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昌海：“社會民主黨”

社會民主黨的名稱最早出現於1840年代的法國。1869年德國建立了社會民主工黨，而後各國建立的左翼社會主義政黨大都使用社會民主黨的名稱，並於1889年組成了第二國際組織。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去世前不到五個月，發表了其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這也是他最後的政治遺囑。恩格斯在其中肯定了議會鬥爭的必要性、合理性，期待歐洲工人階級能夠通過合法方式取得政權，在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條件下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以考茨基、伯恩斯坦等為代表的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人堅持恩格斯的本意，走上了民主社會主義的道路，卻被後來從第二國際中分裂出來的共產黨人斥之為“修正主義”。1918年，列寧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改名為共產黨。1919年，列寧在莫斯科成立共產國際（第三國際）以領導世界暴力革命，其各國的共產黨支部，大多是從第二國際原有的社會民主黨組織中分化出來的。列寧、斯大林等人擯棄了恩格斯的最後遺言，仍將“1948年的鬥爭方法”當作旗幟，從“左”的方面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第二國際在1920年恢復活動。

在贛南蘇區如火如荼清查“AB團“之時，閩西根據地也發生了一場肅清“社會民主黨”的大案。1931年1月初，由羅炳輝任軍長，譚震林任政委的紅十二軍召開紀念列寧和德國社會民主黨及共產黨的著名活動家李卜克內西、盧森堡的大會，有十幾名青年軍人因不了解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的區別，在會上呼喊「擁護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萬歲」。閩粵贛根據地的最高負責人鄧發便毫不猶豫地發動了「肅社民黨」運動。同是六屆三中全會派往蘇區的中央代表，鄧發缺乏項英所具有的對復雜事物進行縝密分析和慎重判斷的能力，其激烈的性格和狂熱的革命氣質導致閩西肅反的規模不斷擴大。

閩西「肅社會民主黨」到3月迅速走向高潮，在運動規模、肅反手段及殘酷程度方面，都與贛南的「肅AB團」難分伯仲。鄧發主導的閩西肅反具有革命絞肉機的全部特徵：指稱社黨分子全憑肉刑和逼供；肅反的唯一手段就是處決；恐怖機器一經開動，就產生了自我驅動的內在動力，使其瘋狂運轉，不斷依次進入更高階段，結果是縱火者也與之俱焚——殺人者終被殺！3月2日，由處決原紅十二軍第100團政委林梅汀等十七人為始，肅反狂潮迅速波及紅軍、黨和蘇維埃各級機構，以及共青團、少先隊、兒童團系統，導致地方紅軍中大部分排以上幹部，閩西蘇維埃政府三十五名執行委員和候補委員中的半數，段奮夫等一批閩西農民暴動的領導者和永定、龍岩、杭武等縣區的負責人都盡行被捕殺。閩西共青團三十多個區委幾乎全部瓦解。僅5月中旬就逮捕了“社會民主黨分子”1670人，其中700餘人被處決。被害者中大多為二十幾歲的青年，閩西肅反第一個犧牲者林梅汀被殺時，年僅二十四歲。在被害者中最小的只有十六歲。許多五花八門的罪名，諸如參加了「社民黨」的「十毫子運動」、「食煙大同盟」、「姑娘姐妹團」、「找愛團」、「膳食委員會」，都成為被處決的理由。

在一年零三個月的時間里，當時僅有100萬人口的閩西根據地，總共殺害了6352名“社會民主黨”人。閩西蘇區因此元氣大傷，黨員由八千人銳減至五千人，紅十二軍大量減員，一些地方接連發生武裝反抗事件。

由「肅社民黨」造成的空前「紅色恐怖」使閩西蘇區的黨員、幹部和群眾陷入驚恐，由蛟洋農民暴動的領導人傅伯翠控制的上杭古蛟區，成為大批紅軍幹部戰士逃避捕殺的避難所。傅伯翠曾任紅四軍四縱隊司令員和閩西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長。曾因在其家鄉古蛟區實行「共家制度」受到批評，其後，又因拒絕出席有關會議和拒不服從工作調動，在1930年10月，被指稱為「第三黨觀點」而受到留黨察看的處分。鄧發任中共閩粵贛特委書記後，在1931年2月宣布開除傅伯翠的黨籍，並派紅軍攻打上杭古蛟區，逼使傅伯翠走上擁兵反抗的道路。

1931年3月6日，閩西蘇維埃政府發布第二十三號通告，宣布傅伯翠為閩西「社民黨」首領，古蛟區為「社會民主黨巢穴」。閩西大規模的紅色恐怖已發展到動搖共產黨社會基礎的危險地步。風聲鶴唳，人人自危，根據地的社會秩序受到嚴重破壞。

這一冤案至1932年3月開始得到了基本糾正，但在半個多世紀內仍遺留了很多問題沒有得到徹底解決。長期不為「肅社黨」案平反，其根本原因乃是贛西南「打AB團」與閩西「打社黨」有極大的關聯，如果為「肅社黨」全面平反，勢必牽扯到為「打AB團」翻案，從而有損毛澤東的聲譽。

1954年，中共福建黨組織根據中共中央有關處理歷史遺留問題的意見，對在閩西肅反中被錯殺的3728人予以平反，並追認為烈士。但在閩西蘇區是否有「社黨」，「肅社黨」是不是冤案的根本問題上，則全部維持1931年的結論。直到1985年，中共福建省委在大量調查研究後才做出結論：閩西沒有「社會民主黨」，「肅社黨」運動不是「擴大化」問題，而純屬冤案。傅伯翠也得到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