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古代日本人選擇京都做首都？

姜建強

（一）

京都，都說不好寫。但不好寫歸不好寫，還是有很多人寫京都。當然，寫得更多的是日本人。日本人寫京都，就比中國人寫京都要寫得好嗎？其實也未必。

《用地形解謎日本史》的作者竹松公太郎，是一位河流水庫的研究者。他從他的專業知識出發，在書中設問：為什麼古代日本人選擇京都做首都？設問本身是有意義的，但他在回答京都成為建都之地絕非偶然之時，則陷落了“今為古用”的邏輯置換誤區。竹松公太郎說：當初選都考慮到了“京都遠離大阪彎的內陸深處，然而實際上是可以依靠船運，自由地前往日本海一側與太平洋一側各自的航運交流中心之地”。

都知道京都有鴨川、有琵琶湖，想到水資源，想到水運，作為一名河流水庫研究者，其思路當可理解。但問題的關鍵是剛有書寫文字的那個時候日本，何以有“自由航行”這個現代國際政治才有的概念？

鴨川

日本海和太平洋，是我們近代人區分地理環境的一個結果，在那個沒有地圖沒有海圖的年代，一望無際的滔滔大水，古代之人還能辨別出這是日本海的海水，那是太平洋的洋水？可能性幾乎沒有。稍懂日本歷史的都應該知道，當時日本奈良的首都叫平城京。從藤原京遷都平城京，是元明天皇（女帝）的決斷。這一遷就是70年。784年，執政的朝廷又將首都從平城京遷至長岡京。

奈良平城京跡

這回遷都的最大理由是什麼？首先是當時奈良的寺院權力過大，令當時接續光仁天皇的桓武天皇感到憂慮。為此他決定離開佛教勢力強大的平城京。其次是桓武天皇嫌棄天武天皇系統的貴族勢力。曾經的藤原京和平城京，都與天武天皇系統的血脈相連，桓武天皇不想再延續這個相連。

那為什麼又匆匆從長岡京遷都平安京呢？也就是說，781年4月即位的第50代桓武天皇，為什麼要放棄營造了只有十年的長岡京，在794年匆匆遷都平安京？這無疑是日本歷史的一個謎，但也是理解日本歷史的一個關鍵。長岡地帶洪水多，風水差，作為首都不合適。這是日本正史語焉不詳的一種說法。

桓武天皇像（延曆寺藏）

實際上，這裡有更深刻的原因。這個原因就是為了躲避早良親王的怨靈作祟。早良親王是桓武天皇的親弟弟，這位當上天皇的哥哥輕信坊間謠傳，說弟弟要篡奪皇位，便逮捕了弟弟早良親王，把他幽閉在乙訓寺。弟弟早良一直主張自己是無罪的，是冤枉的，但哥哥桓武一直不予理睬。

最後桓武天皇將其流放到荒無人煙的淡路島上。怒不可爭的早良，以絕食來抗爭，最終死在去淡路島的船上，時年36歲。弟弟即便死了，狠心的哥哥也不予原諒。早良的遺骨，被草草地下葬在流放地淡路島上。不久，朝廷周圍的親人，接連奇異的死去。人禍之外又有天災，嚇得桓武天皇堅信這是弟弟早良親王的怨靈作祟，為了鎮住這個作祟的怨靈，只得遷都離開長岡京。

新都平安京距離長岡京10公里，位於兩川之間的山背國（即現在的京都府）北部的葛野。平安京模仿當時世界最大都市——唐王朝長安棋盤狀建造，市街的中心設有大道，其左右為左京和右京。並同時引入中國古代的陰陽理論，藉助“四神相應”的天然地勢，用以守護新建的平安京。即北山有玄武，東川有青龍，南池有朱雀，西道有白虎。這四神就像四道防火牆，抵擋無孔不入的怨靈入侵。這也就是說，平安京從一開始並不是按照我們現代人的思路，在其地質的，經濟的，地理的等方面來歸化首都機能，而是以鎮住怨靈為其最大課題來設計的。

