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西使团—1944年美军观察团出使延安

戴维•巴雷特

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专刊第六号》。

纪念亨利•惠特思上尉，

他在迪克西使团工作期间，死于敌人枪弹之下。

虽然中国研究中心对这套专刊论文的选辑负责，但文章观点和确切陈述之责任，则由作者自负。

作者致谢： 兹感谢由社会科学研究会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组成的当代中国问题联合委员会对写这部回忆录所给与的资助。同时也感谢摄制书中照片的中共摄影师以及把它们赠送给我作为共同生活留念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第二章 祖述尧舜

对那些在叙事时动辄追溯到远古，抬出尧舜的人，中国人称之为“好古者”。尧舜是中国传说中的两个皇帝，他们如果真的存在过，也必定是在遥远的史前时期。此外，中国人也常嘲笑另一类喜欢罗嗦的人，他们在讲北京之前，必定要先详细叙述上海的情况。尽管并不想加入这两类人的行列，在此我仍感到有必要把1944年夏迪克西使团到延安前中国发生的一些事件，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如果中国没有共产主义者，也就不会有迪克西使团。因为正是由于美国方面急于想了解他们，才最终导致了迪克西行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起初它并不怎么重要，也没有多少党员，但到20年代後期，它开始对中国事务产生重大影响。

1926年，以推翻长期压迫中国人民并造成经济崩溃的军阀为目标的北伐军，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从广州出发开始北伐。当时的蒋委员长并不像以後表现出的那样是一个坚定的反共分子。20年代初，他曾在广州公开支持俄国革命。1923年，他在苏联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访问。一些蒋的传记作家认为，正是在这一期间，他开始对共产主义的教条感到厌恶。这种感情一直支配着他，成为决定他一生命运的不可抗拒的力量。

无论蒋介石何时转而反共，孙中山博士——中国革命之父——还是在1924年任命蒋介石为广州黄埔军校校长。在黄埔的教官和行政人员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当今世界上著名的一批中共领袖，如周恩来，叶剑英和林彪，就出于黄埔军校。同时，北伐军的军官和政治委员中，也有共产党员。

早在北伐初期，共产党和相对保守力量之间的矛盾就已展开。1927年，共产党和极左分子集中在武汉，而反共分子则聚集南京。共产党和以蒋为首的保守派的最後决裂，发生在1927年3月22日北伐军占领上海之後。占领上海主要依靠由周恩来煽动的一系列罢工和起义。然而，局势终于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蒋必须作出最後抉择：要么支持那些包括为他提供急需资金的上海银行家在内的右派，要么继续与共产党及其支持者周旋。他选择了第一条道路，从此再也没有回头。

和蒋分道扬镳後，共产党赖以生存的少量军队装备简陋，处境困难。他们饥寒交迫，不断从一个贫穷落後、人烟稀少的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同样的地区。恶劣的环境和国民政府军队的围剿，严重地威胁着他们的生存。

然而，尽管有这些困难，得到当地贫苦农民大力支持的中共军队，还是于1930年在江西建立了一个相当强大的根据地，瑞金是它的首都。为了消灭这个根据地，蒋不惜代价，发动了多次“围剿”。但这些“围剿”都失败了。

四次“围剿”失败，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愚蠢和低能暴露无遗。最後，蒋决定求助于德国军事顾问。以後的事实证明，这些军事专家没有辜负蒋的信任。他们设计的新战术使共产党失去了过去因机动性强，熟悉地形和有当地人民支持而享有的一切优势。德国人并不想用正规战摧毁敌人，他们只是劝说国民党领袖集中力量修筑相互支援的碉堡群，在碉堡的掩护下推进军队，切断共区周围的交通要道，以最终达到绞杀根据地的目的。这个战术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它彻底地断绝了根据地与外界的联系，尤其是切断了重要商品——食盐——的供应。

