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时期

随着欧洲仆役的减少和殖民地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奴隶贸易就活跃了起来。而最早奴隶的人选并不是非洲黑人，英国曾想把流浪汉，穷人作为奴隶卖到美洲，以消除他们的危害，同时解决殖民地劳动力短缺问题，但最终没能实现。

1501年，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不到10年，伊斯帕尼奥拉岛就从葡萄牙运进了第一批黑奴。这是是美洲实行黑人奴隶制的开端。而北美大陆上的黑人奴隶最早出现于1619年8月，佛吉尼亚。此后并没有迅速增加，主要原因是美洲最大的奴隶市场在现巴西，离北美最近的奴隶市场也在巴巴多斯。而英国人的皇家非洲公司初期的奴隶也多运往西印度群岛，所以北美大陆居民很难买到物美价廉的奴隶。后来英国其他公司打破皇家非洲公司的垄断，直接把奴隶运到那里，北美大陆的黑人奴隶才开始迅速增加。1670年的弗吉尼亚黑奴只有2000个，到1740年就猛增至60000个。到1755年，切萨皮克地区有60%的劳动力是黑奴。1680年以前，弗吉尼亚的黑奴多来自巴巴多斯和加勒比地区，这些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适应和季节病的淘汰，而且还会一点英语，质量比较高，此后则大多是从非洲直接运过来的。

和契约仆相比，奴隶属于一次性投资，终身拥有，死了之后可以当作遗产给继承人，具有很好的长远效益。奴隶不论男女老少都可以劳动，且不用考虑其后代教育问题，这是奴隶得以迅速增加的根本原因。

在佛吉尼亚南部和南卡罗莱纳有众多的水稻和靛蓝种植园，奴隶几乎是唯一的劳动力，因为黑人适合在炎热的天气里工作，很多事情白人自己都干不了。黑人奴隶主要集中于种植园工作，也有少量从事铁匠，木匠等手艺工作，以填补工匠的短缺。

使用奴隶的经济效益击穿了所有的道义，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会素以仁爱著称，但仍不能抗拒奴隶劳动的诱惑。一直到18世纪后期，奴隶劳动的重要性有所下降，教友会对奴隶制的看法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成为各殖民地中对奴隶制批评最激烈的人。

最初主人根据习惯在实际使用中对奴隶和契约仆做出区分，后来殖民地政府根据这些惯例建立了奴隶法律。马里兰在1639年的两项立法中使用了“奴隶除外”的说法，说明了奴隶不同于其他人的法律地位。1640年弗吉尼亚的一项法律规定，主人应为自己的家人，契约仆提供武器装备，但黑人除外。同年佛吉尼亚有三个仆役逃跑被抓，其中2人为白人契约仆，1人为黑人，两个白人的处罚是鞭笞，延长服役4年，而黑人则是处死。1649年马里兰的一项法律规定黑人的奴隶地位具有世袭性，也就是世代为奴。

1661年，巴巴多斯出现了一部完整的奴隶法典，后来北美大陆上有关奴隶的法律大都沿袭于此。比如主人可以将奴隶合法的处罚至死，对印第安人奴隶和黑人奴隶的区别对待：他们规定陆地上运来的非基督徒劳工——即印第安人奴隶——应服役12年，儿童须服役到30岁；而海上运来的非基督徒劳工——即黑奴——则须终身服役。

黑人对奴隶的角色的接受和认同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第一代黑人奴隶要适应新的水土，季节病，在此过程中死亡比例高达1/4。加上运输过程中损失的1/4，真正在北美生存并劳动的奴隶，只有从非洲上船时人数的一半多一点。由于不适应种植园的工作和生活，黑人奴隶也经常结伴逃跑，对此，种植园主采用两种方法来控制他们，首先是精神方面——在黑人中传播基督教，力图教导他们认识到作奴隶是因为自己的祖先做了对不起上帝的事情，而自己是替他们赎罪，以便让他们从“良心的原则出发”来服从主人。

然后就是对他们自由和行动的控制，在劳动中，主人自己或者雇佣监工监督奴隶劳动。劳动之外，法律规定任何奴隶没有主人或者监工开的路条，不得在种植园以外走到；任何白人都有权力和义务盘查身份不明的黑人；黑人不得成群结伴，不得携带刀，枪或棍棒等武器；有的殖民地禁止黑人晚上9点以后出门。

对奴隶的限制和歧视也延及自由黑人，自由黑人多为获得自由的奴隶（在有的州是可以的）或者混血儿。在奴隶主看来，自由黑人为奴隶树立一个足以引发动乱的榜样，因而在很多殖民地，一方面他们要求获得自由的黑人尽快离境，另一方面禁止外来黑人在其境内居留，甚至不准黑人落脚。即便是自由黑人，也不得占有地产，纳税比例高于白人，不允许就白人案件出庭作证。

黑人奴隶的劳动强度非常大，主要使用奴隶的是烟草，水稻和靛蓝的种植，他们都需要长时间和高强度的劳动。烟叶的收获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而且烟叶的可采摘时间短，需要抢收，收完之后要立即进行晾晒，加工，以防止发霉，这个时期奴隶要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水稻和靛蓝的种植不会有那么大的强度，但都要终年不歇的劳动。