平安京

現在看來，遷都平安京，是桓武天皇執政期間因其恐懼怨靈而做出的一個匆忙決斷。誰也沒有想到，這一當初不得已而為之的決斷，倒反重生了一個日本，重生了一個以京都為中心的千年首都。平安京之後的1000多年時間裡，日本再沒有遷都過。平安時代398年，鎌倉時代148年，室町時代237年，江戶時代264年，歷史共時為1047年。

正是在這千年悠悠歲月中，後人才慢慢總結出京都建都的頗多好處，這當然包括竹松公太郎的“水系遷都論”在內。但現在看來，這些都屬於事後諸葛亮，犯了“今為古用”的邏輯置換錯誤。

（二）

建築家出生的井上章一，前幾年在朝日出版社出版《嫌棄京都》。能成暢銷書，也說明人們已不再滿足對京都作旅遊觀光的表面介紹，而是想要深入京都的骨髓，知道得更多。但這個“知多”則是建築在嫌棄京都這個話題上，也令人無語。這位作者是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教授，他說他嫌棄京都的緣由是自己被歧視、被嫌棄。

按照井上教授的敘說，自己出生在妙心寺南側的右京區，5歲的時候全家搬到同在右京區的嵯峨，一住就是20年。自己成了一個土生土長的“嵯峨孩”。雖然從行政區劃分看，右京區也屬京都市，但在“洛中”人看來，那就不是正宗的京都人。嵯峨位於京都的西郊，向來被視為偏鄉地區之一。實際上，偏鄉就偏鄉，也沒有什麼可嘆的。但作者就此發揮道：“京都這個地方的毒性，就是可以用這點小事把人逼入絕境。”

這裡，這位井上教授還在思考“我是誰”“我從哪裡來”的問題，還在進行文明初始階段的所謂身份認同，並將這種認同過程視為區域歧視的“毒性”。這就在文明發生論上暴露出學術素養的不足。

其實，放眼文明史，區域的歧視在哪裡都是存在的。這是被觀念地設定成先進文明區域與被觀念地設定成落後文明區域，自發且自覺的一種文明碰撞。沒有人刻意，也沒有人在意，但就在沒有人刻意和沒有人在意的過程當中，生出刻意和在意。實際上這就是文明的進步了。

守住自己區域的“純文明”，抵禦其他區域的“不純文明”，在不能拿起武器的前提下，只能是觀念上的歧視與嫌棄先行。而被歧視與被嫌棄的“不純文明”區域，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意識化地快速融入“純文明”區域。

井上教授說，古都背後有着一股不可一世的優越感。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古羅馬的優越感，至今意大利人還在享用。古埃及的優越感，至今埃及人還在享用。古希臘的優越感，至今整個人類文明還在享用。

自己不承認自己是京都人與被洛中的京都人嫌棄的京都人，誰更具有文明視野？我看還是洛中的京都人。再往深處思考，實際上這就是文明的詭異與狡詐之處：它在倒逼人能否更上進一些，能否更文明一些，有的時候就不得不採用一些被常人所“討厭”的方法。這正如井上教授說，明明要趕人走，但京都人會說等一會吃茶泡飯吧。

筆者是上海人，記得小時候住在“下只角”楊浦區的人，說到去外灘去南京路去淮海路，就說去上海。雖然聽起來怪怪的，但這就是文明的中心與邊緣，精緻與粗糙在當時楊浦區人身上一個自覺的定位與自覺的意識。現在看來，這是個很可貴的定位與意識。

因為至少我們在同樣住在“偏鄉”嵯峨的井上教授身上，沒有看到這種定位和意識。現在不同文明之間還在儘可能的對話，但井上教授則直言“不願身為京都人”而拒絕同一文明的對話。