共产党没能够打破这种封锁。1934年10月，他们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长征途中，他们不断遭到国民政府军队的袭击。长征的路线虽或多或少有些变化，但基本方向是正西。考虑到共军的弱小和其携带的大量非战斗人员，如果政府军真想消灭他们，授予中等资质的指挥官权力，很难想象他们会完不成任务。也许是因为共军殊死作战的勇气，也许是因为蒋不想大批杀戮自己的同胞，从而引起公愤，共产党最终得以生存了下来。在经历难以置信的艰难困苦之後，他们到达了中国西北的一个地区。这个地区横跨陕西，甘肃和宁夏三省，大部分在陕西。在那里，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国民党军队的骚扰，他们终于站住了脚。到1936年，中共已经在中国这个贫穷落後，人迹稀少的地区深深扎下根，建立了著名的“陕甘宁”边区。边区的生活条件按一般标准来说是原始的，但与长征途中的生活相比，则要富足安宁得多。

1936年秋季在陕甘宁边区和共军作战的国军部队，是由满洲军阀张作霖元帅的儿子张学良指挥的。1928年，日本人杀死了他们长期支持的张作霖，因为他把华北输给了蒋介石，从而对日本——中国的宿敌——已不再有用。作为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通常被称为“少帅”。1931年，张蒋结为“把兄弟”，联手打败军阀阎锡山和冯玉祥，统一了中国北部。到1931年日本占领满洲时为止，由于“少帅”的支持，蒋已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东北地区。

1936年秋，虽然名义上仍在指挥西北“剿共”，张学良实际上已明显地倾向反对内战。他认为，共产党也是中国人。蒋不应该把国力浪费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内战上，而应该集中力量，准备抗击日本对长城以南地区可能发动的进攻。各种迹象表明，日本确实打算发动这种进攻。此外，“少帅”不仅对“剿共”漫不经心，甚至还同中共军队建立了联系。他们的代表就住在远离边区的西安。

1936年12月7日，蒋飞往西安，视察他想象中的西北剿共部队。在西安，张学良与支持他的陕西省省长杨虎城将军一道，试图劝说蒋介石停止剿共，准备抗日。蒋不仅拒谏，而且严厉训斥张杨，说他们是布尔什维克。

1936年12月12日夜间，驻扎在西安以西临潼温泉胜地的张学良部队采取行动，对当时正在温泉逗留的蒋实行兵谏。在蒋的卫士开枪後，双方进行了交火。听到枪声，蒋立即冲入夜幕，企图逃脱。黑暗中，他摔进了一个坑穴，腰部严重受伤，留下终生残疾。当时蒋只穿着一件睡衣，在北国12月的寒冬中不停地颤抖。最後，少帅的士兵找到了他，把他关进了一间空荡而寒冷的禁闭室。

“西安事变”後不久，蒋夫人以及他的澳大利亚籍顾问唐纳德从南京飞到西安。主要是由于唐纳德的积极奔走，蒋被送到西安一座现代化的舒适温暖的房子里关押。在那里，张学良多次看望他，希望他改变主张，停止剿共，一致对外。然而，张的进谏每次都使蒋勃然大怒，遭到痛斥。蒋要求，要么把他枪毙，要么把他立即释放。的确，这个被中国人称之为“老头子”的蒋总司令，脾气固然暴躁，但并不是一个懦夫。

1936年圣诞节，蒋被释放，由张学良陪同乘机回到了南京。一下飞机，张学良即被逮捕，至今仍未完全恢复自由。看来，为了委员长一条几乎被折断的脊骨，以及其他一系列有关事件，他还必须继续付出高昂的代价。几年以後，协同他绑架蒋的陕西省省长杨虎城被人暗杀在一所集中营里。这件事是否国民党特务所为，至今仍是一个谜。

获释之前，蒋曾与张学良，杨虎城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谈判。虽然共产党可能参与了绑架蒋的事件，但他们显然并不想置他于死地。蒋夫人，宋子文（财政部部长）和唐纳德也参加了会谈。

