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帆與任志對話：紀念李三友

剛上四中，我們就知道高二的孔丹、秦曉、李三友是三好學生，我尤其關注三友，他的小兒麻痹後遺症比我嚴重得多，走起路來很瘸，但他不拄拐；人很達觀，沒我那麼大的精神負擔。他每天練雙槓，雙臂肌肉很發達。

1990 年我40 歲，從天津開發區回到北京，我姑姑楊榮梅文革前就是西城區教育部部長，中學那些校長書記，政治輔導員從劉鐵嶺到馬凱，從入黨到提拔，都是她們負責培養。我姑姑80 年代末在西城區委當副書記，當時陳元是書記，馬凱是計委主任，三友是組織部長，1990 年他們都已離開。因這點關係，三友招待了我一下，我為當年四中革命委員會隔離審查他的事道了歉，以後認真談過幾次。

李三友說，社科院太多人捲入風波，有人建議解散，問我站在知識分子立場上有何看法？我說如沒了鐵飯碗，知識分子鬧事就更厲害。這在風波前就看出來了，凡辭職的，沒工作的主張大鬧，凡有工作的就講策略。古代王朝也是養一大批知識分子在都城，有相當言論空間，上書朝廷提意見是常事，不僅在道義上受到讚揚，且有制度保障，只要不上山造反就不管，有了成就還要提拔。三友聽了很滿意。以後中國社會科學院有了大發展，我也在經濟研究所工作9 年，有相當的研究和言論空間，這是維持社會活力和穩定的重要原因。

我問三友：當年四中紅衛兵不讓我加入，說父親入黨時間要在1945 年以前，我參加造反派是逼上梁山。你們當時是紅衛兵領導，為什麼不能靈活一點啊？

三友說，哪有這規矩？是初中學生不懂事自己胡來。我們在高三，一直不同意血統論，我父親級別也不高啊。也有同學挑我血統不夠高貴，結果大家都不支持他，自己討了沒趣。

三友去內蒙插隊數年實在很苦。我問你的腿如何能幹農活？他說我在牧區放馬，沒幹農活。其實騎馬也很困難，他對於自己的苦難說的很少，總是輕描淡寫。

張煒1989 年在天津開發區辭職，在家被監視居住兩年， 每周帶兒子來北京治白血病，我是開發區研究所所長，風波前已回北京，去他家看了5 次，並介紹他和三友認識。三友說張煒是“標準的正局級幹部”，我希望他能在合適的機會推薦張煒出來工作，他也同意了。可惜張煒志不在此，去了國外，至今不得回來。

三友文筆好，文革期間寫了許多重要文章，如《西糾通令》，在《解放全人類》小報發表長文，主題是“從解放紅五類到解放全人類”。孔丹後來也解釋過，用這個題目，是勸“老紅衛兵們”想開一點。他們當時的思想水平，顯然高於一般幹部子弟很多。

三友是受過大苦之人，但為人謙虛平和，能團結人，雖父親級別不是很高，仍能在高乾子弟圈裡有地位，是公認的“明智”人物。我稱贊他這一點，他笑笑說：有時是要有一點“以柔克剛”的功夫。

我1990 年寫《共和國第三代》，要寫高乾子弟和平民子弟的關係。我說：階級鬥爭論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地主和農民的矛盾，有點簡單化。其實體制內部階層之間的關係也很重要，否則社會就只有革命沒有改良和改革。我們很強調西方歷史上“貴族和平民”的矛盾，卻忽視中國歷史上類似的關係。貴族特權是客觀存在的，但中國用制度化的科舉方式，相當高明地調節並緩和了這種矛盾，這是中國文化的高明之處。三友贊同我的意見，還特別提到，他和新四中公社的任志等，在內蒙插隊時充分交換了觀點，非常一致。他們當時說了什麼，我沒有問。

我在《共和國第三代》裡假設了“高乾子弟與平民子弟” 關係的理論框架，主要是1964 年到1968 年。插隊後大家都是知青，接受工農兵再教育，面臨生存問題，就比較一致了。改革開放後社會有了根本變化，制度上的出身歧視基本取消。我1990 年出版《共和國第三代》他和馬凱，劉源都說好。可惜三友英年早逝，這本新回憶錄，已不能再向他請教了。

2020 年我寫回憶錄，邊寫邊發。《紀念李三友》一段傳到任志那裡，他是67 屆四中高二二的，我們“初二二”的哥哥班，碰巧任志和他弟弟任小京都是北京第二實驗小學的。但我們直到2020 年才第一次通話，這地球說小也小，說大也大。

任志回憶：“1971 年7 月20 日至27 日我和陳小田、陳捷一起去牧區，原計划去東烏旗看陳捷的妹妹，不想所搭汽車走至阿巴嘎旗死活不搭我們了。正在無奈之時，意外遇見秦曉和李三友，他們熱情請我們去他們所在的伊和高勒。我和三友至少深談過兩次。話題從關押三友開始，我說那時傷害了你，挺對不住你的。三友沉思片刻，眼睛凝視着前方， 說確實很痛苦，算了不提它了。

