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空軍生涯

作者：一直在看

9、航校歲月

關於父親的空軍經歷，不知不覺的已經寫到第九篇了，連自己都不敢相信。我真是衷心的感謝各位熱心的朋友，沒有你們的鼓勵和支持，我不可能在這個系列走的這麼遠，也不可能發掘出我所不了解的父親的另一面。寫着寫着，昨天的歷史好象就出現在眼前：父親的成長曆程印下了共和國空軍發展的痕跡，一個個逝去的、健在的、壯烈的、平凡的空軍將士們共同參與了歷史、創造了歷史。我會永遠記住這些無名英雄們。

父親從來沒有說自己是英雄，他為自己的飛行技術驕傲、他為自己經歷了多次空中險情大難不死而慶幸、他為老年無所作為而沮喪，但他從沒認為自己是英雄。他說犧牲的那些戰友們才是英雄，他說那些人犧牲的時候既沒打下飛機、也沒立功、有的連名字都沒人記得了，他很痛心。我說你放心吧，即使軍史上沒有他們的事跡，但是在他們的家人心裡，在老百姓心中，永遠有一塊地方是留給無名英雄的。

我爸說你寫寫我們的航校生活吧，空軍最早的幾批飛行員經歷的應該都差不多，會有些代表性。

於是就聊起了航校。電話里的父親有好幾次聲音好象哽住了，我不敢確定。因為印象中只有一次，也就是我出國上飛機前，平時情感從不外露的他抱起了我的女兒說：“爺爺送送你，咱們要好久見不到面了。”聲音有些哽咽，很是傷感。那情那景讓我不敢面對，至今不忍回想。人老了，期盼的東西應該並不多吧。

父親是浙江永嘉人，1948年入黨，參加了當地的游擊隊。浙江解放後，他們部隊合併到三野×軍（他記不清楚了，我查了一下，是浙江警備旅第二團第三營第七連）103師，駐扎在溫州地區。主要任務是解放浙江沿岸海島，肅清國民黨殘敵。在此期間，負了幾次傷，身上留了不少處傷疤（之前在游擊隊時也負過傷，但當時戰斗規模小，受傷規模可能也相對小些）。

1951年1月，新組建的空軍到陸軍各野戰部隊招飛行員，在父親他們部隊的幾千個士兵中挑中了15名候選人，其中就有剛滿20歲的他。當時他們在溫州的招生點呆了有一個月，一次次的審查、一批批的篩人，剩下的這15個人來到了省會杭州，進行下一輪選拔。

當時選拔飛行員除了身體條件外，政治上篩選更嚴格，要符合以下條件：一是要當過三年兵；二是要打過三次仗；三是要政治可靠（不要求一定是黨員），祖宗三代歷史清白。至於文化水平，要求並不高，會讀寫300個漢字就可以了，父親讀過五年書，硬是算文化水平比較高的兵了。

在杭州審查了半個月，又刷下來10個人，剩下的5個人被送到南京，進行第三輪選拔。

到了南京後，又送回原部隊3人，原因各異，有的是因為出身不好；還有的象父親的一個游擊隊戰友叫曾家俊的，被送走的原因居然是因為審查的人認為他沒打過仗，他從游擊隊到野戰部隊職務一直是“文書”，“文書”在野戰部隊可能的確不用上前線，但在游擊隊時，“什麼書”見到敵人都要開打。這位曾叔叔很是不忿，回部隊後到處開證明，終於在下一批被錄取為運輸機飛行員。

這時他們一起選出來的就只剩兩個人了，這兩位倖存者來到了長春飛行預科總隊。

這次是由蘇聯教官親自審查，他對我父親的各項成績非常滿意，把他錄取成為飛戰斗機的學員，至於同來的另一位候選人，被安排去學開運輸機（不是身高的原因）。

正常情況下，飛行學員應該在長春的飛行預科總隊學習半年，補補文化學學航空基本常識什麼的。但由於抗美援朝前線的戰事吃緊，我空軍損失很大，急需補充戰斗機飛行員，上級決定他們這批學員（共142人）提前進航校學習飛行業務，儘早上戰場。

當時我軍有七所航校，我父親這批去的是山西太原的四航校，是該校自1949年建校後的第三批學員，這所航校後來搬了家，目前在河北省的石家莊市。

四航校位於太原市的雙塔寺附近，使用的是原閻錫山部的一個兵營舊址，由於我軍在解放太原時在雙塔寺附近與閻錫山部有一場惡戰，所以兵營內空地上到處都是彈坑，用作學員宿舍和教室的營房也是破破爛爛。四航校建校後也蓋過學員宿舍，但當時由老學員使用，所以這批新學員到校後的第一件事就是修理營房，填補彈坑，使自己能有宿舍和教室。

按照常規的航校教程，第一年的課程是航空理論學習，但由於當時大敵當前，上級決定將一年的理論課程壓縮到一個月，充分貫徹了“在陸軍基礎上建立人民空軍”的指導思想，大大的高估了這批新學員的理論水平。

