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瑞典執政黨社會民主黨黨部，高掛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畫像。他們通過幾十年、上百年的社會實踐，在實行民主憲政的基礎上，實現了勞資兩利，高社會福利，基本上消除了“三大差別”，極大地縮小了貧富差距。而這恰恰是馬克思、恩格斯晚年所倡導的。馬克思、恩格斯晚年否定了他們前期的“暴力革命”思想，主張“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而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卻死抱着馬、恩自己已經否定了的“暴力革命”思想不放，實際上徹底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現將謝韜教授的遺作《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文節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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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是人類理論的高峰。各種思潮、各種主義都有一批信徒和追隨者，打着他們所信奉的旗號登上歷史舞台。這是一場評選最優社會制度的“模特大賽”，供人類在較長時段內，聽其言，觀其行，通過理性的比較作出判斷和選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上剩下三種社會制度展開了和平競賽。第一種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制度，第二種是以蘇聯為代表的暴力社會主義制度，第三種是以瑞典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競賽的結果是民主社會主義勝利，民主社會主義正在改變世界。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是繼承和發展的關係，而不是推翻和消滅的關係。這個真理已經為歐州民主社會主義的閃亮崛起和前蘇聯暴力社會主義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證明。

　　社會民主黨人對人類文明的歷史性貢獻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會主義運動成為和平的、理性的進化過程。社會民主黨人成功地創造了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框架內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道路。過去我們局限於暴力革命的狹隘經驗，指責他們是“修正主義”，現在看來應給這個修正主義恢復名譽。因為社會民主黨人不是對資產階級沒有鬥爭，不是單方面讓步，不僅“修正”了社會主義，而且“修正”了資本主義。

　　以英國工黨首相布萊爾和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為代表提出的“第三條道路”是修訂版的民主社會主義。2000年6月3日，克林頓參加了在柏林召開的第三條道路（第三次）首腦會議，他在會上說：“我們要經濟增長又要社會公正。我們不相信自由放任主義，但我們也不相信單靠政府能解決這些問題。”會議公報強調：“我們相信市場經濟必須同社會責任相結合，從而創造長期的經濟增長、穩定和全面就業，而國家必須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維持穩定，支持健全的公共財務措施，堅決制止通貨膨脹；國家也應促進金融市場穩定，提高透明度和提倡公平競爭。”

　　民主社會主義最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生產力的大發展和調節分配，基本上消滅了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和體腦勞動的差別，鑄就了民主社會主義的輝煌。這一成就使蘇聯模式的暴力社會主義黯然失色。這是促成蘇聯和東歐國家“和平演變”的根本原因。社會民主黨人用團結資產階級發展先進生產力的辦法，實現了差別日益縮小的共同富裕。在民主社會主義國家已經沒有農村和農民了。據2003年9月一位旅行者隨機採訪的資料，在法國小城波爾多市，70%以上的普通市民月收入約1500歐元（歐元與人民幣的比價為1∶  9），在郊區和鄉間工作的人（原來的農民）月收入為1000至1200歐元，白領階層月薪為1800至2000歐元，醫生、律師、教授更高些，有的月薪達8000歐元，大企業的股東、上層管理人員、葡萄莊園主的收入則遠遠高於這個水平。隨着知識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產業結構不斷升級，產業隊伍的構成也在改變，主要表現在以體力勞動為主的藍領階層急劇縮小，以腦力勞動為主的白領階層迅速擴大。21世紀初，德國藍領工人只占工薪階層的6%。被《共產黨宣言》當作革命主力軍與資產階級對峙的工人階級變成少數了，這少數人的生活水平也超過了羅馬尼亞總統。工人階級用不着起來革命，隨着先進生產力的發展就這樣“解放”了。三大差別的縮小，不是寄托在資本主義的徹底滅亡上，而是寄托在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上。

　　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會主義者，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首倡者，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

　　1866年爆發世界經濟危機。危機過後，資本集中有了驚人的發展。大規模投資銀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現改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結構。隨着一個新的銀行制度的出現，資本積累不再依靠企業家個人的節儉、儲蓄來自我籌集資金了，而是依靠全社會的儲蓄。吸收社會的資金辦企業，股份公司就應運而生了。在歐洲大陸，首先是鋼鐵工業，接着是化學工業、機器製造業和紡織工業，一個部門接着一個部門變成了股份企業。馬克思非常看重這一變化，認為股份公司“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把資本主義的私有產業實行揚棄”。“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以內的揚棄，因而是一個會自行揚棄的矛盾，那顯然只是作為一個過渡點，以便進入到一個新的生產形式中去。”（《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2版，第504頁）

　　資本家不再擁有私人企業，而只是擁有私人財產，這份私人財產是用貨幣量化的企業資產的一部分；他們不再是企業主，而只是企業的股東、公司利潤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債權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組織和指揮生產的經理、廠長階層，使企業的所有權和管理權相分離。管理者階層掌握着企業的經營權，使資產階級的統治虛幻化。這一項分離是一場和平“革命”，使和平過渡到一種新制度成為可能。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指出：