任志說：當時談了什麼記不清了，但幹部子弟問題是繞不開的。

任志向我提到，北京四中有許多北京市領導幹部的子弟， 如書記彭真的兒子傅洋（68 屆高一）、傅亮（68 屆初一）； 副書記趙凡的兒子趙潔冰（67 屆高二），文教衛生部長崔月犁的兒子張曉彤（67 屆高二三）等。李三友（66 屆高三） 的父親是市公安局副局長，任志的父親是市委組織副部長任彬，母親杜若是西城區委書記兼區長；我大姑，大姑父，二姑父，解放前均為中共北平地下黨，直接歸彭真劉仁領導， 我父親楊榮申在北京市委政治學校，為政治經濟學主任。二姑參軍轉業以後，到西城區委教育部，後來任副部長。我父親這一家都是北京市委一脈的。

任志說：北京市委幹部子弟有以下特點：

第1，受共產黨正統教育最嚴格，自幼培養了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北京市委抓得很嚴，不搞特殊化，子弟們大都艱苦樸素，平易近人，嚴於律己，學習也比較好。

“小學至初中我看三類書，一是蘇聯革命文學，革命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青年近衛軍》，《古麗婭的道路》；兒童文學作家蓋達爾的作品，電影《培養勇敢的精神》；《劍與火》，《夏伯陽》。還有《牛虻》等。

第二類是中國革命回憶錄：《鋼鐵子弟兵（三集）》，記得第一集封面是“艱苦的歲月"雕塑，一個老紅軍戰士在吹笛子，一個小戰士依偎在他身邊仰頭聆聽；《紅旗飄飄》，《星火燎原》，《志願軍一日（四集）》，《長征記》等。

第三類，建國後的小說，王願堅短篇小說《黨費》，《七根火柴》，《烈火金鋼》，《鐵道游擊隊》，《紅旗譜》，《青春之歌》，《呂梁英雄傳》，《野火春風斗古城》，《林海雪原》，《創業史》等。”

看到任志開的這個書單，原來他們比我多上三年中學，讀的蘇聯東西更多。我曾問大姑他們年輕時學過《共產黨宣言》嗎？她說那是解放後去黨校學的。抗戰時期她是中學生， 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地下抗日活動。當時左翼思想界影響最大的是蘇聯文學，大家都看高爾基的作品。

我們的中小學，從學校，家庭到課外讀物，都充滿着革命理想主義，提倡愛領袖，愛祖國，愛集體，愛學習，愛勞動，學習雷鋒，共產主義世界觀，集體主義道德觀，英雄主義人生觀，老三屆的“三觀”在認識上就是這樣形成的，以後又在實踐中加以鞏固。

第2，受文革沖擊最早，最殘酷。

文革前，彭真領導的北京市委，和林彪康生江青的“極左”路線，矛盾越來越激烈。以至於林彪委託江青去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江青說：為什麼要請你們解放軍“尊神”來上海開會，因為在北京毛主席的話沒有人聽了，有八個字形容叫“針插不進，水潑不進”。1965 年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就衝着北京市副市長吳晗來了。到1966 年初更不得了，我聽到長輩們議論：吳晗只是歷史學家，但現在批《三家村》鄧拓、吳晗、廖沫沙，問題就嚴重了，鄧拓是北京市委分管文教的書記，牽連北京市委啊。

沒幾天，“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就被抓出來，北京市領導幹部大多數成為“黑幫分子”，如劉仁，鄧拓，吳晗等，許多幹部被迫害致死，也包括任志的父親。倖存者被抄家，批鬥，隔離審查，去幹校勞動，八九年之久不得回家，孩子們不過十來歲年級，被迫去農村插隊，一家人天涯幾處，骨肉分離，能活下來，已屬萬幸。

第3，這批幹部子弟沒享受過“紅五類”的榮耀，沒資格參加紅衛兵“破四舊”去抄家打人，而是和“黑五類”一起被抄家，看着自己父母被揪斗，被痛打，被勞改。他們不能參軍進工廠，只能“上山下鄉”，不能當民兵，不能入團入黨，很難被推薦上大學。

這種“從天堂到地獄”，從革命接班人到“黑幫子弟” 的反差太大，自幼培養的“革命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作為信仰支持他們度過煉獄般的10 年。這是其他青少年所不具備的經歷，甚至為歷史罕見，在嚴重的政治迫害下能堅持下來，遂成為寶貴精神財富。

任志說道：“我們受前蘇聯革命英雄主義教育較深，如保爾·柯察金和卓婭。一直嚴苛要求自己，有時近乎殘酷， 用以磨煉意志力。這在三友身上更突出，我覺得他的肝癌是過勞造成的”。

（任志1968 年9 月赴內蒙土黙特左旗插隊；1974 年2 月回京在中學任教；1980 年至2000 年在北京市政協工作， 曾任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輯、辦公室主任，辦公廳秘書， 研究室副主任，《北京觀察》雜志社社長，北京市政協委員； 2000 年任北京市檔案局副局長，2008 年退休）。

202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