退了，那就更不可取了。

五、任何對錯誤的無腦粉飾都構成事實上的抹黑

　　在解放戰爭的四大戰略方向上，劉鄧部的千里躍進大別山是一個完全失敗的方向，沒有多少值得炫耀的戰績，這是一個缺憾。但如果試圖用杜撰妄說，來掩飾或者粉飾這一點的話，那不僅不會增添光彩，只會增加新的恥辱和污點。

　　回到歷史的現場，可以看到，劉鄧部的躍進行動，是受到其他方面的有力策應，而不是反過來策應了其他方面，事實俱在，文獻昭昭：“現敵大軍向劉鄧追擊，若你們於劉鄧出隴海線後半個月之久方能渡河完畢，則對劉鄧援助過於遲緩。”【毛澤東：陳謝宜早日渡河援助劉鄧(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二日)，載《毛澤東軍事文選》第4冊】

　　應該說，沿着毛毛杜撰的說法，去探究歷史現場，追問到底是誰紓解誰的困難處境，最終只會發現：改變陝北敵軍密度和進攻烈度的，是陳謝大軍南渡黃河行動及其可觀的殲敵數量。而且，不是劉鄧躍進大別山牽動了敵軍部署和全國戰局，而是恰好反過來，劉鄧部自身處境的改善，是其他方面作戰有力的結果，劉鄧部未曾從陝西調走任何兵力改變任何人的處境，反而是陳謝所部的有力殲敵行動及其對西安造成的實質性威脅，從大別山去調出了敵軍力量。正是因為真切感受到陳謝大軍的力量和威脅，胡宗南除了從陝北調出兵力之外，還“將剛調到大別山的整編第65師2個旅、臨汾整編第30師3個團以及隴東騎兵第2旅、關中暫編第2旅調到西安、潼關地區。”【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163頁】

　　毛毛信口杜撰的所謂“三個A級(最急的)極秘密電報”，去支持從未存在過的“以躍進大別山紓解陝北困難”這種子虛烏有的戰略價值，是缺乏軍事常識的無腦說法。姑且不說，這個電報從未有人見過，即便是鄧小平燒掉了他收到的電報稿，但電報發出地的原稿又在哪裡呢?更為關鍵的是，說陝北的困難需要劉鄧的躍進行動去紓解，這也不符合當時西北戰場的實際，更不符合軍事常識，只能夠以笑話視之。但是，這樣的無腦笑話，被權威軍史戰史引用，毛毛的書還在中央文獻出版社過審並正式出版，這樣造成的負面影響，就不是縮小了而是人為地放大了很多倍。

　　劉鄧部進軍大別山期間，因其不太成功的軍事和錯誤的政治方略，確實未能在解放戰爭高歌猛進時期留下說得過去的戰績，這雖然顏面上不太好看，但終歸是一個事實，粉飾它只能帶來更多的恥辱。編造在歷史背景下並沒有出現和存在過的戰績或者戰略影響，不惟無法提升鄧小平的個人形象，還直接否定了鄧小平在檢討書中間曾經達到過的認識進步。

　　很多年來，一些攬功諉過以拔高鄧小平的謠言，還往往偽裝為鄧小平本人的說法，應該說這些都是降低了而不是拔高了鄧小平的形象。諸如說淮海戰役是他指揮的，現在毛毛又出來親自佐證說是鄧小平自己說躍進大別山是不講條件地為陝北紓解困難，這些謠言流傳的後果，往往只是給鄧小平抹黑而不是搽粉。

　　應該說，由於毛毛作為鄧小平家人的特殊地位，她口銜天憲去杜撰一些不靠譜說法，更由於這一杜撰說法言被權威軍史引用和傳播，後果是加倍放大了對鄧小平的抹黑效果。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九日