學員們被分成了一個個的小組，相當於各學員小隊，每組人數8、9個不等，我父親那個小組有9個人，都住在同一個宿舍。

航校的管理人員和教員情況大致是這樣的：蘇聯政工人員和教官占一部分；我軍管理人員和教員占一部分；原國民黨起義人員占一部分，此外汽車司機全是日本人。在這裡面，蘇聯教官的權力非常大，一個學員的淘汰與否，基本上全憑他們一句話。

理論學習使父親倍受折磨，原因如下：一是一年的教學內容壓縮成一個月，對學員來講，信息量太大，只能生吞活剝，不可能100%理解；二是每天除了理論學習，他們還要填炮彈坑、修理營房、一心二用；第三由於我父親是浙江人，到1949年以後才大量接觸到其他省份人的講的普通話，聽力還真有些困難，所以要跟上學習進度，他要付出比其他人更多的精力和時間。在這期間父親也鬧了不少笑話如：拼裝飛機模型時，有一段他老是把飛機的螺旋槳和起落架搞混，該安螺旋槳的部位伸出個起落架，飛機的肚皮下卻冒出個螺旋槳。

經過一個月的埋頭苦讀，父親居然考試合格結了業。他們小組有兩個學員在飛行理論學習過程中被淘汰了，他們宿舍剩下7個人，顯得寬敞多了。

於是就開始學習飛行，他們最先接觸的飛機是“雅克—18”。

那時航校的條件還比較簡陋，學員們的飛行裝備就是一套飛行服，連飛行帽都是全組共用一頂，誰飛行就歸誰戴。至於飛機也是一個組一架，學員們輪流飛。

每個小組專門配一個飛行教員，是中方的，當然還有其他諸如無線電等專業的教員，這些屬於公共課程，一個學員大隊配1、2個就夠了，中方教員主要任務是教學，沒有其他權力。蘇聯教員負責教學和考核，權力很大，學員的命運完全掌握在他們手裡，如果他們想淘汰一個學員，只要寫上一行字：“該學員沒有飛行前途。”這個人就得打道回府，改行干別的。

負責我父親他們組的蘇聯教官叫“邱葉夫”，是莫斯科人，當時40多歲。

父親回憶：航校中的蘇聯人，政工幹部還不錯，會跟中國學員握握手，聊聊天，但蘇聯教官們就大不相同了，很瞧不起中國人。

他們罵人，罵學員是蠢豬，馬溜子，笨蛋，什麼中國人長的跟猴子一樣„„他們打中國學員很是順手：在地面推、踢學員，一個不滿意就是一耳光；在天上，學員一個動作沒做好，蘇聯教官在後面一踩方向舵，學員一抬腿，蘇聯人就拿駕駛杆給他一下子。有的學員反應慢點，腿會被打的傷痕累累，腫了起來。可能是我父親飛的還行吧，一直到畢業，他只被打過一次。他說：“打幾下倒沒什麼，大夥都是槍林彈雨里出來的。但受不了的是他們侮辱人格，感覺他們是從心底里瞧不起中國人！”“他們從不鼓勵學員，對學員有的只是打罵。”

有學員受不了向上級反映，得到的答覆是：“你們來航校是向蘇聯老大哥學技術來的，別的什麼都別管！破壞了中蘇友誼，搞壞了國際關係，你可要負責！”於是不再有人反應。加上學習任務真是很重，除了學習飛行外，業余時間都要用在理論學習上，因為那一個月的壓縮理論，實在需要慢慢消化。學習轉移了學員們的注意力，對蘇聯人的不滿，暫時壓了下來。

終於還是有學員忍不住了。這個學員叫張文來，平時沒少挨打受罵，忍受蘇聯教官的蠻橫。一次與蘇聯教官一起飛行，可能是又挨了打，氣急之下駕駛飛機沖向地面，想與教官同歸於盡，但被蘇聯教官制止了，飛機落地之後，張文來立刻被停飛，後來被送走，去向不明。現在想想，他的結局不會太好，很有可能面臨的是軍法審判。

學習飛行“雅克—18”三個月後，學員們剛掌握飛行基本要領，勉強能飛了，這種機型的學習也就結束了，算是結了業。在這期間，我父親他們小組又有兩個學員被淘汰，宿舍里還剩下5個人，更寬敞了。

接着就開始學習飛“雅克—11”。這時我父親他們的狀況是這樣的：飛行基礎沒有打好，“雅克—18”就只能勉強飛，理論基礎很差，囫圇吞棗，飛行技術就自然不過關。“雅克—18”容易飛，這些弱點還不明顯，到硬飛“雅克—11”的時候，問題就暴露出來了。

開始飛行後不久，父親他們組的中方教員和一個學員，在一次飛行訓練時飛機失控，雙雙犧牲。教員叫劉雲禮，學員叫陳進發（父親叮囑我一定要寫出犧牲烈士的名字，請大家記住他們）。