　　“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和資本所有權分離，勞動也已經完全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餘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一個必經的過渡點，以便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所有，不過這時它已經不是當作一個一個分立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當作共同生產者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

　　資本主義就這樣完成了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資本論》第三卷推翻了《資本論》第一卷的結論，不再需要“炸毀”資本主義的“外殼”了。馬克思心目中的曼徹斯特資本主義（原始的資本主義）滅亡了。其後資本主義在《資本論》的衝擊下逐漸社會主義化。《資本論》第三卷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皓首窮經研究資本主義幾十年的最終結論，經恩格斯十年的編輯和修訂，於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1894年6月出版。

　　馬克思1883年逝世後，恩格斯繼續領導國際工人運動達12年之久，並於1889年成立第二國際。恩格斯具體指導德國社會民主党進行合法鬥爭，強調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選舉中獲得成功對整個國際工人運動有很大的意義：“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一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裡、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夠按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裡，舊社會可能和平地長入新社會，比如在法國和美國那樣的民主共和國，在英國那樣的君主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頁）

　　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在《〈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中對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了最後的反思和修正：

　　“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歷史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1848年的鬥爭方法（引者註：指《共產黨宣言》中說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一點是值得在這裡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一次簡單的突襲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麼不可能的事情。舊式的起義，在1848年以前到處都起決定作用的築壘的巷戰，現在大都陳舊了。如果說在國家之間進行戰爭的條件已經起了變化，那麼階級鬥爭的條件也同樣起了變化。實行突然襲擊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着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無產階級的一種嶄新的鬥爭方式就開始被採用，並且迅速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原來，在資產階級藉以組織其統治的國家機構中，也有許多東西是工人階級可能利用來對這些機構本身作鬥爭的。工人開始參加各邦議會、市鎮委員會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選舉；他們開始同資產階級爭奪每一個由選舉產生的職位，只要在該職位換人時有足夠的工人票數參加表決。結果，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於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於害怕起義成就。在羅曼語國家裡，人們也開始愈益了解到對舊策略必須加以修改了。德國所作出的利用選舉權奪取我們所能奪得的一切陣地的榜樣，到處都有人模仿；無準備的攻擊，到處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說完這些話不到五個月，1895年8月5日他就去世了。如果蓋棺論定，這是恩格斯對歐洲各國革命策略問題的最後意見。他期待的是通過工人階級的合法鬥爭取得政權，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應該說，這是恩格斯對歐洲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最後遺言，是對《共產黨宣言》“舊策略”的重要修改。

　　由此可見，不是伯恩施坦（1850—1932）“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理論，提出了和平過渡理論，伯恩施坦只是重複恩格斯的話，繼承和發揮了恩格斯對馬克思和他共同創立的革命理論的反思和修正。倒是列寧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共同勝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後的東方國家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列寧主義是布朗基主義的繼承和發展。布朗基（1805～1881）是十九世紀法國秘密社團領導人，第一國際內的暴力革命派，巴黎公社的軍事領袖。布朗基主義的要義是堅信：不管生產力的發展處於什麼水平，只憑革命暴力就可以創造出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新世界。

　　我們中國共產黨許多領導人沒有讀過《資本論》，沒有讀過恩格斯晚年的著作（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1930年才在蘇聯出版，1956年才在中國出版），他們讀得比較多的是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是列寧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建國以後，不顧中國生產力非常落後的國情，放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堅持要搞共產主義，憑藉手裡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列寧主義對他們的影響。我們走上暴力社會主義道路不是偶然的。

　　在馬克思恩格斯總結革命的經驗教訓，承認1848年的錯誤以後，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才是《資本論》的最高成果，才是馬克思主義的主題，才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這個正統叫做民主社會主義。

　　在馬克思恩格斯時代，社會民主黨就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從事社會主義運動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是列寧標新立異，1918年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改名為共產黨，成立第三國際（共產國際），分裂了國際工人運動。斯大林等人才是最大的修正主義者，他們把恩格斯擯棄的“1848年的鬥爭方法”當作旗幟揮舞，從“左”邊修正了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理是生產力的發展是整個社會進步的基礎。差別、貧富和社會分化是生產力發展、社會財富增加的結果，因而總體說來是社會的進步；但同時又包含着退步，出現了剝削、壓迫和階級鬥爭。社會就是這樣一個矛盾統一體，這是人類告別野蠻時代進入文明門檻社會存在的發展的形式。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着眼點是前者，這是唯物史觀的基石；過分強調後者的是空想社會主義流派。

    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均等，是調動社會成員積極性、推動社會進步的槓桿。操縱這個槓桿，有一個合理的“度”（現代經濟科學稱之為“基尼係數”），超過了這個“度”，社會就要爆炸；消滅了這個“度”，社會就失去了活力和前進的動力。其結果都是矛盾統一體的破裂，讓位給新的王朝或新的制度。領導者或統治者的全部藝術就是掌握好、調控好這個“度”。蘇聯、東歐（包括中國上世紀一段時間）共產黨人為理想社會奮鬥幾十年，政策上最大的誤導就是企圖消滅這個“度”，用“大鍋飯”的辦法“均貧富”，只要公平，不要效率，甚至以“均貧”而自豪，造成幾十年來生產的停滯和衰退，所謂“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老也發揮不出來，砸了“社會主義”的牌子。