会谈的细节至今没有披露。人们知道的只是：会谈最後达成了一项以“抗日统一战线”为名的协议。就我所知，这一协议的条款并没有见诸于文字。

根据这一协议，双方原则上同意放弃——至少是暂时放弃——他们之间的分歧，全力抗日。共方表示承认蒋为中国的领袖；他们以三个师，名义上四万五千人的兵力併入国民政府军队，组成第八路军（後改为第18集团军）。这次整编并没有包括共产党的全部军队。相当部分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仍在编外，没有得到承认，也不从国民政府取得给养。共产党并没有丢弃这部分军队，而是独立地维持并伺机不断扩大它们的力量。

根据协议，共产党人可以在国民政府中任职。1939年，当我作为美国大使馆助理武官从北京来到重庆时，周正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务部次长。同时，他又非正式地行使共产党驻重庆首席代表的职务。

当时，如果还有什么人天然适应作代表，那这个人必定是周恩来。他待人友好，和蔼，除非必要绝不讨论政治。在谈政治问题时，他总是避免粗暴地抨击国民政府。他英语讲得不怎么样（我怀疑他今天也未必讲得更好），但“国语”很不错。至少，与当时国共两党大部分领导人相比，他说得要标准得多。最後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他长得非常英俊。

今天人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周恩来，随着时光的流逝，其容貌已有几分消损（但在我看来，他仍仪表出众，相当漂亮）。然而，在重庆那块外国人的殖民地上，他当时的确是一位风云人物，特别受宠于外交使团和新闻记者。在各种午宴，晚宴和鸡尾酒会上，只要他出席，毫无例外都是上宾。

像周恩来那样一个在当时外国人中如此有声望的人物，人们自然会认为即使在国民政府里，他也一定有些朋友，或至少有一批对他持有相当好感的人。然而，事实似乎却不是这样。当时的重庆市长吴铁城（战後他担任过台湾省省长，後与蒋决裂）告诉我：尽管周从外表上看来通情达理，实际上他比那些大家公认冷酷无情的共产党人还要冷酷。根据中共夺取大陆以後周的行为判断，吴的话看来是对的。

统一战线协议充其量只是一个含糊其辞的君子协议。它之所以不明确，主要是因为协议的具体条款从来就没有形成过文字。即使双方愿意遵守，由于协议本身的含糊，要想做到也并非那么容易。1939年，协议的弱点已充分表现。蒋在共产党控制地区周围驻扎大批装备精良的嫡系部队，严密封锁了边区。国共军队之间常常难免发生冲突，但关于这些冲突的消息，在重庆除国民政府官方人士之外，很少有人知道。对外国人来说，边区简直就是一个尚未开发的新大陆。

在1940年末到1941初之际，国共两党军队之间在长江下游地区发生了一起严重冲突。事件发生後，国民政府特别加强了对新闻的控制，力图阻止外国人，特别是美国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获取共产党方面的确切消息。事件发生的地点是在安徽境内，那里离上海不远。

新四军当时正在这个地区进行抗日游击战。这支军队虽由共产党武装组成，但人们一般并不认为它是共产党军队的一部分。国民政府那时已正式承认这支部队，并给了它新四军的番号。几个外国记者——包括美国左派煽动家阿格里斯•史沫特莱——曾访问过新四军。他们真诚地，有时甚至是狂热地写下了一些关于它作战情况的新闻报导。

很可能是出于一种担心：即战争结束後（尽管在1940年考虑这个问题似乎还为时过早），仍在上海附近活动的新四军会对国共政治力量的对比产生过大影响，国民政府1940年底命令这支部队由江南向江北转移。为此，国共双方指挥官举行了会谈。根据国民党一方的说法，双方对调防一事的安排均表满意。

1940年底，新四军开始按计划出发。战斗突然爆发时，它的一部分部队已经渡过了长江。自然，事件有两种不同的解释，要听哪一个故事，取决于你问谁。驻在新四军渡江地区国民党军队指挥官是上官云湘将军。二次大战结束後，他在北京给我讲述了当时的情况，他的叙述同我当时在重庆听到的消息没有重大出入。

