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蕭條時代的網紅

長期處於蕭條中的人們對現實失去了信心，這為各種宗教，政治性組織及其活動提供了土壤。這一時期出現的有褐衫團，銀衫團，“消滅加利福尼亞貧困”運動，農工黨運動，老年津貼計劃等等。這些組織或者活動有的是原旨宗教主義；有的組織武裝力量襲擊猶太人，支持法西斯；也有的支持共產主義；而影響最大的當屬查爾斯.E.庫格林。

查爾斯.E.庫格林是底特律郊區的天主教神父，他的演講熱情而富有感染力。隨着蕭條的加劇，他的布道包含了很多的政治元素，其中對胡佛政府，銀行家和大公司的譴責，為他贏得了更多的聽眾。據估算在1931年他的電台聽眾高達三千到四千萬人。一般情況下他每星期能收到8萬封信，最多是高達100萬封；而年均收到的捐款達50萬美元。為了處理這些事務，他有一個150人的秘書團隊。

庫格林從宗教的角度出發，認為金融行業的利息是不道德的，人們應當放棄經濟個人主義，幫助弱者；在尊重私有財產的同時，應該利用國家工具建立社會正義；他認為大蕭條是華爾街和國際銀行家的貪婪造成的，應該提倡工業化金融國有化。所以在1932年大選年他積極支持羅斯福及其新政，但發現羅斯福當選後沒有在第一次新政期間將銀行國有化之後，又開始批評羅斯福：聲稱“新政”是猶太人綱領，民主黨，共和黨都已腐朽，應當丟進歷史博物館；還宣稱羅斯福是撒謊的人，反對上帝的人，公開主張用槍彈消滅他。庫格林自己則組建了爭取社會正義同盟，號稱有盟員750萬。該同盟組成很多打手隊，上街向猶太人尋釁。

大蕭條中好萊塢的崛起

不是所有的行業在大蕭條中都遭受打擊，文化產業在蕭條中逆勢而起，電影和雜誌是其中最傑出的兩個。就像春秋戰國能產生諸子百家一樣，國難出大師，人們都在努力尋找當前苦難的答案和解決辦法，這為思想者提供了市場。《讀者文摘》月刊在大蕭條開始時年發行量大約300萬份，大蕭條結束時已達七八百萬份。當時很多家庭沒有能力訂閱幾份不同用途的雜誌，就只好訂閱這份多用途合一的雜誌——部分源於它的提煉其他出版物的精華的做法。它的內容包羅廣泛，從探求一線希望的文章，到瘸子和盲人所講述的快樂生活的故事，混合了關於聰明小狗和花鼠的奇聞趣事以及一本正經的下流笑話。其它的一些提供浪漫傳奇和多愁善感的愛情故事的女性雜誌，自由主義和激進雜誌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人們統計過，大蕭條期間唯一衰退的雜誌是胡佛大力提倡的幽默類雜誌，如《吹牛大王》。胡佛曾希望通過喜劇演員的幽默和笑聲讓人們忘記蕭條的苦難，但人們並不領情，比如一位類似於捧哏的演員說“企業正在取得進展”，逗哏的則問他：“胡佛死了嗎？”

和雜誌相比，電影更能夠直觀帶給人們希望和快樂，電影業成為大蕭條期間編織夢想的地方。當時困窘的人們一邊領着失業救濟，一邊摸出幾枚硬幣毫不猶豫地邁入電影院。另一方面雖然經濟整體出現了大蕭條，但是美國的金融寡頭們並沒有因此損失慘重。他們要投資賺取利潤，而電影作為一個新興行業，就成了一個最好的選擇。到1938年米高梅的老闆路易.B. 梅耶的年薪高達120萬美元，成為全美最高薪酬人員。美國的電影院在那幾年猛增至近2萬家，超過銀行，是旅館數的兩倍、百貨公司數的三倍。每星期會有8500萬美國人看電影，每家影院一年放映100-400部影片，八大製片廠平均每周生產一部影片。

大蕭條的國際影響

大蕭條中人們的苦難使“生存空間”，及其保護和擴張成為熱門詞彙。各國紛紛跟着美國採取貿易保護，互設關稅壁壘，打破了原來的世界貿易體系，也使民族主義得以發展。1933年在倫敦召開的世界經濟會議就是一次使人驚恐的大失敗，“經濟上的獨立”即經濟上的自給自足逐漸成為通常公認的民族目標。經濟協作的失敗又引起了軍事協作的失敗，原定的裁減軍備逐漸停止，各國又大規模地重整軍備的計劃——實際上軍備競爭也是每個國家拉動經濟，增加就業的重要手段。

大蕭中美國對德國的援助貸款因自身衰退而停止供給，導致其經濟崩盤，失業率飆升，特別是在大城市中，政治轉向了極端主義。1932年，德國失業率逼近了30%，民眾瘋狂地支持納粹黨，在當年7月的選舉中占據了國會的多數席位。1933年1月，希特拉的納粹黨上台執政，建立了獨裁政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鋪墊了道路。

在日本，1929-1931年間經濟衰退了8%。日本被迫採用財政赤字來刺激經濟，赤字開支用來購買了大量的武器軍備。到1934年，大藏省大臣（相當於財政部長）高橋是清意識到經濟可能出現過熱的危險。為了避免通貨膨脹，他削減了武器軍備上的赤字開支。這個做法導致了民族主義者的強烈反應，特別是軍隊的意見強烈，並導致了二二六事件的爆發，高橋是清遇刺。自1934年起，軍隊對政府的控制持續加強，最終形成了軍國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