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爾諾貝利的教訓：失去真相的代價(zt)

2020-02-12 他們可以公布真相，但自發地選擇了遵守紀律。比說謊更令人不安的，是密不透風的體系，在那裡，人們會自發地圍剿真相。

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泄漏之後，蘇聯政府提供兩到三倍的工資，派遣大量士兵及後備役軍人去污染區救災。但多數人去前線不是為了工資，而是出於使命感召。

“這是一次特殊的軍事任務，它散發出了一種令所有男人無法抗拒的魅力。只有那些具備男子氣概的男人們才能完成如此重要的工作。” 一位士兵懷着這樣的念頭告別家人，去了污染區。任務結束後，他做了攜帶劑量檢測，但具體數值只向上級匯報，士兵沒有得到任何資料。

回到家裡，士兵脫掉了在前線穿過的所有衣服，扔進垃圾桶，唯一留下了一頂帽子——他的小兒子很喜歡那頂帽子，討要之後一直戴在頭上。

兩年後，醫生對小男孩下了診斷，他的大腦里長了一個腫瘤。

事故：

1986年4月25日晚上，切爾諾貝利4號反應堆按計劃關閉，測試自我供電系統。為保證實驗操作不受干擾，操作人員斷開了反應堆的安全系統。在一連串的違規操作之後，核電站的運行變得極不穩定。凌晨1點23分40秒，操作人員按下AZ-5(迅速緊急防禦5)按鈕。

AZ-5按鈕是核電站最後的安全防線，按下後所有控制棒會重新插入反應堆，及時終止連鎖反應，但按下按鈕5秒鍾後，反應堆功率沒有下降，反而急升到正常功率值的十倍。燃料棒熔化，蒸汽壓力迅速增加，引發爆炸。1200噸的頂蓋衝上天空，屋頂炸開了一個洞。放射性污染物直接進入了大氣，隨着氧氣灌入，反應堆內部起火，持續散發出巨量輻射。

一般情況下，人在一年中可承受2倫琴的輻射而不影響健康。而核電站周圍的放射劑量達到了每小時200倫琴，那些噴發出的石墨塊，1小時的輻射量達到了7000倫琴以上，在那裡停留十分鍾足以致命。

至於為什麼緊急停堆按鈕會導致爆炸，人們很久之後才知道真相。

救火：

凌晨1點23分，核電站爆炸的巨響驚醒了附近的居民，很多人爬起來看熱鬧，還有人騎自行車衝到核電站附近圍觀。消防員瓦斯亞從睡夢中被叫醒，穿着襯衣就去了火場，他的新婚妻子柳西亞有不好的預感，讓他快去快回。

電廠邊，二十多名消防員沒有做任何防護。空中飛來的石墨棒碰到消防員赤裸的手，手掌的皮膚瞬間潰爛。火勢絲毫沒有減弱，消防員卻倒下了，他們停留的時間過長，有兩個人當場死亡，其餘的人也迅速出現了輻射症狀。凌晨7點，柳西亞得知丈夫在醫院，她沖了進去。醫生告誡她只能停留十五分鍾。她看見了病床上的丈夫瓦斯亞，他渾身腫脹，幾乎看不到眼睛。柳西亞買了很多牛奶，但消防員們一喝就吐，醫生說他們中毒了，但沒有人提及核輻射。

那天晚上，醫院被士兵圍起來，消防員即將被送去莫斯科。士兵讓家屬回去准備衣物，一起登上飛機。但在柳西亞回家時，飛機已經飛走了。他們怕家屬一直哭喊，騙了她們。柳西亞追去了莫斯科的醫院，執意要見到丈夫。醫生問她有沒有孩子，柳西亞說有兩個。其實她一個孩子都沒有，還懷着身孕。但如果她說了實話，醫生一定會阻止她見到瓦斯亞。

接下來的幾天，瓦斯亞身體不停變化，身上的傷口逐漸顯現，變得層層疊疊，皮膚變成了藍色、紫褐色，並且慢慢脫落。柳西亞幾乎寸步不離，陪在丈夫身邊。醫生不忍心，對她說：“他已經不是你的丈夫了，只是帶有高濃度放射性的物體。”400倫琴的輻射就足以致命，而瓦斯亞接受了1600倫琴。沒過多久，他就去世了。兩個多月後，柳西亞生下了一個女孩，一出生就患有肝硬化和先天性心髒病，四小時後就沒了呼吸。嬰兒的體內檢測出28倫琴的劑量——她吸收了柳西亞身上大部分的輻射。