附錄：相關文獻資料摘錄

附錄1、西北野戰軍1947年與胡宗南部作戰簡況

　　奪取榆林，中央軍委早有考慮。1947年5月，毛澤東曾確定把陳賡縱隊由晉南調入陝北，在彭德懷指揮下，配合西北人民解放軍作戰，殲滅胡宗南集團及其他國民黨軍隊，以奪取大西北為目標。6月13日，中央軍委預計陳賡縱隊到達陝北後，第一個作戰就是在獨立第5旅配合下打榆林。7月，中共中央小河會議決定陳賡縱隊不到陝北，西北野戰軍獨立擔任攻打榆林之任務。27日，中央軍委在電報中，要求陝甘寧邊區部隊於8月8日左右“開始攻擊榆林方面之敵，吸引胡軍主力北援”，以利劉鄧大軍南進。【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一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150頁】

　　榆林被西北野戰軍圍攻後，蔣介石急忙於8月7日上午經西安飛抵延安，17時召開作戰會議，研究增援榆林方案。152

　　胡宗南集團主力整編第1軍第l、第90師及第76師第144旅，整編第29軍第36師、整編第17師之第12旅及第38師之第55旅計10個半旅共6.3萬餘人，由安塞、志丹地區分兩路向綏德，米脂和橫山方向急進。8月7日晚，蔣介石召集胡宗南再次研討榆林戰況，並擬致鄧寶珊、第22軍軍長左世允、第28旅旅長徐保的書函。翌日空投榆林，要其堅守待援。152

　　西北野戰軍一打榆林未克，但卻實現了調動胡宗南主力北上，配合陳謝集團南渡黃河的戰略目的。此役，西北野戰軍傷1465人，亡395人，失蹤30人，共1890人，斃傷國民黨軍2000人，俘3200人，共5200人，繳獲汽車2輛、迫擊炮13門、重機槍17挺、輕機槍122挺、馬步槍1800枝。從而削弱了陝甘寧邊區北線鄧寶珊的軍事力量，並收復和占領了橫山、響水堡、魚河堡、歸德堡、高家堡等城鎮及廣大地區，使陝甘寧邊區北線得以鞏固。154

　　8月18日晨，西北野戰軍各部隊向集結地開進，先於鍾松部趕到預定地區隱蔽。19日，鍾松部後梯隊從鎮川堡出發，當日下午進到沙家店附近地區。

　　8月20日拂曉，西北野戰軍對倉促轉入防禦的整編第36師發起攻擊。158

　　西北野戰軍全體指戰員發揚英勇頑強、艱苦奮鬥、不伯疲勞和連續作戰的優良作風，向整編第36師展開猛烈衝殺。第l、第2縱隊向其師部及第托5旅陣地衝擊，至17時，除鍾松和第165旅旅長李日基化裝，帶少數人乘黑夜逃脫外，其餘均被殲滅。新4旅和教導旅向第123旅發起攻擊，至當日黃昏將其殲滅。159

　　沙家店戰役，西北野戰軍斃傷胡宗南的主力師之一、半美械裝備的整編第36師2000餘人，俘少將旅長劉子奇以下4017人，共計6000餘人，繳獲山炮7門、各種迫擊炮55門、重機槍30挺、輕機槍168挺、其它各種槍2093枝、炮彈956發、於彈20萬發。西北野戰軍傷1435人，亡379人，失蹤25人，共計1839人。雙方兵力損失為3.27:1。

　　沙家店戰役既扭轉了西北戰局，也為中共中央機關久住葭縣地區創造了安全環境。160

　　毛澤東在(沙家店戰役旅以上幹部總結會)會上說，沙家店這一仗確實打得好，對西北戰局有決定意義，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用我們湖南話來說，打了這一仗，就過坳了。’【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一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6年，161】

　　在西北野戰軍沙家店大捷、胡宗南集團主力深陷陝北時，陳賡、謝富治指揮的野戰集團於8月下旬從山西南部南渡黃河，轉戰隴海路漁關至洛陽段，占領了新安、靈寶、閣鄉，直逼撞關，使胡宗南的戰略基地西安和關中地區受到嚴重威脅。國民黨軍統帥部令胡宗南派兵增援豫西。161