据国民政府声称，共军是在行军时突然叛乱，向正在该地区维持秩序的国军发起攻击。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我认为蒋命令当地驻军指挥官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可能发生的变故，是合乎情理的。虽然以後没有听到此类报导，我仍相信事件的真相很可能是：在按计划开始转移後，一部分共产党部队为了某种理由——这种理由也许永远不会公諸于世——突然掉头南进江西根据地。事隔多年，讨论当时的情形到底是否如此，已经没有多大意义，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一定曾发生过什么变故。总而言之，如果一切按照预定计划进行，很难相信国民政府军队会蓄意攻击新四军，造成这一事件。

共产党一方的故事是：双方先是在和睦的气氛中作好了调防安排，然後新四军严守信义，按照双方事先商定的路线开始转移。据共产党宣称，战事发生时，它的战斗部队已经渡过长江，到达北岸，而非战斗人员（主要是由骡马拖载的两轮车组成的辎重队和挑着担子的士兵和老百姓）还没有来得及渡江。非战斗人员包括伤兵和部队家属。然而，据共产党说，就是在这个时候，政府军对他们发起了突然进攻。

国民政府说，共产党军队之所以拼死战斗，是为了实现其预谋计划。共产党说，他们是在遭到优势敌人突然袭击的情况下尽量自卫。这一仗共产党损失惨重，伤亡据说达五千人。但是，新四军并没有就此被消灭，它的大批残部逃到了江苏北部。不久以後，他们又同日本或国民党，有时是两者兼之，继续展开了斗争。

冲突发生後，蒋不分青红皂白，立即在重庆对共产党提出强烈抗议，宣称共产党军队叛变，背信弃义攻击政府军队，并下令取消了新四军番号。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後一直关押在重庆。日本投降後，根据国共达成的一项释放共产党政治犯协议，他恢复了自由。在乘一架美国陆军航空队飞机前往北京途中，由于飞机堕毁，叶挺和全机人员一起罹难。气候原因是对这一灾难的解释。

对这件事，我曾感到疑惑。我怀疑蒋的头号刀斧手，军统局局长戴笠的特务在飞机上放了定时炸弹。机上还有一些国民党官员和美国人。但我想戴笠的部下未必会吝惜这些人的生命。毕竟，要煎成蛋饼，总是要打碎几个鸡蛋的。

在延安时，我曾要求陈毅将军给我讲述“皖南事变”的详细经过。事变後，他曾担任过这支虽被取消番号但却十分活跃的军队的代理军长。他的陈述显然经过精心准备，辅之以一份详尽的地图。自然，讲述反映了共产党方面对事件的看法。由于某种原因，直到1952年退役时为止，我一直没有处理这份材料。1958年，我把材料翻译成英文，并将译文送给陆军参谋处情报部。随译文一起还附有详细的诠释，着重强调不应毫无保留地接受共产党关于事件的解释。

“皖南事变”清楚显示，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在谈到他们之间的关系时都难以客观。外界要获得相关事件的合理准确的解释，除派公正而精明强干的观察员到现场外，别无它法。正是这个需要，促成了1944年夏季迪克西使团的诞生。

以美国外交军事官员和新闻记者为首的外国人，逐渐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获得关于共产党方面的更准确的消息。对这种要求，蒋及其大部分下属的态度是：此类事务纯属中国内政，外国人不应多加干涉。对此美国人反应是：国共关系固然主要是国民政府内政，但由于它影响到整个战局，因此，自然也与对日作战的一切国家有关。

毋庸置疑，无论在珍珠港事件以前，还是在之後，中国都为战争付出过牺牲。但是美国人希望中国做得更多些。他们深信：如果中国全力对日作战，而不是把一部分力量消耗在遏制，甚至有时是同共产党作战上，对中国战局，以及整个战局都会有所助益。