吹哨人：

事故發生後，凌晨五點，戈爾巴喬夫接到電話，說核電站發生了火災，但完全沒有提及爆炸的事。他問核物理院士會不會有問題，院士對他說：“反應爐絕對安全，我們甚至可以在紅場建一個，過程跟煮茶沒兩樣。”

核泄漏當天，周圍的樹林變成了紅色，蚯蚓躲進地下，附近的野蜂離巢，直到六年之後才飛回來。一些放射性物質隨風向西擴散到了波蘭，歐洲很多國家監測到了危險，提醒人們關好窗戶，不要外出。但距離切爾諾貝利3公里的普里皮亞季居民卻對災難一無所知。那天中午，普里皮亞季的輻射達到了正常值的一萬五千倍，傍晚則達到了六十萬倍。這樣的輻射之下，四天時間人們接受到的劑量就足以致命。政府緊急派遣偵察隊去當地測量輻射數值，但災難過大，他們遲遲無法提出報告。

所有的部門都在等待上級的指令，時間一點點過去，污染區的人們仍在照常生活。這時，核物理學家第一時間發現了災情，並且意識到了事態有多麼嚴重。當他們准備為此發聲時，卻受到了國家機關的訓誡。白俄羅斯核能研究所實驗室的主任發現了問題——他平時每天餵的藍松鴉不見了。接着，研究所的測量儀顯示出超強的活動信號，他檢測了周圍的環境，指示器下，一切都在“發光”。他給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打電話，無人接聽。中午，他看見整個明斯克被籠罩在放射性雲層下面。

研究所主任迅速拿起電話，打給了妻子。“關上窗戶，把所有事物收進塑料袋，帶上橡膠手套，用濕抹布把家裡所有東西都擦一遍。把兩個碘片放進一杯水，用這個水把頭髮洗一遍。”沒等妻子回應，他就掛斷了電話。他的妻子也在研究院工作，應該意識到發生了什麼。打完電話，他知道，領導以後再也不會找他做機密工作了。晚上，他從研究所回到家，脫掉了所有的衣服，給每個朋友都打了電話，讓他們清潔頭髮、關上窗戶。這位主任還不算是嚴格意義上的吹哨人，他只通知了身邊的人。

這次事故中真正的吹哨人是他的同事，研究所的所長瓦西里。事故當天，瓦西里在莫斯科出差。得知切爾諾貝利出了事故，他立馬給白俄羅斯的領導人打了電話。他用的是政府專線，只要談論到這次事故，電話就會被掐斷。瓦西里乘第一班火車回了明斯克，回到家，他測了兒子的甲狀腺，輻射強度已經遠遠超標，亟需服用碘片中和。第二天，瓦西里帶着設備，去了距離核電站三十公里的城市。他指着測試器的數值告訴所有人這里很危險，但沒人理解那是什麼意思，所有人像是看瘋子一樣看着瓦西里。

此時，事故已經過去30小時，政府終於發布了撤離消息，第一批大巴抵達普里皮亞季。4萬3千居民收到通知，每戶有兩小時時間收拾行李，然後乘坐大巴撤離。軍人帶着防護罩組織疏散，說這里的一切都受到了污染。居民覺得自己受到欺騙，指着井水說，那麼清澈的水怎麼會是“髒”的呢?有些老人不走，軍人開槍打死了他們的牛和寵物。人們最終還是離開了故鄉，臨走前在房子上寫下留言：“你可以使用任何物品，請不要毀了這里，我們還會回來。”還有小孩子的筆跡：“請不要殺死我們的祖卡，它是一隻很好的貓。”撤離時，由於動物被禁止上車，很多狗跟着主人乘坐的車跑出去很遠。撤離的人們在學校的地板上過了一夜。有人邀請他們去家裡避難，被朋友攔住：“你瘋了嗎?他們都受到了污染。”有些撤離的人去投奔親戚，被擋在門外，只好在車站過夜。