　　8月27日，胡宗南主力6個半旅由米脂以北35公里地區沿咸(陽)榆(林)公路南撤。為避免撤退途巾遭西北野戰軍襲擊，南撤部隊分成4個梯隊，緊密靠攏，前、後、左、右搜索警戒，梯形交替掩護撤退。規定日行10至15公里，集團宿營。162

　　為繼續拖住胡宗南的主力不使南下，有力地配合陳謝集團開闢豫陝鄂解放區，中央軍委於8月28日21時致電彭德懷;“望率全軍立即轉至敵之先頭(米脂、綏德之間或直出清澗)，阻敵南進”。29日23時又致電彭德懷:“請率全軍以三天至四天急行軍趕到石咀峰、九里山之線，奪取先機，制敵死命。是為至盼。’，30日13時，再致電彭德懷:“敵已確定全軍南撤，九十師可能以一部向東佯動吸引我軍，以利其主力迅速向南。我軍務宜擺脫當面之敵，以三天急行軍先敵搶占綏、清②一段，阻敵南進，然後以一部節節阻敵，主力大舉沿公路南下(不要脫離公路)，直指咸陽，制敵死命，有力地配合劉鄧、陳謝。”162

　　由於胡軍是有計劃的集團滾進式撤退，加之雨季道路泥濘，運動不便，西北野戰軍僅在九里山(綏德南)、岔口、關莊(延川西)，殲滅胡軍4000餘人，其中斃傷3300餘人，俘700人，繳獲重機槍38挺、輕機槍5挺、步馬槍257枝、汽車22輛、坦克5輛。西北野戰軍傷1261

　　人，亡242人④。關莊、岔口追擊戰，遲滯了胡宗南部隊的行動，使其迅速抽兵東顧漁關、豫西的計劃破產，策應了陳謝集團轉戰豫西。162-163

　　從米脂以北地區南撤的胡宗南主力，到9月20日已至延安、鄜縣(今富縣)地區。延安以東、以北的綏德、子長、清澗、延川、延長100公里的交通線上，僅留下整編第75師師部、第24旅及第165旅殘部等不足2個旅的兵力擔任守備。西安東北的黃龍山地區，僅有6個團的兵力分散駐守。胡宗南為拱衛西安，防止陳謝集團突入。不得不將第28旅從榆林、第167旅(屬整編第1師)1個團從延安、第83旅(屬整編第10師)和第84旅(屬整編第17師)1個團從運城空運西安，並將剛調到大別山的整編第65師2個旅、臨汾整編第30師3個團以及隴東騎兵第2旅、關中暫編第2旅調到西安、潼關地區。這樣，胡宗南集團的部隊主要集結在延安、西安兩個地區，其他地區守備兵力薄弱，有利於西北野戰軍發動新的進攻。163

附錄2：陳賡的回憶資料

　　對於挺進豫西的行動，毛主席給了極重要的指示。毛主席指出，劉、鄧率領我野戰軍主力挺進大別山，一定搞得敵人手忙腳亂，到處調兵去追堵;胡宗南又被牽在陝北，深入絕境。豫西敵軍不多，是個空子，師出豫西是有戰略意義的。進去以後應當放手發展，東向配合劉鄧、陳粟，西向配合陝北，東西機動作戰，大量殲滅敵人，開闢豫陝鄂根據地。主席還向我講了破釜沉舟的故事，要我們以最大的決心和勇氣打出去。陳賡：挺進豫西，載《星火旅遊(選編之九)》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出版社1982年，第166頁

　　在我們進入豫西不久，接到了《解放戰爭第二年的戰略方針》的指示。毛主席在這個指示中，十分詳細地分析了當時的戰爭形勢，闡明了我軍第二年的作戰任務和作戰方針，指出:“到國民黨區域作戰爭取勝利的關鍵:第一是在善於捕捉戰機，勇敢堅決，多打勝仗;第二是在堅決執行爭取群眾的政策，使廣大群眾獲得利益，站在我軍方面。只要這兩點做到了，我們就勝利了。”第167頁

