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海玲：献给武汉 一次遥远的回望

仲夏的东京还处于新冠疫情红色警报中，我坐在电脑前写一点关于武汉的事情。除了少时跟随母亲乘轮船从上海去重庆时途经停泊，我并不曾去过这个城市。我只知道我的外婆说话是湖北乡音，以及我很多次从大人说的旧事似曾知道与这座城有关。

1994年5月的《党史天地》以及武汉地方志里有一篇《发生在汉口德润里的枪支案》（作者赵晓琳）：“1971年，汉口德润里29号，一排民国初年建造的里弄式民居。一户民家中发现一颗子弹，报案后，干警来撬开了二楼的木地板。眼前的情景使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只见地板和天花板之间，整齐地平摊着一排排子弹和一支支手枪。市公安局刑警队得到消息赶到现场，逐一对这些枪支弹药进行拍照清理。打开包装纸，看到枪上涂着黄油，揩去油泥，枪支闪闪发亮。包裹的报纸，是民国14年8月27日的。

大批量武器出现在民宅，政府立即立案侦查。德润里枪支案成为悬案。

时间移到1978年，武汉市革命文物办公室筹办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纪念馆，工作人员到北京征集文物资料。他们访问了董必武的夫人何连芝。与何连芝一见面，何便欣喜地说，我正要找你们，我要向你们引见一个人。随后向来人介绍了一个正在她家的中年妇女。何连芝介绍道，这位女同志叫周梦萍，现在重庆工作，原来家在武汉，正有事来了北京。周梦萍的父亲周宇笙，在董必武的教导下参加的革命。”

外婆周梦萍1952年摄于香港。她说话一直没有改过武汉乡音

周梦萍是我的外祖母。我初次见她是在重庆。我一度以为我妈妈的家族世世代代是重庆人。外婆从重庆到香港，之后与外公赌气而回重庆，侨务政策落实后再赴香港，一生双城记。原来她初长成在武汉。

周宇笙是我的外太外祖父，我不曾见过，甚至也未曾听过名字，倒是通过网络搜索，将那些听大人说话而来的断断续续的记忆，与资料结合在了一处。

周宇笙是在汉口开铜器店的，门口挂着“周新记”招牌，他是铜器店主，不知如何的缘由，结识并听从了董必武的教导，成为汉口地委的地下联络员。从一篇《董必武对北伐的贡献》文章中我搜到他的名字：“董必武善用各种关系开展对军阀的策反工作。首先是利用中共汉口地委秘密联络员周宇笙对陈尧鉴进行策反。”

《发生在汉口德润里的枪支案》里还有这样的内容：“董老在周家举行过重要会议，其中一次是以女儿做10岁生日作掩护。大革命失败时，董老对周宇笙说，今后党要搞武装斗争，要利用社会关系为党搞武器。这样，周便根据董老的嘱托，一直为洪湖革命根据地购置武器。周梦萍记得，她多次帮助父亲用油纸包扎枪支子弹，包好后，藏在地板下和烟囱里，等洪湖的同志来取。取枪的人叫赵文允。在周的记忆中，最后一批枪支购回去以后，形势越来越紧，到处是白色恐怖，洪湖根据地一直没人来取。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周家搬到重庆，后一直没有回过武汉。”

这篇文章最后是：“以上情况，足以证明，德润里29号德武器确系武汉地下党组织为洪湖革命根据地所购置的。至此，一桩悬挂10年的武器疑案终于真相大白。如今，这批武器大部分被武汉市博物馆收藏，其中有两支手枪成为洪湖革命博物馆和湘鄂西革命历史博物馆的珍贵展品。”

武汉民国初期老里份民居

在我阅读了这些资料后，才明白从前我外婆念叨的很多事情有怎样的脉络。记忆中我外婆经常提起一位何姥姥，是董必武夫人何连芝，我亦找到一封复印件，是她和朱端绶（也是一位革命老人）联名写给重庆市委的信，“周梦萍同志1953年怀着一片爱国之心，带着孩子从香港回到重庆。就因为她是从香港回来的，受到歧视，家人都受到影响。她的父亲是共产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到1938年周宇笙同志在重庆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和董老，安排了周宇笙同志在化龙桥开设湖南豆腐店，在这段时间也为我党做了不少工作……”。我仿佛看到在武汉的民国初期住宅里，一个十来岁的少女如何将枪支子弹包裹，而以她十岁生日宴为名，董必武先生和一些人，在她的家中秘密开会。这些浮现的画面很象影视剧里的场景，因而我写来感觉十分遥远，恍若隔世——自然，这一切与我本是隔了那样漫长的时间，以及空间。

我并无从知晓我的外婆和外太外公他们曾是如何以一腔信仰和热情而铤而走险，我坚信他们一定是带了美好愿望和信念。

无论如何，因了我的外太外公，因了先人延绵的血脉，而有了我的生命。这一点如此确凿。我因此，要向我不曾踏上过的土地，那座感觉有很多美食的繁华美丽的城市——武汉，献上一次深情的回望。虽不曾走近，却已是回望。

我在令和二年的日本，写下北伐时期的武汉祖先旧事，有几分时空交错的会心，和对世间因缘际会的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