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平1943年11月10日《延安日記》

【彼得·帕爾菲奧諾維奇·弗拉基米羅夫，原姓弗拉索夫，中文名孫平（1905年－1953年9月10日），塔斯社駐延安記者，《延安日記》的作者】

1943年11月10日

我獲得了幾個非常重要的文件。

第一個文件是1930年12月5日中央前敵委員會給後援委員會的信。

第二個是1930年12月15日省執行委員會的第九號緊急通告。

第三個是1931年1月11日第二十軍第172團政委劉敵給中共中央的信。

我譯出這些文件，仔細加以分析後，得出了如下的結論：

1930年，毛澤東任中央前敵委員會主席（顯然，中共“主席”的職稱，就是從這里“借來的”）。同年秋天，在贛西黨委會上，毛澤東由於在軍事和農村建設的問題上走極端而受到尖銳的批判。就在這次會上，劉士奇被開除出黨。

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獲悉贛西黨委會決議之後，決定撤銷毛澤東的職務，並派向忠發同志接替。 毛對前敵委員會隱瞞了中共中央決議，通過指控贛西黨委會與地富勾結來欺騙前委會成員，並由他自己策動，建立了旨在消滅贛西黨員幹部的後援委員會。1930年12月5日，他開始行動了。

（一） 中央前敵委員會給後援委員會的信

劉士奇同志並轉省後援委員會：

鑽進黨內的地富的極為嚴重的暴動，業已蔓延甚廣。你務必堅決予以鎮壓。

你必須用另一種方式去找地址，不要像上次那樣去找，上次特委會遭到破壞。不這樣做，我們的領導人很快就會被殺光。

據龍超清（譯音）說，省共青團委員會主席段良弼、宣傳鼓動部部長袁超歡（譯音）和組織部部長蔣可煌（譯音），現都在東固。應立即把他們抓起來，徹底審訊。

李伯芳是一個甚至更危險的罪犯！

但願你們已經把他們抓起來了！

另外，要利用這些人來找出更重要的罪犯！

今晚，特派兩名紅軍戰士送信告知審訊要犯丁秀奇（譯音）的情況。這個犯人還沒有坦白招供。

你們不必僅限於執行此信指示。明天要提審更多的犯人。

兩個送信的紅軍戰士暫留你處，以便在兩三天內派他們把信件一起帶回。如果你們有緊急報告需要送來，請派通訊員送。叫他把文件裝在里邊口袋裡，上面放一封普通信件，以防AB團【富農、地主的反動組織】發現你們的報告。

中央前敵委員會

1930年12月5日

於黃陂

（二） 江西省行委緊急通告第九號

在洶湧澎湃的革命高潮的氣氛中，統治階級急於拯救自己，暫時彌合了他們的內部矛盾。這是統治階級對革命高潮的必然反映。這也充份證明，假如我們在一省或數省勝利了，中國革命就會特別迅速地獲得全面勝利。儘管如此，要取得革命的徹底勝利，就需要全國所有共產黨員配合行動，首先在一個或幾個最重要的省內開展活動。

因此，有必要以堅定的階級鬥爭來回敬敵人的進攻，有必要在全國對敵人展開攻勢；一旦統治階級被壓倒，就消滅敵人，首先奪取江西政權，並隨之建立蘇維埃的中國。

這種鬥爭的爆發，結果將毫無疑義地導致革命的早日成功和統治階級的失敗。因此，敵人從四面大舉向革命勢力進攻。堅決進行鬥爭和消滅敵人的時刻來到了。我們只有通過積極進攻和以革命的自我犧牲精神進行戰斗，來取得勝利。

黨內的右翼份子在激烈的階級搏鬥爆發前夕，自然會動搖不定。他們正在退縮，成為布爾什維克黨的叛徒和階級敵人。例如，毛澤東在階級鬥爭日益高漲的時刻，一方面右傾動搖，一方面又陰謀陷害黨內同志。毛澤東提出什麼誘敵深入、消滅敵人的戰術，實際上他躲避、取消斗爭，並准備逃跑。就這樣，敵人已在進入蘇區的心髒地帶，而毛還主張撤退，不跟敵人作戰。