　　在我們西向作戰中，劉伯承司令員和鄧小平政委指示要大破隴海路，以便切斷敵西北戰場和中原戰場的聯繫。這是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指示。我們堅決執行了這個指示，徹底破壞了這一段鐵路。170

　　在半個月中就全殲了敵人的陝東兵團等部三萬多人，控制了從新安到潼關的廣大地區，切斷了敵人的東西聯繫，直接威脅西安。蔣介石急忙在二十日飛到西安，表面上還吹噓“三個月內徹底肅清陝北共匪，半個月徹底打通隴海路”，實際上卻是提心弔膽地部署防禦。他慌忙又從進攻大別山的部隊中抽出六十五師，空運西安，並從陝北戰場調回了一部分部隊，在西安漁關間集中了十個半旅的兵力，防我西進。這樣就更多地調動了進攻陝北的敵人回頭，迫使敵人在陝中布防，有力地配合了西北野戰軍轉入進攻。170

附錄3：劉伯承的事後總結

　　為了實現躍進大別山、奪取中原的戰略計劃，毛主席作了三軍配合、兩翼籍制的周密部署。三軍配合是:除由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實施中央突破直趨大別山以外，還由陳毅、粟裕等同志率華東野戰軍主力為左後一軍，挺進蘇魯豫皖地區，由陳賡等同志率晉冀魯豫野戰軍的兩個縱隊另一個軍為右後一軍，自晉南強渡黃河，挺進像西。三軍在江、淮、河、漢之間布成“品”字形陣勢，互為漪角，逐鹿中原，機動殲敵。兩翼籍制是:以陝北我軍出擊榆林，調動進攻陝北的敵人北上，以山東我軍在膠東展開攻勢，繼續把進攻山東的敵人引向海邊，便利前述三軍的行動。第4-5頁

　　我軍突破黃河天險後，經過二十八天激烈的連續戰鬥，殲滅了敵人九個半旅和四個師部共五萬六千餘人，勝利地結束了魯西南戰役，取得了戰略進攻的初戰勝利，打開了躍進大別山的通路。第7頁

　　坐鎮開封的蔣介石，不甘心於這一失敗，又糾集其原在魯西南的和新調來的五個集團共三十個旅的龐大兵力，分五路向鄲城、巨野地區的我軍實施分進合擊，妄圖殲滅我主力於隴海路和黃河之間，或把我軍逐回黃河以北，以堵塞這個被我打開的缺口。蔣介石還準備了更毒辣的一手，再打不贏，就由開封附近掘開黃河堤壩，水淹我軍。7

　　我軍進入大別山初期，敵主力尚被甩在淮河以北，大別山區極為空虛。為了迅速立足生根，我們立即按照中原局的計劃，分遣各部隊向預定地區開進。11

　　就在我們實施戰略展開的過程中，尾追我們的二十三個旅的敵人，也先後壓過淮河，進入大別山區。11

　　我們集中一部兵力，於九月上旬在商城以北的河鳳集地區打擊了戰鬥力較弱而又孤立的敵滇軍一個師。中旬，在商城以西的中鋪地區殲敵一個團。下旬又在光山附近打擊了東援之敵一個師。經過這三次作戰，我們把敵人的機動兵力全部調到大別山以北地區，保障了我軍在大別山南部的鄂東、皖西勝利展開。但是這三次作戰，打得都不夠理想，沒有全殲敵人。這主要是由於我們剛剛由內線轉到外線，由北方轉到南方，缺乏無後方作戰和山地、水田地帶作戰的經驗。飲食不習慣，穿不慣草鞋，語言不通，地形不熟等等，都給部隊造成了不少困難。……再加上群眾未發動，政權未建立，糧食要自己籌，傷員要自己抬，打完仗也沒有可以休整的時間和地方。因此，有些部隊一時呈現出疲憊和紀律鬆弛的現象。有些幹部，打起仗來顧慮重重，錯過了一些殲敵的機會。為了及時解決部隊的思想問題，我們於九月下旬在光山的王大灣召開了旅以上高級幹部會議。劉伯承：千里躍進大別山，載《星火旅遊(選編之九)》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出版社1982年，第12-13頁