1943年，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开始讨论获得边区更确切情报的必要性。对当时国民政府所提供的此类情报，人们已普遍感到不能满足。同时，人们也希望对共产党未来的作战潜力，作一个公正的，基于正确情报的估价。为了满足这些要求，的确有必要派遣一个能够胜任的观察团到陕北和其它共产党根据地去。

当时，虽有不少人想到并谈到这件事的必要性，但直到1943年初约翰•戴维斯向约瑟夫•史迪威将军谈起这一问题时为止，从未有人为此作过具体努力，史迪威将军当时正负责以“CBI”而知名的“中缅印战区”的工作。戴维斯及另外三位外交官，约翰•谢伟思，约翰•埃默森和雷蒙•卢登，是他的政治顾问。四人中除埃默森是日本专家外，其余三人——尤其是出生在中国的戴维斯和谢伟思——都曾长期在中国工作，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当戴维斯提议向边区派遣观察团时，史迪威似乎曾为之所动。但那时他正同蒋介石关系紧张，并面临许多由此而来的麻烦，所以暂时无瑕顾及这件事。

作为中国谚语“口说无凭，立据为证”的信奉者，戴维斯显然没有就此罢休。1943年6月24日，他交给史迪威将军一份冗长的备忘录，同时把副本送交到国务院。在备忘录中，他陈述了派遣观察团到边区去的种种理由。

戴维斯在备忘录中指出，截至当时为止，仅有一个美国官方观察员——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文之斯•卡尔森上尉——曾经访问过延安，那还是在1938年。他特别强调：华北是日军最集中的地区和第二大工业基地，而共产党则是中国最团结，最纪律严明和最积极的反日团体。在备忘录结束时他写道：共产党正处于俄国人对日进攻时可能进入的地区，他们所处的这个地位，很可能成为中共与俄国之间建立一种新型友好关系的基础。

大约六个月之後，由于派遣观察团一事仍无进展，戴维斯于1944年1月15日再次向史迪威将军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在这个简短而措辞激烈的备忘录中，他再一次强烈要求向边区派遣观察团。也许是由于它的简明扼要，备忘录引起了罗斯福总统的注意。他命令马歇尔将军研究这一问题并付诸实施。显然，备忘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为迪克西使团写备忘录方面，戴维斯固然显得最为积极，但约翰•谢伟思在重庆的努力也不容忽视。借助于在“CBI”总部工作的便利条件，他把自己的想法直接提交总部。他知道这样做会更有影响。从这些事实看，观察团的最终成行，应该归功于戴维斯和谢伟思两人的共同努力。

尽管戴维斯和谢伟思都不知道使团被命名为“迪克西”的原因，但当时这个名字很可能已经被确定为观察团的代号。戴维斯说，他记得美国曾把“共区”称为“迪克西”。也许，取名“迪克西”是因为这个词本身的魔力，它不仅使人联想起反叛者——迪克西一词有造反者的意思——的故乡，更使人回忆起一支几十年前流行的歌曲。歌里提到的一个地方也叫“迪克西”，那里“太阳整天普照。是真的吗，传说中的迪克西？”

罗斯福总统的指令立即生效。1944年2月9日，白宫致电蒋介石，明确表示罗斯福总统希望派一个观察团到“共区”，以收集华北和满洲日军的情报。电报要求蒋对此进行支持和合作。

1944年2月22日，蒋回电表示愿意全力协助这一计划，并指示陆军部和史迪威将军的总部就有关观察团旅行路线一事进行协商。可是，协仪合同的结尾有这样一段重要的小五号字，大意是说，观察团的行动路线，应限于国民政府政治上控制和驻军的地区。一旦遵守这一限制条款，将意味着观察团无权进入“共区”，从而切断了美国和中共领袖之间的有效联系。

对蒋的苛刻条件，罗斯福总统虽可能曾感不快，但至少没有公开表露。1944年3月9日，他电告蒋美国将于短期内派出观察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卷入了迪克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