鴨川

（三）

學解剖學出身的腦科學專家養老孟司，多少年前寫有《傻瓜的圍牆》。想不到成了暢銷書後，欲罷不能的他又寫了多本“圍牆”之類的書。如2017年出版的《京都的圍牆》（PHP出版）就是其中一本。想在京都這個熱門話題上，留下話語權是寫這本書的動機。但畢竟術有專攻，學有專業，在切入論理的時候，這位養老教授為了人為地拔高京都，還是遺憾地留下了學術破綻。

養老在書中的一個結論是：京都是市民社會，東京是庶民社會。何以引出這個結論的？養老教授從“虛榮”着手，認定東京人愛虛榮，京都人不愛虛榮。這又何以見得？他以歷史學家嘰田道史的《武士的家計薄》（新潮社）這本書為例，說江戶侍文化的一個要求就是保持體面。當時武士豬山家在長女阿熊2歲生日時，打算舉辦“發置祝”宴請儀式（用白色假髮戴在小孩頭上，象徵長壽與健康）。而要舉辦這個儀式，必不可少的是“赤飯和大鯛”。但當時豬山家沒有錢買大鯛，怎麼辦？就用紙畫的大鯛替代。也就是說在宴席上，捧出用紙畫的鯛魚。外祖母實在看不下去，就從自己家裡帶了些小鯛來充門面。武士的生活已經這麼拮据了，但還不忘虛榮，死撐面子。養老說在京都，則不存在武士的世界，所以也就沒有虛榮的一面。沒有虛榮的一面，就是市民社會。有虛榮的一面，則是庶民社會。

京都是市民社會嗎？市民社會就是用“虛榮”這個倫理與心理的語詞來界定的嗎？這樣來看，養老教授的學術短路也是驚人的。我們知道，在京都人的眼裡，先前的大戰不是指二次大戰而是15世紀的“應仁之亂”。最近電視裡又多了個“蛤御門之變”（禁門之變）。這是指1859年長州藩和公武合體派之間勃發了“蛤御門之變”，從御所的蛤御門那裡開始燃燒大火併延至整個市街。應仁之亂和蛤御門之變的結果就是燒毀了大半個京都。

“蛤御門之變”浮世繪

養老自己在書中舉例說，京都大學的教授到兵庫縣的出石這個地方去出差，住宿老舊的旅館，老闆娘出面對客人道歉說：“以前我們家的老爺大人給你們添了莫大的麻煩。”這裡，“我們家的老爺大人”，是指叫做山名宗全這個人，他是應仁之亂的西軍總大將，是他帶領的西軍火燒了京都。

500多年過去了，家族的後人還要向京都人道歉。因為這位老闆娘知道京都人小心眼，會記住仇恨，而且只記家仇（日本人打日本人）不記外仇（美國人與日本人打仗）。從這個意義上說，京都才是典型的庶民社會而絕非市民社會。因為庶民社會的一個特點就是用“世間”消解一切。養老教授恐怕沒有想到，自己舉的例子，恰恰是自己結論的一個反證。

不錯，日本的三大祭祀之一的京都衹園祭，是幾百年前就開始持續的一項大型傳統活動。沒有“町眾”的自覺參與，是不可能延續至今的。但這恰恰表明的是庶民的力量而不是市民的力量。自己組織起來，帶有自治性質，這是日本庶民文化的一個特點。

衹園祭

如果說在京都是“町眾”，那麼在江戶就是“町人”。但町眾也好町人也好，都是屬於商人階層，金錢本位是他們的價值取向。這個價值取向決定了在日本難以產生市民而只能是庶民。

關於這點，江戶時期的市井小說家井原西鶴在《日本永代藏》中，已經將這個問題講透了。而在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曾經的政治學上的“中間勢力”，社會學上的“自治性的個別社會”都被全面解體，所有的人都被全體社會所吸收。這就驗證了學者丸山真男的一個說法，日本是一個用官僚和庶民構成的社會，是一個沒有市民的社會。