　　號召部隊發揚艱苦奮鬥、自力更生、聯繫群眾的作風，擔負起打仗、作群眾工作、籌集給養等三大任務。當時，指戰員們都背着沉重的糧食、彈藥行軍，抬着山炮翻山越嶺。又值雨季，身上常常濕透，不少人連草鞋也沒有，不得不赤足行軍。幹部們都將自己騎的牲口，用來運糧食、馱傷員，並親自參加抬送傷員。部隊在疲勞的行軍之後，還得自己推穀子、舂米、做飯、打草鞋、打馬掌。由於給養不能及時得到補充，有的部隊曾二十幾天不見油鹽，甚至只能以清水煮馬肉充飢。儘管如此，大家還是嚴格遵守群眾紀律。13-14

　　儘快地解決冬衣問題，就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迫切的問題了。黨中央和毛主席時刻都在關懷着我們，曾打算從晉冀魯豫根據地送棉衣來，或送銀元來就地採購。但是，千里迢迢，封鎖重重，這是何等困難的事!因此，我們報請中央，由我們自己設法解決。16

　　正在這時，晉冀魯豫根據地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下，及時地給了我們有力的支援:增調來了兩個縱隊的兵力，送來了一批新戰士和傷愈病痊歸隊的指戰員，還帶來大批彈藥、藥品和銀元。這真是雪裡送炭，使我們更增強了粉碎敵人圍攻和堅持大別山鬥爭的信心。18

　　劉伯承：千里躍進大別山，載《星火旅遊(選編之九)》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出版社1982年，

　　10月9-10日，在張家店戰役，殲滅第62旅4000餘人。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一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94-95頁

　　10月26-27日，“26日早晨，9時許，進到高山鋪東南。第1縱隊立即發起攻擊。至6日夜，雙方在浠廣公路兩側的洪武腦和界嶺反覆爭奪。整編第40師及第82旅傷亡慘重，第1縱隊也付出了較大的代價，但控制了洪武垴、界嶺要點。……第6縱隊第17、第18旅趕到立即加入戰鬥。27日9時整，劉鄧大軍發起總攻。至14時，戰鬥結束。共殲國民黨軍1.26萬人，其中俘虜9500餘人，繳獲炮3門、機槍375挺、子彈40餘萬發和其他大批軍用物資。”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一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97頁

　　8月8日分三路向南。13日通過隴海路，17-18日過黃泛區，19日渡過洪河，23-24日渡過黃河，8月末進入大別山。《劉伯承傳》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晉冀魯豫根據地及時增調了第十、十二兩個縱隊到大別山來，還派第十一縱隊和華東野戰軍第十縱隊護送來一批新戰士和傷愈病痊歸隊的指戰員，帶來大批彈藥、藥品和銀元，對粉碎國民黨軍的圍攻，起了重大作用。11月27日，晉冀魯豫軍區副司令員李先念率第十二縱隊到達大別山，與劉伯承、鄧小平等會合。大家戰地相逢，分外高興。31日，王宏坤率第十縱隊也來到了大別山。

　　12月上旬，劉伯承、鄧小平決定採取內線與外線配合的作戰方針，迅速實施戰略再展開，在大別山立足生根。以第十、十二縱隊西越平漢路，分別向桐柏、江漢兩地區展開。

　　留置大別山的主力，在鄧小平、李先念等的領導下，結合軍區部隊和人民武裝，採取敵向內，我向外，敵向外，我亦向外，將敵牽到外線，以小部牽制大敵，以大部消滅小敵的方針，適時地集中或分遣兵力，內外線密切配合，粉碎了白崇禧的殘酷圍攻。經過一個多月的作戰，共殲敵1.1萬多人，收復了太湖、英山、立煌、廣濟、潛山、岳西、黃梅、禮山等10餘座縣城。

