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与任志对话：纪念李三友

刚上四中，我们就知道高二的孔丹、秦晓、李三友是三好学生，我尤其关注三友，他的小儿麻痹後遗症比我严重得多，走起路来很瘸，但他不拄拐；人很达观，没我那么大的精神负担。他每天练双杠，双臂肌肉很发达。

1990 年我40 岁，从天津开发区回到北京，我姑姑杨荣梅文革前就是西城区教育部部长，中学那些校长书记，政治辅导员从刘铁岭到马凯，从入党到提拔，都是她们负责培养。我姑姑80 年代末在西城区委当副书记，当时陈元是书记，马凯是计委主任，三友是组织部长，1990 年他们都已离开。因这点关系，三友招待了我一下，我为当年四中革命委员会隔离审查他的事道了歉，以後认真谈过几次。

李三友说，社科院太多人卷入风波，有人建议解散，问我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有何看法？我说如没了铁饭碗，知识分子闹事就更厉害。这在风波前就看出来了，凡辞职的，没工作的主张大闹，凡有工作的就讲策略。古代王朝也是养一大批知识分子在都城，有相当言论空间，上书朝廷提意见是常事，不仅在道义上受到赞扬，且有制度保障，只要不上山造反就不管，有了成就还要提拔。三友听了很满意。以後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了大发展，我也在经济研究所工作9 年，有相当的研究和言论空间，这是维持社会活力和稳定的重要原因。

我问三友：当年四中红卫兵不让我加入，说父亲入党时间要在1945 年以前，我参加造反派是逼上梁山。你们当时是红卫兵领导，为什么不能灵活一点啊？

三友说，哪有这规矩？是初中学生不懂事自己胡来。我们在高三，一直不同意血统论，我父亲级别也不高啊。也有同学挑我血统不够高贵，结果大家都不支持他，自己讨了没趣。

三友去内蒙插队数年实在很苦。我问你的腿如何能干农活？他说我在牧区放马，没干农活。其实骑马也很困难，他对于自己的苦难说的很少，总是轻描淡写。

张炜1989 年在天津开发区辞职，在家被监视居住两年， 每周带儿子来北京治白血病，我是开发区研究所所长，风波前已回北京，去他家看了5 次，并介绍他和三友认识。三友说张炜是“标准的正局级干部”，我希望他能在合适的机会推荐张炜出来工作，他也同意了。可惜张炜志不在此，去了国外，至今不得回来。

三友文笔好，文革期间写了许多重要文章，如《西纠通令》，在《解放全人类》小报发表长文，主题是“从解放红五类到解放全人类”。孔丹後来也解释过，用这个题目，是劝“老红卫兵们”想开一点。他们当时的思想水平，显然高于一般干部子弟很多。

三友是受过大苦之人，但为人谦虚平和，能团结人，虽父亲级别不是很高，仍能在高干子弟圈里有地位，是公认的“明智”人物。我称赞他这一点，他笑笑说：有时是要有一点“以柔克刚”的功夫。

我1990 年写《共和国第三代》，要写高干子弟和平民子弟的关系。我说：阶级斗争论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有点简单化。其实体制内部阶层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否则社会就只有革命没有改良和改革。我们很强调西方历史上“贵族和平民”的矛盾，却忽视中国历史上类似的关系。贵族特权是客观存在的，但中国用制度化的科举方式，相当高明地调节并缓和了这种矛盾，这是中国文化的高明之处。三友赞同我的意见，还特别提到，他和新四中公社的任志等，在内蒙插队时充分交换了观点，非常一致。他们当时说了什么，我没有问。

我在《共和国第三代》里假设了“高干子弟与平民子弟” 关系的理论框架，主要是1964 年到1968 年。插队後大家都是知青，接受工农兵再教育，面临生存问题，就比较一致了。改革开放後社会有了根本变化，制度上的出身歧视基本取消。我1990 年出版《共和国第三代》他和马凯，刘源都说好。可惜三友英年早逝，这本新回忆录，已不能再向他请教了。

2020 年我写回忆录，边写边发。《纪念李三友》一段传到任志那里，他是67 届四中高二二的，我们“初二二”的哥哥班，碰巧任志和他弟弟任小京都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但我们直到2020 年才第一次通话，这地球说小也小，说大也大。

任志回忆：“1971 年7 月20 日至27 日我和陈小田、陈捷一起去牧区，原计划去东乌旗看陈捷的妹妹，不想所搭汽车走至阿巴嘎旗死活不搭我们了。正在无奈之时，意外遇见秦晓和李三友，他们热情请我们去他们所在的伊和高勒。我和三友至少深谈过两次。话题从关押三友开始，我说那时伤害了你，挺对不住你的。三友沉思片刻，眼睛凝视着前方， 说确实很痛苦，算了不提它了。