切爾諾貝利人成了異類，人們畏懼核輻射，也同樣畏懼切爾諾貝利人。

事故發生60小時後，蘇聯官方仍未公布風險，謠言與恐慌開始瘋長。因為碘化鉀片可以中和部分輻射，藥店迅速脫銷，只有托關係才能買到。有人出於恐懼，一次性吞了一整瓶碘片，結果因為卡住食道進了醫院。第三天，瑞典能源部給戈爾巴喬夫打了電話，說你們國家的核電站爆炸了，並且出現放射性雲層，污染已經相當嚴重。戈爾巴喬夫很震驚，因為他頭次聽到這些消息。各層瞞報災情，連最高書記都是從外國人那裡得到的消息。之後，戈爾巴喬夫指帕克格勃(蘇聯情報局)去切爾諾貝利，讓他們第一時間將信息匯報給他。

這時，放射性塵埃擴散到蘇聯西部的大片地區。10天內，落到了歐洲大部分地區，總共有2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受到污染。事態嚴重，蘇聯軍隊接到任務，派遣飛行員投放硼砂悶熄火焰。但核電站上空的污染達到3500倫琴，飛行員每次執行任務都會吸收5到6倫琴。執行完任務，他們洗澡進食，然後就會嘔吐。受到嚴重輻射的人們會有一段潛伏期，之後皮膚變紫變黑，像紙一樣脫落，感受到侵蝕骨髓的疼痛。

接着，大批清理人被派去了切爾諾貝利，但他們並不清楚核輻射的危險有多大。事故發生最初幾天，災區圖書館里所有關於輻射、廣島、長崎的書都不見了，甚至X射線的書也消失了。有人說是上面下了命令，這樣人們就不會恐慌了。

隱瞞：

4月29日，為災情發聲的瓦西里到了白俄書記的接待室。在接待他之前，書記接待了一位詩人，兩人在討論白俄文學。見到書記後，瓦西里把幾天的見聞全部告訴了他，書記卻說一切都在控制之中，讓他不要拿着儀器到處嚇唬人。見面前，書記剛接了從莫斯科打來的電話，知道自己有了一個晉升的機會。官場的處事准則是讓所有人都高興，書記實在沒有必要在這時掃了大家的興。

為了防禦這種突發事件，城市中儲存了700公斤的碘，可以添加到自來水或牛奶中，減少人們受到的輻射。但所有人都在等待上一級的命令，人們對領導的恐懼超過了核輻射。其實，核輻射雖然可怕，但及時做好防護處理可以極大減輕危害。後來，瓦西里得到消息，大人物們已經開始服用碘片，他們的檢測數據非常健康。

為了掩蓋事件的真相，5月1日，在離切爾諾貝利140公里的基輔市舉行了“五一國際勞動節”大遊行，那一次參加遊行的人數創歷史紀錄。恐懼之下，人們更迫切地需要抱團取暖。烏克蘭第一書記雪比斯基帶着家人和孫子參加了遊行，那之後他自殺身亡。

接着，政府又派歌唱團到核電站進行慰問演出。直到5月6日，《真理報》才刊登了第一份事故的報道，但仍然沒有說出事故產生的放射量以及傷亡人數。 5月9號勝利日那天，將軍去前線祝賀士兵節日快樂，其中一位士兵問他“為什麼不告訴我們這里的輻射強度是多少，我們會攝入多少放射性物質呢?”將軍走後，士兵被旅長痛罵：“你這是公開的煽動和挑釁，你在危言聳聽，你知道嗎?”不少清理的士兵出現症狀，但蘇聯下發秘密文件，禁止醫生將他們的疾病與核輻射聯系起來。消息封鎖之下，研究所所長瓦西里帶領同事，最先製作出了污染地圖，整個南部都被標成了紅色。調查時，他看見開拖拉機的人沒有任何防護，問隨行人員為什麼沒有下發防護設備，是沒有物資嗎?隨行人員說：“我們有很多，夠用到2000年，只是沒分發下去而已，不然人們一定會恐慌，所有人都會跑掉。”瓦西里開始發送報告，用信件轟炸救災指揮鏈上的所有環節。因此，他受到“特別關照”，每當他離開辦公室，抽屜里的文件就會不翼而飛。很快，研究所的儀器被沒收，所長瓦西里接到了威脅電話：“不要再嚇人了，不然你的下場會很糟糕。你明白有多糟糕嗎?你會明白的。”瓦西里開始給莫斯科寫信。之後，蘇聯科學院的院長打來電話：“總有一天白俄羅斯人民會記住你的名字，你為他們做了很多。但你不應該這時給莫斯科寫信，他們現在要求我解除你的所有職務，你難道不知道自己在和誰做對嗎?”最終，研究所所長瓦西里因為說真話被推上了法庭。因為他的聲音被壓制，他身後的人們最終沒能獲得救贖的機會。