　　與此同時，第十、十二縱隊乘敵主力被吸引於大別山的有利時機，迅速向桐柏、江漢地區展開，橫掃敵人保甲系統和土頑武裝，占領廣大鄉村，建立起各級人民政權。至12月底，共殲敵4000餘人，解放桐柏、棗陽、泌陽、唐河、新野、京山、鍾祥、天門、潛江等縣城。《劉伯承傳》

　　4月中旬，劉伯承、鄧小平率中原局、野戰軍領導機關進入豫西，獲得了相對穩定的環境，在這前後，他們抓緊時機進行了整訓和補充。

　　這次整訓，主要開展了三查(查階級、查工作、查鬥志)，三整(整頓思想、整頓組織、整頓作風)和三大民主的新式整軍運動。重點是團以下部隊。着重解決部隊對新形勢和戰略任務的認識以及作風紀律問題。半年多來，部隊進出大別山作戰，經受了嚴重困難的考驗，出現了普遍減員和戰鬥力削弱的狀況，因此一些指戰員對挺進大別山的重大意義不理解，只看到局部損失，看不到全局的偉大勝利，甚至發生紀律鬆弛、違法亂紀的現象。《劉伯承傳》

附錄4：國共雙方對10縱跨越平漢路作戰的記載

　　白崇禧預判，劉鄧大軍最多有能力吃下一個整編師，所以安排行軍，要求至少兩個縱隊靠在一起，最後總的部署是左中右三個整編師齊頭並進，後續整十一師趕到。

　　將大別山區共軍由東南朝西北方向壓迫於黃安、宣化店、白雀園、小界嶺間地區，相機包圍殲滅其主力或有力之一部。他強調說明，由東南朝西北方向壓迫的主要目的是解除南京、武漢所受的威脅，確保長江的交通運輸並使共軍不能渡江。663

　　整四十八師、整七師、整二十八師按照預定日程推進，沿途未遇到解放軍。到達葉家集、

　　金家寨、英山、洗馬畈、浠水之線。666

　　由於這個縱隊在被夾擊中，打了兩天兩夜，所以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被俘的指戰員2000餘人(內有團指揮員一人)，犧牲和受傷的估計可能在2000人左右。戈鳴：白崇禧圍攻大別山戰役概述，載《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六卷·三年決戰上》中國文史資料出版社1996年，第670頁

　　在12月間，王宏坤縱隊越過平漢路，向西開闢桐柏山區根據地。當解放軍經過平漢路的柳林、李家寨時，沒有估計到信陽地一區尚有相當的軍事力量，因而沒有嚴密的戒備，而後尾部隊突被五十八師的一個旅和地方部隊，首尾夾擊，俘虜解放軍官兵1800餘人。當時被俘的解放軍王團長憤恨地說，這是指揮上的錯誤，也是他自己的最大恥辱。我當以國共是一家人，過去曾經合作，今後還要合作，來安慰他，並對俘虜相當優待。

　　南京蔣介石和美國顧問團聽到俘虜1800餘解放軍，甚為稀奇，在報上大肆宣傳勝利消息，並立即派兩個美國軍官和兩個中國將級軍官來信陽檢查俘虜解放軍情況和俘獲武器。美國軍官主要是看一看是否有蘇聯武器。結果他們所見俘獲的武器，多是美式的衝鋒鎗、機關槍之類，沒有一點蘇聯武器，證明解放軍的武器，完全由國民黨軍隊中得來的。當時蔣介石認為這是一次重大勝利，連同確山戰役的勝利，同時在信陽開大會慶祝。

　　張軫：對阻攔劉鄧大軍南下和馳援南陽、開封的回憶，載《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六卷·三年決戰上》中國文史資料出版社1996年，第676頁

