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被称为样板戏的“总导演”，一半是自封，另一半却也来自真实。因为没有江青这个“总导演”，样板戏就不会被抬到神圣无比的位置。然而，是戏就有落幕的时候。那些排演样板戏的人，有的因此飞黄腾达，有的因此身陷囹圄……
　　 于会泳：一个才子的戏剧人生

于会泳是大才子，赞扬和唾骂他的人都承认这一点。于会泳是山东乳山人，1946年9月，时年20岁在老家已经当了5年小学教师的于会泳弃母离乡，步行3天后加入胶东文工团。
　　 1949年8月，胶东文工团保送于会泳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进修。在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上，于会泳很快就异军突起，1963年他写出了《民族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专著。
　　 1964年，因参与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的音乐创作，于会泳受到了江青的青睐。后来，他还参与了大多数样板戏的唱腔设计。1968年5月，于会泳在《文汇报》撰文提出“三突出”理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次年，于会泳成为中共“九大代表”。
　　 在“九大”召开期间，《智取威虎山》一剧作为代表演出的首场样板戏，在京西宾馆礼堂上演。于会泳在演出的开场白中说:“……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为培育样板戏呕心沥血，她实际上是这出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设计！”江青也似乎受不了这翻奉承，她站起来说，“会泳同志，你别这样说了，再这样我可要离场了。”
　　 此后于会泳青云直上，在1973年8月的“十大”会上，他又顺利地当选为中央委员。随之在1975年1月四届人大会上，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于会泳随之被隔离审查。他当时对自己还比较乐观，1977年8月21日他获准回家去取衣物时，还对妻子说：“审查完了后，会给我一个处分，处分大概不会太重，大不了回胶东老家……”
　　 然而，仅隔一天，华国锋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直接点了他的名！对于会泳来说，这无疑是政治上的终身判决。8月28日，于会泳喝下了160毫升左右的“来苏水”，自杀身亡。
　　 沈默君：连降9级，被逐出电影制片厂

　　 1961年，刚刚摘帽的右派沈默君(注：曾任三野解放军剧院编剧，总政文化部创作组创作员，代表作有电影剧本《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等)写出了《自有后来人》的电影剧本。1963年，这部电影一上映即引起轰动。
　　 接着，哈尔滨市京剧院排演了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上海沪剧团的凌大可、夏剑青也将其改编成沪剧《红灯记》。此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指示中国京剧院总导演阿甲将沪剧《红灯记》排演成京剧《红灯记》。
　　 1964年，两个京剧版同时参加了全国现代京剧观摩汇报演出。江青决定把两个剧合并为《红灯记》。
　　 此后，现代京剧《红灯记》剧本改了又改，编了又编。然而，沈默君“摘帽右派”身份，在京剧《红灯记》公演时，不仅没有他的名字，连“根据电影《自有后来人》改编”字样也彻底消失。
　　 不仅如此，在1966年“文革”前夕，沈默君被莫须有的罪名“两开”(开除党籍、开除军籍)、“一保留”(保留公职)，连降了9级，同时被驱逐出长春电影厂，流放到安徽省贫困的枞阳县接受劳动改造。
　　 沈默君直到“文革”后才得以复出，继续创作，在《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红灯记》上又出现了他的名字。
　　 汪曾祺：文坛怪才的“御用时期”

1966年春末夏初，汪曾祺作为北京京剧院里的“黑鬼”、“小邓拓”、“黑爪牙”，连同马连良、赵燕侠、袁世海等大师级的“反动权威”、“戏霸”一起，被押上街头游街示众，并在单位天天遭受到残酷地批斗。不过，由于其言行一向是谨小慎微。因而在每次的批斗会上，他只是扮演一个陪斗的角色。
　　 1966年7月的一个中午，汪曾祺突然接到通知，让他在当天下午4时收拾干净后，到剧院军代表办公室里去。汪曾祺赶紧理发、洗澡、换衣服，谁曾想到，当他毕恭毕敬地走到军代表办公室，在首先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为人民服务，要斗私批修”之后，只听得军代表对他表情严肃地宣布：“现在党和人民给你一个戴罪立功、重新做人的机会。”随后，汪曾祺被一个年轻的军人带上，乘上了一辆黑色小轿车，直接驶向钓鱼台国宾馆，并在十七号楼受到江青的接见。
　　 江青此番破例召见，正是为了修改《沙家浜》。此后，在前门打磨厂胡同和“广和剧场”，汪曾祺等人随时听从江青的调遣，即席进行《沙家浜》的突击修改和排练。
　　 汪曾祺在江青的控制使用下创作长达10年。因为受到江青的重用，“文革”之后，他又被列为“说清楚”对象，还被立了专案。后来，他写道：我对于许多同志对江青的刻骨仇恨，看不到，感受不到。因为我一直感念她的好处。她一到节骨眼上，就想起我，我就得给她去卖命。有的同志说我是“御用文人”，这是个丑恶的称号，但是这是事实。
　　 应该说，在许多人跳出来欲证明江青是一个坏人的时候，汪曾祺仍然是一个朴素的文人。
　　 后来，汪曾祺在1980年发表小说《受戒》，受到普遍赞誉，随后一发不可收，出版多卷本《汪曾祺文集》，成为晚年大放异彩的作家。
　　 李承祥：把“娘子”变成“军”的设计师

1964年，时任中央芭蕾舞团艺术室编导、33岁的李承祥开始《红色娘子军》的创作时，他不会想到这部芭蕾舞剧将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排练时，芭蕾舞演员们发现从原来的半踮脚尖地走路，转变为平脚走路，脚后跟都适应不了；编导们则苦恼于传统手法的失效：原本表现男女之间爱意的双人舞动作用来表现琼花和南霸天之间的冲突，结果自然啼笑皆非。最初这个舞蹈得到的评价是“太像娘子，不像军”。
　　 随后，李承样和另外两位编导蒋祖慧、王锡贤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创新。他们把西方的芭蕾舞和中国的民间舞、拳术、军事动作加以融会，于是有了后来看到的吴清华“倒踢紫金冠”、“乌龙绞柱”、“掀身探海”等经典舞蹈动作。李承样所编的第四场“斗笠舞”，也是运用中国民间舞素材与芭蕾技巧相结合，优美如画，颇有民族特色。其伴唱的歌曲：“万泉河水清又清，我编斗笠送红军……”几十年来已随着舞蹈广为传唱，脍炙人口。
　　 《红色娘子军》被封为“样板戏”之后，其地位堪称登峰造极；可江青一伙的介入也给中央芭蕾舞团带来了几乎致命的打击。李承祥后来也被作为“走资派”关进牛棚，一个月后因有人贴大字报替他平反才恢复了工作，但也仅限于演南霸天。1976年后，李承祥担任了中央芭蕾舞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