日本之所以是一個沒有市民的社會，則是在公與私的中間領域，其半公半私的力量非常單薄，單薄到缺乏社會性次元的抵抗程度。照另一位學者柄谷行人的說法，日本社會的這個構造至今沒有改變，而沒有改變的原因在於日本是一個代議制的專制國家。

此外，養老教授用“虛榮”來界定“市民”與“庶民”，更是一個學術笑柄。暫且不論“虛榮”與市民與庶民之間是否具有邏輯關聯，僅就其京都人而言，他們不愛虛榮嗎？京女們不愛虛榮嗎？日本隨筆家酒井順子多少年前寫《都與京》（新潮社），記載了當年孝明天皇的妹妹和宮親子說過的一句話：“我不要嫁去像江戶一樣的鄉下。”但這位皇宮的“京女”最終還是嫁給了住在江戶的德川家茂。

按照專門研究日本縣民性人間學的學者祖父江孝男的說法，京都人是日本47個都道府縣中最愛虛榮的一族，如京都人去東京是說“下東京”，如京都人將東京等在京都的企業稱之為“外企”等。

（四）

文明，有其長度、寬度和深度。

但，京都文明不在於長度，因為千年不足以長度；京都文明也不在於寬度，因為以“洛中”為中心也不足以寬度。京都文明在於深度。

專攻韓國哲學與文化的京都大學小倉紀蔵教授，在今年出版了《京都思想逍遙》（築摩書房）。筆者以為這是近年日本人寫京都寫得最亮眼的一本書。書中講述有着1200多年的京都，是歷史文化和個人記憶的文明寶庫。

從《源氏物語》《古今和歌集》開始的京都，經過桓武天皇、道元、世阿彌、一休、良寬、賴山陽、九鬼周造、和辻哲郎、西田幾多郎、鈴木大拙、高橋和己、柳宗悅、伊東靜雄、梶井基次郎、中原中也、三島由紀夫等文化大家的言語和思想的交錯，形成的一種不屬於“自我東方主義”的那種“逍遙”，才是京都人諸行無常的物哀體驗。不誕生權力者的京都，不會為了迎合他人而改變自己的京都，才是京都“深奧”的思想之處。而這個深奧的京都，用井上章一“嫌棄”的思慮，則是怎麼也寫不出的。

在書中，小蒼教授設定人有三種生命：第一是生物學的肉體生命，第二是靈性的普遍生命，第三是偶發的主客相間生命。他說京都這個場所是人的第三生命被“炸裂的現場”。從出町柳到北白川，從北白川到御苑，從御苑到丸太町通，從丸太町通到四條，從四條到八條，從八條到深草，京都所到之處無不滲透思想。這個思想，就像鴨川河水，滔滔不絕，但並不給你震撼而是給你逍遙給你浪漫給你物哀，最終讓你歸零。

這就令人想起日本幻冬捨去年出版的一本書《最好死在京都》。作者是原本在埼玉縣埼玉市開會席料理“二木屋”的經營者小林玖仁男。他在2014年被診斷出患上無法治癒的間質性肺炎，醫生說余命只有五年。之後他就毅然地將開了20年的“二木屋”轉給他人，與妻子離婚，賣掉家產，然後搬至去過100多次的京都，入居上京區，等待死亡這一天的到來。他在書中這樣說：人生的最後時期，要到京都去看去品去思考。銀閣寺終極之美令人迷醉，而哲學小道的櫻葉則舞動心靈。今年3月22日，這位作者去世，64歲。

你看，還是有深度的思想逍遙，給京都帶來魅力。這個魅力，也可以轉換成這樣的表述：當年明治天皇把皇宮都遷到了江戶，但京都的老人還是相信天皇只是去一下東京而已，馬上就會回到京都。

這個魅力，也可以轉換成數據表述：據京都府官網統計，2017年京都觀光消費額，僅京都市就是1兆1267億日元，為過去最高。當然，這個魅力還在於連日本人都寫不好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