　　12月5日，第10縱隊司令員王君坤率縱直、第28旅、第29旅第87團、第30旅第89團為北路;第29旅第85、第86團和第30旅第88團、第90團為南路，準備在平漢路信陽以南、廣水以北地段西進桐柏山區。……12月6日晚，第10縱隊北路部隊冒雨從柳林西越平漢路，7日在潭家河地區落入國民黨軍合圍圈內。北路部隊主力向西雙河猛撲，一部向譚家河南側突擊。經3晝夜激戰，至9日晚，終於突破重圍進入了桐柏山區。與此同時，南路部隊在武勝關以南草店地區越過平漢路也到達桐柏山區。第137-138頁

　　據第10縱隊1948年1月5日報告，過平漢路損失兵力1539人，各種槍500餘枝，各種炮11門，各種炮彈213發，以及銀元1739枚，冀鈔262萬元，中州鈔30萬元。【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三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138頁】

附錄：李雪峰的回憶資料

　　為了挺進中原，建立中原根據地，中共中央於5月16日決定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以鄧小平、劉伯承、李先念、張際春、鄭位三、李雪峰、劉子久、陳少敏為常委，鄧小平為書記，鄭位三、李先念、李雪峰為第一、二、三副書記。李先念任劉鄧大軍的副司令員，隨劉、鄧一起工作。這樣，地方工作由鄭位三和我負責。李雪峰：《太行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第325頁

　　在這同時，我將準備隨軍南下的地方幹部集中編組訓練。這次隨軍到中原的幹部分組成4個地委、20個縣委的班子，準備到中原後解放一個地區，馬上派去全套班子開展工作。327

　　土改會議結束後，我回到太行，參加了晉冀魯豫中央局在武安縣冶陶村召開的全區縣以上幹部大會開幕式後，即全力準備南下的工作。這時，太行區抽調的南下幹部已增加到1600多名，分成地、縣黨政班子，進行南下前的訓練，進行最後的準備。329

　　中共中央要我於7月中旬到晉察冀解放區的平山縣西柏坡村，參加全國土地會議。……我到西柏坡後，因已決定南下，因此在開會期間，向朱德、劉少奇去告別，並請示對南下工作的指示。他們提出:“群眾工作是建立根據地的基本工作，其他一切都是臨時的。6個月內不能大體完成土改將可能遭受大困難，須用一切力量爭取時間發動群眾，時間為大問題。”劉少奇特別囑咐我，到新區後要馬上發動群眾進行土改，要快。談話後，我立即於8月24日給劉伯承、鄧小平、劉子久發去一封電報，傳達了朱德、劉少奇的指示。328

附錄：鄧小平對於大別山錯誤的總結

　　拿我們那邊幾個縱隊來說，在第一年打了很多勝仗，去年七月份二十三天消滅敵人九個半旅，可是一到大別山，前後才殲敵四個旅，因此就有個別的人懷疑是否局面變壞了。99

　　從中原三支野戰軍來看，在鄂豫皖，大別山的幾個縱隊是有削弱，減員約百分之十五，但江漢發展了百分之百，桐柏發展了百分之五十;豫陝鄂這邊發展了百分之百;豫皖蘇也是發展的。所以，從總體上說，力量比過去大了。第99頁

　　同志們對大別山一定感到是個迷，原先我們占領了二十多個縣城，後來一個也沒有了，野戰軍主力也從大別山轉到淮北去了，這能不能說是勝利呢?我說，這也是勝利了。100

　　大別山就發生這種情況，把小地主、富農“逼上梁山”，拿起梭鏢和我們干，群眾也受到摧殘。最近我們一提出糾正，土頑把槍放下來了。貧農們都說，你們早這樣就好了。所以大別山的同志容易了解這種策略思想，因為他們受到的“報應”又猛又快。豫陝鄂這邊會不會體會得那樣深刻?沒有吃虧的，也應該懂得。【鄧小平：躍進中原的勝利形勢與今後的政策策略(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載《鄧小平文選》人民出版社1989年，106】

　　鑑於我們以往在新區所犯的急性病的錯誤，脫離了群眾，孤立了自己，在對敵鬥爭與確立根據地的事業上，造成了許多困難，所以全區都應根據五月二十五日中央關於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的指示，重新地全盤考慮我們的工作方針和策略步驟。【鄧小平：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於土改與整黨工作的指示(一九四八年六月六日)，載《鄧小平文選》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9頁】