三軍團前委省行委提出竟見，但他不召集會議討論，個人…【此處原件字跡不清】。毛澤東這樣右傾動搖，成了十足的右傾機會主義者，成了這次鬥爭中的罪人。毛澤東妄圖以此達到他右傾機會主義、逃跑主義的目的，並干出其他的卑鄙無恥的勾當來。

因此，毛澤東早已策劃反對江西布爾什維克黨，並正設法陰謀陷害江西黨的一切負責同志，按他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取消革命鬥爭，以實現其美夢，成為黨的皇帝。這就是富田事件發生的原因。

１、毛澤東其人。

人人都知道，毛澤東是一個具有極端個人主義思想的、十分狡猾和背信棄義的人，他的頭腦里充滿了虛榮的念頭。他通過命令、威脅和一切壓服的辦法，來影響別的同志。他對黨內問題一拿定主義，就很少拿出來在會上進行討論，往往只關心怎麼使他自己的看法得到通過。

毛澤東在需要採取行動時，表現得特別軟弱無能。他奉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傾向於無政府主義和‚尾巴主義‛。他對每個行動步驟都拿不定主意，極其反覆無常，在進行艱苦的階級鬥爭的現階段，更是如此。他想避免和逃脫這場階級鬥爭，不遺餘力地去撲滅它。

毛澤東反對中央委員會，由來已久。他用無足輕重的實際困難作藉口，多次任意拒不執行上一屆中央委員會的指示。他對下級黨組織只是宣讀和分發了很少幾份中央委員會的指示。他不把中央派下來的工作人員放在眼裡，而是對他們百般刁難。例如，中央委員會曾經派蔡申熙到第四軍去糾正荒謬的游擊戰術的錯誤。蔡申熙本應在後來擔任第三軍軍長一職的。

毛澤東不僅對中央委員會的提議臵之不理，反而用手段打擊蔡申熙同志，居然敢不准他擔任軍長的職務。

中央委員會幾次去信，要調動毛澤東的工作。但是他臵之不理。

毛澤東經常不惜採取任何政治陰謀來打擊同志。

他對幹部的培養，一貫利用派別觀念和私人感情，以便拉攏一伙人，做他的馴服的政治工具。

毛澤東過去的種種活動都表明，他不夠資格做革命領導人，甚至不夠資格做個普通的無產階級布爾什維克戰士。

毛澤東是個徹頭徹尾的右傾機會主義者、虛榮思想的傳播者和黨組織的敵人。在他身上表現出逃避戰斗、取消革命的階級鬥爭的思想。他是共產黨的十足的叛徒。布爾什維克黨務必毫不遲疑地把他從隊伍中驅逐出去。

2、12月7日事件（即富田事件）發展的詳情。

事件發生前不幾天，毛澤東派李韶九帶第十二軍的一個連從黃陂出發。這伙陰謀家急忙向富田趕去，於1930年12月7日日中午趕到那邊。

下午三點鍾，李韶九把隊伍擺在省行委門口，說要找房子宿營。

李昭九跑到省行委找曾山和陳正人。當時，任心達同志和白芳同志正在談話。

李賊看到他的同夥曾山和陳正人不在屋裡，便立即出外找尋。這時，段良弼同志回來了。

於是，李賊率士兵十名左右闖入省行委辦公室內。首先把段良弼和白芳綁起來。劉萬清同志和任心達同志也在省委被捕。不久，謝漢昌、金萬邦、馬銘等同志都被捕了。他們問這是怎麼回事。李及其幫凶曾山、陳正人只是用左輪槍威脅他們。

