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克誠長女回憶父親在“廬山會議”的那些事

【黃克誠簡介】：1902年出生於湖南省永興縣。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參加北伐戰爭。1928年在湘南起義中參與領導永興年關暴動，並率部隨朱德、陳毅上井岡山。曾任中國工農紅軍團長，師政委，軍政治部主任，紅三軍團政治部代主任等職。抗戰期間，任八路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長，第三四四旅政委，第二、四縱隊政委，第五縱隊司令員兼政委，新四軍第三師師長兼政委，蘇北區黨委書記。

抗戰勝利後，進軍東北，領導創建西滿根據地，任西滿軍區司令員，中共西滿分局副書記、代書記，東北民主聯軍副司令員兼後勤司令員、政委，中共冀察熱遼分局書記兼軍區政委、東北野戰軍第二兵團政委。天津解放後，曾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兼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

建國初期，任湖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1952年10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總後勤部部長、政委。1954年後任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國防部副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第八屆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山西省副省長，中央軍委顧問。

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曾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1959年廬山會議上同彭德懷等一起被錯定為“反黨集團”。“文革”中遭到殘酷迫害。1978年12月平反昭雪。1986年12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84歲。

黃克誠與夫人唐棣華及子女（1950），長女黃楠，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人員。長子黃熙，清華大學畢業後擔任工程師。次子黃晴，現任人民日報社海外部主任。次女黃梅，中國科學院外文研究人員。本文是黃克誠長女黃楠的回憶錄節選。

放棄“養家與革命兼顧”想法投身共產黨

我父親出生在湖南永興縣油麻圩下青村一個貧寒的農民家庭。父親5歲就拾糞下田幹活，9歲時靠族人資助上了幾年私塾;到19歲父親都沒穿過棉衣。聽說師范上學不要錢，1922年父親想辦法冒名考入了衡陽第三師范。這是一所有革命傳統的學校，1923年春，學校鬧學潮，父親也被捲入其中，開始去探索國家、民族、社會、階級等政治問題。他開始跳出個人小圈子，由為家庭找出路變為要為國家、民族、社會找出路。

1924年父親加入國民黨，開始參加有組織的革命活動。這使他思想上有了寄託，一改苦悶消沉的精神狀態，主動發起組織進步學生團體，學習革命理論。父親在認真閱讀了《共產黨宣言》和一些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小冊子後，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他認識到：人類社會問題的解決，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他決心去找共產黨，並於1925年加入共產黨。從此我父親的一生與黨的命運緊緊相連。

1926年父親由黨組織派送到廣州東山“國民黨中央政治講習班”，學習政治軍事課。學習期間，發生了“三一八慘案”、“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等事件，使他震驚，開始認識到革命的復雜性。

1927年風雲突變，“四一二”蔣介石背叛革命，在上海舉起屠刀。接着5月21日許克祥在長沙發動“馬日事變”，7月汪精衛在武漢“分共”，他們喊着“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的口號，血腥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血流成河的大屠殺考驗着千萬個像父親一樣被高漲的革命洪流帶入鬥爭漩渦的人，每個共產黨人都需用鮮血和頭顱來再一次認識自己的理想。

前不久還隨北伐軍拔關破城，一路北進，打過鄭州，直指天津的父親，覺得革命成功似已可待，此時卻四面腥風血雨，一身孑然，立臥不安。他隨軍回頭南下，駐軍孝感，收到家信得知，與他同時加入共產黨的好友黃庭芳已被殺。黨組織關係斷了，報紙上天天都是殺人和共產黨人退黨的消息，時局嚴峻。

那時我父親有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的雙重身份，在北伐軍中已任團政治教官，與團長關係良好，月收入百大洋有餘。一邊是堅持革命隨時會掉腦袋和一個看不見勝利的理想，一邊是倒向反革命可能的升官發財和舒適生活。但作為一個出生在貧苦農民家庭，生長在半殖民地的中國，從小飽受欺凌壓迫的貧農的兒子，父親丟棄了報名參軍時養家與革命兼顧的想法，像成千上萬的共產黨員一樣，選擇了全心全意為中國求獨立富強，為窮苦人求解放的革命道路。

父親謝絕了團長的挽留，1927年10月毅然離開國民黨軍隊，冒着生命危險到武漢找到共產黨組織。找到黨組織後，他被派回家鄉永興工作。途中聽到給他接上組織關係的劉鎮一、朱國中同志被抓被殺的消息，父親悲痛萬分。他強忍悲憤回鄉，在家鄉永興積極組織發動群眾，後來他參加了朱德、陳毅領導的湘南暴動，上了井岡山。不久受命帶隊下山，途中隊伍被打散，父親流落上海找黨，轉輾白區工作，歷盡千辛萬苦，終於在1930年初回到了紅軍部隊，從此開始了南征北戰的革命軍旅生涯。

敢說真話的大將

父親最可貴的品質就在於他是一個善於用自己大腦思索問題的人，工作實事求是，從不盲從，從不見風使舵。從湘南暴動反對大殺大燒起，他不斷地在工作中提出自己的意見，毛主席說他“上至中央，下至支部，沒有不提意見的”，而維護黨、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父親提意見的出發點和歸宿。

從到三軍團後，他反對打中心城市的路線，反對亂殺“AB團”，中間被批判撤職差點丟了命。到長征時因提意見又被撤職，在蘇北新四軍他抵制“搶救運動”，在東北遼沈戰役中，他反對死守四平與毛澤東的決策相悖。他說：“人都有局限性，一個人的意見也許不正確，但形成了想法不在討論中提出來，恐怕就更不對。”這就是他一貫的風骨秉性。

1959年7月2日廬山會議召開。會議期間，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陳述了他對1958年以來“左”傾錯誤及其經驗教訓的意見(被稱為萬言書)。我父親開始沒有參加，7月17日才被通知前往廬山參加會議。父親看過彭德懷的信後，認為彭德懷的基本意見是對的，雖然有些地方寫得不妥，但提出的問題事關黨和國家命運和人民的利益，他決定仍支持彭德懷的意見。

新中國成立後，毛主席對父親還是器重的，認為父親是能“獨當一面的好幹部”，否則不會讓他當總參謀長。在廬山會議中毛主席特別找他和周小舟、李銳、周惠幾個人談話，想把他們拉到自己一邊，希望他們與彭德懷劃清界限。在這個決定自己政治命運的時刻，一貫敬重毛主席的父親仍然實事求是地一條一條地反駁毛主席對他的批評。在談話中，毛主席提到了“四平保衛戰”，毛主席說：“保衛四平，是我決定的。”我父親說“即使是你決定的，也不對。”

我父親於是被批判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分子，撤銷職務，後來身陷囹圄，蒙冤近20年。

會上因為彭德懷和我父親他們堅持自己的意見，不承認右傾、反黨，就不斷有人對他們進行勸說。於是我父親被迫在會議上作了檢討。事後他心中耿耿，無日得安，他說“違心地做檢查，違心地同意‘決議草案’，這才是我廬山會議上真正的錯誤，這使我後來一想起來就非常痛苦。因為這件事對我國歷史發展的影響巨大深遠，從此黨內失去了敢言之士，而遷就逢迎之風日盛。”有鑒於廬山會議的教訓，我父親在“文革”中無論處境多惡劣，都不肯再做任何違心的檢討、認錯。

“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就是我的父親一輩子秉持不變的做人做事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