　　我們到新區不調查不研究，簡單地抱着半年完成土改的意願，不管敵情是否許可，不管群眾的和幹部的準備程度，忽視了群眾工作的艱苦性，把少數勇敢分子的行動誤認是大多數群眾的行動，把大軍進入後群眾一時的熱勁，誤認是多數農民已經有了分配土地的覺悟和要求，因而不是有步驟有分別地去領導群眾，取得勝利，而是輕率地決定實行土地改革。事實證明，這是行不通的，而且是有害的。以大別山為例，有幾十萬人的地區分配了土地，國民黨軍結合地富勢力很快組織起反攻，集中力量首先打擊這些區域或其他工作較好的區域。而這些區域又都是一些突出的孤島，也便利於敵人的打擊，所以很快受到嚴重的摧殘而全部塌台，工作最好的地方所受的摧殘也最厲害。就分配土地的內容來說，很多都是假的。或者是地富領導的假分;或者是群眾一度得到而又在敵情嚴重和地富威脅下，秘密將土地歸還地富，改成租佃關係;或者是少數勇敢分子(其中不少是流氓分子或與地主有聯繫的分子)霸占果實，而大多數貧僱農沒有分到，或分得很壞很少的土地;或者是農民只敢要弱小地富和中農的土地，而不敢要有勢力的地富的土地。這種情況各地區都差不多，大都是由於當地群眾並未真正發動起來和組織起來，大多數農民還沒有分配土地的真實要求，而由外來幹部用行政命令、包辦代替的方法實行分配的結果。經驗證明，當我們在軍事上還沒有取得面的控制，國民黨和地富武裝力量還沒有在當地被肅清，大多數農民還沒有分配土地的要求和組織起來，本地的正派的區村幹部還沒有大批湧現出來，而外來幹部又尚未熟悉情況和聯繫群眾的時候，就馬上實行土地改革，不僅是主觀主義的，而且是冒險主義的。110-111

　　經過毛主席和中央歷次指示之後，雖然比較好些，有些地區業已開始獲得良好反映，但一般體會並不深刻，甚至還有牴觸的。由於我們反攻後對中原戰局過於樂觀，對新區地富力量仍然強大認識不足，以為槍桿加土地改革可以解決一切，所以在政策和策略上普遍犯了嚴重的“左”的錯誤。111

　　我軍剛到時，一般中小地主都沒有跑等等。但是由於我們打倒一切和一次解決問題的“左”傾幼稚病的思想，忘記了毛主席“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的策略原則指示，忘記了抗日時期的寶貴經驗，或在過早實行上改上，或在籌糧籌款的負擔政策(即打上豪的政策)上，或在工商政策(消滅地富的資本部分)上，或在打人、捉人、殺人問題上，把一批可能聯合或中立的社會力量，迅速地趕到國民黨方面去，並且拿起武裝來同我們對立。其結果打擊面大，樹敵多，不是孤立了敵人，而是孤立了自己。112

　　我們普遍實行了走馬點火、分浮財的政策。事實上分得最多的只是一部分勇敢分子，大多數基本群眾並未得到或很少得到利益。這種辦法雖然也起到一時刺激群眾熱情的作用，但不能解決群眾多大問題，而且地富還利用了分散財產製造群眾之間許多糾紛。尤其因為社會財富的過早分散和大量浪費，使軍隊供給很快發生困難(特別是糧食)，很快地把負擔全部加在農民身上，引起農民的不滿。我們在錯劃階級、分浮財、殺人等問題上，都曾打到中農，而尤以在軍糧供應上損害中農利益最大，甚至還損害到貧農的利益。112

　　而在南下後，因為實行了“左”的政策，打擊面很大，樹敵很多，反使後方常常受到襲擊。敵情最嚴重、政策最“左”的地方，更是無法獲得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