李賊命令士兵進行搜查，曾山和陳正人幫着他干。

之後，他們又命令該連把省行委機關重重包圍。

士兵們開始全面搜查。他們毀掉所有的文件，拿走值錢的東西，這樣一直幹了好幾個鐘頭。

傍晚，省行委機關九名交通技術人員又被捕了。

晚上，同志們受了酷刑。他們就在李韶九、曾山和陳正人面前遭受毒打。李等審問這樣一些問題：‚你參加了AB團，究竟招還是不招？你什麼時候加入AB團的？AB團是怎麼組織起來的？策略是什麼？誰是頭子？老實交代。‛

同志們拒不承認這些指控，李賊等就用點燃的煤油燈芯來燒他們，然後又重新審問。 假如犯人堅強不屈，刑罰的花樣就多了。

他們除了服罪之外別無他法。他們的指甲被折斷，遍體灼傷，已經既不能動彈又說不出話來了。這就是頭一天的情景。

第二天，12月8日，李賊韶九等人根據屈打成招的口供，從省政府、政治保衛隊、財政部、青年組織和省行委內又抓了十個人。他們也被人用浸着煤油的燈芯來燒。他們都‚認‛了罪——不認罪，那就會受刑致死。李、曾和陳監督審訊。

犯人的慘叫聲不絕於耳。一些極其殘酷的刑罪都想出來了。

白芳、馬明和周冕的妻子同時被捕。這幫屠夫剝光了她們的衣服，毒打她們，同鋒利的鑽子刺穿她們的手，用點燃的燈芯燒她們的身體和陰部，用小刀割掉她們的乳房。他們野蠻到達這種程度，提起來都令人不寒而慄。

犯人都被捆綁着手腳，但根據招供不招供分開押禁。他們不敢說話，也不敢動彈。衛兵持着上好刺刀的步槍，監守着他們。只要一聽到說話聲音，刺刀就會刺過來。

犯人吃的是殘羹剩飯。這就是第二天的情況。

第三天，討伐隊又來了一排人。贑西行委的王懷同志和其他許多同志被捕了。

早飯後，士兵們押解二十五人去處決，其中有許多人甚至還未受過審。

李賊韶九帶着第二十軍的犯人到東固去，其中包括謝漢昌。其餘的犯人都被帶上山去，在山區的村子裡繼續受刑。這就是第三天的情況。

犯人在東固又受拷問。同志們都被用繩索捆綁起來了。他們就只吃了一次東西。 審訊中使用了種種酷刑。首先點出一個人的名來，要犯人確認這個人是‚反革命‛，是犯人的‚同謀‛。所有省負責人的名字就這樣一個個地被點了出來。

甚至在過審之前，犯人就已受了兩三個小時的酷刑了。

劊子手們第二天早晨要離去，所以他們就在晚上處決了一大批同志。

但是，在這節骨眼上，第二十軍的第174團出人意外地來到了。戰士們包圍了省委會。釋放了被捕的同志。

第二十軍在東固揭露了討伐隊成員的罪惡，進行了暴動，把李賊韶九抓了起來。

第二十軍的軍官和謝漢昌也被釋放。他們敘述了富田事件的情況。

第174團的戰士們聽到這個情況，都極為憤怒。劉敵同志使率領他們開富田去。 他們在富田包圍了關押犯人的房子，解除了討伐隊的武裝，抓了首要的反動份子。曾賊逃跑了。

這就是第四天的情況。

我們只簡要地敘述了幾天來的情況，其他難以形容的駭人聽聞的事實還很多。

3、在未經中央委員會批准之前，我們不允許公開提出打倒毛澤東的口號。

顯然，毛澤東是個壞人，是階級鬥爭中的罪人，是布爾什維克黨的敵人。必須動員全體黨員不客氣地打倒他。

但這不只是毛澤東個人的問題。這是一個事關中國革命前途和國際革命運動的極其重大的問題。因此，我們在決策之前必須特別慎重。對罪行不能不加懲處。江西黨組織必須站在布爾什維克的立場上，對毛澤東進行堅決的鬥爭。