犧牲：

核電站的火雖然熄滅了，但內部溫度仍然很高，之前投下的硼砂熔化，堵塞口出現裂縫。反應爐內部的岩漿正向下滲透，如果接觸到下層的冷卻水，將引發新的爆炸，320公里外的明斯克將被夷為平地，歐洲將無法居住。政府下了決策，第一，派遣消防員抽空反應爐下方的冷卻水，第二，空投2400噸鉛塊，以便鉛熔化後封堵縫隙。那些進入反應爐下方的消防員被稱為敢死隊，他們的餘生都會受輻射侵害。然而這些犧牲只爭取到幾天時間——岩漿仍在下滲，更深層還有地下水，爆炸的風險仍然存在。5月13日，大批礦工從莫斯科盆地被調去切爾諾貝利。他們需要挖一條300公尺的隧道，抵達反應爐的下方，在那裡建造阻截岩漿的冷卻裝置。礦工在50度的高溫環境下工作，沒有採取任何防護措施，很多人沒有活過40歲。

5月14日，戈爾巴喬夫第一次公開談到了切爾諾貝利核災難。此時距離災難發生，已經過去了十八天，而隱瞞仍在持續。五月底，研究所的專家去現場測量輻射劑量，發現當地人食用的牛奶和肉已經不能被稱為食物，而是放射性污染源。有位老太太攔住測量人員問：“孩子，我還能喝從牛身上擠出來的奶嗎?”

測量人員沒有回答，只是問她多大年紀。“我八十多歲了，或者更大一些，我的出生文件在戰爭中被燒毀了。”“那您想喝就喝吧。”測量人員沒有將測量結果告訴任何居民，看見母親給嬰兒餵下含銫的乳汁時也沒有阻止。他們可以公布真相，但自發地選擇了遵守紀律。比說謊更令人不安的，是密不透風的體系，在那裡，人們會自發地圍剿真相。

清理人：

隨着時間推移，更多的軍人奔赴前線，上尉對他們說：“放心，事故已經過去了三個月，你們不會有任何危險。只不過要記得飯前洗手。”總共有五十萬軍民去了前線工作，那裡沒有等級，不存在長官，所有人都使出了力氣。人們需要在那裡沖洗房屋牆壁，掩埋污染物，還有獵殺動物——它們在污染區穿行，攜帶了大量輻射。那裡的大部分動物是家裡的寵物，它們不怕人，甚至還會湊上來，把頭倚在人們的腿上。而士兵們則扣動扳機，然後把它們的屍體搬上卡車。人們只希望自己的槍法准一些，以便在遠距離射殺它們，因為實在不想遭遇與動物四目相對的情形。災難發生8周之後，清理人開始處理核心工作——隔離反應爐。人們需要搭建巨大的混凝土石棺，封鎖反應爐。這項任務異常艱巨，正常情況下一個人一小時的工作量在切爾諾貝利需要60人，因為工作幾分鍾人們承受的劑量就會超標。其中電廠屋頂的污染最重，有些石墨的放射劑量達到12000倫琴每小時，如果不清理掉，人們就無法在上面工作。由於輻射過於強烈，機器一靠近，電子迴路就會中斷。危機時刻，只能依靠人力清掃。清理人登上屋頂，幾十秒就要換一批人。指揮者警告他們清理完立即撤離，不能往屋頂下面看，但幾乎所有人都克制不住，向下看了一眼。