這樣他們小組在一天之內就失去了教官、飛機和朝夕相處的室友，對剩下四個人的震撼之大，不難想象。這時在學員中間開始流傳這樣一句順口溜：“山西省、太原市、904（航校番號）飛行員死了埋在雙塔寺（飛行員犧牲後安葬於雙塔寺附近山上）。”

帶着悲痛，父親他們繼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繁重的學業中去，努力提高理論和飛行技術，爭取早日全面掌握飛行本領，去前線打仗。 過了一陣子，他們小組又有一個學員被蘇聯教官淘汰了。宿舍里只剩下三個人。

在配備了另一架飛機後，經過勤學苦練，他們的飛行技術有了明顯的提高，小組的三個學員都可以放單飛了。這個成績是在沒有固定飛行教員的情況下取得的，非常艱難。

他們飛的雅克—11飛機是前後兩個座位，一般情況下，前座是學員，教官在後面。放單飛後，為了保持平衡，使飛機更容易駕駛，要在後座上放一個沙袋，重量跟一個成人差不多，術語叫“壓座”。

單飛了一段時間後，教官認為他們組的三個學員技術水平比較穩定，開始將飛行時的沙袋換成學員了，也就是前座學員負責駕駛飛機，處理各種情況，後面的學員要象沙袋一樣，沉默不語壓座的同時，還要在心中模擬操作要領。由於一個組只有一個飛行帽，歸駕駛飛機的學員使用，壓座的那位就要借教官的飛行帽來戴。

就這樣，他們三個人白天輪流進行飛行訓練，晚上一起努力提高理論水平，沒有業余時間，沒有娛樂活動，也很少休星期天，全部的業余時間基本上都用來學習，就這樣過了兩個月。

一天，他們照例來到機場進行飛行訓練，這次輪到我父親在地面等，另兩個學員先飛，其中一個人負責駕駛，另一個“壓座”。 兩個人再也沒有返回機場，飛機失事，一起犧牲。

父親再見到他們時，已是在追悼會上。

讓我們記住他們的名字：孟起成，王德發。這兩個年輕的戰士，還沒來得及成為正式的飛行員，就為祖國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晚上回到宿舍，父親發了來到航校後的第一次呆，原來住着九個生龍活虎的小伙子的房間，現在空蕩蕩的。原來緊張的學習訓練後，幾個人還可以開開玩笑、聊聊家常，如今他一個人坐在宿舍里，咳嗽一聲都有回音。心理素質再好的人，這時也免不了情緒低落。一個20歲的年輕人，在短短幾個月裡，經歷了太多的離別和死亡。他實在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辦，飛行訓練時，連個“壓座”的搭檔都沒有。

學員大隊的裴路良政委發現了他的情緒變化，搬着自己的鋪蓋捲來到了父親的宿舍，對他說：“我那一個人住太冷清，咱們搭個伴吧！”這位可敬的政委，在父親最困難的時候，起到了一個合格的政工幹部應起的作用。

不過飛行訓練搭檔還是個問題，後來從別的組調來了一個學員叫蔣樹仁和我父親一起訓練，人也搬進了他們宿舍，但人員編制還在原來的小組。

他們倆後來成了莫逆之交，分到部隊後還和我父親分別與另一對莫逆之交結成了伴侶——就是李阿姨與我母親，這是後話。

他們倆的飛行訓練很是不容易，因為他們沒有飛機——父親他們組摔了兩架；他們沒有固定教員——犧牲了。因此蔣叔叔和我爸兩個人就象叫花子一樣，每天一早就等在停機坪旁邊，乘着別的小組學員飛行訓練的空檔，抓緊時間飛一個起落。為了一次飛行機會，要在地面等好幾小時。只要別的組教員要教點什麼，他們兩個就湊上去伸直耳朵使勁聽。

他們兩個人就這麼一種條件的下飛了將近一年，也真是一個奇蹟！1952年12月，每一個學員盼望已久的日子到了———第三期學員畢業了。

學校為他們舉行了簡單的畢業典禮。入學時的142個學員，畢業的時候還剩下一半，除犧牲的外，大部分離開的學員是被淘汰的。我父親那組減員最多，只剩下他一個人。

寫到這，我不禁感慨！看到我父親那一輩飛行員的航校經歷，有人可能會說：“當時的中國空軍素質太差，半文盲都敢開飛機，這種水平上了前線，還不是挨打挨揍。” 可事實證明，就是這麼一些半文盲，在抗美援朝前線，飛行技術進步的神速，沒讓敵人占半點便宜。他們是祖國的驕傲，是民族的脊梁。五十年後的今天，再次向他們致敬。

我們將永遠記住那些“出師未捷身先死”的烈士們，祖國的繁榮昌盛也有他們的一份努力，願他們安息。

後記：畢業後，父親和另外14個學員分到北京附近的一個航空兵師。他們聯名向空軍黨委、司令部、政治部反映了四航校蘇聯教官存在的問題，空軍領導非常重視，專門整頓了航校蘇聯教官的工作作風問題。父親他們算是為後來的學員們做了一件好事。