但是，江西的黨組織不應自行處理這個問題。我們有責任向中央委員會報告毛澤東陰謀毀掉江西的負責人和搞垮江西黨組織的情況，究竟如何處臵，有待中央委員會來作出決議。

因此，我們在未得到中央委員會的批准之前，無權在民眾之中宣布打倒毛澤東的口號，我們這樣做是為了中國革命！公開地號召打倒毛澤東，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將永遠完結。

群眾不會再信任他。廣大群眾對這種重大事件，可能產生懷疑和誤解。

至於對毛澤東的問題，我們正在黨內和共青團里加強解釋工作。我們特別根據‚一二七‛事變來說明他的罪惡行徑的意圖。

我們向全國的黨和青年團組織揭露毛澤東的陰謀，動員他們反對毛澤東，為的是不讓他摧毀江西黨組織，不讓他把黨變成自己的派別組織，不讓他本人成為黨的皇帝，以致斷送中國的革命。

我們在過去提出過打倒毛澤東的口號。現在我們根據本文件的精神，分發了函件，以便組織一次反對他的鬥爭。

‚一二七‛事變確實是江西布爾什維克黨生死存亡的關頭，是中國革命前途的一大危機。不挫敗毛澤東的惡毒陰謀，則不僅江西黨組織，而且整個中國革命都要遭殃。

同志們，我們必須堅持布爾什維克立場，防止毛的陰謀，同時繼續進行反對AB團的工作！

江西省委員會

1930年12月15日

於永陽

（三） 紅二十軍第172團政委劉敵給中共中央的信

……劉敵走進軍部，李韶九便到裡屋同軍長劉鐵超談話去了。

過一會兒，他坐在我身旁，神情古怪。他對我說：‚劉敵，你處境十分危險。‛

‚什麼危險？‛我問。

他回答說：‚有很多人的供詞對你不利。‛

我問：‚他們有什麼證據？‛

‚他們說你參加了AB團。‛

我看着他，笑着問道，‚你說呢，我像是AB團的嗎？‛

我知道對AB團成員施行的那種重刑，便非常坦率地說：‚要是AB團的人咬了我，我也沒法子。我只能請求黨出以公心，把這樁案子弄個水落石出。我不怕死，可是受不了苦刑。‛

李韶九裝出關心的樣子說：‚那絕不會的。這不是AB團的問題，而是個政治問題。假如你承認錯誤，遵照指示去做，那麼，事情當然不會發展到拷打和處死的地步。‛

由於李韶九說這不是AB團的問題，而是個政治問題，我覺得這裡面有陰謀。

我一向知道李韶九不是個正直的人，他沒有無產階級的覺悟，老是施展陰謀詭計，引起糾紛。

李韶九說，贑西南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恰恰執行了中央委員會的指示，就是要反對農民心理，反對分散的游擊活動的思想，並且要特別重視城鎮工作。我早聽說過中央委員會批評了毛澤東的農民心理。在我眼裡，毛澤東從來也不是什麼大人物。他寫過一封信給林彪，批評中央委員會。他還公開把信登載在《紅旗》報上。

8月1日，中央委員會發函宣布向忠發同志為工農臨時政府主席。可是，毛澤東繼續頒布命令，照樣用他的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主席的名義署名。

打下吉安以後，在至少受過基本訓練的軍隊幹部中間，開始感到極其不安，幻想破滅了。我也看到黨內的布爾什維克精神在日益衰退。這就是對那種建立個人統治制度的反應。

第九次進攻吉安之前，我見到過毛澤東。他問了我關於贑西南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情況。