美国有的历史教科书里把黑人奴隶描绘成温顺而快乐的孩子，说他们总是唱着歌儿愉快的去劳动；由于他们在故乡并不了解文明生活的快乐与舒适，故而他们比较容易适应艰难的处境和低下的地位，在这点上他们比古罗马的奴隶强。

很显然这不是事实，各地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奴隶反抗活动。逃跑是一种温和的反抗方式，因而悬赏逃奴的广告充斥各地的报纸。对奴隶的主人而言，奴隶逃跑是一种财产损失，而对于整个白人社会而言，逃奴是一种不安全因素。所以政府规定了非常严酷的法律来惩罚逃奴，在佛吉尼亚，议会要求把逃奴的名字在每一个教堂张榜公布，如果不肯返回，任何人可以用任何方式杀死逃奴，主人可从地方政府得到赔偿。逃奴被捉回，需要割掉左耳，在脸上打一个“R”的印记，然后进行鞭笞。

被逼无奈的时候奴隶也会选择暴力抗争，多数行为是毁坏主人的作物，烧毁谷仓，偷走主人的东西到黑市上卖。1732年，南卡罗莱纳有个奴隶主迫使奴隶在水稻田里劳动到深夜，第二天他的谷仓就化为灰烬。偶尔也会有规模性的暴动，1712年纽约发生了一起奴隶暴动，20余名黑人在一座建筑物里面防火，杀死9名白人，并将冲进去救火的人全部打伤，事后造反的奴隶全被酷刑处死。1741年，纽约发生多起纵火和盗窃事件，当局逮捕150名奴隶，其中13人被绞死，18人被烧死，70人被放逐西印度群岛。

1739年9月，在查尔斯顿发生了斯托诺造反。一名叫杰米的黑人，率领100名左右黑奴攻取一座店铺，杀死老板，抢得武器弹药，直奔当时属西班牙控制的佛罗里达寻求自由。他们沿途杀掉所有遇到的白人，但放走了一名善待其奴隶的小店主。殖民地政府组织民兵进行镇压，双方发生激战，40多名黑人和20名白人战死。1740年，有一名黑奴告密，150名奴隶正密谋起义，当局立即搜捕，将50名黑人绞死。

对于反抗的奴隶，殖民地有严酷的处罚法律，1767年，佛吉尼亚北部几名监工被毒杀，许多涉嫌奴隶被捕，枭首示众。主人可以任意处罚自己的奴隶，在处罚时如果失手将其打死，不用承担任何法律和道义责任。但主人一般不愿意处死奴隶，因为那是自己的私人财产，为此一些议会还专门制定了法律用伤残肢体来替代死刑。比如有一次佛吉尼亚的罗伯特.卡特就在法院同意后，当众砍掉他的两个奴隶的脚趾。而以富于教养和情趣著称的威廉.伯德第二，常常对奴隶当众鞭笞，有一次还让一个奴隶喝下半升尿。在他的日记里，随处可以读到处罚奴隶的记录。

对于大多数白人来说，使用黑人奴隶是心安理得的，奴隶给他们带来了财富，社会地位和个人的独立性，也使他们意识到自由的可贵。威廉.伯德第二曾对人说：“我有一个大家庭，有自己的一群子女和仆人，有自己的男女奴隶，他们会各种手艺。我在生活中除了听从神的旨意，就不依附于任何人了。”也有极少数人从价值观或者宗教的角度来质疑奴隶制度，比如马萨诸塞的法官，赛谬尔.休厄就十分反感奴隶贸易，他将奴隶贸易和《圣经》中约瑟被其兄弟贩卖为奴隶的故事联系起来，指出所有人都是亚当的子孙，应当享有同等的自由权利。但这种论述很快被主流观点所湮没，主流观点的代表者如波士顿的约翰.萨芬针对休厄的说法写了一份辩护词。他认为宣称所有人拥有同等的权利，违背了上帝为世界规定的等级次序。他说：“有些人生来就是奴隶，而且要终身为奴，世代为奴。”

对奴隶制度的态度取决于经济上对奴隶的依赖，对奴隶制谴责大多来自于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会，新英格兰以及中部地区，而以奴隶劳动为经济之本的南部，则经常为奴隶制度辩护。

殖民地时期奴隶的法律地位可以从法院的分级制度中看出，最初殖民地没有法律，人们的行为规范和犯罪惩罚都依据《圣经》。但随着各种复杂问题的出现，《圣经》中没办法找到答案，于是出现了法律，并逐渐形成了殖民地的法律体系。比如弗吉尼亚17世纪的司法系统有总法院（殖民地）和县法院构成，前者由总督和参事会构成，每季度在詹姆斯敦开庭，所以也有季度法院之称。总法院受理1600磅及其以上的烟草纠纷，涉及伤亡的刑事案件。而县法院受理较小的民事和刑事案件，但可以宣判黑人奴隶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