　　在小生產占優勢、工業不發達的前資本主義國家，用變動生產關係將生產資料收歸國有的辦法建設社會主義，這是列寧以來共產黨人背離馬克思主義的根本錯誤。列寧在晚年認識了這個錯誤，並提出了新經濟政策，他說：“既然我們還不能實現從小生產到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所以作為小生產和交換的自發產物的資本主義，在一定範圍內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應該利用資本主義（特別是要把它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上去）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論糧食稅》，《列寧全集》第32卷第342頁）

　　如果把第二國際（社會黨國際）和第三國際（共產國際）所建立的社會制度比作兩種類型的社會主義實驗的話，後者的失敗是必然的，因為它沒有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這樣一個條件，而且連資本主義的萌芽都消滅了。正如辛子陵所說：“一場以消滅私有制為結局的革命，一種以排斥先進生產力為特徵的社會制度，無論以什麼堂皇的名義，都是沒有前途的。”

　　歷史考證說明，恩格斯晚年放棄了所謂“共產主義”的最高理想。

　　1847年10月恩格斯寫了《共產主義原理》一文，勾畫了這位27歲的青年對未來理想社會的憧憬。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73歲時對法國《費加羅報》記者發表談話，否定了年輕時設計的未來社會模式。

　　恩格斯說：“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麼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關於未來社會組織方面的詳細情況的預定看法嗎？您在我們這裡連它們的影子也找不到。”

　　前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發表回憶錄，其中談到，勃列日涅夫當年曾對自己的弟弟說：“什麼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聽的空話。”前蘇聯領導人的錯誤不在於放棄共產主義目標——一旦發現這是不能實現的空想自然應該放棄——而在於拿自己不再相信的理論繼續作為官方意識形態欺騙人民。

　　我常常想，德國人是不是應該比我們更懂得馬克思，俄國人是不是應該比我們更懂得列寧，就像我們比外國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樣。為什麼德國人揚棄了的馬克思主義不適合現實生活的部分，為什麼俄國人拋棄了的列寧主義，我們要當作神物供奉着？當作旗幟高舉着？

　　民主社會主義剔除了馬克思主義中的空想成分，使馬克思主義由空想變成了現實。作為活着的馬克思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生根的馬克思主義，是給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帶來高工資、高福利的民主社會主義，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烏托邦。當代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上寫的是民主社會主義。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是堅持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民主黨人既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又代表全社會的共同利益，有廣泛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不是挑起階級衝突，激化社會矛盾，而是把社會各階級團結起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在社會財富總量的不斷增加中，調節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共同富裕不是讓有產者變成無產者，而是讓無產者變成有產者；不是讓富人變成窮人，而是讓窮人變成富人。這是社會民主黨人治理國家的總的思路。這個嶄新的思路比我們曾經奉行的“階級鬥爭”劫富濟貧的思路高超百倍，前者是共同富裕，後者是共同貧窮。

　　就在暴力社會主義走到山窮水盡的時候，民主社會主義在西北歐取得了極大的成功。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富裕+專制腐敗也不是社會主義。普通民眾的富裕和政府官員的廉潔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兩大亮點。民主社會主義寄託着人類的希望。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瑞典雖是小國，瑞典社會民主黨雖是小黨，但它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典範，它的經驗具有普世價值，是對人類文明的偉大貢獻。在民主憲政框架內，瑞典社民黨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確，代表了廣大人民的利益，得以連選連任、長期執政的經驗；在經濟建設中把效率和公平統一起來，實現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經驗；正確處理勞資關係，調動工人和企業家兩個積極性，實現勞資雙贏的經驗；有效地防止特權階層出現，杜絕官員以權謀私、貪污受賄，長期保持廉政的經驗，為我們在改革開放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成功的範例。

　　構成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的是民主憲政、混合私有制、社會市場經濟、福利保障制度。民主社會主義核心是民主。沒有民主的保障，其它三項都會異化和變質。

　　有人說我們的制度好得很，決不學西方民主。一個制度好不好，不是個理論問題，而是個實踐問題。實踐是檢驗真民主和假民主的唯一標準。我們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躍進的瘋狂發動，當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廢止憲法、停止議會活動的時候，我們的制度沒有任何反抗。

　　政治體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我黨我國如只在經濟上改革開放，而不使政治體制改革緊緊跟上去，說重點的話，我們真可能重蹈蔣介石國民黨在大陸走向滅亡的官僚資本主義道路。只有民主憲政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執政黨貪污腐敗問題，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2006年2月）----- 原文出自 《炎黃春秋》雜誌2007年第二期

   謝韜教授生前曾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