我把我所知道的情況告訴他以後，他說：‚平分土地和在江西發動進攻，都應歸功於劉士奇！‛

我問他關於劉士奇的情況，毛澤東回答說：‚他是中央政治部書記處書記。劉同志很能幹。‛

我從來不相信毛澤東能領導我們；至於劉士奇（劉士奇（1902—1933）湖南省岳陽縣人 。1919年春入洞庭觀高小。後考入湖南省立商業專門學校。在校期間被推為湖南省學生聯合會總務部主任。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去株洲工作，發展農民入黨，又去安源路礦活動。他是羅炳輝將軍的入黨介紹人；後任紅四軍政治部主任，毛澤東親信。1933年，時任紅27軍軍長的劉士奇在湖北紅安縣被張國燾控制區的鄂豫皖省委所殺，年31歲。1945年中共“六大”平反劉士奇，追認革命烈士。），他是個卑鄙無恥的小人。

我感到，正在發生的事情，跟對AB團作鬥爭毫無關係，不過是毛放出了劉這條獵犬來搞掉贑西南的黨的幹部而已。

我也意識到，假如我堅持黨的立場，那就實際上只有死路一條。所以我採取了另一種態度，彈起長沙的老調來：‚我是你的舊部，我的政治水平很低。我一定遵循你的政治指示，承認錯誤。我確信毛澤東不是AB團的人，你和軍長也不是。走遍天涯海角，我都要跟隨你們三位。我自己算得了什麼？‛

從那以後，李和軍長對我的態度立刻改變了。他們開始安慰我，叫我不要驚慌。他們由於要提人審問，就叫我待在一間有人看守着的小屋裡等候。

我聽到李韶九在審訊政治部政治學組的組長張啟龍。李韶九那麼野蠻地打他，以至於蒼天都聽到了他的尖聲慘叫，大地也在顫抖。

我問李韶九和軍長：‚政治局勢發生了什麼變化？‛

回答是：‚你是個聰明人，怎麼這樣糊塗了呢？誰是AB團的，誰是最近犯錯誤的，這是明擺着的事。我們還不知道我們能不能調動175團，也不知道172團的李肖大鵬（譯音）是不是很可靠。你要知道，你們團實際上是第二十軍的惟一的主力。你必須想方設法在你們團里消滅AB團。‛

講完這話之後，他們就叫傳令兵帶我到營部去。我到那裡時，營長張欣（譯音）同志和政治代表梁書泰（譯音）同志對我的到來感到意外，但顯然也是高興的。在那些日子裡黨內許多同志都意識到：所有的共產黨員都提心弔膽，深怕發生意外，老是惶惶不安。

張欣同志說：‚我不信這些人都參加了AB團。‛

我也想擺脫危險，但我的心為黨而隱隱作痛。

我越想越意識到周圍找不到誰可以商量。

12月12日，我起得很早。憂心忡忡。

早飯後，我和張欣、梁書泰在密件室里開了一次緊急會議。

我先講講當前局勢，作了個簡單的分析。他們兩人也同意這些事件是一個陰謀計劃的組成部份。根據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我們決定邀請李韶九來參加我們的會議，然後逮捕他。假如李韶九猜到出了事，我們就召集部隊（那時，已經派第174團的三個營去逮捕第175團團長和政治代表），並釋放受難的同志。

會議結束時，張欣同志說，指控蔣平春（譯音）等同志跟AB團勾結，顯然是毫無道理的。

之後，我就到軍部去，就這樁事質問李韶九和軍長劉鐵超。但是，他們倒審問起我來了，因而我就把他們抓了起來。此後，我很快召集部隊，決心干到底；也就是說，我包圍了軍部，把劉鐵超捆了起來，還釋放了謝漢昌等同志。

當天下午，我到了富田學校，又釋放了一大批犯人。

這就是東固事變的經過。從組織觀念來看，這種行動是絕不容許的。這次事件發生在階級鬥爭的轉折關頭，這就尤其不能容許。但是，在那種特殊的形勢下，我是根據布爾什維克的原則，也是為了拯救黨才冒險干的。我沒有奉上級的任何指示。劉敵一向在中央委員會和省委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之下進行鬥爭。他保證決不違背這個原則。他請求中央委員會對他的錯誤行為作出處分。

布爾什維克主義勝利萬歲！

劉敵

1931年1月11日

於永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