任志说：当时谈了什么记不清了，但干部子弟问题是绕不开的。

任志向我提到，北京四中有许多北京市领导干部的子弟， 如书记彭真的儿子傅洋（68 届高一）、傅亮（68 届初一）； 副书记赵凡的儿子赵洁冰（67 届高二），文教卫生部长崔月犁的儿子张晓彤（67 届高二三）等。李三友（66 届高三） 的父亲是市公安局副局长，任志的父亲是市委组织副部长任彬，母亲杜若是西城区委书记兼区长；我大姑，大姑父，二姑父，解放前均为中共北平地下党，直接归彭真刘仁领导， 我父亲杨荣申在北京市委政治学校，为政治经济学主任。二姑参军转业以後，到西城区委教育部，後来任副部长。我父亲这一家都是北京市委一脉的。

任志说：北京市委干部子弟有以下特点：

第1，受共产党正统教育最严格，自幼培养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北京市委抓得很严，不搞特殊化，子弟们大都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学习也比较好。

“小学至初中我看三类书，一是苏联革命文学，革命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青年近卫军》，《古丽娅的道路》；儿童文学作家盖达尔的作品，电影《培养勇敢的精神》；《剑与火》，《夏伯阳》。还有《牛虻》等。

第二类是中国革命回忆录：《钢铁子弟兵（三集）》，记得第一集封面是“艰苦的岁月"雕塑，一个老红军战士在吹笛子，一个小战士依偎在他身边仰头聆听；《红旗飘飘》，《星火燎原》，《志愿军一日（四集）》，《长征记》等。

第三类，建国後的小说，王愿坚短篇小说《党费》，《七根火柴》，《烈火金钢》，《铁道游击队》，《红旗谱》，《青春之歌》，《吕梁英雄传》，《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创业史》等。”

看到任志开的这个书单，原来他们比我多上三年中学，读的苏联东西更多。我曾问大姑他们年轻时学过《共产党宣言》吗？她说那是解放後去党校学的。抗战时期她是中学生， 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抗日活动。当时左翼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是苏联文学，大家都看高尔基的作品。

我们的中小学，从学校，家庭到课外读物，都充满着革命理想主义，提倡爱领袖，爱祖国，爱集体，爱学习，爱劳动，学习雷锋，共产主义世界观，集体主义道德观，英雄主义人生观，老三届的“三观”在认识上就是这样形成的，以後又在实践中加以巩固。

第2，受文革冲击最早，最残酷。

文革前，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和林彪康生江青的“极左”路线，矛盾越来越激烈。以至于林彪委托江青去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江青说：为什么要请你们解放军“尊神”来上海开会，因为在北京毛主席的话没有人听了，有八个字形容叫“针插不进，水泼不进”。1965 年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就冲着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来了。到1966 年初更不得了，我听到长辈们议论：吴晗只是历史学家，但现在批《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问题就严重了，邓拓是北京市委分管文教的书记，牵连北京市委啊。

没几天，“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就被抓出来，北京市领导干部大多数成为“黑帮分子”，如刘仁，邓拓，吴晗等，许多干部被迫害致死，也包括任志的父亲。幸存者被抄家，批斗，隔离审查，去干校劳动，八九年之久不得回家，孩子们不过十来岁年级，被迫去农村插队，一家人天涯几处，骨肉分离，能活下来，已属万幸。

第3，这批干部子弟没享受过“红五类”的荣耀，没资格参加红卫兵“破四旧”去抄家打人，而是和“黑五类”一起被抄家，看着自己父母被揪斗，被痛打，被劳改。他们不能参军进工厂，只能“上山下乡”，不能当民兵，不能入团入党，很难被推荐上大学。

这种“从天堂到地狱”，从革命接班人到“黑帮子弟” 的反差太大，自幼培养的“革命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作为信仰支持他们度过炼狱般的10 年。这是其他青少年所不具备的经历，甚至为历史罕见，在严重的政治迫害下能坚持下来，遂成为宝贵精神财富。

任志说道：“我们受前苏联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较深，如保尔·柯察金和卓娅。一直严苛要求自己，有时近乎残酷， 用以磨炼意志力。这在三友身上更突出，我觉得他的肝癌是过劳造成的”。

（任志1968 年9 月赴内蒙土黙特左旗插队；1974 年2 月回京在中学任教；1980 年至2000 年在北京市政协工作， 曾任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办公室主任，办公厅秘书， 研究室副主任，《北京观察》杂志社社长，北京市政协委员； 2000 年任北京市档案局副局长，2008 年退休）。

202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