清理人工作時，各地的學生組建救援團體，社會各界的人們也設立慈善基金，慷慨解囊。成百上千的人趕去醫院捐獻鮮血和骨髓。大量的咖啡、牛奶、肉製品運送到了切爾諾貝利。接着，這些救災物資又被偷着轉賣到其他地區，監管物資的人藉此發了大財。受災區人們面對的是從未出現過的難題，但媒體上卻滿是讚頌：《切爾諾貝利——一個充滿成就的地方》《我們戰勝了核反應堆!》。切爾諾貝利的清理人每天都會領到類似的報紙，他們知道那離真相很遠，所以通常只看一眼標題。石棺搭建完成，救災第一階段結束。12月22日，切爾諾貝利下了第一場雪。

傷害：

如果人們從戰爭中倖存，那麼他就是倖存者。但對於切爾諾貝利而言，人們離開它的時候才慢慢被它殺死。五十萬清理人中有二十萬宣告殘疾，有超過兩千人選擇了自殺。核輻射導致很多嬰兒畸形，一位母親生下女兒，先天性肛門、陰道、腎臟發育不全，全身上下找不到開口，像是一個布袋。醫生說：“如果我們在電視上公開她的樣子，從今以後，再也沒有女人敢生孩子。”從切爾諾貝利出來的孩子神色陰鬱。女孩子把娃娃放平，閉上他們的眼睛，宣布娃娃死亡。大人問她，娃娃怎麼會死?小女孩說：“就是這樣，娃娃是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孩子都會死。”

一名受輻射影響的12歲男孩失去了跑步的能力，趁着班上同學上體育課時，用自己的腰帶上吊自殺了。但切爾諾貝利事故20周年紀念時，只有59人的死亡被官方歸咎於災難。隨着蘇聯的解體，曾經犧牲健康拯救國家的人無法申領救濟金。幾十年過去，切爾諾貝利仍是一片廢墟，隔離區市政大院的時鐘指針停留在1點23分。廢墟上還能看到生鏽的鐵牌，上面刻着“為了下一代保護環境”。

離開切爾諾貝利20年後，尤利婭想回去看看，當初她和家人撤離時只有五歲。她和記錄事故全程的攝影師伊戈科斯汀一起回到了自己曾經的房子。攝影師對她說：“摸一下牆壁吧，這是你的家。”說完，攝影師哭了起來。在報道切爾諾貝利事件的7個月中，他承受了大量的輻射，之後每年都需要住院治療兩個月以上。

起因：

核電站用於終止連鎖反應的211枚控制棒存在設計缺陷——控制棒是硼制的，可以減緩反應，但末端是石墨。在不穩定的情況下，石墨導致反應堆反應速率增加，大量蒸汽導致管道變形。所以按下按鈕後，控制棒插入管道的三分之一就被卡住了，無法及時停止反應。這種缺陷是因為節省經費造成的，而蘇聯所有的反應爐都採用了這種設計。如果承認這一點，相當於承認蘇聯所有反應爐都不合格。為了國家的面子，這個缺陷沒有被寫進操作手冊。當時，切爾諾貝利的操作員列奧尼德按下AZ-5，引發了最終的爆炸。他自己受到巨量輻射，身體迅速衰竭，進入醫院沒多久便死亡。人們用金屬箔把他的棺材包起來，在周圍澆築半米厚的水泥，最後又加了一層鉛板。後來，他的父親站在墓地里放聲痛哭，路過的人大聲指責他：“就是你的雜種點燃了這場大火!”一條埋藏的謊言讓半個世界陷入了危機。而那些核污染變得清潔，也許需要800年，至於切爾諾貝利，可能需要200萬年。事故發生後，蘇聯對其他核電站悄悄進行了改良。

自私、恐慌，隱瞞，並不會幫助我們戰勝災難，像一位事故調查者說的那樣：“切爾諾貝利釋放出殺傷力最大的元素，絕不是銫和鈈，而是謊言。”災難永遠潛藏在未知的地方，也許是核泄漏，也許是自然界的病毒，我們永遠無法徹底避免，但所幸有各領域的專家能為我們提供預警。在災難突發的時刻，一句真話也許能拯救上萬人的性命。而普通人能做的，就是保護並銘記那些曾為自己發聲的人。面對今天的疫情，這些教訓同樣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